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家是諸子百家之一，盛行于戰國末期到漢初，因漢代《論六家要旨》《漢書·藝文志》的分類而得名。其創始人是齊國人鄒衍，核心內容為“陰陽五行”，亦稱“陰陽五行家”，重要文獻包括《鄒子》《鄒奭子》。陰陽學說是中華民族重要的哲學思想之一。
關于陰陽家的起源，《漢書·藝文志》稱陰陽家源于古代羲和之官，除此之外亦有方士說、儒家說等。陰陽家在戰國末期廣受統治階級推崇，鄒衍及其學說的傳人鄒奭被時人稱為“談天衍，雕龍奭”。漢代以后，陰陽家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流派逐漸消失，其陰陽五行思想被儒家與道家進一步發展吸收。
陰陽家的哲學思想主要包括“陰陽說”和“五行說”，并延伸出五德終始說、大小九州說等。戰國時期陰陽家文獻，《漢書·藝文志》著錄名家著作一百多家，將陰陽家列入“九流十家”，并稱其“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陰陽家學說具有一定的科學精神與辯證色彩，其對宇宙自然規律的探究蘊含著中國科學的萌芽。在思想政治領域，經由陰陽家發展的陰陽五行思想構筑了漢代以后的政治思維模式，對儒、道思想亦有深遠影響。但是，陰陽學說在漢代以后統一助長了迷信思想的盛行，抑制了學術自由的發展。
名稱
先秦時期并沒有“陰陽家”的具體名稱，后人所謂某家之說，在當時則是稱呼學者為某子或直呼其名。“陰陽家”的名稱在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被作為六家之一首次提及：“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后《漢書·藝文志》將其算作九流十家之一，“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陰陽家同時亦被稱為陰陽五行家。
誕生背景
歷史背景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諸子百家思想學說包括陰陽家擁有共同的社會矛盾背景。春秋時期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農業、商業、手工業、科學等諸多方面都有技術進步。同時，復雜和尖銳的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也都深刻影響著當時當世，知識分子往往治學立說以解決社會生活中所存在的現實問題，陰陽家作為眾多思想潮流中的一支也在此影響下蓬勃發展。
士階層的興起
方士被認為是陰陽家之始，陰陽家的誕生與士階層的興起也息息相關。隨著私學的興起，更多的知識分子在各諸侯國紛爭的歷史時期中試圖以理論學說影響社會輿論、改造社會思想、參與政治世界，以此達到重建社會秩序、實現社會理想的目的。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的興起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士”。在眾多的士中，方士階層也出現在這一時期，以巫祝術數為職，影響了后世陰陽家的產生發展。
自然科學的發展
自然科學的發展為陰陽家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戰國時期，自然科學也得到了一定進步，天文、地理、物理、醫學等方面的知識都有一定高度的科學總結。甘德《天文星占》、石申《天文》合稱為《甘石星經》，是當時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禹貢》與鄒衍《大九洲》都是當時的地理學專著。這些自然科學的成果都為陰陽家創立思想學說以干預社會事務提供了科學基礎與演算手段。
思想背景
春秋戰國時期，舊有的政治制度逐漸走向解體，百家爭鳴的思想局面逐漸形成，百家皆在尋找重建社會秩序的方法，并以此建立了各自的思想體系。在此背景下，陰陽家吸收此前的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將對自然界中陰陽變換、五行運轉的規律性認識推廣到人事活動中，借此解釋歷史變遷、宇宙法則與歷史的興廢并參與影響社會政治實踐。
起源假說
王官說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認為陰陽家源于古代“羲和之官”。羲和之官就是古代執掌天文、歷數等事務的王官。以劉歆、劉向為代表的漢代學者認為諸子之學皆出于王官，在百家興起之前，官師政教合一，學在官府，但周代衰微之后，王官之學淪落民間，于是演變為了諸子之學。
方士說
胡適認為諸子之學與王官無關，陰陽家是集齊各地雜學而成的學派。
馮友蘭主張方士起源說，他認為諸子之學本出于貴族內的一批具有專業知識的人，這批專業人士中有精通巫祝、術數之輩，有的是周王室的王官，有的是諸侯國的小官，后來流落民間，靠賣技藝為生，成為方士，為后世陰陽家之起源。方士是實際掌握了術數技藝之人，而陰陽家是在掌握術數知識與理論的基礎上能夠以此解釋社會與人生、干預政治實踐的一類學術流派。
儒家說
從學術派別上來看，陰陽家的形成原以儒家為主線。陰陽說與五行說本都為儒家的思想。《易傳》肯定“易”的絕對和永恒，認為運動的永恒性就在于陰陽對立面的相互作用和轉化，陰陽作為一種基本思想貫穿其中。在《大戴禮記》《論語》中亦記載有孔子基于陰陽思想對天道的認識。至于五行學說，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行》篇被認為與儒家孔伋有密切的聯系，在《五行》篇中，“仁”、“義”、“禮”、“智”是道德實踐，而“圣”是與天道相連的道德性心性，君子要將五行內化于心，進而合乎天道。在《荀子·非十二子》中也記載有若思創五行說、孟子加以繼承的說法。
歷史沿革
戰國末期興盛
戰國時期，陰陽五行學說風靡一時，《漢書·藝文志》著錄有68家，著述有1300余篇。鄒衍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戰國時期陰陽一派學者們將陰陽與五行統合，以陰陽消長的自然規律來解釋社會人事的變遷、以五行的相生相克關系來解釋王朝更替的規律。鄒衍行至各國，受到了當時統治階級的廣泛重視，甚至燕昭王愿以鄒衍為師，說明陰陽家及其學說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地位。與鄒衍同為齊國人的鄒奭同樣被視為戰國陰陽家的代表人物，他承襲鄒衍之名，大量吸收了鄒衍的學說，齊人有“談天衍，雕龍奭”的稱法，所謂“談天”，即鄒衍所論皆為天事，“雕龍”即鄒奭修飾鄒衍之文，猶若雕鏤龍文。
漢代以后衰落
雖然陰陽家思想在戰國末期名聲大振，但在漢代以后鮮少被當作一個獨立的學派所提及，陰陽五行思想主要表現在儒、道作品之中。一方面，陰陽家相關著作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期損毀不少，劉徹時期也有罷黜百家之舉，陰陽家在社會政治方面遭到打壓；另一方面，秦漢之后，百家思想逐漸走向融合，互鑒吸收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趨勢，加之儒學、道學具有極強的包容性，陰陽家的思想傾向偏離于學術思想發展主流，其核心內容便逐漸被儒、道所吸收，從而構成其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
漢代董仲舒將陰陽家思想與儒學相結合，將陰陽學說中的四時變化附會為君臣、夫婦、父子等封建倫理關系，將對天地自然運行規律的認識轉化為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與先秦時期樸素辯證的陰陽觀念已然有別，其意旨在于維護封建宗法制度。漢初黃老之學融攝陰陽家思想，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指出，道家博取陰陽、儒、墨、名、法諸家而形成，而以陰陽家為首，說明陰陽家思想在道家思想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儒、道兩家皆是以本家思想為主干，以陰陽五行思想為骨架而構建認識世界的圖示。陰陽家這一學術流派雖然逐漸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但陰陽五行思想學說卻在中國哲學史上持續發展。及至宋明，理學家們又對陰陽五行說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與批判。
思想主張
陰陽五行體系
陰陽五行體系是陰陽家思想的理論核心。初始的陰陽、五行學說帶有自然哲學特征，《管子》將陰陽與“五行”、“五方”、“四時”相配合，解釋季節更迭與天象變化。至戰國陰陽家鄒衍處，古代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實現合流，形成對后世影響巨大的陰陽五行思想體系。陰陽五行思想以陰陽聯系五行，探討自然宇宙的發展規律。鄒衍之后，《呂氏春秋》利用陰陽五行學說推測萬物生長演變的歷史，西漢董仲舒賦予陰陽五行以道德屬性，開漢代讖緯神學之先河。及至北宋，周敦頤創“太極”說，王安石以陰陽二氣的運行說明五行“皆各有耦”，清代戴震也對陰陽五行作了唯物主義的闡發。下文就陰陽與五行兩項核心思想對陰陽家的思想主張展開分說。
陰陽思想
陰陽最初指自然界中的光線明暗，進入哲學領域后，陰陽代表事物的正反兩面，表示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到后來，陰、陽發展成為指兩種宇宙勢力或原理，也就是陰陽之道。陰陽思想的源頭最早可追溯至史前時期，嚴健民認為陰陽觀念的濫觴為山頂洞人時期。
災異說
陰陽家認為，人世中產生的種種災難與奇異現象并非孤立存在，它們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天文現象的吉兇往往是人間禍福的象征。“天”“人”關系就如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之行為就會引發天之感應。“災異之變”中既包含災害之象，又有祥瑞之象，陰陽家借自然現象的禍福聯系政治的得失，以此鞭策統治者，實現治理社會秩序的目標。陰陽家使人相信，災異之變是上天意志的表現，代表著天意對人事善惡之賞罰態度。實際上，陰陽家借助了人們對于上天的絕對信仰，以天之權威為準則，借此批評社會中的諸多不合理行為，達成祛惡揚善的目的，從而將社會秩序改善得更為有序。深受陰陽家影響的《呂氏春秋·四時》在論及天人關系中就指出，王朝的興起必有天降的福兆作為象征。直至漢代董仲舒，天與人思想得到了更為明確的闡述，《春秋繁露·同類相動》：“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天的陰陽變化與人事活動存在著必然關聯，在此種天人觀的影響下，漢代讖緯經學的災異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序四時之大順”
陰陽家認為，四時依據天道規則而運行，其次序不可打亂，四時對應的人的生產活動也不可打亂，人應順時而行。陰陽家在認識了宇宙規律的基礎上，進一步將自然規律推導至人世，以天道的必然性約束人事活動。在反映了陰陽家思想的著作中如《呂氏春秋·十二紀》《管子·四時》《禮記·月令》中，都有對自然天象運行及對應人事該如何處理的描述，講求人事活動與自然規律的有序性。天與人之間具有相似性，天道之中有四時、十二月之自然變化，有動植物的生死枯榮，有星辰天象的交替運轉，基于天與人的相似性，人自然當同自然界的變化相適應。
“順天應時”
陰陽家思想闡述一年四季、十二月中物候的變化，對相應的人事行為作出了規定，在整體上呈現出“順天應時”的思想特征。陰陽家之“順天”，既包含自然之天，又包含具有人格神品質的天，天具有權威性，同時又遵循自然規律，對人來說有跡可循，可以通過觀測的方式予以把握，因此對人類活動具有普遍而客觀的約束力。陰陽家所謂“應時”，本身就包含諸多自然的研究，如天文、歷數等對實際農業實踐具有指導作用的自然科學研究，包括一年中四時的交替與十二月之運行變換以及由此而生發的自然天象、動植物對應的活動。同時，陰陽家也重視自然氣象對萬事萬物活動的決定性作用，按一定規律變換的“自然之時”具有節奏感與韻律性，在不同時遇下人們采取不同的行動也應當具有一定節奏性。陰陽家并非泛言敬天，“順天應時”遵循一定規范和規律，尊崇的是有節度的天，更具可操作性。
五行思想
“五行”觀念的起源可分為“五”與“行”。“五”的觀念源于日常生活，早在商代已經形成，五行思想可能是古代尚“五”思想的產物。“行”之本義為“用”，五行源自五材本身 ，五材即金木水火土，《左傳》：“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廢一不可”[15]，說明五材是百姓最常使用的材料，五行之本義，就是五種常用材料的施行并用。
五行生勝觀
鄒衍提出了“五德終始”說，又稱“五德相勝”說，闡釋五行相生相克的對立統一關系。五行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同時，各元素間也存在五行相勝的對立關系，即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五行相生、相勝的關系，廣泛存在于自然界與人事活動之中。
五德終始說
鄒衍將陰陽五行說推廣到人事，進而提出了五德終始說。《文選》：“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五德”即水、火、木、金、土的“德”。五德首先始于土德，次序為五行相勝。五德終始說的解釋使得神秘的天道、天命祛魅化，使之成為有跡可循、自然運行的結果，人在面對天道運行時不再束手無策，而是有了應對的方法，即依照五行的規律依次用事，由此，天道的存在擁有必然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五德終始說為政權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每一個朝代代表每一種元素之“德”，每種“德”都有興盛與衰亡之時，與朝代的興亡更替相匹配。“從所不勝”就是指當某一“德”衰落時，能夠勝它的那一“德”所代表的朝代即將代替它，新興王朝取代舊王朝便可解釋為是順應天道。五德終始說代表的是王朝興替的循環歷史觀，朝代更替亦如五行的相生相克，自“土”而始，由始而終，終而復始，由此構成了人們的天道觀。陰陽家認為，歷史的演進具有重復性。陰陽家以黃帝至戰國末的歷史推測戰國末期以后的歷史，正是基于歷史的相似性，由已知推導未知。同時，司馬遷稱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陰陽家將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歸結為陰陽之氣，朝代的更替乃是五德的轉移，轉移之因在于五行的相克關系，而相克關系又可歸結于天地陰陽之氣的盈虛消長，所以，陰陽之氣決定了歷史發展的進程。
地理學說
大小九州說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鄒衍認為，中國為“赤縣神州”，在其中有禹所序之“九州”，并以此為基礎推廣設想世界上另有一大州，該大州以“赤縣神州”為其中的一個小州，即世界上還有眾多同“赤縣神州”一樣的州，中國乃是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
大小九州說反映了陰陽家學者們類比推理的思維特點，其中“九”未必是實指，而是反映了州的數目繁多，鄒衍的地理學說由此可以看成是一種推測宇宙無垠的思想認識，雖然缺乏一定的科學依據，但具有突破思維束縛的積極作用。大小九州說，不僅僅是一種地理觀念，更是一種天地觀念，具有宇宙論的意義。它立足于一種宇宙混沌發生論，突破了“中國即天下”的狹隘視界，認為天外有天，拓展了時人的天地觀。
代表人物
鄒衍
又作騶衍，為戰國末期齊國人，是稷下學宮派的重要理論學者，是先秦陰陽家的集大成者。據《鹽鐵論》記載，鄒衍年輕時曾學儒，后轉而學習變化終始之論（方仙道術）。《漢書·藝文志》著錄《鄒子》49篇，《鄒子終始》56篇，現均已亡佚。馬國翰有《鄒子》輯佚書1卷。鄒衍活動的時期與公孫龍等同時，其人及其學說廣受王公貴族的推重。燕昭王曾為鄒衍修建碣石宮遺址并親自拜師學習，司馬遷對鄒衍所受的禮遇曾大發感慨，認為孔子困于陳蔡，臉呈菜色，而孟子困于齊梁，不為王公所重，相比之下，鄒衍的待遇過優于孔子。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鄒衍治學之法是“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即經由自身的直接經驗推導出外部的未知世界，由已知推導出未知。鄒衍統合陰陽五行思想，以此解釋歷史的變遷、宇宙運行的法則與人事的興廢，他的主要思想包括：“五德終始”的歷史哲學，以五德的演進推測王朝的興衰更替；順天應時的教令思想，強調人事活動應該同自然時節一樣具有韻律感與節奏性；大小九州的地理觀念，將所在中國視作九州之一中的又一小州，拓寬了時人對世界的認識，對后世影響深遠。
鄒奭
齊國人，與鄒衍同為稷下學宮先生，是鄒衍學說的傳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鄒衍之術迂大而辯，奭也文具難施……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鄒衍談論天道，而鄒奭繼承與吸收了鄒衍的學說，與之一同為時人所稱贊。
《漢書·藝文志》著錄《鄒奭子》12篇，但均已散佚，其基本思想應與鄒衍相同。
著作
陰陽家作品多成書于戰國時期，但已散佚眾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著錄陰陽家作品包括：
影響
科學萌芽
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家雖然帶有一定迷信色彩，但其學說也具有一定的自然主義色彩。陰陽消息，五行終始，都是正常的自然現象。人事的興替、王朝的盛衰都只是順著自然的轉移而變化，符合自然客觀規律，而并非是用人事去轉移天命。
陰陽家以包羅宇宙萬象解釋其所創立的整體系統觀，雖然缺乏一定的科學論證方法，但這種將宇宙萬物系統化、探究宇宙運行之因的做法極具科學精神。其系統化、一體化的努力為秦漢之際的中國開拓了大一統的全新格局。同時，陰陽家所研究的歷法術數之學，也蘊含著中國科學的萌芽。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指出：“陰陽家之學，雖有若斯流弊，而中國科學萌芽，則多在其中……試觀《黃帝內經》及《周髀算經》等書，即可知之。陰陽家在此各方面之努力，直至最近，始漸消滅……自漢迄近，中國始終在中古時代，而近古時代，則最近始方萌芽也。”陰陽家的學說雖然有其弊端，但其中仍蘊含著發展科學的努力，這種科學努力在近代以前始終未曾消弭。
思想政治
鄒衍所提出的五德終始說作為一種天道循環學說，為后世歷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理性，成為歷代統治者所渴求的政治哲學，構成了古代中國人對社會與歷史的基礎認知，對漢代以后的王朝政治具有深刻影響。陰陽家所發揚的陰陽五行學說在中華傳統文化發展史上意義重大，深刻影響了漢代的政治體系及其后古代中國的政治思維模式。顧頡剛論及漢代學人的思想：“漢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陰陽五行。”
醫學運用
在中醫領域，醫學家同樣也運用陰陽五行來把握、說明和治療人的生命有機體。中醫診斷原理“八綱”，有陰陽、表里、虛實、寒熱，要之皆歸于陰陽；陰陽和平之人就是健康的人，反之，如果陰陽不和、不平，就是生病。治療的本質就是調和陰陽。
天文歷法
天文學與陰陽家的關系密不可分，對天象的觀測本身就與陰陽觀念息息相關，天文學家可以視作最早實踐的陰陽家。古代天文學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即是星占之術與五行學說的融合，以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來解釋、分析星象，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五星占》可被認為是星占學說與五行學說結合的明證。董仲舒之后，天人感應學說與陰陽五行學說共同構成了古代天文之學的兩大理論支柱，利用星象變化占驗人事吉兇禍福，隨后出現了以占星術來預測人事的職業術士，星占術的影響力在民間大大提高，迷信星占之學的人群也逐漸擴大。
消極影響
漢儒的災異說讖緯學，也受到了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讖緯學說從陰陽五行、同類相感等讖緯基本思想出發，主觀色彩濃郁，其學說包含有許多臆造成分，將對天的崇拜神圣化，因而具有迷信色彩。其中許多天論思想不具備科學的基礎，成為社會動亂的一種誘因，其所研究的天文歷法思想過于主觀和保守，阻礙了歷法科學的進步。
歷史評價
荀子《荀子·非十二子》：“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司馬談《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陰陽家……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司馬光《司馬光文集·葬論》：“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于喪家尤甚。”
相關爭議
鄒衍歸屬爭議
在《論六家要旨》與《漢書·藝文志》各自的劃分的體系中，鄒衍的派別歸屬并不相同。
孫開泰認為，鄒衍當屬《論六家要旨》中的儒家。《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記載，鄒衍的學說要旨總是放在仁義節儉上，并在君臣上下和六親之間施行，這與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認為儒家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的觀點相符。
而按照《漢書·藝文志》中的評價：“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與陰陽家掌天文術數的職能相近，鄒衍應當屬《漢書·藝文志》體系中的陰陽家。
陰陽家內涵爭議
《論六家要旨》與《漢書·藝文志》的陰陽家具體所指也存在不同。
李零認為，《論六家要旨》中的陰陽家應是司馬談家學，而張靜考慮到司馬談的自我認知更近于道家，且《論六家要旨》中梳理了各家得失，卻唯獨沒有提及道家之失，認為此處的陰陽家并不等同于司馬談家學，而更應該接近以《管子·四時》、《呂氏春秋》的《十二紀》紀首為代表的四時教令系統。
《漢書·藝文志》中的陰陽家指代的是戰國時期以鄒衍為代表的一派學者，張靜認為此處的陰陽家與《數術略》中的五行類大抵同源，并且《數術略》中的五行類可能是鄒衍陰陽家的后學。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