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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濟（1906~1980年11月20日），筆名耕青、獨及、望滄，福建福州人。中國哲學家、學者、政治學家、莎士比亞戲劇研究專家，被譽為“戰國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920年，林同濟隨父到北京，入崇德中學讀書。1922年，其從北京崇德中學畢業，同年夏考入清華大學。1926年，林同濟畢業于清華大學，同年在密歇根大學留學。1928年考入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次年獲碩士學位，任東方語言系講師；1930年至1932年，其在加州大學和奧克蘭米爾斯學院任講師，講授中國文化史。1934年，林同濟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政治學博士學位。同年，林同濟任南開大學政治系和經濟研究所教授，兼《南開社會經濟季刊》主編。1937年，云南大學聘請他為文法學院院長，兼任政治經濟學系主任。1940年，以林同濟、雷海宗、賀麟等為代表創辦《戰國策》半月刊，在《大公報》上開辟《戰國副刊》，形成頗有影響的戰國策派。1942年夏，林同濟從昆明遷居重慶市，到北碚復旦政治系任教。1948年6月，林同濟籌建的“海光西方思想圖書館”在上海開張，林同濟任海光常務董事。1949年，林同濟任復旦大學政治系教授；1952年調任外文系教授，講授英國文學史、英美小說、英國戲劇、莎士比亞讀評、翻譯理論等課程。1980年11月，林同濟因心臟病突發離世。

林同濟著有文化形態史觀：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天地之間等書籍，翻譯莎士比亞戲劇《丹麥王子哈姆雷的悲劇》。他的哲學思想中，具有三種不同的境界，這三種境界最后回歸與宇宙的天人合一。林同濟一步步從歷史走向哲學，再歸皈宗教。他以自己的心路歷程，印證了中國人心靈的豐富和復雜，從他這里，可以丈量出現代中國思想的某種深度和廣度。

人物生平

概述

林同濟，筆名耕青、獨及、望滄，政治學家，學者，哲學家，莎士比亞戲劇研究專家，被譽為“戰國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早年經歷

1906年，林同濟出生于福建福州。1920年，他隨父到北京，入崇德中學讀書，1922年，林同濟從北京崇德中學畢業，同年夏考入清華大學。1926年，林同濟從清華大學畢業，考取了官費赴美留學，在美國密歇根大學修國際關系和西方文學史。1928年，林同濟獲學士。

1928年，林同濟考入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1930年獲得該校政治學碩士學位。1930年至1932年，其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奧克蘭米爾斯學院任講師，講授中國文化史。1934年，他以《日本在東北的擴張》為論文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政治學博士學位。

工作與學術研究

1934年，林同濟回到中國，任南開大學政治系兼經濟研究所教授，講授比較政治等課程，兼《南開社會經濟季刊》主編。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天津市局勢驟變。林同濟護送家人離津赴滇。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聘請他為文法學院院長，兼任政治經濟學系主任。林同濟在云南大學主持系務期間，他將該系分為政治與經濟兩組，聘請獲哈佛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回國后任南開大學教授的王贛愚等到政治組任教，聘請獲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后任中央研究所研究員的朱炳南到經濟組任教。在林同濟的努力下，政治經濟系教師陣容不斷壯大。

1940年，以林同濟、雷海宗、賀麟等為代表，創辦《戰國策》半月刊，在《大公報》上開辟《戰國副刊》。為了表示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態度及積極的入世精神，他們以古代的謀臣或策士自詡，因此被稱為“戰國策派”。“戰國策派”以重建中國文化為宗旨發表大量文章，主張文化形態史觀，提出文化重建構想，大談“大政治”學說，抨擊官僚傳統，檢討國民性，提倡民族文學運動，探索民族救亡圖存之道。

1941年，經教育部批準，云南大學政治經濟系系一分為二，經濟組擴充為經濟學系，政治組擴充為政治學系，林同濟被聘為政治學系首任系主任，并主講“政治學”及“中國政治思想史”等相關課程。同年，林同濟與社會學系主任吳文藻共同發起成立“社會經濟研究所”。為了培養研究之風，他籌集資金購置圖書，組織教師開展云南省縣政調查，出版了《人文科學》季刊，舉辦“現代學術系統演講”，主講人均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及云南大學知名學者。

1942年夏，林同濟從昆明市遷居重慶市，到北碚復旦大學政治系任教，他的家人也與復旦結緣：父親林鼎章在法律系講授民法，妹妹林同端在外文系任助教，弟弟林同奇在史地系就讀。其父請人在北碚區建了一座二層樓房子，一家人都在北碚定居。有時，林同濟在復旦演講，兄弟姐妹們都會去旁聽。

1945年5月，林同濟應邀赴美學術交流，先在奧克蘭米爾斯學院執教，后又任斯坦福大學客座教授。抗戰勝利后，林同濟開始著手籌建一座最大規模的西方思想圖書館。銀行家陳光甫伸出援助之手，對于籌建圖書館給予經濟上的全力支持。1947年2月到次年1月，林同濟游歷歐洲，訪問了英、法、德、意等國的文史哲學者與作家，跟意大利的克羅齊、法國的薩特、英國的拉斯基、匈牙利的盧卡奇等討論中西文化問題；他邀請每位被訪者提供一份100名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的名單，以他們的著作作為圖書館的第一批藏書。

1948年6月，“海光西方思想圖書館”在上海番禺路209弄16號正式開張，林同濟任海光常務董事，實際行使館長之職。他采購了一萬余冊海內外圖書，其中不少是外國思想家、文學家的原版著作；同時廣邀名家前來舉行報告會、開展學術研究，胡適、巴金等文化名人都在海光留下過足跡。林同濟的弟弟林同奇、復旦大學的蔣孔陽以及另兩位編目專家一起管理圖書館。圖書館定期舉行各類學術講座，一度發展興盛。1952年，因公私合營，海光被關閉，所藏圖書入藏上海市人民圖書館。改革開放后，林同濟積極呼吁籌辦一座莎士比亞圖書館。

1949年，林同濟任復旦大學政治系教授；1952年調任外文系教授，講授英國文學史、英美小說、英國戲劇、莎士比亞讀評、翻譯理論等課程。他利用自己精通英語的有利條件，研究莎士比亞戲劇，并嘗試以五拍素韻詩體的方法翻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和《麥克白》。1958年，林同濟被打為“右派”（1978年獲平反）。1980年1月，林同濟花費數年工夫完成的“'Sullied'　Is　the　Word:aNoteon　Hamlet　Criticism”在《外國語》發表。這篇文章引起了國內外莎學界人士的普遍關注。

1980年8月，林同濟得到莎士比亞年會的邀請，赴英參加“第十九國際莎士比亞討論會”，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參加國際討論會的學者。30多個國家的兩百多位學者參加了這次盛會，會議討論的主題為“莎士比亞關于人物塑造的方法”。從英國返國后，林同濟接到自己的母校——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利分校及哈佛大學的學術演講邀請函，他又輾轉赴美。林同濟勤勉于演講的準備，同時還為畫家朱屺瞻、關良、劉旦宅、程十發等與美國朋友洽商為他們在美舉行畫展，致力于中美文化的交流。在伯克利成功的第一講《莎士比亞在中國:魅力與挑戰》，使得第二回演講吸引了更多的聽眾，座無虛席，許多人還從頭站到尾。

在赴美講學期間，年逾七旬的林同濟常常忽視自己的年齡與身體狀況，過分緊張地工作。1980年11月20日，林同濟因心臟病突發在美國離世。

主要成就

發表文章

出版書籍

翻譯作品

林同深的翻譯作品還有《麥克白》。

哲學思想

國的境界

民族、國家至上

林同濟深受歐洲的阿諾德·湯因比和斯賓格勒的影響，相信在歷史的演化背后，有著深層的“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歷史學家的任務，就在于用文化綜合或文化統相（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方法，發現文化形態演化的規律。他相信，凡是成體系的文化，都會經過三個大的歷史階段：封建階段、列國階段和大一統帝國階段。在封建階段，社會的分層是上下結構的世襲等級制；到了列國階段，種族的差異超過了階級的差別，由此產生了民族主義的自覺；20 世紀的中國處于列國（戰國）階段。當時的世界大戰，正是列國為了生存而產生的激烈競爭。在列國紛爭格局下，中國唯有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作為唯一的選擇，這不僅是抗戰時期的特殊口號，也是一種世界時代精神的回音。

國民人格

雖然林同濟一再強調民族國家的至上，但他思考的真正著眼點是人。林同濟在《戰國策》中所有的論述，是基于這樣一個核心問題意識：在這樣一個以力為中心的戰國時代，為了民族國家的重建，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人格。這一思想脈絡顯然是晚清梁啟超的“新民說”、五四時期《新青年》的“改造國民性”的歷史延續。五四思想中，不僅有法國式的理性啟蒙主義，也有德國式的狂飆運動傳統。林同濟以及雷海宗、陳銓這批戰國策派，所繼承和發揚的，正是注重個人的感性生命和意志力量。他們力圖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狂飆運動精神。而狂飆運動所關懷的問題核心，表面看起來是民族主義，實則卻是人，作為民族精神的國民人格。林同濟思考的終極目標是，中國的傳統國民性問題在哪里，在民族主義的大目標之下，如何重建新的國民人格。

力的境界

力本論

1940年，林同濟在著名的《力！》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力的世界觀：力是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體。林同濟認為，宇宙的本質就是力。他不僅把力作為宇宙的本源，而且將其看作泛生命存在的根本。在晚清，梁啟超已經有了力本論的思想。梁啟超認為，力是萬物的動力，是世界的源泉，也應當成為人們世界觀的核心。這樣，力就代替德，成為從晚清到五四，一股思想啟蒙的狂飆。林同濟繼承了梁啟超的這種思維模式，他將歐洲科學革命以來的機械論宇宙觀予以泛化，用來解釋社會的變化和人生觀。由于他受到了阿圖爾·叔本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唯意志論的影響，他所理解的力，就不僅僅是物理世界的機械作用，而是包含著人的意志力量的生命之力、創造之力。

國民人格再造

林同濟的關懷不在宇宙的客觀法則，也不在社會的發展秩序，林同濟所真正關懷的只是人，國民性和國民人格的再造。力的宇宙觀和社會發展觀最后要落實到人格的改造，否則一切都將沒有意義。人格的改造本來是晚清到五四由梁啟超開創、又為魯迅等人繼承的現代主題，但林同濟所繼承的不是其中的道德內涵，而是意志的再創。如何重建中國人戰士式的人生觀，是一個力本論世界中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在儒家的唯德世界觀之下，只可能產生士大夫的“柔道人格型”，這顯然無法在戰國時代有立足之地。林同濟相應地提出了一個大夫士的“剛道人格”的歷史理想型。他表示，在中國歷史上一輪的戰國時代，有一個大夫士階層。根據其文化的歷史形態觀，士大夫產生于大一統時代，是專制皇權下的官僚文人，而大夫士是貴族武士，是封建的層級結構的產物。林同濟認為，到了大一統時代，隨著大夫士被士大夫所替代，這種“剛道人格”也湮沒在歷史之中，最終造成中華民族缺乏力的精神，在新一輪的戰國時代不敵西方。在抗戰時刻，林同濟大聲呼喚大夫士人格的復歸，呼吁中國人要從德的人格走向力的人格。這種思想，有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投影，尼采思想是戰國策派的外來思想淵源，對林同濟本人也是如此。

在林同濟的思維模式中，人性與自然宇宙的本性應當是相通的，都統一于力的本原之中。超人的生命創造力的本性，應當與大自然的力的本質同一，也就是說，人格的合理性必須在自然的目的論那里得到證明。中國的“天人合一”傳統又一次在林同濟思想中顯現出來。

自然的境界

人生三境界

1942 年，林同濟在《大公報》戰國副刊上發表了《寄語中國藝術人》，以弗里德里希·尼采式的詩的語言，號召三種人生的境界。第一步是“恐怖”，看透時間與空間的無窮，在這無窮之中看出人的脆弱，靈魂因此而發抖，因發抖而后能追求，能創造。第二步境界是“狂歡”。狂歡生于恐怖，又戰勝了恐怖，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能。把握著宇宙的節拍，與宇宙打成一片，人就是宇宙，就是創造。最后一步境界是“虔恪”，虔恪就是在自我外發現了存在，在自我與時空之上，發現了一個無限的絕對體，它可以控制時空，也可以包羅自我；虔恪就是在神圣的絕對體面前嚴肅屏息崇拜。

敬畏自然宇宙

林同濟從一開始，就相信天命的存在，相信宇宙間時空的無窮之令人敬畏。雖然他以一種存在主義的姿態，號召反抗宿命，戰勝恐怖，但他的歸宿點依然是和宇宙打成一片，這和他所崇拜的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觀點相反。尼采不相信形而上世界的存在，只是要忠實于現實人生本身，但林同濟卻相信形而上的絕對存在，相信形而上的宇宙自然神。在這樣一個自然和宇宙之神（不是人格神，而是形而上之神）面前，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是卑微的。所以，在宣揚民族主義的時候，林同濟一直感到國家和民族缺乏神圣的淵源，為了使中華民族真正成為一個有公共信仰的共同體，他主張恢復傳統的“祭天制”，所祭的是宇宙的神秘的無窮性。他提倡一種宗教式的“大悔”，不是儒家式的道德自我反省，是一種達于“知天”的心靈體驗，一種神秘的“謙憫”感。

雙重性格

1942 年以后，林同濟逐漸從對民族主義的狂熱轉向對自然宗教的省思，對中國傳統的道家越來越感興趣。1947 年，他用英文在美國著名的《思想史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心靈：道家的潛在層》的文章，針對國外一般學者認為中國人都是儒教徒的普遍看法，林同濟表示，每一個中國人也同時信奉道家學說，中國人的性格中具有雙重性。中國人從社會層面尊重儒家，而在個人層面信奉道家。在他看來，道家代表了一種自由精神，表現出的是一種唯美的性情。林同濟將道家與西方的個人主義者和佛教徒作了比較，他認為，道家與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精神是相通的。

道家三種類型

林同濟為了將民族主義所必須的儒家入世傳統、尼采的生命力意志和道家的精神自由整合在同一個人格之中，林同濟將道家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道家的原初形態：叛逆加隱士。中國人的潛意識中都有道家的反叛和退隱意識，隱士所追求的是中國山水畫的境界，那種人與自然合二為一的境地。第二種類型表現出來的是“流氓”。在道家看來，一個人內心體驗可以與他的外部行為區別開來，廣大的“流氓”雖然內心有自己的價值觀，但依然從眾，隨波逐流。道家人格的第三種類型：回歸主義者。這樣的道家徒在斷然出世后又決定重返社會。經過大膽的否定之否定，道家信徒用意志力使自己成為最積極的人。回歸主義道家信徒是中國文化所能產生的最高層次的人格。

天人合一

從競爭的民族主義到弗里德里希·尼采式的戰士式人格，最后回歸與宇宙的天人合一，林同濟一步步從歷史走向哲學，再歸皈宗教，從凡俗走向神圣，從尼采走向宇宙神。西方的尼采與中國的莊子、儒家的入世與道家的超脫、國家的集體目標與個人的生命創造，這一切構成了林同濟復雜的內心世界。直到晚年，當他找到宇宙與人格的同一性的時候，擁有某種中國式的自然宗教情感的時候，他才慢慢平息下來。民族主義并非中國知識分子的終極價值和關懷所在。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宗教，一種相信宇宙與自我共在的自然宗教。假如沒有這樣的超越意識，現代中國的思想，將淺薄無趣得多。林同濟以自己的心路歷程，印證了中國人心靈的豐富和復雜，從他這里，可以丈量出現代中國思想的某種深度和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