石井四郎(日語:いしい しろう羅馬音轉寫:?Ishii Shirō,1892年6月25日-1959年10月9日),醫學博士,男,大和族,日本中將,日本戰犯,以進行人體實驗、研制生化武器而知名,是細菌戰部隊——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即“731部隊”)的創辦者及隊長。
石井四郎出生于日本千葉縣山武郡千代田區村加茂,在24歲時考入京都大學醫學部,畢業后加入陸軍成為軍醫。1921年升為軍醫中尉。1922年,他進入東京第一衛戍病院任職,得到上司認可后在1924年以軍方委托研究生身份,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并于兩年后從研究生院畢業,被分配到京都衛戍病院任職。
在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規定禁止使用毒氣和生化武器后,石井四郎認為細菌武器投資少、殺傷力大、傳染性強,更適合日本的擴張需要,開始游說軍方成立細菌戰部隊,陸軍參謀本部逐漸接受并重視他的觀點。
1932年,石井四郎在東京軍醫學校建立了防疫研究室,1932年秋,受日本陸軍參謀部的派遣來哈爾濱市組建了“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并于次年將其擴建后改為防疫研究所。由于“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逐步控制了東北地區大地,石井四郎得到軍部的支持,在黑龍江省五常縣背蔭河鎮建立了細菌實驗場和南崗區的細菌研究所。此后,由于監獄暴動和彈藥庫爆炸等原因,石井四郎關閉并炸毀了背蔭河實驗場。1935-1939年間,石井四郎在哈爾濱平房建立了新的細菌實驗基地,名為“關東軍防疫部”,蘇德戰爭爆發后,采用“731部隊”的代稱。
“731部隊”抓捕包括但不限于中國軍民進行細菌感染、解剖生化等活體實驗,約有3000人在活著的情況下被進行人體實驗迫害致死,并策劃實施了中蒙邊界的諾門罕、中國戰場上的浙江省、常德市、浙贛等細菌戰,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及疫病流行。日本戰敗后,石井四郎用細菌戰研究資料同美國談判交易,從而免除了細菌戰爭罪責追訴。
此后,石井四郎整理從中國帶回的“731部隊”資料,繼續研究生化戰爭,據其女兒石井春海所述,晚年的石井四郎迷上了禪學。他在1959年10月9日罹患喉癌病逝于東京國立第一病院,終年67歲。
石井四郎長期鼓吹細菌戰思想,導致許多日本頂尖的醫學家轉變為恐怖分子,對日本高層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外,美國的軍事理論和行動也受到了細菌戰思想的影響,美國軍隊在抗美援朝戰爭對中朝軍隊和朝鮮人民發動了細菌戰。
石井四郎是細菌戰的始作俑者,在1931至1945年期間,“731部隊”針對中國20個省區進行了36次大規模細菌戰,致使傷寒、霍亂、鼠疫、瘧疾等疾病廣泛傳播。在戰后相當長時間里,這些傳染病仍然在中國肆虐,給中國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中國湖南文理學院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研究所教授陳致遠評價說:“日本細菌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化和狂妄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產物,而在其中,石井四郎充當了一個狂熱的倡導者、計劃者和實踐者。”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石井四郎于1892年6月25日出生在日本千葉縣山武郡千代田村,其家族是當地的大地主。其家族是當時占有千代田村一帶土地的豪族,除擁有土地外,還經營一家釀酒廠和蠶絲生意。當地農民對石井家族十分效忠,石井四郎在偽滿洲國從事細菌試驗研究時,曾利用這種“愚忠”招募了不少家鄉農民為其效力。石井四郎高大魁偉,在家中排行第四,中學時期便展現出超強記憶力,據說能在一夜之間背出整本課文,但性格上經常沉默寡言,不愿與人交流。他青少年時代就讀于千葉中學,在24歲時考入京都大學醫學部,四年后畢業志愿加入陸軍擔任軍醫,經過四個月的軍官見習后升中尉軍銜。他在1922年任職于東京第一衛戍病院,期間得到上司認可,此后在1924年以軍方委托研究生身份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血清學、細菌學、病理學和預防醫學,同年8月晉升為軍醫大尉。1927年6月,石井四郎獲得微生物學博士學位,被分配到京都衛戍病院。
鼓吹細菌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化學武器造成了巨大的傷亡,為此,世界各國于1925年6月簽署了《日內瓦議定書》,禁止在戰爭中使用毒氣和生化武器。日本代表原田豐二回國后在《軍醫團雜志》上發表了會議內容,石井四郎閱讀后認為日本有必要成立細菌戰部隊。1927年間,石井四郎頻繁往來平安京和東京之間,開始游說以細菌戰解決戰爭中的人力和武器資源不足困難,他宣傳細菌武器殺傷力大、傳染性強、死亡率高,而且投資少,是一種更先進、更適合日本擴張的武器,陸軍參謀本部逐漸接受并重視他的觀點。次年他被軍方以海外醫學考察為名派往歐、亞、非、美20多個國家,重點關注了德國的生化武器研究。1930年秋,由日本陸軍省第一干將永田鐵山大佐派遣的石井四郎從海外歸國后升為軍醫少校,擔任東京陸軍軍醫學校教官,隸屬于陸軍軍醫學校防疫部,他開始進行細菌戰的準備,并向陸軍中央推介細菌戰戰略,認為創建細菌戰部隊刻不容緩。
建立細菌戰機構
日本防疫研究所
1932年,石井四郎發明了“石井式濾水器”,并獲準作為野戰濾水器,他以濾水器的供應和運作為中心,以防疫給水部的名義申請預算和編制以期成立細菌戰部隊。此后在他的不斷鼓吹之下,同年8月,時任東京陸軍軍醫學校教官兼東京近衛師團軍醫部長的小泉親彥,支持石井四郎在軍醫學校建立了防疫研究室。次年,日本軍部對細菌戰的研究認可,擴建研究室并改稱防疫研究所,此后,來自京都帝國大學和東京大學的醫學專家聚集在此,此處成為日本細菌戰研究的國內基地。
哈爾濱背蔭河“加茂部隊”
石井四郎提出細菌戰研究分為“A(攻擊)研究”和“B(防疫)研究”兩類,其中B研究可在日本本土進行,而A研究需要在日本之外進行以確保機密性和獲得充足的試驗材料。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逐步控制了超過其國土面積數倍的東北地區大地。此后兩年間,石井四郎在日本軍部的支持下在今黑龍江省五常市背蔭河鎮建立細菌實驗場,并在南崗區的日軍陸軍醫院南院設立細菌研究所,兩者構成“關東軍防疫班”,秘密稱為“加茂部隊”或“東鄉部隊”。
1933-1934年間,“加茂部隊”大量抓捕抗日人員、政治犯或是無辜的平民,用于霍亂、鼠疫、毒性、電氣、凍傷等活體實驗。此后,由于細菌實驗場發生監獄暴動及彈藥庫爆炸等原因,石井四郎在1934年秋冬關閉并炸毀背蔭河實驗場,將相關人員及設備遷往哈爾濱市南崗的陸軍醫院繼續研究。
平房“731部隊”
1935至1939年間,石井四郎于哈爾濱南郊20公里的平房地區建立新的細菌實驗基地,原“加茂部隊”全部遷至此地。該基地后被正式編入日本軍隊序列,命名為“關東軍防疫部”,表面以“防疫醫學”為名義,實際開展細菌戰相關研究。石井四郎領導的731部隊在規模巔峰時期達到4500人,因石井四郎擔任隊長內部又稱“石井部隊”。
1938年6月關東軍設立平房為特別軍事區域,分為甲、乙兩區,甲區是特別控制的無人區,乙區則為一般控制區,特別軍事區域有空中和陸地防衛系統,空中禁飛,陸上有三道防線。平房站鐵路線被稱為“60里地國境線”,火車路過時需掛窗簾。此外,平房地區還建有各種實驗室、監獄、機場、家屬區、教育區、娛樂區和少年隊宿舍等設施。
為掩蓋細菌部隊實質,1940年“石井部隊”對外更名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石井四郎被派至中國各日軍占領區、成立各派遣軍的防疫給水部隊支部,以擴大細菌戰的規模,共在哈爾濱市平房設立了“本部八部”,在中蘇邊界等地設立了“4個支隊”和一個“研究所”。次年蘇德戰爭爆發,“石井部隊”平房本部開始采用“731部隊”的代稱。
進行活體實驗
1938年1月,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規定對“反日分子”等進行“特殊輸送”,不經審訊直接送往“石井部隊”進行多種活體實驗,包括細菌實驗(包含鼠疫、傷寒、副傷寒、霍亂、炭疽病等數十種細菌)、凍傷實驗、毒氣實驗、解剖觀察以及生化武器性能實驗。石井四郎主導設計并實施了大量違反人道原則的實驗,包括未實施麻醉的活體解剖;實驗受害者群體涵蓋中國軍民、朝鮮人及蘇聯戰俘等。此外,活人還會被置于極端環境下,接受高壓電刺激,進行器官移植手術,放血致死,及被注入馬的血液和尿液等。
發動細菌戰
諾門罕細菌戰
1939年的諾門罕之戰中,石井四郎領導的“關東軍防疫部”首次實施了細菌戰,他們制定了計劃并組織了“敢死隊”等部隊,通過污染水源等方式對蘇蒙軍隊進行了多次細菌攻擊,目前沒有資料表明其對蘇蒙軍隊造成了重大危害。此外,細菌攻擊也導致“石井部隊”自身的嚴重傷亡,并對日軍的一些常規部隊造成了感染。盡管日軍在諾門罕之戰中失利,但是石井四郎卻獲得了日軍官方表彰。
浙江細菌戰
由于諾門罕細菌戰中日軍主要通過派遣人工深入敵區投放細菌,結果造成細菌部隊人員損失過半且攻擊效果欠佳。為了試驗運用飛機釋放細菌的可能性,“石井部隊”于1940年在浙江省發動細菌戰,通過飛機投撒鼠疫跳蚤,引起衢縣、寧波市鼠疫流行,此后“鼠疫跳蚤”成為日軍的生化武器。
常德細菌戰
浙江細菌戰后,日軍發現鼠疫跳蚤有大規模殺傷效果,但需要改進和確認其殺傷性能。1941年6月,石井四郎由東京回來后,在召集本部各部長會議上說,他向日軍參謀本部報告了731部隊已研究好了用染有鼠疫桿菌的跳蚤為細菌武器的方法,并說這方面所達到的成績,可以大規模地實際用于戰爭目的。1941年春,石井細菌部隊按照關東軍司令部下達的命令,派出第二批遠征隊,由第二部隊長太田澄大佐帶領,開始時為60人,后增加到100余人,其中有30名細菌學專家。1941年9月,為準備有效的細菌武器,日軍選在湖南常德實施一次專門的鼠疫跳蚤細菌攻擊戰,731部隊的“遠征隊”和其他部隊聯合實施了這場細菌戰。此次戰爭日軍確認“鼠疫跳蚤”為其首選生化武器,開始大規模生產并計劃在各處實施鼠疫攻擊。
浙贛細菌戰
1942年4月美國通過中國距日本最近的浙贛第3戰區內的飛機場,對日本本土實施遠程轟炸。隨后日本發動“浙贛作戰”,為了有效地封閉機場,日軍運用細菌戰與地面進攻相結合,進行大規模的地面撒布細菌實戰攻擊,此舉導致浙贛地區多種疫病大規模流行,同時造成了大量日軍士兵的感染。
撤職與復職
1942年8月,石井四郎被撤銷“731部隊”隊長職務后,調到南京任第一軍的軍醫部長,次年8月調到東京陸軍軍醫學校任教官,繼續研究細菌武器和策劃細菌戰。1945年3月1日,日軍中央決定準備大規模動用細菌戰,不顧國際輿論和美軍報復,重新任命石井四郎為“731部隊”隊長并晉升其為軍醫中將。石井四郎以鼠疫作為細菌武器,并在中國東北大量捕捉老鼠、生產鼠疫菌以及利用跳蚤傳播鼠疫。他還策劃了“夜櫻作戰”,計劃由“731部隊”成員搭乘潛艇在美國太平洋西海岸軍港發動細菌戰,該行動預定于9月22日執行,后由于此日期前日本已戰敗投降,這一計劃流產。
銷毀資料
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細菌武器與化學武器。1945年8月,石井四郎遵照日軍特別命令,組織銷毀“731部隊”相關資料、炸毀建筑并清除細菌戰及活人實驗痕跡。日軍將剩余“馬路大”殺害后,焚燒尸體并將骨灰投入松花江。石井四郎還乘坐飛機在731部隊上空盤旋,從上往下對爆破毀壞的研究設施進行拍攝。日本人走得匆匆忙忙,本想徹底破壞,但由于規模巨大且設施過于堅固,一些建筑沒有徹底銷毀,兩根煙囪依然矗立著,沒有來得及炸毀。此后,石井四郎攜帶核心機密資料乘專機返回日本,其余“731部隊”成員于8月中下旬陸續返回日本。在部隊解散時,隊員們曾接到命令:隱匿在731部隊的工作履歷,不要擔任任何公職,嚴禁隊員相互聯系。
與美交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國軍隊已得知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并派遣專家調查撰寫“731部隊”研究報告。石井四郎返回日本后,通過舉辦虛假葬禮(以空棺下葬偽裝死亡)的方式躲藏,隨后化名隱居東京新宿,開設診所偽裝為普通醫生。被美軍找到后,其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召開前與美軍進行了談判。1946年1月17日,美軍對石井四郎進行第一次審訊,石井四郎承認進行普通預防醫學和野外實驗的研究,但否認進行細菌戰計劃、細菌戰實戰、人體實驗以及與海軍等其他部隊在此方面的合作研究。最終,美國為獲取細菌戰相關資料(石井四郎向美國提交的細菌實驗資料包含8000張病理玻片、1500頁實驗報告等),與石井四郎達成協議,未同意國際檢察局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蘇聯代表提出的提訊和引渡石井四郎的要求。
晚年行蹤
石井四郎在1947年后的行蹤,存在多種說法。臺灣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日裔教授藤井志津枝(中文名傅琪貽)在《731部隊——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一書中寫到,石井四郎得到了一處原日本海軍宿舍改造的美國軍隊士兵娛樂設施(即妓院),在那里靠女性賣淫維生,實際上他在里面整理從中國帶回的“731部隊”資料,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受美軍命令協助研究生化武器。英國記者、二戰戰史研究專家威廉斯和阿爾弗雷德·華萊士在《罪惡魔窟——731細菌部隊最新揭秘》一書中寫到,石井四郎在1950年至1952年期間多次前往美國,此外,他還在日本軍醫學校遺址上建立了一個名為“東京營養研究中心”的機構,繼續研究生化戰爭。據石井四郎的女兒石井春海所述,晚年的石井四郎迷上了禪學,經常到自家附近的月桂寺聽禪,向僧侶請教修禪。1958年8月17日,石井四郎最后一次出現在“731部隊”成員的聚會上,并發表了告別演說。同年,石井四郎因罹患喉癌入住東京國立第一病院,于次年10月8日下午三點去世。他被葬于妻子荒木清子和長子石井誠一在月桂寺的墓地,法名為“忠誠院殿博學大居士”。
發明專利
石井式濾水器
1932年,石井四郎研制出軍用野戰防疫濾水器,可過濾野外污水,使之排除細菌達到安全飲用的標準,此后成為日軍全軍配置的防疫新式武器,被稱為“石井式濾水器”,其專利號:106104號。
石井式細菌培養箱
1932年,石井四郎發明了便攜式軍用微生物制劑培養箱,被稱為“石井式細菌培養箱”,其專利號:100615號。
相關爭議
1942年8月,石井四郎被撤銷“731部隊”隊長職務,傳統觀點認為是因為他貪污瀆職,根據中國湖南文理學院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研究所教授陳致遠等人的考證,該說法最早出現于日本作家森村誠一的《惡魔的飽食》。森村誠一采訪了若干名不愿具名的前“731部隊”成員,這些成員的說法成為在“731部隊”研究上公認的說法。
不過,陳致遠等人認為石井四郎被解職更與日本調整細菌戰整體戰略以及石井四郎個人有關。日軍中央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策,有以下數種原因:日軍中央早已對石井四郎在731部隊的絕對權力不滿;石井四郎自視“731部隊”為特殊單位,對日軍中央的命令時有對抗,要求過多預算;在浙江省和常德市的細菌戰取得部分成功后,石井四郎在“浙贛會戰”前還向上級機關要求更多權力;1942年6月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曾警告日本,若繼續使用生化武器將遭其報復;石井四郎策劃的細菌戰雖造成中國平民的傷害,但對中國軍隊的成效不高,令日軍中央感到不滿;“浙贛細菌戰”使日軍有1萬人染疫、1700人死亡。最終,這些原因導致石井四郎被解除“731部隊”隊長職務,由北野政次繼任。
影響與評價
細菌戰理論的影響與評價
石井四郎長期鼓吹細菌戰的思想,導致許多日本頂尖的醫學家對其崇拜,從而轉變為世界上危險的恐怖分子。前日本陸軍醫生湯淺謙曾說:“對我們而言,石井就像神一樣。那時候,我們認為他所說的一切,對我們國家贏得戰爭來說,都是必要的。”
同時,細菌戰理論也對日本高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根據《軍事外科組雜志》的記載,石井四郎于1939年在陸軍部大禮堂以《在最近中日事件中前線的健康及衛生實際情形》為題,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演講。此次講演吸引了日軍陸軍部與參謀本部的所有官員,大禮堂座無虛席。據雜志所述,“皇太子千千部擺開他的忙碌的軍務,親臨會場,悉心傾聽講演。”
此外,美國的軍事理論和行動也受到了細菌戰思想的影響。在日軍對中國實施細菌攻擊的事實被揭露后,美國開始關注生化武器,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國陸軍加快了細菌武器的研究,采取了各種手段搜集情報。美國在占領日本后,通過與石井四郎的交易,掌握了日本細菌戰部隊大量的研究資料。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美國在日本的細菌戰基地利用石井四郎等人的細菌戰理論和技術經驗,對中朝軍隊和朝鮮人民發動了細菌戰。
英國《泰晤士報》在1952年3月20日發表的文章《細菌戰》中寫道: “對西方人民來說,整個可怕的事件提醒人們,這場戰爭仍然直接和間接造成了人類的苦難,而戰爭只有在板門店的停戰談判最終取得成功時才能結束。”
細菌戰實踐的影響與評價
石井四郎是細菌戰的始作俑者,他主張“軍事醫學不僅是治療和預防,真正軍事醫學的目的在于進攻”的理論,專注于細菌武器的研制。在平房期間,“731部”隊進行的細菌實驗,導致3000多人死亡,在1931至1945年期間,“731部隊”針對中國20個省區進行了36次大規模細菌戰,致使傷寒、霍亂、鼠疫、瘧疾等疾病廣泛傳播。這些災難不僅在戰時對中國造成了傷害,而且在戰后相當長時間里,這些傳染病仍然在中國肆虐,給中國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中國湖南文理學院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研究所教授陳致遠評價說:“日本細菌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化和狂妄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產物,而在其中,石井四郎充當了一個狂熱的倡導者、計劃者和實踐者。”
日本細菌戰理論家增田知貞于 1942 年在《細菌戰》一文中指出:“細菌戰不僅能用于殺死敵方的軍人,而且能夠摧毀敵方領地內的所有生物,包括老百姓、牲畜、家禽、谷物和蔬菜。”他強調,細菌武器的特征之一是可以給敵國造成“經濟損失”。
與美交易的影響與評價
根據波茨坦公告,1946年2月,在東京成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國際檢察局對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然而,由于石井四郎提出拿細菌戰秘密檔案作為交換條件,美國對日本細菌戰戰犯進行了保護,石井四郎和少數與細菌戰相關的人員被免責。不久之后,蘇聯在莫斯科公開出版了《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它的公布在全世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并成為查證“731部隊”進行細菌戰活動的重要開端。“731部隊”在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細菌戰實驗,隨后在戰場上使用細菌武器,殺害了大量的中國人民。然而,這些罪行在戰后沒有得到清算,而是被免責,這一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造成了受害國人民的痛苦。
美國歷史學家謝爾頓·哈里斯曾評論:“與從石井及其他日本細菌戰專家那里獲得的資料的價值相比,美國在榮譽和國格上付出了極高的代價。”?
新西蘭奧塔戈大學聶精保教授在《美國掩蓋日本戰時醫學暴行:國家利益為名的共謀以及對當代行動的兩項建議》 一文中寫道:“從道德和法律的角度來看,美國掩蓋真相的主要動機不是為了幫助日本犯罪者逃脫司法制裁,而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對美國當局來說,為了美國的整體利益,釋放應該‘被起訴的戰犯’,這種代價顯然是可以接受的。”
家族成員
相關紀錄片
2017年8月13日,日本放送協會(NHK)播放紀錄片《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者與人體實驗》,首次公布了“731部隊”認罪的錄音資料,并指責石井四郎及多名日本醫學界權威專家涉入了“731部隊”人體實驗。
參考資料 >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最高負責人——石井四郎.抗日戰爭紀念網.2024-12-29
德堡“病毒暗史”:與惡魔“731部隊”的交易.南海網.2024-12-29
起底惡魔石井四郎!.新華網微信公眾平臺.2024-12-29
Shiro Ishii and the Dark Legacy of Japan’s Unit 731.War History Online.2024-12-29
殺人狂魔石井四郎簡介.抗日戰爭紀念網.2025-08-21
世界最喪心病狂邪惡帝國 第一名天理難容.搜狐網.2025-06-29
惡魔的證據:侵華日軍731部隊歷史罪證挖掘記.中國軍網.2025-12-02
NHK紀錄片《731部隊的真相 精英醫學研究者和人體實驗 2017》中日文雙語中字 .豆瓣.2023-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