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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卡托研究所(英文名：Cato Institute，又名：加圖研究所)，是一個位于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自由意志主義智庫，是美國五大保守派智庫之一。卡托研究所的使命是推動對以“有限政府”“自由市場”“個人自由”以及“和平”等原則為基礎的公共政策的認識。

卡托研究所的前身是查爾斯·科赫基金會。1976年7月，該基金會改名為卡托研究所。1981年，卡托研究所搬到了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993年，卡托研究所又搬到了位于馬薩諸塞州大街的地址。卡托研究所有員工168人，包括1名名譽主席。研究所設立了7個分中心、6個項目及研究部、總經理、自由主義者網站、行政管理部、聯絡部等分支機構。其研究員大多畢業于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麻省理工學院等院校，許多人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享有很高的聲譽。卡托研究所的研究范圍涉及16個研究領域，包括憲法、法律和法院，刑法與公民自由，教育和兒童政策，能源與環境，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等。

2002年11月，卡托研究所被ALEXA INTERNET的排名系統列為“點擊率最高的智囊”。賓夕法尼亞大學公布的《2013年全球智庫報告》關于教育政策領域的頂級智庫排名中，卡托研究所名列第二。根據《2017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和公民社會項目），卡托研究所在“全球頂級智庫”中排名第15位，在“美國頂級智庫”中排名第10位。

命名

卡托的名稱來源于“卡托通信”，指的是18世紀初英國人約翰·特倫査德和托馬斯·戈登為闡述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的政見而撰寫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以古羅馬共和制度的捍衛者小卡托名字命名，它們為18世紀美國獨立革命奠定了哲學基礎。

歷史沿革

卡托研究所的前身是1974年由埃德·克蘭(Edward H.Crane)、默里·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和查爾斯·科恩(Charles Koch)創立的查爾斯·科赫基金會(Charles Koch Foundation)。1976年7月，該基金會改名為卡托研究所。1977年，卡托研究所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州的舊金山。1981年，卡托研究所的創始人之一默里·羅斯巴德因一連串與其他成員的爭議而脫離研究所。同年，卡托研究所搬到了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并將總部設在美國國會旁的一棟公寓里。1993年，卡托研究所又搬到了位于馬薩諸塞州大街的地址。

2002年9月，卡托研究所的網站共有188901名訪客瀏覽。同年11月，卡托研究所被ALEXA INTERNET的排名系統列為“點擊率最高的智囊”，其網站也成為“在過去三個月人氣最高的智囊網站”。賓夕法尼亞大學公布的《2013年全球智庫報告》關于教育政策領域的頂級智庫排名中，卡托研究所名列第二。根據《2017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和公民社會項目），卡托研究所在“全球頂級智庫”中排名第15位，在“美國頂級智庫”中排名第10位。

機構治理

組織架構

卡托研究所有員工168人，包括1名名譽主席。研究所設立了7個分中心、6個項目及研究部、總經理、自由主義者網站、行政管理部、聯絡部、會務部、發展部、對外事務部、信息技術部、出版社和學生項目部，具體架構如下。

分中心和項目及研究部是卡托研究所的常設部門，是卡托研究所進行研究的主要力量和組織機構。通過設立這兩類部門，卡托研究所可以更好的匯聚專業人才，有針對性的進行研究工作的開展和各類研究報告的撰寫。

分中心及子項目

由于卡托研究所的研究涉及到了國內和國際各類主題，包括醫療保障、教育、環境和能源、外交政策和國際人權等等，為提高研究效率和組織各類研究資源，卡托研究所在美國國內設立了多個分中心和子項目部。分中心及子項目的學者致力于反對政府繼續擴張進而超出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限制，同時還力圖應對不斷升級的對于個人權利的各種攻擊問題。

價值理念

卡托研究所倡導推進“個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場和和平”的政策。他們的政策立場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主張減少政府對國內、社會和經濟政策的干預，同時減少全球的軍事和政治干預。

堅持自由意志主義和古典自由意志主義

多卡托研究所學者主張支持公民自由、自由移民政策、藥物自由化等觀點。卡托研究所的理念是受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意志主義傳統影響的。因此，在自由意志主義的影響下，卡托的學者從許多不同的哲學和宗教的角度來探討各種題。

在卡托研究所的發展進程中，許多學者對卡托研究所的研究理念產生影響。其中包括三名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詹姆斯·布坎南。米爾頓·佛利民首先提出了學校自由選擇制度(schoolchoice)的概念，這也是卡托研究所教育自由中心一直提倡的政策。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所提出的自愿秩序概念以及強調價格機制的重要性也對卡托研究所的許多學者有深刻影響。詹姆斯·布坎南在公共選擇學派上的理論也影響了卡托研究所對政府的各種計劃和政策提出深刻批判。

安·蘭德的客觀主義哲學對卡托研究所也有極大影響，客觀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共同主張個人自由、自由市場、以及有限政府的理念。1997年，卡托研究所副所長大衛·伯阿茲(DavidBoaz)寫道，所有的客觀主義者都必然是自由意志主義者。

與美國保守派的沖突

卡托研究所和美國保守派的矛盾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出現的。在美國共和黨1994年的國會選舉大勝之后，卡托研究所經常被視為美國保守主義政治運動的重鎮之一。在20世紀后半段，重塑并重振了共和黨以及保守主義運動的貝利·高華德與隆納?威爾森?雷根也都曾受到自由意志主義理念的深刻影響。不過，卡托研究所卻一直拒絕被稱為“保守主義智庫”，因為“保守派代表了一種對改變的反抗、以及一種企圖保持現狀的心態”。

隨著卡托研究所對美國共和黨主流的尖銳批評，這樣的矛盾關系也開始越來越明顯。逐漸擴大的沖突可以歸咎于美國共和黨官方逐漸支持的政府干預經濟和社會的政策、對于政府開支的擴張、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卡托研究所在諸如同性戀和毒品等問題上，與堅持權威的美國保守主義陣營存在較大的分歧。卡托研究所主張維護同性戀者的結婚權利，贊成毒品合法化，甚至反對政府對色情文學的管控。其在這些問題上毫不妥協的立場，是卡托研究所堅持自由意志主義基本理念的突出表現。尤其在毒品問題上，卡托研究所自成立以來就一直是美國“毒品戰爭”的堅定反對者。卡托研究所在這一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是：聯邦政府的禁毒政策是對美國個人自由傳統的侵害。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還以美國歷史上“公務員禁酒令”的失敗為依據，認為權威的管控并不能解決此類問題，相反更容易激發人們的反抗意識，助長各類違法犯罪活動，增加人們對乙醇和毒品的渴望。同時，在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看來，不論是禁酒令還是禁毒令，本質上都是違憲行為，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對美國市民社會的損害。

和客觀主義的緊張關系

卡托研究所代表的自由意志主義和客觀主義之間并不是絕對的對立，兩者在政治議題上基本處于完全相同的立場，但兩者的各種機構之間的關系并不總是和諧的。安·蘭德在世時一直藐視當時發展中的自由意志主義運動，蘭德的精神繼承人列奧那多·培可夫(LeonardPeikoff)也堅持了艾茵·蘭德的立場，拒絕與任何自由意志主義組織來往，包括卡托研究所在內。

但其他客觀主義的機構，尤其是阿特拉斯學會（Atlas Society）則對卡托研究所表現出比較友善的態度。雖然客觀主義者與其他自由意志主義者都是自然的戰友，且客觀主義者與主流的自由意志主義還存在著合作和交流，因此，卡托研究所的領導人長年來也一直在嘗試化解客觀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之間的緊張關系。

政策觀點

加圖研究所的基本主張是：個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場與和平。加圖研究所從本質上說是現代美國自由意志主義運動不斷發展的產物，它代表了許多美國自由意志主義者將理念轉變為現實的美好愿景。但同時，加圖研究所也是70年代以來美國第三代智庫的典型代表，這一代智庫的突出特點是偏重政策鼓吹。為了適應 70年代后美國政治多元化的發展，它們不再埋頭于理論與政策研究，而是更注重向政治決策者推銷和宣傳自己的政策觀點，由此在美國社會主義領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思想市場。這其中不僅包括智庫，還有利益集團、游說組織、獨立學者和咨詢公司等各種形式的參與者，它們都在其中相互競爭，積極向決策者推銷自己的思想。因此，基于加圖研究所理念衛道士和思想經紀人的雙重屬性，其在堅持自由意志主義基本立場的同時，也不得不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做出妥協，以便更適應政治決策者的實際需要。

個人自由

基于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然權利觀念和美國《獨立宣言》中的自由精神。卡托研究所的成員普遍認為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是每個美國公民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卡托研究所反對政府對學校教育的干涉。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經常批評美國的公立學校教育體系，認為其越來越官僚、腐敗和低效，不符合美國自由平等的傳統精神。他們認為教育對于美國的未來至關重要，因此應當教給孩子們什么不能完全由官僚機構來決定，而應該由個體家庭所控制。所以卡托研究所反對由聯邦政府制定統一的課程標準和教科書，更不贊同聯邦政府用撥款和教育稅等方式推行強制和義務教育，并主張發展私立學校教育，將選擇學校和教育方式的權利交給家長。在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看來，教育選擇權也是個人自由的一個重要內容，政府同樣無權干涉。但為了使其主張能夠切實可行，卡托研究所在具體的教育政策主張上也有所妥協。如卡托研究所主張將用于發展公立學校教育的稅收以教育券或者獎學金等形式返還給家庭，使其能夠自由為孩子選擇公立或者私立學校。同時將給予窮人家庭的教育補助也用教育券的形式代替，這樣既能減少稅收，也能為窮人家庭提供更多教育選擇的自由。

有限政府

卡托研究所幾乎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但不同于那些激進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并不主張徹底的無政府主義。依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和《獨立宣言》中的精神，他們認為政府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等自然權利而存在的，是必要的。但在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看來，現代美國聯邦政府的職權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憲法對政府職能的限定。而事實證明，聯邦政府對于美國社會的種種干預政策是失敗的。

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羅斯福新政的重要成果之一。因此自卡托研究所成立以來，廢除社會保障制度一直就是卡托研究所的核心政策主張。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就像是一場傳銷騙局，它給首先加入的人高額回報，但是后來的加入者只會受到損失。而為了維持這一制度的運轉，聯邦政府必須實施高額的赤字財政政策和高稅收的政策，這也給美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并且這一福利帝國總有一天會因入不敷出而破產。為此，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主張將社會保障制度私有化，包括建立個人退休賬戶，引入私人企業參與私人退休金投資與管理，改變美國現收現付的養老金支付模式等。在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看來，只有瓦解社會保障這項美國聯邦政府最大的公共服務項目，才能真正解決政府權力的過度擴張問題。

總之，卡托研究所的學者認為聯邦政府的干預才是造成美國在經濟、環境、能源、醫療等各方面問題的真正原因，他們相信只有私有化，保障私人產權，強調個人責任，才能解決好各類社會問題。盡管卡托研究所反對美國聯邦政府超出憲法規定范圍，損害個人自由的任何政策，但是卡托研究所在提出政策建議時同樣做出了一些理念上的妥協。如在嘗試與克林頓政府及小布什政府合作，幫助其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卡托研究所與其他一些保守派智庫一樣，也主張社會保障制度的部分私有化。盡管其在80年代曾強烈指責里根政府的類似主張，但當其自身真正進入到政治議程的核心時，也不得不對其所秉持的自由意志主義理念做出一定程度的背離，這是由卡托研究所的智庫性質所決定的。

自由市場與和平

現代自由意志主義在經濟學方面，主要采用了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觀點。因此卡托研究所在成立后，同樣也與哈耶克和穆瑞·羅斯巴德等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學者保持著十分緊密的合作關系。奧地利經濟學派通常被認為是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現代繼承者，它的基本主張包括：支持私有權不可侵犯，支持自由貿易、自由移民和全球化，支持開放資本、勞動和貨幣市場，反對政府經濟管制，反對赤字財政政策，反對約翰·凱恩斯主義。與美國保守主義者所支持的芝加哥經濟學派不同，奧地利經濟學派始終堅持其自由放任政策，反對政府對自由市場的干涉。而芝加哥經濟學派則主張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預，以打破大公司壟斷。這也是美國自由意志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在經濟觀上的主要分歧。卡托研究所秉持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觀點，主張美國聯邦政府應當維護自由市場的運行秩序，保護產權與自由貿易，反對其進行價格管制和就業保護。而在具體的政策措施上，卡托研究所主張取消最低工資標準、削減個人所得稅和公司稅、取消童工禁令、反對針對大企業的反壟斷調查。

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堅信，維護自由市場秩序、鼓勵自由競爭是解決美國經濟發展中各類問題的最理想途徑，私有產權的存留更是社會創新與進步的基石，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涉只會破壞市場機制的協調統一性。在國際貿易方面，卡托研究所同樣贊成資本、人口和商品的自由流動，反對人為干涉和貿易保護主義。因此，卡托研究所一貫就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銀行對世界金融秩序的管制，及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援助，并呼吁美國聯邦政府應當終止對這兩個組織資金支持。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卡托研究所基于自由意志主義有限政府的理念，認為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應當緊密遵循憲法和《獨立宣言》的限定，其作用僅限于保護美國公民的基本自然權利。

因此，聯邦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時，首先考慮的應該是如何維護美國的國內安全與穩定。所以卡托研究所反對美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反對美國聯邦政府以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為借口，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事務的干預和戰爭行動。其政策觀點近似于美國建國初期的孤立主義立場。在具體政策措施方面，卡托研究所主張美國應當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減少海外駐軍，讓盟友承擔更多的防務責任；在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同時，應主要以外交談判等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努力維護世界和平;在打擊中東恐怖主義問題上，應當將進行直接軍事打擊的主導權交給當地各國政府，而美國應該將結束中東各國內部的戰亂與沖突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

基本主張

卡托研究所一直以來都主張對美國醫療保障體系進行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以解決該體系所存在的費用過高、覆蓋面不足和效率底下等問題。因而其反對建立政府主導下的全民醫療保障體系。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主要從經濟效益和自由權利兩個方面，對建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的主張進行了批駁。他們認為隨著美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醫療成本的上升，建立政府主導的全民醫療保障體系將會進一步擴大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給美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負擔。同時，從自由權利的角度來看，建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的做法也已經遠遠超出了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對于聯邦政府職權范圍的限定，這一體系與美國社會保障制度一樣，都是聯邦政府濫用權力，侵害公民個人自由的集中表現。

因此，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一直主張減少聯邦政府對美國醫療保險市場的監管，大力發展私營醫療保險，利用市場競爭機制來降低醫療保險的成本，并通過建立與其社會保障私有化改革方案中的個人退休賬戶相類似的醫療儲蓄賬戶，來解決美國醫療保障體系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卡托研究所將其醫療保障體系改革方案稱之為“患者力量”計劃，即把醫療保障的控制權還給患者，由每個消費者自己決定該為醫療保險花多少錢。其主張在“患者力量”計劃下，人們可以每年在自己的醫療儲蓄賬戶中免稅存入一筆錢，專門用來支付醫療費用，并能夠自由地選擇他們自己的醫療保險方案。而通過掌握醫療事務上的選擇權和控制權，患者能夠更好地對其醫療成本進行控制，也會更加努力地按照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來生活。

所以，在《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正式出臺之后，卡托研究所的學者們立即對該法案進行了猛烈地批評。他們認為，暫且不論這一法案是否明智，是否能夠解決美國醫療保障體系存在的問題，其本身實際上就是違反憲法的。特別是法案中的“個人強制”條款，以及強制要求各州擴大州醫療輔助計劃覆蓋面的條款，更是對美國公民自由權利和美國聯邦制度的極大侵害。因而卡托研究所積極地支持美國反對奧巴馬醫改計劃的各類行動，更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在由美國多個州、組織和個人提起的一系列“醫改違憲”訴訟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研究領域

研究經費

為了保持獨立性，卡托研究所不接受政府資助，其經費主要來自個人贊助者、基金會、企業以及銷售出版物的所得。資助卡托研究所的基金會主要有：大西洋慈善基金會(Atlantic Philanthropies)、查爾斯·科赫慈善基金(Charles G. KochCharitable Foundation)、埃爾哈特基金會(Earhart Foundation)、JM基金會、約翰·奧林基金會(John M, Olin Foundation,Inc.)、克洛德·蘭姆慈善基金(Claude R.Lammbe Charitable Foundation)、林德與哈里·布拉德利基金會(Lynde and HarryBradley Foundation)、城巖基金會(Castle Rock Foundation)、Scaife 基金會(ScaifeFoundations)、福特基金會、Ploughshares基金會(Ploughshares Fund)、大麻政策項目(Marijuana Policy Project)等。

資助卡托研究所的企業主要有：阿爾特里亞服務公司(Altria Corporate Services Inc.，前身為菲利普莫里斯)、美國石油研究所康佳公司(Comcast Corporation)、聯邦快遞公司、微軟、雷諾煙草公司、美國維薩公司(Visa USA INC.)、沃爾瑪公司超市等。

2013年至2017年這5年的卡托研究所經營收入情況顯示，其重要的資助者為個人資助，5年平均占比81.60%；其次是基金會資助，5年平均占比11.48%；最后是企業資助，5年平均占比2.70%。卡托研究所對于資助者的分類也非常詳細，對于不同資助金的會員，所享受到的會員福利也有所不同。這些福利包括訪問最新的卡托研究所的出版物、報告、新聞簡報和參加卡托研究所的活動等方面。

研究成果及出版物

研究成果

1980年至2018年10月，卡托研究所共計完成了1789項報告的撰寫。報告包括白皮書、簡報、發展公報、研究報告、政策分析和文件等多種形式。研究內容更是包含了社會、經濟、法律、政策、國防、教育、醫療等各個領域。

出版刊物

卡托研究所主辦或出版的雜志、期刊和圖書共計253種，涉及到的研究內容同樣包含了社會、經濟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卡托最高法院評論》《世界經濟自由》《卡托的信函》《監管》和《卡托政策手冊》是卡托研究所的主要出版物。

在《卡托最高法院評論》中，法律學者主要分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近1年內的最重要案件。該評論每年在美國的憲法日發布，同時每年舉行一次重要的研討會。這是唯一一個以國家的第一原則、自由和有限政府為基礎的批評法院的學術評論。在《世界經濟自由》報告中，研究者旨在衡量各國機構的政策與其自由交換和經濟自由等觀點的一致性。該報告由卡托研究所、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和全球70多個智庫共同發布。報告強調了經濟自由的基礎是個人選擇、自由交換和開放市場。正如亞當·斯密，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強調的那樣，自由交換和市場協調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動力。如果沒有通過市場協調的交流和創業活動，現代生活的標準將不復存在。而潛在有利的交換并不總是發生。它們的實現取決于健全貨幣、法治和財產權保障等諸多因素。

《卡托的信函》刊登重要思想家的散文和演講。《卡托的信函》是卡托研究所的季刊，其主題是以美國傳統的觀念個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場與和平為基礎的，且是最受社會各界關注的問題。《監管》提供有關美國政府在監管政策方面的指導和見解，研究從農業到健康到交通等幾乎所有政府干預的各個市場。它為政府的監管政策的整體影響提供強有力的信息保障。雜志中的文章都是由國家頂級經濟學家、政策分析師和法律專家撰寫的，這也充分保證了在監管和經濟政策制定中所需的客觀、深入的分析。《卡托政策手冊》為美國政府削減聯邦支出、稅收和權力制定了詳細標準。它提供了一套以減少聯邦政府的限制為目的的解決方案。《卡托政策手冊》提供了深人的分析和具體的建議，對于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任何對通過有限政府確保自由而感興趣的人來說，《卡托政策手冊》都是寶貴的資源。

獎項設置

自2002年起，卡托研究所每兩年向“為推進人類自由作出重大貢獻的個人”頒發米爾頓·弗里德曼獎，獎勵50萬美元現金。

知名人物

卡托研究所的研究員大多畢業于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牛津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斯坦福、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院校，許多人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享有很高的聲譽，基本都有在知名學府、政府部門、世界500強企業、知名非政府組織工作的經驗，參與過一些重大政策的討論和制定。

曾經擔任過卡托研究所總裁的威廉·尼斯卡能，還擔任過福特汽車公司經濟學家部部長、美國聯邦預算管理局副局長；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帕特里克·邁克爾是環境問題專家，曾擔任全美氣候學家學會主席，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小組報告的撰稿人之一，該小組獲得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道格·班竇，曾經在里根政府中擔任總統的特別助理，還擔任過美國知名政治雜志《探尋》的編輯，經常在《華爾街日報》《華盛頓時報》《財富》雜志上發表文章，并且是ABC、CBS、NBC、CNN等美國知名媒體的權威評論員；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威廉普爾，曾擔任過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三個分行的行政辦公室主任，是聯邦儲備銀行金融政策制定小組成員，也是該行在聯邦開放市場委員會中指定的代表，還擔任過美聯儲州長理事會的高級經濟學家。

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蒂夫·漢克曾在里根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中擔任高級經濟學家，并且先后擔任過立陶宛和門的內哥羅的國務顧問，在上述兩國以及保加利亞、波黑、厄瓜多爾、阿根廷等國建立新的貨幣制度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稅收政策研究項目主任克里斯·愛德華茲曾經擔任過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的高級經濟學家，負責審查稅收、預算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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