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音），字彥遠，東平縣（今山東東平縣）人，北宋藏書家、書畫鑒定家。靖康末，官至司業(yè)，遷徽閣待制，以精于鑒賞考據(jù)擅名。
董逌依其藏書撰《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已佚，另著有《廣川畫跋》六卷、《廣川書跋》十卷、《廣川詩故》四十卷。
人物生平
董逌，字彥遠，東平人，北宋藏書家、書畫鑒定家。靖康末官至司業(yè)，遷徽猷閣待制，以精于鑒賞考據(jù)擅名。著有《廣川藏書志》《廣川畫跋》《廣川書跋》《廣川詩故》。
主要作品
《廣川畫跋》
《廣川畫跋》凡六卷，共收題跋一三四篇，約成書于1120年前后。由于董逌?zhǔn)侵目紦?jù)、鑒賞家，宋徽宗宣和時與黃伯思齊名，故全書之中考據(jù)文章十居八九，多考古畫中所畫故事、物象，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認為“題故事圖畫，應(yīng)以此種為正宗，然非學(xué)有本原者不辦，故后來無能效之者”。這本書不似諸多品評著作喜評繪畫高下，除考據(jù)外，亦言畫理、畫法，其中不乏較好的見解。
題跋畫作包括宮廷及私人收藏，其中以歷史故事及風(fēng)俗人物占多數(shù)。畫跋偏重于考證評議，對作品之題材內(nèi)容及物象制度多方論證，引經(jīng)據(jù)典，與其他側(cè)重藝術(shù)風(fēng)格技巧之評鑒著作不同，對作品辨識也時出獨特見地。如根據(jù)畫中人物衣冠服飾及殿廷環(huán)境辨《蕭翼賺蘭亭圖》為《陸羽點茶圖》；根據(jù)圖中細節(jié)辨《漢武帝會西王母圖》為《唐武帝仙樂圖》，又稱《醉僧圖》，所畫僧人沈酣實為魏晉時僧人不守成律聚飲歌舞之寫照；又指出《擊壤圖》中擊壤不應(yīng)畫為擊。其他如對《兵車圖》兵車形制進行考證，跋《舞馬圖》論及舞馬之戲的源流等，皆可見作者學(xué)識之廣博。
《廣川畫跋》不僅能從世之所好、俗之所成論畫，而且能將傳統(tǒng)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相結(jié)合，對技法、風(fēng)格發(fā)表深入見解。如李公麟得周昉《按箏圖》，因“不遺余巧”、“媚色艷態(tài)，明眸善睞”，懷疑其形容骨相尚為不得，更何況傳神寫照？故持畫相問：“人物豐濃，肌勝于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董逌答曰：“此固唐世所尚……唐人所尚以豐肥為美，防于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所論頗高。宋徽宗主持畫院，專尚形似，重視法度，董逌亦講形似與畫法，但又主張兼得形、神、理，作公允持平之論。如他在肯定戴嵩畫牛“妙于形似”，謂“茍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的同時，提出“要不期于所以似者貴也”，認為“賦形出象，發(fā)于生意，得之自然”才足珍貴，而“摹取形類”，“雖尋常者猶不失”并非正途。董逌還從韓非子所辨鬼神犬馬之孰為難易，提出“鬼神索于理不索于形似，為犬馬則既索于形似，復(fù)求于理，則犬馬之工常難”的道理，在形神關(guān)系外并提一“理”，既受宋人講理學(xué)的風(fēng)氣影響，又是蘇軾講“常理”的闡發(fā)。他理解顧愷之以人物為最上，次及山水、狗馬、臺而不及鳥綱：，是因為人物“以神明為勝”，但由于唐五代以來山水、花鳥畫水平日高，形神論不能只限于人物，他又發(fā)“茍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之論，并具體用于畫家、作品評論中，如評李成山水、孫白畫水、邊鸞牡丹等，均有卓見。
對于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總結(jié)，董逌常能上升到哲學(xué)高度。《書李成畫后》認為：對自然山水“生而好”之人，“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與物忘，則磊落奇特蟠于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見群山橫于前者”，“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前者是表象儲存，后者是靈感觸發(fā)，其間又貫串著莊子技進乎道的精神，。《書百牛圖后》認為人對事物的認識有“以人相見”“牛為一形”和“以牛相觀”“更為異相”的差別，只有深入了解，在動靜中觀察事物百狀，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真相，這對意欲創(chuàng)造真正具有藝術(shù)個性的作品，無疑有深刻的指導(dǎo)意義。當(dāng)然，《廣川畫跋》畢竟是重在考證之作，其主要學(xué)術(shù)價值在此。理論上難成系統(tǒng)，且文字古奧，常令人有意難索之感。
《廣川書跋》
《廣川書跋》凡十卷。前三卷記述《父乙尊彝》《雄敦》等周代以前銅器銘文，共六十五種，第四卷記述《秦公敦銘》《詛楚文》《嶧山碑》等秦朝銘刻，共十種，皆詳加考辨；第五卷記《古槍銘》《谷口銅莆銘》等漢代金石銘文及石刻，共二十七種；第六卷記《鐘繇賀表》《皇象隸字》等魏晉南北朝至隋朝碑帖三十八種，其中多數(shù)為鐘繇、皇象、王羲之、王獻之、智永等名家作品，北魏只收一種，隋碑二種；第七、八、九卷為唐朝書法家的碑帖，共七十四種，其中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顏真卿、柳公權(quán)、張旭、懷素諸名家書法，多有收入；第十卷為五代十國至北宋書法家的作品，共十三種。
由于此書成書時間較早，記述比較豐富，論述亦多精當(dāng)，尤其其中不少作品現(xiàn)已不存于世，故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此書舉凡鐘鼎彝器之考辨、石刻碑帖文字之訂證，書家書體之流變，莫不兼而備之。而最富特色的乃是作者對書法源流和風(fēng)格的點評。如跋《懷素七帖》云：“書法相傳至張顛后，則魯公得盡于楷，懷素得盡于草……旭于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謹于法度。”其評價公允且富有書法美學(xué)的哲理；又如跋《歐陽通別帖》云：“筆力勁險盡得家風(fēng)，但微失豐濃。故有愧其父，至于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則殆無異也。”于比較之中究本鉤源，且道出了各自的特色，頗得書法要領(lǐng)。其次，對前代遺物之考辨亦刻意精求，如跋《虎彝》篇云：“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為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自為二器，蓋周所制也。”所判充分體現(xiàn)了作者“刻苦務(wù)學(xué)，博極群書，討 衛(wèi)究詳閱，必探本源”的治學(xué)精神。
書首有其子董莽于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題記，稱乃父“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偽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臨摹不能亂。”但其據(jù)《左傳》姬誦有岐陽之，序定《石鼓》為成王所作，恐未必確當(dāng)。又如法以紀(jì)為裂矯之國，不知其是卿非侯；以“窗中列遠”為謝靈運之詩，而不知其為謝胱，則亦有失疏。然總體則古今鮮明，涉筆廣博，自成一家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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