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美國第五十一任國務卿。
艾奇遜是英國移民的后代，12歲進入格羅頓公學，后進入耶魯大學、哈佛法學院就讀，于1919年畢業。艾奇遜畢業后服過兵役，后擔任時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的助手。1921年，他成為了律師，并在1928年開始涉足政界，為艾爾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E.Smith）競選總統助力。四年后，戴維·艾奇遜又為富蘭克林·羅斯福競選總統奔走，并獲得成功。1933年5月，羅斯福任命艾奇遜為財政部副部長。同年11月，艾奇遜因為在金融政策問題上與羅斯福發生沖突而被迫辭職。
1941年初，羅斯福任命艾奇遜為負責經濟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四年后，艾奇遜被哈里·杜魯門任命為副國務卿。副國務卿任期內，他參加了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召開的金融和貿易會議，出任內閣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并起草“利連撒爾報告”，還參與了杜魯門主義的制定。1947年6月，戴維·艾奇遜辭去副國務卿一職，回歸律師行業。1949年哈里·S·杜魯門連任，他重回國務院宣誓就職國務卿。在任職期間，他簽署了中美關系白皮書，牽頭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簽訂美國對日和約，同時也是美國介入朝鮮戰爭的策劃者之一。1953年辭職以后，艾奇遜擔任美國外交政策顧問，并且重新回到律師行當。晚年時期，艾奇遜把多數時間放在寫作上，出版多部著作和回憶錄。他著有《白天和黑夜》《艾奇遜回憶錄》等書，其中《艾奇遜回憶錄》獲得1970年度普利策獎。1971年10月12日，艾奇遜在馬里蘭州桑迪斯普林去世，享年78歲。
作為美國第51任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對戰后美國外交模式的重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對歐洲政策影響頗深。他是“美蘇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決策者之一，是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重要的幕后推手，他傾力籌建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美歐多領域聯合”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思維。他也是自威爾遜時代萌發的“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最終成功實踐的關鍵人物，是戰后美國“雙重遏制戰略”（Dual Containment）的主要策劃者。
人物生平
家族淵源
艾奇遜父親愛德華（Edward Campion Acheson）出生于英格蘭南部，16歲移民加拿大，后進入多倫多大學威克利夫神學院學習。1892年，愛德華與埃莉諾·古德漢姆（Eleanor Gooderham）結婚。古德漢姆家族1832年從英格蘭移居加拿大，到埃莉諾與愛德華六世成家時，家族已經因經營釀酒和銀行業變得相對富有。愛德華成婚后，成為康涅狄格州米德爾頓的圣公會牧師。盡管艾奇遜的父母后來在美國定居，但他們都是英國移民。艾奇遜曾在書中提到“我的母親對帝國和君主的狂熱”，在艾奇遜家中，每年最隆重的時刻就是紀念維多利亞女王的誕辰。
早年經歷
艾奇遜于1893年4月11日出生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米德爾頓小城。艾奇遜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爾頓小城度過了富足的童年。艾奇遜12歲時進入格羅頓公學，他差點因為頑劣被格羅頓公學開除，但在格羅頓所受的教育對他的價值觀有著持久的影響，他開始熱愛古典思想和歷史。1911年，他進入耶魯大學學習，這期間他表現并不出色。五年后，他又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并成為了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的學生。1919年艾奇遜從哈佛大學畢業。
律師生涯
艾奇遜未能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但畢業后曾加入海軍短期服役，退出現役后即進入律師界工作。法蘭克福特推薦他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經濟理論家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D.brandeis）的助手。通過布蘭代斯，他結識了另一位大法官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法蘭克福特、布蘭代斯和霍爾姆斯是三個影響艾奇遜終生的人物。特別是霍爾姆斯和布蘭代斯的懷疑主義、實用主義精神及強烈的責任感，對艾奇遜的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1921年，艾奇遜離開最高法院，進入華爾街上的柯文頓—伯令—盧布里（Covington，Burling and Rublee）律師行。很快，戴維·艾奇遜就成為行業新星，5年后艾奇遜成為該律師行的合伙人。
政治生涯
涉足政壇
1928年，艾奇遜開始涉足總統競選。一開始，他先協助艾爾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E.Smith）參加競選，后來又協助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競選，并獲得了成功。1933年5月，羅斯福任命艾奇遜為財政部副部長，這是艾奇遜第一次步入政壇。不久之后，他成為代理部長。同年11月，艾奇遜因為在金融政策問題上與羅斯福發生沖突而被迫辭職。
這次短暫且不理想的從政經歷，喚起了戴維·艾奇遜對政府工作的熱情。空閑時間里，艾奇遜大量閱讀19世紀的英國歷史和傳記作品。他欽佩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英國的外交政策，鐘愛帕麥斯頓和本杰明·迪斯雷利這兩位大政治家。1939年9月，德國進攻波蘭、歐洲戰爭爆發以后，艾奇遜積極倡導美國參戰，并加入了“幫助盟友保護美國委員會”（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和“世紀集團”（Century Group），一方面與孤立主義的“美國第一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競爭話語權，另一方面推動羅斯福政府采取行動。在1940年著名的驅逐艦換基地交易中，戴維·艾奇遜幫助富蘭克林·羅斯福發現了《中立法》一個法律漏洞，使驅逐艦換基地交易成為可能。為表示感謝，羅斯福在1941年初任命艾奇遜為負責經濟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從1941年到1945年夏，艾奇遜任助理國務卿期間的職責主要有：其一，負責對外經濟政策的執行，比如就租借協議的實施同蘇聯和英國打交道，這也是他最主要的職責；其二，參加某些外交計劃和研究小組，參與協調各部門對外經濟政策方面的行動；其三，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和談判，比如作為國務院的代表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和建立聯合國善后與救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最后，從1944年12月開始，在斯退丁紐斯（Edward R.Stettinius，Jr.）取代赫爾擔任國務卿期間，艾奇遜開始負責國會關系。
艾奇遜在回憶錄中將這段時光稱為“學習的時期”。這段時期，艾奇遜熟悉了外交團隊、了解了國務院及行政當局某些其它部門的運轉，學會了如何站在自身的職位立場上去競爭、如何與上級下屬相處共事，此外，還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交戰國家有了更多的了解，結識了更多的朋友如莫內（Jean Monnet）、弗蘭克斯和約翰·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艾奇遜初步形成了一種偏重于地緣經濟的戰略思想。
副國務卿
貝爾納斯時期
1945年4月，哈里·杜魯門接替富蘭克林·羅斯福出任總統。8月27日，艾奇遜被任命為副國務卿，一直留任到1947年7月1日。艾奇遜先后在詹姆斯·貝爾納斯（James Francis Byrnes）和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手下工作。由于這兩位上級多次出差而且時常延期返任，戴維·艾奇遜大約有三分之一多的時間擔任代理國務卿之職。
1945年9月至12月，艾奇遜參加了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金融和貿易會議。1946年初，他任內閣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組織制定了美國關于國際共管原子能的政策報告，即《艾奇遜——利連撒爾報告》。在處理核能這一特殊問題的過程中，艾奇遜的態度謹慎，他既需要保證美國在這一領域的優勢，又希望與蘇聯合作，共同面對這一對人類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問題。1946年3月25日，艾奇遜向國會介紹了這一政策計劃，并稱該計劃能避免與蘇聯產生沖突。《艾奇遜——利連撒爾報告》為美國的核政策提供了一個框架，進一步明確了與蘇合作、國際共管的主張。
在對蘇問題上，戰后初期的艾奇遜秉承富蘭克林·羅斯福時期的傳統看法，認為可以和蘇聯打交道。他遲遲不愿放棄與蘇聯的合作，他認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和莫斯科間建立信任與合作，是穩定的戰后秩序的根基所在。在他看來，可能導致戰后全球不穩定的是經濟無序和社會動蕩，而非蘇聯可能的侵略或擴張。1946年8月，土耳其海峽危機爆發，使艾奇遜想要實現美蘇合作的希望破滅。他開始從全新的、廣闊的地緣政治角度去闡釋蘇聯的行為。土耳其海峽危機讓艾奇遜認識到，近東的戰略重要性以及僅憑英國的力量已不足以維護西方在中近東的利益。自此，艾奇遜轉變為華盛頓決策圈中堅定、強硬的反蘇先鋒之一。土耳其危機之后，艾奇遜在私下里已經認為蘇聯是美國目標的主要障礙。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欲發動內戰。1945年11月27日，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赴中國調處國共沖突。在馬歇爾使華這段時間，戴維·艾奇遜自認是馬歇爾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代理人”，所有來自馬歇爾的消息都由艾奇遜直接遞交給哈里·S·杜魯門，這期間艾奇遜第一次較認真地關注中國問題，這段經歷使他對美國對華政策遇到的挫折有所了解。1946年底，蔣介石在發動內戰，馬歇爾調停失敗。在中國內戰期間，美國外交的重心仍然在歐洲。艾奇遜認為美國在中國問題上應該保持沉著冷靜，至少要等到內戰結束后再考慮對華政策。
馬歇爾時期
1947年1月21日，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接替貝爾納斯擔任國務卿。戴維·艾奇遜早在1946年就已萌生去意，打算回到律師行。馬歇爾欣賞艾奇遜，他認為艾奇遜處理事情果斷迅速，頭腦敏銳，加上艾奇遜了解國務院的運作，因此要求艾奇遜繼續留任副國務卿。艾奇遜同意留在國務院，到1947年6月再離開。由于哈里·S·杜魯門和馬歇爾對艾奇遜的信任，雖然艾奇遜在馬歇爾手下工作了5個多月，影響和權力卻比以前大得多。
1947年2月，英國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了《藍皮書》，提出他們將不再繼續支持希臘、土耳其政府，希望由美國來承擔援助希臘、土耳其的重擔。這讓艾奇遜大為震驚。他原本設想，英美在建立戰后世界新秩序上應為合作伙伴，沒想到英國如此急于撤退、其實力衰落如此嚴重以及西歐整體經濟形勢的嚴峻。
在感到震驚的同時，艾奇遜認為這是危機，也是時機。他和哈里·S·杜魯門一致認為美國必須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并應盡快制定出具體的援助方案。當晚，艾奇遜召集歐洲和近東部的工作人員制定援助法案，同時電話請示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和杜魯門，二人表示贊成。援助法案還需獲得國會的支持。同年3月12日，杜魯門在眾議院發表總統咨文，要求國會授權政府在1948年6月30日之前撥款4億美元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并派文職人員和軍事人員前往這兩地協助建設，這就是著名的“杜魯門主義”。艾奇遜強調，杜魯門主義不是門羅主義的擴展，也不完全是為了幫助英國，其目標不是針對蘇聯，而是針對那些分裂勢力。盡管對杜魯門主義的批評仍然存在，它仍獲得了多數人的支持。經過多次辯論，參眾兩院通過了杜魯門主義，并于5月22日簽署了《希土援助法案》。
在處理完杜魯門主義的相關工作后，艾奇遜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歐洲經濟體系的崩潰帶來的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歐洲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美國擔心歐洲若得不到及時援助，會倒向蘇聯的統治。因此，美國需要制定一個積極穩妥的對歐經濟援助計劃。1947年5月8日，艾奇遜代替哈里·S·杜魯門前往密西西比州克利夫蘭的市政會議上發表了演說，揭開了馬歇爾計劃的序幕。戴維·艾奇遜在這篇演說中貫穿了他的“歐洲中心論”，一再強調歐洲的繁榮強大對于美國的重要性，以此換取國內外輿論的支持。艾奇遜認為歐洲的重建問題必須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除非歐洲經濟的各個部分在一個和諧的整體中協調一致，歐洲復興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一點被杜魯門贊譽為他演說中最重要的地方。艾奇遜的密西西比演說，被認為是吹響了馬歇爾計劃的號角。
同年5月28日，艾奇遜的安排下，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克萊頓、凱南等人會面商討援歐計劃的具體細節，“馬歇爾計劃”最終成形。6月5日，馬歇爾借出席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之機，發表了簡短的講話，公布了援歐計劃方案。他強調了歐洲經濟面臨的困境，指出美國的援助是唯一能夠讓歐洲恢復發展的辦法。馬歇爾提出歐洲國家必須自己主動提出一些援助建議，用以自救，而不是等著美國單方面來提出援助計劃。
7月1日，戴維·艾奇遜辭去了副國務卿的職務，離開了國務院，但他仍然協助馬歇爾向國會介紹該計劃的重要意義。他還參加了“支持馬歇爾計劃公民委員會”（TheCitizen’CommitteefortheMarshallPlan），到處發表演說，宣稱馬歇爾計劃對美國的安全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艾奇遜希望通過復興歐洲，確立牢固的歐美關系，使美國在全球事務中承擔主要責任，在與蘇聯的對峙中占據優勢。
國務卿
1949年1月18日，哈里·S·杜魯門連任美國總統，戴維·艾奇遜很快被委以國務卿之職。艾奇遜于1949年1月21日宣誓就職。任職后，艾奇遜奉行現實主義策略，最大限度地擴展美國的國家利益。艾奇遜在國務卿任內所做的事情，得到了國內統治階層和壟斷財團的大力支持，美國政府曾數次向他授勛。
締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艾奇遜就任國務卿初期的一項重要工作。早在艾奇遜尚未擔任國務卿時，1948年3月，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就在美國的支持和鼓勵下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成立西歐聯盟。美國雖然支持簽訂了 《布魯塞爾條約》，但與歐洲結盟一事在國內仍缺乏法律依據。1948年6月11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阿瑟·范登堡決議案，戴維·艾奇遜認為，在這件事上“參議員范登堡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改革作出了一個極好的開端”。自此，美國不與歐洲國家結盟的外交孤立主義瓦解，打開了“通向1949年大西洋聯盟之路”。
在美國訂立大西洋條約的過程中，始終受到國內政治的干擾和影響。從1949年初開始，直到4月訂立大西洋條約，杜魯門政府不僅需要與西歐國家、加拿大協商談判，還需要想辦法獲取國會的通過和民眾的支持。在這兩個方面，艾奇遜都做出了不懈努力，加速了條約締結的進程。他一方面向新聞界和國會宣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的緊迫性和美國加入北約的必要性，希望喚起美國人民對于這一組織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同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挪威、??瑞典、丹麥等國開會討論北約創建過程中的細節問題。1942年2月大西洋公約文本草擬完成，在即將付諸實踐之前，美國國會、眾議院參議院紛紛發難。面對這一情況，戴維·艾奇遜不得不與國會議員們連續會面，對國務院的外交政策及其活動向多方予以解釋。
1949年4月4日下午，美、加、英、法、比、荷、盧、丹、挪、冰、葡、意等12國代表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會議大廳正式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艾奇遜代表美國在此條約上簽字。條約的簽訂，并不意味著大西洋聯盟就此全面建立。四月下旬起，《北大西洋公約》開始經歷美國國會參議院更為詳細的審核與討論，哈里·S·杜魯門安排艾奇遜來應對這場政治較量。在美國國會就是否批準《北大西洋公約》舉行的公開聽證會上，戴維·艾奇遜面對?150多名來自美國社會各界的詢問者，逐一回答他們的提問。艾奇遜將《北大西洋公約》描述成防范侵略性質，避而不談條約的軍事政治聯盟內容，也不談訂立條約后即將展開的對西歐實施軍事援助與防御安全內容，盡可能避免同各方觀點的沖突。1949年7月21?日，在參議院的最后投票表決中，《北大西洋公約》以多數票獲得通過。
1949年9月17日，北大西洋理事會成立，它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艾奇遜的努力協調，使美國控制了這一機構，北約最高司令部司令一職由美國人擔任。北約的建立使美國加強了對西歐的控制和對蘇聯的遏制，戴維·艾奇遜則在這一組織的創建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哈里·S·杜魯門總統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沒有艾奇遜，也就不會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制定《美中關系白皮書》
在艾奇遜任內，從1949年初到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對于中共和新中國的政策，在敵對的同時又猶豫觀望。當時內戰的形勢是，中國國民黨連連敗退，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發動渡江作戰。隨著國民黨的統治日漸崩潰，為了使美國盡快脫身，并回應國內對政府對華政策的批評，艾奇遜認為有必要把目前中國的形勢公布于眾。1949年3月，在經過哈里·S·杜魯門的同意后，艾奇遜領導的國務院開始了這一文件的準備工作，由遠東事務司司長巴特沃斯和無任所大使杰瑟普負責。艾奇遜將這一文件命名為《美國與中國，特別是1944-1949年期間的關系》，即《美中關系白皮書》。
《美中關系白皮書》于1949年7月30日完成。在經過杜魯門審閱以后，8月5日公布于眾。書中詳盡闡述了這一時期美國推行的對華政策，向中國國民黨提供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援助，美國試圖阻止中國革命的進程以及最終遭致失敗的經歷。戴維·艾奇遜承認美國耗費了巨大的財力和物力，卻無法左右中國政局的走向，蔣介石政權已無法挽救。艾奇遜在白皮書后面加了一個附件，稱為《概述美中關系》。在其中，艾奇遜對國民黨大加批判，聲稱國民黨的“領導者絲毫沒有應對危機的能力，他的部隊喪失了戰斗意志，他的政府失去了群眾的支持……國民黨的軍隊不是被打敗的，而是自身發生了分裂”。
簽訂《對日合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獨占了日本。艾奇遜認識到，日本對美國在遠東戰略上和經濟上有重要的意義，美國必須盡快采取有效措施重建日本，對日本制定專門的復興計劃。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避免了經濟崩潰，為日本以后的經濟復蘇奠定了基礎。1949年底，隨著中國國民黨統治的崩潰，美國國內對中國問題爭論的加強，戴維·艾奇遜開始調整對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政策，締結對日和約問題進入艾奇遜的視線。他與哈里·S·杜魯門和國防部商議此事，軍方堅持在日本保留美國的軍事基地，并認為在日本的民主體制和親西的傾向未完全確立的情況下任何和約都是不成熟的。1950年7月朝鮮戰爭的爆發和中國軍隊入朝作戰加速了締結對日合約的緊迫性。國防部的態度有了緩和，但堅持認為必須等到朝鮮戰爭圓滿解決以后才能使和約生效。
1950年11月，美國對外公布了對日和約的想法和談判的程序。同年12月5號，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提出中國作為抗擊日本的主要國家必須派代表參加對日談判。為了平息國內外的各種爭議，美國共和黨人約翰·杜勒斯認為中共和國民黨方面都不要參加和會，日本未來的對外關系應在和約生效、日本獲得獨立主權以后自行決定。在舊金山會議召開前，艾奇遜和杜勒斯告知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會議上不準提到中國問題，在涉及到美日安全條約方面保持沉默。艾奇遜同時對外聲稱，舊金山會議是為了簽訂條約，而不是就條約的內容進行協商。1951年9月8日，艾奇遜在舊金山主持召開會議，簽署了《對日和約》。在會上，艾奇遜作為主持人制定了嚴格的程序，限制或不理睬蘇聯的異議，用其外交手段將會議的進展控制在美國手中，1951年9月8日舊金山和約簽訂。舊金山《對日條約》簽訂的同時，戴維·艾奇遜又主持簽訂了《美菲安保條約》和《美澳新安保條約》。至此，美國太平洋安全體系建立起來。這次會議的召開實現了艾奇遜對遠東戰略的調整。但是作為“歐洲中心論”的信奉者，艾奇遜認為這一體系除了能使參與國從中獲得一些鼓勵以外，對美國來說是沒有什么用處的。
介入朝鮮戰爭
1950年6月24日，朝鮮戰爭爆發。朝鮮戰爭的爆發是艾奇遜意料之外的。他起初認為，與柏林、希臘、土耳其、伊朗這些熱點地區不同，朝鮮半島離美國在日本的基地和軍事武裝力量太近，而離蘇聯的太遠，蘇聯不會對這一地區產生多大的興趣。但朝鮮戰爭爆發后，艾奇遜堅定地認為，北朝鮮的進攻是蘇聯慫和鼓勵的，這是對美國“國際公認的南朝鮮保護者地位的挑戰”。而南朝鮮對日本的安全非常重要。因此，美國必須對此做出反應，以維護美國的權利和威信。艾奇遜決定，要求召開聯合國安理會號召停火，安理會在蘇聯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了譴責北朝鮮、派聯合國軍入朝作戰的決議。
在忙于制定對朝政策的同時，艾奇遜還與英國、印度等國接觸，希望他們出面調停。到7月中旬，隨著朝鮮局勢的日益惡化和調停的失敗，艾奇遜認為美國必須承諾派兵進入朝鮮，重新占領三八線。同時他認為，如果中國參戰，美國應避免擴大戰爭，不得攻擊中國的領土，以免讓蘇聯在中蘇條約的框架下參與到戰爭中來。在艾奇遜的建議下，哈里·S·杜魯門向國會提議增加對朝鮮的援助，做好長期戰斗的準備。艾奇遜起初并不相信中國志愿軍會入朝作戰。1950年9月27日，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鄭重聲明，中國軍隊將入朝作戰，保衛朝鮮。但是當時艾奇遜認為這不是官方聲明，對此不以為然。就在同一天，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利將軍向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下達了越過三八線，進入北朝作戰的命令。
1950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彭德懷的率領下跨過鴨綠江入朝作戰，并在隨后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打退了美國軍隊的進攻。中國的進攻打亂了美國的計劃。艾奇遜將中國的參戰視為美國的一場噩夢。戴維·艾奇遜認為，介入朝鮮戰爭并非中國的本意，而是受到了蘇聯的指使和利用。他多次發表聲明，希望中國擺脫蘇聯的控制，借以挑撥中蘇之間的關系，盡早結束朝鮮戰爭。但麥克阿瑟主張全力抵抗中國志愿軍，使得美國深陷朝鮮戰爭的泥潭。美軍的節節敗退使得艾奇遜轉而寄希望于聯合國的調停。但是由于戰爭雙方在停戰分界線等一些問題上的分歧，談判毫無進展。隨著杜魯門政府任期即將屆滿，艾奇遜的政策所能發揮的作用也減弱。結束朝鮮戰爭成了戴維·艾奇遜任內一個未完成的任務。
辭職與離世
1953年他向社魯門總統遞交辭呈，離任之后，艾奇遜重新回到律師行當，但同時仍然繼續擔任其后歷屆總統的外交政策顧問。由于艾奇遜在政壇上所積累的諸多經驗和智慧，以及他在美國和西歐強大的人脈關系，使他成為美國外交史上的著名的常青樹，所以艾奇遜在退休后還經常被邀請出面應對各種沖突與危機。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約翰·肯尼迪特意邀請退休多年的艾奇遜出訪歐洲，向西歐各盟國進行游說，說服他們支持并配合美國采取強硬政策，艾奇遜成功說服了西歐各國。晚年時期，艾奇遜把多數時間放在寫作上，出版多部著作和回憶錄，并在文學上有所收獲，他在國務院時期所著的回憶錄《參與創造世界》獲得普利策獎。戴維·艾奇遜于1971年10月12日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政治主張
歐洲優先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隨著大英帝國的全球支配地位逐漸瓦解，西方世界呈現權力真空狀態。艾奇遜認為，美國應該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以美利堅式的理念重新構建世界秩序，而社會制度是上述理想得以實現的關鍵。他斷言，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都無法在美國存活。艾奇遜外交政策的基本思路就是，由美國引領戰后世界進入一個可控的秩序中。歐洲成為助美國實現世界領袖夙愿的盟友。入主國務院后，艾奇遜在構建美國外交政策時奉行“歐洲優先”（EuropeFirst）理念。美國外交在1945年后面臨兩個困局，即戰前國際體系的完全崩潰和蘇聯戰略意圖及動機的不確定性。為此，戴維·艾奇遜主張修復紊亂且低迷的西方國家體系。很多西方學者認為，相比共產主義的最終勝利，艾奇遜更為擔心歐洲的沉淪對全球勢力均衡所造成的破壞，以至于美國不得不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種以武力應對威脅的老路。“歐洲優先”外交政策的動機，是為了避免戰爭和國際秩序再度失衡。
艾奇遜始終將西歐看作是美國遏制蘇聯最為有效的助力，美國只有依賴與西歐國家組成的西方聯盟，重新塑造歐洲均勢，才能確保國家安全。艾奇遜認為，“確保一個適宜的免受外來者侵擾的環境，就需要意氣相投的國家達成行為共識。”他在1961年還曾提到：“美國和西歐的人口和生產力分別是蘇聯的兩倍和三倍，（這些）對于軍事防御和經濟發展都是充足的。”矢志構建西方聯盟的國務卿艾奇遜，不僅寄希望于歐洲成為對抗蘇聯的第三種力量而重新崛起，而且堅信美國維持在歐洲的軍事存在，可以將自身的防御線推移到德國萊茵蘭以東，從而使美國民眾更加遠離戰爭威脅。戰后美國對歐政策的核心，正是從經濟、軍事等方面對西歐的多維度扶植，幫助歐洲大陸國家實現區域聯合，將西德同時納入西方聯盟和北約組織。美國的海外影響力因此急劇膨脹，對蘇東陣營造成的壓力與日俱增。特別是聯邦德國大國地位恢復的同時，民族主義情緒受到極大遏制，其經濟實力的急速擴張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為后來的東歐劇變埋下了伏筆。
從“歐洲優先”理念的形成與實踐效果看，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利益幾乎均得到體現。美國利用扶植西歐國家，再度復興，擴展了自身相對于蘇聯的戰略優勢。歐洲國家為了自身的經濟以及安全權益，開啟了聯合進程。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瑟夫·約菲（Josef Joffe）說到：“戴維·艾奇遜是20世紀后半葉美國外交的核心人物。他試圖構建一個國際體制，可以使美國通過服務其他國家而加快實現自身利益。”
國家實力與“總體外交”
戰后初期，美國外交政策并未立即形成完整的體系，隨著近東危機的爆發，艾奇遜對蘇聯的態度發生轉變，他不再堅守美蘇合作理念，認為蘇聯對美國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已經構成最大威脅。美國國務院逐漸確立起以美歐聯合為核心的外交戰略。艾奇遜主導并締造了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核心的美歐同盟體系。艾奇遜將自己的決策思路定義為“實力與外交”：一方面，美國逐漸構建起西方聯盟的實力地位（Situation of Strength）；另一方面，將國內外各方面因素進行整合，推動總體外交（Total Diplo-macy）。后世學者將上述兩個概念定義為“艾奇遜主義”（Acheson Doctrine），他們斷言：“一個并未完全成形的艾奇遜主義倡導美蘇對抗，維持東西德分裂局面，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構建國家實力
國家實力是外交政策得以順利推行的前提。戰后美國為了更好地應對蘇聯的挑戰，艾奇遜提倡迅速提升西方聯盟的實力。他主張利用美國的實力優勢平復西歐的創傷和紊亂。首先就是利用馬歇爾計劃向西歐注資貸款，用美國的農業和工業成果充實西歐。其次，戴維·艾奇遜打破美國在和平時期不結盟這一傳統，推動美歐聯合構建起跨大西洋軍事同盟。同時，德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大西洋共同體，成為美國美蘇冷戰戰略的重要棋子。美國構建北約組織的主要目標是讓西歐國家能全力投入到自身的經濟恢復與發展中去。但單純的經濟援助無法維護美國的利益和平息盟國的恐懼，艾奇遜提出發展“補償性實力”（CountervailingPower）戰略。艾奇遜指出，只有構建足夠強大的軍事實力，才能使蘇聯意識到在未來的任何戰爭中都將遭遇難以承受的后果。西方聯盟軍事實力來源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組織的強化、西歐的重新武裝以及雙重遏制戰略的推行。這就是戴維·艾奇遜構建“實力地位”的戰略，在戰后美蘇意識形態對抗愈演愈烈的大環境下，他的外交主張取代了以政治手段為主，提倡重點遏制的思維，贏得了政府高層的推崇。
在增強自身軍事實力方面，美國抓住了時機，具體而言：其一，美國通過物質援助恢復西歐的經濟實力和政治意愿；其二，在北大西洋自由國家中創建統一的安全體系，通過增加在歐洲駐軍和建立軍事基地的方式，使該體系不斷強化；其三，挫敗蘇聯向地中海地區的推進，使該地區成為維護西歐實力地位的前沿陣地；其四，恢復德國和日本的國家主權，使其能夠維護自身安全；其五，給予聯合國實際的權力，使其成為義務和規范的化身，彰顯其與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潛在的相同價值觀。此后美國歷屆政府亦基本延續了艾奇遜的締造西方聯盟“實力地位”這一戰略。
推行整體外交
艾奇遜外交理念的第二個基本點，就是憑借實力推行整體性、全面性外交。從1947年的《援助希臘土耳其法案》、1948年的《歐洲援助法案》、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約》，到1952年的《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艾奇遜一貫主張運用政治、經濟、技術等力量配合軍事手段，即利用國家的綜合實力來實現外交目標，最終建立一個由美國主導，實力強大的“非共產主義世界體系”。1950年初，隨著蘇聯核試驗成功和朝鮮戰爭爆發，西方社會人心惶惶，艾奇遜不斷強化“總體外交”這一理念，標志著“戴維·艾奇遜主義”的誕生。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舉行的探討美國國際角色的全國會議中，艾奇遜對“總體外交”理念進行了充分的論述，“總體外交意味著美國所有的問題都是互相關聯的，都是維系國家存在的關鍵部分……我們政府全部行政機構都可以整合在一起，從整體的角度來應對所有問題，正因如此，外交和內政問題可以很好地結合在一起”。
戰美國外交政策主旨已確定，政府需要針對國際局勢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問題，制定一個將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文化和社會生活各種要素涵蓋在一起的整體性戰略。美國與西歐國家開始結成多領域合作的西方共同體。戴維·艾奇遜在經濟、軍事、政治多個維度，通過層層遞進的方式，將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實力地位”與“總體外交”作為艾奇遜外交思維的兩條主線，是戰后美國外交政策的精髓所在，構成了“艾奇遜主義”的核心內容。
人物著作
艾奇遜離任時已近花甲之年，他開始認真進行學術研究和著書立說。艾奇遜全面研究了民主黨的組織和現狀，以自己的親身體驗在寫作中闡述了國家、實力與外交的關系，還介紹了發生在美國政壇高層的許多事件及其具體細節，其著作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艾奇遜先后著有ADemocratLooksatHisParty（《一個民主黨黨員看他的政黨》）、MorningandNoon：AMemoir（《白天和黑夜》）等書，其中以他所寫的在國務院時代的回憶錄PresentattheCreation：MyYearsintheStateDepartment（中譯本為《戴維·艾奇遜回憶錄》）尤為著名，書中敘述了他在國務院任職期間的重大政事，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白宮內幕，該書獲得1970年度美國普利策獎。
人物影響
作為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美國第51任國務卿，艾奇遜對戰后美國外交模式的重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歐洲政策影響頗深。
積極影響
首先，艾奇遜主持制定的杜魯門政府歐洲政策及其實踐過程，成功地構建起西方聯盟，使美國和歐洲國家結成經濟、軍事與政治共同體。艾奇遜對國際政治的敏感度，為美國外交政策奠定了戰略基礎，通過對歐洲的經濟援助，以“聯盟”和“實力”為導向，使得戰后初期的美歐共同體初具規模。
其次，艾奇遜將戰后美國對歐政策的核心戰略理念定位為“雙重遏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蘇冷戰的走向。通過重新武裝聯邦德國，美國一方面消除了歐洲的不穩定根源，另一方面加強西歐抗衡蘇聯的能力———通過對西德隱性的遏制達成對蘇聯顯性的遏制。艾奇遜針對德國和蘇聯所制定的“雙重遏制戰略”使美國在戰后初期便贏得相對于蘇聯的地緣戰略優勢。
再次，在艾奇遜力主之下，歐洲一體化在戰后初期便開始起步，并且迅速取得顯著成就。舒曼計劃的出臺，重新構建起西歐國家的均勢狀態，加強了美國在戰后的優勢地位。歐洲防務共同體（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理念也深入人心。艾奇遜所倡導實施的歐洲國家經濟、軍事、政治等多維度聯合，構建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模式，已成為當代西方國家進行國際合作的范本。
總之，戴維·艾奇遜通過對歐洲政策的成功規劃及實踐，使美國獲得了大量的戰略優勢，增加了與蘇聯進一步對抗的籌碼。同時，西歐國家實現復興并且與美國結盟，唯美國馬首是瞻，增加了美國在處理國際問題時的話語權。
消極影響
其一，美蘇冷戰初期，艾奇遜提出的“全面遏制”理念，導致戰后美國對歐政策變成了其遏制蘇聯的工具。艾奇遜認為美國通過經濟援助扶植歐洲分量不足，有必要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主導的美歐政治軍事聯盟，對蘇聯進行全方位的遏制。這種全面遏制思維倡導美國必須同蘇聯在全球范圍內長期對抗，這樣的全面對峙，導致戰后美國外交目標的模糊和泛化。為了更好地威懾蘇聯，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戴維·艾奇遜促成美國對歐援助政策由經濟層面過渡到軍事層面，以重新武裝西德為契機，美國強迫西歐各國追加軍事預算和重整軍備，這對戰后的歐洲國家可謂苦不堪言。
其二，艾奇遜對西歐國家采取的全方位扶植政策，使歐洲國家對美國產生嚴重的依賴心理，不利于其長遠發展。“歐洲優先”理念的核心為通過美國對歐洲的全方位援助，樹立美國在西方聯盟的主導地位，使歐洲國家為美國所用。美國既要支持和幫助歐洲實行聯合，又要確保西歐聯合不能脫離美國的控制，實為“美主歐從”。由于雙方的實力差距，美國在美歐事務中始終占據主導話語權，歐洲國家很多時候只能根據美國的政策來制定自身的戰略規劃，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產生了消極影響。
其三，戴維·艾奇遜主導推行的“雙重遏制戰略”付諸實踐的前提是東西德的分裂以及德國和蘇聯持續處于敵對狀態。但是隨著東歐劇變以及兩德統一，德國綜合實力迅速上升，伴以國際地位提高和外交自主權完全恢復。為維護國家安全，德國一直積極尋求同俄羅斯的對話與和解。冷戰結束后，“雙重遏制”的戰略基礎蕩然無存。艾奇遜未能顧及未來德國統一后美國可能遭遇的挑戰，這為后冷戰時代的美德以及美歐關系帶來隱患。
人物評價
歐洲政治家艾登（Anthony Eden）和舒曼（Robert Schumann）認為：“艾奇遜使得美國的外交政策與西方自由國家接軌，令西方通過實力與聯盟來遏制戰爭，更使歐洲獲得了聯合為一體的勇氣。”
美國政治記者和歷史學家懷特（Theodore White）曾寫道，“在戰后世界中，倘若有人稱得上美國霸權的人格化縮影，那一定是迪安·艾奇遜，其權力鼎盛時期無人可以匹敵”。
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評價道：“哈里·S·杜魯門和艾奇遜，共同開啟美國外交政策史上最具創造力的時代。”
當代研究艾奇遜外交思想的學者貝斯內爾則認為，“在20世紀，戴維·艾奇遜的外交成就確實為世界所矚目。縱觀美國歷史，恐怕只有約翰·昆西·亞當斯和威廉·西沃德能夠逾越其地位”。
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瑟夫·約菲（Josef Joffe）評價到：“艾奇遜是20世紀后半葉美國外交的核心人物。他試圖構建一個國際體制，可以使美國通過服務其他國家而加快實現自身利益。”
人物關系
注：二女兒信息不詳
人物軼事
被疑為間諜
戰后初期，擔任副國務卿的艾奇遜卻遲遲不愿放棄與蘇聯合作，因為對蘇立場問題，曾在1946年初被聯邦調查局疑為間諜。艾奇遜的名字出現在聯邦調查局的黑名單中，聯邦調查局懷疑他們是混入美國政府高層的蘇聯間諜。艾奇遜被疑為間諜的理由有三：一是他和一個被懷疑是間諜網絡頭目的人有關系，二是他倡導削減常規軍事力量而依賴原子彈，三是他那些人所共知的“親俄”政治觀點。同年，5月份，聯邦調查局局長赫伯特·胡佛（J.EdagrHoover）還將這份間諜名單通過特別信使送到了白宮。不過，艾奇遜從1946年8月的土耳其海峽危機開始，就轉變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決策圈中堅定、強硬的反蘇先鋒之一。
與杜魯門的友誼
戴維·艾奇遜在杜魯門手下做事時，與杜魯門建立了友好的友誼。杜魯門是個平民政治家，對外交事務沒有經驗。他欣賞并倚重艾奇遜。艾奇遜在外交上不那么強調意識形態，他看問題比大部分杜魯門的部屬要中立實際，“如果杜魯門首屆任期里沒有艾奇遜在國務院里，第二屆里沒有他當國務卿，美國外交上的情況還要糟得多”。艾奇遜也尊重杜魯門，1946 年的非年度選舉對民主黨來說以災難告終，他們失去了對國會的控制，杜魯門承擔了大部分責任。在一場艱苦的競選活動結束時，哈里·S·杜魯門疲憊不堪，回到華盛頓，發現只有一個人在火車站等著他——迪恩·艾奇遜。艾奇遜在回憶錄中特別贊揚了杜魯門的智慧、誠信和能力，并且感謝杜魯門給予他外交工作方面的信任。艾奇遜與杜魯門之間這種融洽的工作關系，使得他們在政治觀點上更容易達成共識。艾奇遜的外交理念也就能通過向總統出謀劃策的方式，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制定。
影響終生的人
在艾奇遜的成長經歷中，有三位影響其終生的人物：法蘭克福特、布蘭代斯和霍爾姆斯。法蘭克福特是艾奇遜的恩師和一生摯友，艾奇遜和法蘭克福特十分親密。法蘭克福特被提名為最高法院法官后，艾奇遜曾擔任其法律顧問。1949年，艾奇遜就任國務卿后，他和已成為最高法院法官的法蘭克福特在上班途中經常結伴步行，并在路上除了政治之外無話不談。在思想上，霍爾姆斯和布蘭代斯對他的影響最大。兩位大法官是艾奇遜在律師生涯中結識，他們思想上的嚴格、健康的懷疑主義、實用主義，特別是霍爾姆斯那種強烈的責任感，深深地吸引了艾奇遜。在霍爾姆斯的實用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影響下，講求實際成為了艾奇遜的思想習慣。他偏愛具體而非抽象，懷疑那些用于對外事務話語的“抽象概念”，比如主權、安全、自私、生存、犧牲等等。在判斷他人的意圖時，他看重的是行動而非言辭。在法蘭克福特、布蘭代斯及霍爾姆斯熏陶下形成的法律思維，讓艾奇遜傾向于從不動感情的實用主義去看待與處理復雜問題，只接受在既有證據下形成的現實判斷。
參考資料 >
Dean Acheson.Online Highways.2023-10-08
ALICE STANLEY ACHESON DIES AT 100.The Washington Post.2023-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