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亦作衣冠南度，出自唐朝史學家劉知幾《史通·邑里》，原指西晉末年“永嘉之亂”時期，晉元帝司馬睿建都建業，中原士族相繼南渡的事件。后衣冠南渡逐漸演化為熟典，代指縉紳、士大夫等避亂南方并落地生根的事件。衣冠南渡既是一個固定詞組，也是多個歷史事件，已經成為常用典故，用來形容歷代北方戰亂時中原士庶、政權及中原文明大規模南遷的現象。
中國歷史上有三次“衣冠南渡”的現象，第一次“衣冠南渡”是西晉末年，連年戰爭加上自然災害導致“永嘉之亂”，司馬睿建立東晉后，出現了大規模的南逃浪潮。士庶百姓分別沿著邗[hán]溝、淮河東南向的支流、漢水及金牛道（南棧道）遷移至南方地區，通過“僑州郡縣”行政機構登記，入“白籍”，不負擔國家賦役，在當地繁衍生息。第二次“衣冠南渡”是唐朝中晚期，安史之亂，李隆基率宗室百官逃入成都市，士庶百姓紛紛逃入南方地區；北方百姓分別沿著大運河、漢江、白龍江等水路，以及“從洛陽市途經蔡陽、壽春、廬州”“從荊門市途經江漢平原”“從棗陽市、隨州市途經江漢”“從陜南漢中盆地途經大巴山脈”等陸路南下，直接編入當地州縣的戶籍，由地方政府統一管理。第三次“衣冠南渡”是北宋末年，金軍攻伐宋朝，導致“靖康之變”，北方的百姓紛紛向南遷徙。他們分別沿著長江的水路，或者“由南洛河南途經湖北”“翻越秦嶺、自東溯漢水谷地”等陸路南下。北方移民剛開始以流寓的身份居住在南方地區，后來通過確定北方移民的財產和劃分戶等的方式入籍。
“衣冠南渡”促使南方人口大大增加，為南方帶來了勞動力、先進的生產工具和先進的生產方式，促使南方的農業和手工業發展，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繁榮；政權的歷次南遷為南方帶去了先進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大量的權貴及名人雅士進入南方，提升了南方的文化水平，使北方和南方彼此迥異的異質文化得以充分交流，促進了南北的融合；大型民族戰爭，以最強制的方式推動了民族融合。
典故出處
典故原義
“衣冠南渡”最早出自于唐朝史學家劉知幾所著的史學理論書籍《史通·邑里》：“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陽市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原來特指的是晉朝末年，政治腐敗，皇族內部爭奪政權，爆發“八王之亂”，少數民族政權趁勢崛起，連年戰爭，民不聊生，導致“永嘉之亂”，西晉滅亡后，司馬睿司馬睿建都建業（后改名為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中原士族、庶民百姓相隨南逃的事件。
典故演化
“衣冠”本指衣服帽子等用以遮體之物，古代“士”以上階層的人能戴冠，后來，衣冠逐漸成為特指“士”以上階層的服飾。魏晉時期，權貴及名人雅士多以“峨冠博帶”為裝束，以突顯自己的學識與地位。“衣冠”一詞也被用以代稱中原文明。“衣冠南渡”后來演化成為歷代北方戰亂時，中原士庶、政權及中原文明大規模南遷的成語典故。如“安史之亂”時，唐朝詩人杜甫看到中原人民顛沛流離，在《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中寫道：“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逃奔”；宋朝詩人陸游在《論選用西北士大夫札子》寫道：“臣伏睹至今，雖中原未復，然往昔衣冠南渡，蓋亦眾矣。”伴隨著戰亂、政局動亂、人口及政權所在地變遷等背景，歷史上有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除了西晉末年（永嘉南渡）第一次“衣冠南渡”之外，還有唐朝（唐衣冠南渡）“安史之亂”后的“衣冠南渡”，以及北宋末年（建炎南渡）“靖康之變”后的“衣冠南渡”。其中，史學界亦有只認可西晉末與北宋末這兩次為“衣冠南渡”（也有歷史研究者三者皆稱），但在文學應用上，三次都冠以“衣冠南渡”者比比皆是。
永嘉之亂，衣冠南渡
事件背景
“永嘉之亂，衣冠南渡”也稱“永嘉南渡”，晉朝末年，政治腐敗，皇族間爭奪政權，爆發“八王之亂”，各方連年廝殺，完全摧毀了西晉王朝的統治秩序，使得中原實力消耗殆盡。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數民族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君主制政權，史稱“五胡亂華”，其中漢趙政權趁勢崛起，向西晉王朝發難，西晉王朝守軍毫無抵抗之力，漢趙軍隊占據西晉城池，俘殺晉懷、二帝，瘋狂屠殺擄掠中原地區的百姓，太子、隨軍諸大臣、宗室、將士多達十多萬人也相繼罹難，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爆發了嚴重的自然災害，旱、澇、蟲災頻頻發生，流民起義不斷，百姓流離失所，民不聊生，史稱“五胡亂華”。隨著西晉王朝的滅亡，司馬睿建立東晉后，為避免死于屠掠之下，漢族統治階級如貴族、官僚、地主紛紛選擇南下，大量的宗族、部曲、附庸、奴仆人口以及廣大庶民百姓也開始了南逃浪潮。
事件經過
在“永嘉南渡”中，士庶百姓主要分布于今山東省、河南省、河北、山西、陜西、甘肅省、淮北市地區，主要南遷的路線分別為東、中、西三線。在東線，北方的士庶百姓沿著邗（hán）溝和淮河流域東南向的支流，向東南方向遷移至今江蘇揚州及長江南岸的南京、鎮江、常州一帶；在中線，部分來自關中和洛陽一帶的居民沿漢江南下，進入今陜西漢中和湖北襄樊一帶；在西線，關中士庶百姓沿著陸路從金牛道（南棧道）進入四川省。
事件結果
為了安置龐大的南遷人口，東晉南朝政府在南方地區建立了與其故地名稱相同的僑州、僑郡、僑縣等行政機構，稱為“僑州郡縣”。據史料記載，東晉南朝政府在長江中下游、漢水兩岸的一些軍事要地周圍，一共設置了十個僑州，分別是“司、雍、秦、充、徐、冀、青、幽、并、豫”，每個僑州下轄若干個僑郡和僑縣，北方流民在這種僑立的地方機構登記，稱為“僑人”，僑人的戶籍為“白籍”，不算正式戶籍，入白籍者不負擔國家賦役。剛開始，東晉南朝政府有意北伐收復故土，這些南下的流民便是穩定的兵源，南下的流民多數也想返回故里，所以他們和原來的江南土著百姓雜處，又彼此相互混居，卻分屬于不同的機構管理。然而，東晉北伐多次失敗，流民重返絕望，居住日久，上層僑人已多占有田園別墅，下層僑人一部分淪為部曲、佃客、奴婢等，一部分通過開荒或其他手段取得少量土地，成為自耕農民，在當地繁衍生息。
事件影響
門閥士族的重家輕國思想
“永嘉之亂”后，司馬睿依賴北方、江南的門閥士族以及一部分流民統帥的軍事力量建立了東晉，從此，門閥士族便架空皇權，晉元帝和司馬昱甚至一度向王敦、桓溫禪位。門閥士族以家族血緣關系和地域關系結合，他們擁有雄厚的政治資本及軍事實力。然而，清代史學家趙翼認為六朝時期江南士族們就只有王導、謝安等少數人保家衛國，剩下的門閥士族則秉承著重家輕國的思想，他們習慣于見風使舵朝三暮四，朝代的更換不影響他們的政治地位，他們沒有忠君愛國的感情，也沒有人把國家與人民利益放在心中，都是以家族利益為重，朝為魏臣夕為晉臣，朝視劉宋夕觀南齊反復無常。
江南由尚武變為崇文
在東晉之前，吳越雖歷經滄桑但一直有著尚武的民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吳越的君主都好勇，所以那里的百姓都喜歡用劍，不把人命當一回事。然而，“永嘉之亂，衣冠南渡”之后，一大批好學玄學的北方名士隨司馬睿來到江南，玄學一度成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南方士族于是尊崇洛陽市遺風，以學洛陽官話為榮，并成為吹噓其身份的一種方式，重視玄理成為江南名士流行的風氣，江南民風則不斷疲軟。歷史學者曹文柱認為，六朝時期江南地區的社會風氣，有一個從好勇到儒弱的變化過程，而這個過程從東晉開始，在南梁時完成。東晉末年孫恩盧循叛亂之時，不敢使用吳越地區的兵士做先鋒部隊，公開說吳越人不善于打仗，到齊梁之時社會上下彌漫著文弱之風。
安史之亂，衣冠南渡
事件背景
“安史之亂”發生在唐中晚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在募兵制下，被招募的兵士長期聽從某一個固定長官的統帥，逐漸形成了將帥專兵的局面，地方節度使不僅握有軍事大權，還攫取了財政及民政大權，成為了強大的地方割據勢力。李隆基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范陽、河東、平盧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擁軍15萬，在范陽發生叛亂，先后攻克洛陽市、潼關縣，逼近京師長安，唐玄宗慌忙中率宗室百官逃入成都市，長安陷落。“安史之亂”對唐朝社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叛軍所過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協助唐朝平叛的回紇汗國士兵軍紀極差，收復洛陽后更是縱兵掠奪，殺人放火，種種暴行駭人聽聞。戰亂使得北方人口大量外遷，南方地區因為戰事較短，社會相對穩定，成為北方士庶百姓逃避戰禍的首選之地。
事件經過
“安史之亂”掀起了中國第二次“衣冠南渡”的大浪潮，北方百姓主要南遷路線分為東、中、西三條路線。東線，又分為水路和陸路，從水路，流民依靠大運河來到南方；從陸路，流民從洛陽到蔡陽（今河南汝南縣），經過壽春、廬州（今安徽合肥）抵達長江北岸，進入江西省。中線，來自關中和中原的北方百姓，以襄陽為匯聚點，同樣分水路和陸路南下。從水路，沿漢水而下，進入江漢平原，到漢口后或沿江繼續東進，或逆流而上到湖南省岳陽進入洞庭湖，再逆湘江而上深入湖南各地；從陸路，流民或者經過荊門進入江漢平原，再由江陵渡江沿洞庭湖西岸深入湖南；或者經過棗陽、隨州到江漢，并東下鄂東。西線，是來自陜、甘西北百姓的南遷通道，或者從陜南漢中盆地經過大巴山的一些隘口進入巴蜀；或者沿著甘肅東南部的白龍江進入蜀地。
事件結果
江南、四川省、江西省、福建省是接受北方流民最多的地區，兩湖地區也接受了相當數量的北方流民，淮南和荊襄地區作為南北交界地帶，成為北方流民南遷的過渡地帶，吸引的流民也很多，嶺南地區首次接受了大批來自北方的戰爭流民。這些流民成份復雜，有達官貴族、衣冠之士、軍人，但底層民眾為主體，進入南方地區后，直接編入當地州縣的戶籍，由地方政府統一管理。
靖康之亂，衣冠南渡
事件背景
“靖康之亂，衣冠南渡”始于北宋末年金兵攻伐宋朝的戰爭，到靖康之亂時達到高潮，南宋后仍然持續。北宋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朝開始大舉攻宋，沿途官軍大多棄城而走，百姓也紛紛開始逃亡，山西省境內的官民，州縣皆空。趙桓靖康之變元年（公元1126年），金軍分東、西兩路大舉南下，攻破北宋首都東京汴梁，并于次年擄徽、欽二帝及后妃、宗室、官員共3000多人北撤，金軍渡過黃河，汴梁陷落，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變”。南宋高宗趙構在商丘市即位后，宋金戰爭仍然持續，宋軍節節敗退，黃河流域的百姓流離失所，山東省、京西、淮南、南陽市、許昌市、商丘市等地，千里無雞鳴，斗米漲至數千，易子相食，為了求生，北方的百姓紛紛向南遷徙，此次南渡因發生在1127年（即趙構建炎元年、靖康二年），故也稱建炎南渡。
事件經過
“靖康之亂”掀起了中國第三次“衣冠南渡”的大浪潮，北方百姓南遷共有三條路線，一是中線，南向由洛河南進入湖北，再進入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二是東線，從淮北市入淮南市，渡長江，進入江南、安徽南部，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三是西線，翻越秦嶺，自東溯漢水谷地，再翻越大巴山脈進入四川省，或者經長江水路從川東進入四川。
事件結果
“靖康之變”后南遷移民的分布范圍更廣，江南、江西、福建成為吸收流民的主要分布地區，而兩湖、嶺南地區也吸收了大量的流民。趙構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年以前，局勢不夠穩定，北方移民沒有辦法入籍，只能以流寓的身份居住在南方地區；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七月十八日，戶部下文件，開始通過確定北方移民的財產和劃分戶等的方式讓北方移民入籍。
歷史影響
促使南方繁榮
南方人口增加
但凡是歷史上的“衣冠南渡”，因為北方人民大批南下，都會使南方人口大大增加。東晉初期人口約1050萬，末期則有1600萬至1700萬之多，到劉宋時期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總數達到了官方戶口登記數的一倍以上。唐安史之亂期間，士庶百姓又掀起了南遷的移民潮，蘇州治所的吳縣（今蘇州市）是江南人口較多的望縣，到李亨上元年間，其人口的三分之一來自于南遷的士庶百姓；靠近河南省的荊襄地區人口數量大增，相較初時有十倍之多；安史之亂結束時，大約有250萬移民定居南方。從靖康之變到趙構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兩浙路、江西路、江東路、建康府、淮東路、淮南西路、京西南路、湖北路等地的移民及后裔達到了145.3萬戶，按照每戶5口計算，約有726萬人，估計其中的二分之一的人是始遷者，還有遷入四川、湖南、福建、嶺南等地的移民以及26.4萬左右的軍人，在紹興和約簽訂前估計有500萬左右的北方移民遷入并定居在南方。
南方生產技術增強
在農業上，北人南遷為南方帶來了勞動力、生產工具和先進的生產方式。如水稻插秧與稻麥復種兩項先進技術，結束了江南地區火耕水的粗放農業，使江南實現了精耕細作，深耕熟耘，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南方糧食產量不斷提高，有效地增加了社會財富。在手工業上，南遷使得大量北方手工業者涌入南方廣大地區，使南方的手工業水平大大提高。
南方經濟更繁榮
在商業和經濟上，因為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大量閑置土地得到開發，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繁榮，南方的經濟水平自晉始到唐宋逐漸超越北方，其中江南地區作為南宋的統治中心區域取代中原成為新的經濟中心。南宋初年，朝廷調整了商業政策，增加商稅，加強禁榷，發行紙幣。加之開放海禁，發展造船與航海技術，海上貿易空前繁榮，出現了“國家根本，仰給東南”的局面。正如錢穆所說，南宋的疆域，僅占北宋的一半，但南宋的賦稅收入，卻超過了北宋時期的最高收入。
南方成為文化政治中心
“衣冠南渡”時，大量的權貴及名人雅士進入南方，提升了南方的文化水平，促進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提升了南方原住民的知識水平與文化修養，使得戰亂后的南方成為文化中心。政權的歷次南遷為南方帶去了先進的政治與法律制度，永嘉南遷，自東晉到南梁，基本上沿用北方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南渡后的南宋依然承繼北宋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在吸取唐亡教訓之上，實行“強干弱枝”的政策，在中央地方權力、官僚機構、司法、軍權等方面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為維護國家內部統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國內環境。
促使南北融合
歷史上的三次大規模“衣冠南渡”，使北方和南方原本彼此迥異的異質文化得以充分交流，在文化交融中豐富和發展了華夏文明。在東晉以前，長江流域在人口、技術和文化等方面相對滯后，然而，西晉末年的第一次“衣冠南渡”，使這種情況得到了改變，經過東晉長達百年的經營，到南北朝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已經遠遠超過黃河流域，成為了支撐中國經濟的核心。隋朝京杭大運河的開通，將長江和黃河兩大流域連接起來，進一步促進了南北兩大經濟中心的交融和互動，共同促進了國家經濟的長足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南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實力逐漸增強，成為中國經濟與文化的中心。從秦漢到南宋時期，江南地區與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主要為中原影響江南；而到了明清時期，情況卻有了反轉，成為了江南影響中原，南北的融合與互促推動了華族的凝聚和統一。
促使民族融合
在中國，自古就有“夷夏觀念”，華夏文明一方面對周邊的“夷狄”存有心理優勢，另一方面又對他們滿懷戒心。中國各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邊疆地區和山區，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很少與中原王朝有溝通和交流。然而，一旦發起戰爭，少數民族政權或者占領中原王朝的地盤，或者擄掠中原王朝的人口和資源，都會促進相互間的了解和融合。衣冠南渡時的大型民族戰爭，可以視作以最強制的方式推動文化傳播與民族融合。在殘酷的民族戰爭之后，給予了當時的少數民族政權“沉浸式”學習、吸收和融入華夏文明的機會。如拓跋宏的改革，孝文帝要求臣民不論胡漢、尊卑，都要行漢禮、穿漢服、說漢話、改漢姓，甚至為了更方便學習漢族文化，強行將都城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至洛陽。孝文帝的種種舉措讓原本似乎是歷史悲劇的“衣冠南渡”變成了進取開拓、融匯胡漢的“衣冠南北”，促進了民族融合的進程。
相關名勝
九日山坐落在南安市境內豐州鎮西面，距泉州市市區7公里處的晉江北岸，由東西北三峰環抱而成，其形如鉗。青巒疊嶂，高在百米左右，巖石崢嶸。晉代中原移民衣冠南渡后，聚居晉江兩岸，逢重陽節，登山懷鄉，遙望中原，由于重陽節是九月初九，這座山就被命名為“九日山”。九日山上曾有晉松，為晉朝衣冠南渡時所栽種，共百余棵，《新唐書·秦系傳》云：“九日山大松百余章，俗傳東晉時所植。”南宋僅存其一，宋王十朋詩云：“孤山陳柏已物化，九日晉松猶后生。”可惜的是，至清朝順治，最后一棵晉松最終為臺風撕拔，就此消失。
相關評價
天寶史學家杜佑在所著《通典》里評價“衣冠南渡”的現象：“永嘉以后，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
近代歷史學家呂思勉曾評價：“斯時代之大事，尤莫如南北意見之漸見融和。”
文藝影視
相關詩詞
五言詩
七言詩
詞
相關影視
參考資料 >
“海絲”祈風九日山.參考網.2023-09-11
九日山隱逸文化探微（下）.百家號－泉州網.2023-09-11
亂世妖后 (1998).豆瓣電影.2023-09-16
精忠岳飛 (2013).豆瓣電影.2023-09-14
大唐榮耀 (2017).豆瓣電影.2023-09-16
大唐榮耀2 (2017).豆瓣電影.2023-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