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劇變，西方社會稱之為“東歐1989年系列革命”，是指1989年前后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在短時間內紛紛喪失政權，社會制度隨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在蘇聯的幫助下，東歐地區建立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全盤接納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原有的蘇聯模式愈發不適應時代的發展，加上東歐各國國情不同，最終導致了東歐各國體制模式的危機一些東歐國家也曾嘗試進行改革，但都遭到蘇聯的強力打壓。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各國在政治經濟學壓力下紛紛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實行“政治多元化”，加上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中對東歐控制的放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東歐各國的反對派紛紛上臺，開始了奪取政權的過程。1989年及其后數年間，東歐劇變最先在波蘭出現，隨后擴展到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國家，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在短時間內紛紛喪失政權，這些國家也紛紛放棄社會主義制度，轉變為資產階級共和國。
東歐劇變后兩年內，經互會、華沙條約組織紛紛解散，蘇聯也于1991年12月25日解體，美蘇冷戰結束。隨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開始了東擴的道路，發生劇變的東歐國家大都在此后的十多年間加入北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隨之走入低谷。
劇變背景
東歐各國的內部因素
蘇聯模式的僵化與體制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東歐各國共產黨在蘇聯的幫助下建立政權，也全盤接納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原有的蘇聯模式愈發不適應時代的發展，加上東歐各國國情不同，最終導致了東歐各國體制模式的危機。
在經濟體制方面，東歐國家傳統的粗放型經濟發展的動力已經耗盡，經濟增長缺乏新的支持點，蘇聯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功能衰退，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東歐各國出現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在政治體制方面，東歐各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沒能科學地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的階段與規律，制定了與國家的國情相脫節的社會發展政策，在社會發展的方針政策上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時黨的領導體制高度集權，黨的先鋒隊作用日益下降，東歐各國共產黨已經不再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再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最后，東歐各國在指導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思想方面也出現了危機與停滯。由于思想理論領域的出現的教條主義，使得東歐各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思想理論難以正確指導社會發展，以致于東歐國家對社會主義的整個思想體系和模式產生了動搖。東歐各國各方面的危機不斷累積，最終釀成了社會制度的劇變。
改革失利
在1953年約瑟夫·斯大林去世后，一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嘗試進行改革，試圖尋找一條擺脫蘇聯模式，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但這些國家的改革實踐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由于傳統模式和保守思想根深蒂固，再加上改革的指導思想的不明確與片面性，改革的方針政策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失誤，在暫時緩解了某些局部困難和矛盾的同時也造成了某些混亂和不安定。改革的失利帶來經濟形勢的急劇惡化與社會動蕩，這使東歐各國領導人方寸大亂，紛紛開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而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東歐各國開始朝著資本主義方向轉變。
內部腐敗
在蘇聯的影響與控制下，東歐各國實行共產黨的一黨制或形式上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東歐各國共產黨內部也與蘇聯一樣實行權力高度集中于黨的最高領導人的等級制，這種集權制度忽視了黨內的民主建設，導致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和對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崇拜。
一些東歐共產黨的領導人在執政過程中漸漸疏遠了群眾，官僚主義思想和作風日益嚴重。東歐好幾個國家在共產黨執政期間曾發生過數次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其中多數是由工人階級發起的，且大都與黨的官僚主義的工作作風有直接的關系。如1956年波蘭的“波茲南事件”，黨和政府的官僚主義在群眾中引發了不滿，而黨的主要負責人對這種不滿情緒又采取了官僚主義態度，忽視群眾的反應，以致進一步加劇了問題。
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一些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內出現了對最高領導人的個人迷信和家長制，如羅馬尼亞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波蘭的哥穆爾卡、保加利亞的托多爾·日夫科夫等，這大大影響和壓抑了廣大干部和黨員的積極性，對黨內民主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破壞了黨的集體領導。與此同時，一些高級領導人身上出現了任人唯親、以權謀私的嚴重腐敗行為，這也導致了中下層領導人的腐敗現象的泛濫。這些內部的政治腐敗極大地損害了黨的形象，導致東歐各國共產黨在群眾眼中的地位與威信嚴重受損，為反對派對社會主義的攻擊提供了由頭。
民族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曾在改善民族關系、發展各民族經濟文化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20世紀70年代后，民族問題再一次尖銳起來。如保加利亞的黨政領導人對境內穆斯林居民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未給予尊重和重視，而是強行將其斯拉夫化，這導致了穆斯林群體的不滿，后演變為大規模的游行與集會，致使社會動蕩。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政府堅持“社會同質化”、農村規范化等政策，忽視了各民族的個性，最終導致羅馬尼亞國內的匈牙利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發起抗議運動，成為羅馬尼亞社會動亂的重要原因。
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
美蘇冷戰開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采取政治孤立、經濟封鎖、軍事遏制等手段的同時，也開始醞釀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美國的相對衰落，軍事上相對緩和，西方國家加快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戰略的步伐。如1969年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擔任德國總理后，實行了“新東方政策”，通過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接觸和交流，從政治上軟化蘇聯，在經濟上拉攏東歐，最終實現了兩個德國的關系正常化。
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中期后，東西方關系由緊張轉變為緩和，由軍事力量抗衡轉變為綜合國力的較量。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已經渡過了70、80年代的經濟滯脹和經濟危機，經濟處于相對穩定增長的狀態，在科技、經濟實力上存在著相對優勢。而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各種原因，大都處在挫折或困境中，改革浪潮席卷了社會主義世界。在改革的過程中，一些國家內部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是尖銳的矛盾沖突，部分國家局勢動蕩。在此情形下，西方國家開始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前所未有的“和平演變”攻勢。1982年6月8日，美國總統里根在倫敦英國議會發表了講話，指責蘇聯“剝奪本國公民的自由與尊嚴”，是“極權主義國家”，正式開始了向社會主義國家發動“和平政治攻勢”。在里根的呼吁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各部門紛紛開啟了推動社會主義國家“民主運動”的行動。
在政治上，美國承認東歐各國政府的法律地位，直接與東歐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同時美國表明立場，將蘇聯與東歐區別看待，分化蘇聯與東歐關系。在經濟方面，美國加強與東歐各國經濟貿易與往來，分化瓦解東歐經濟發展道路上的蘇聯模式。加強文化交流，在批評社會主義文化的同時，加強西方文化的宣傳與滲透。最后，美國在努力發展與東歐關系的同時，引導東歐國家參加到國際事務之中，將東歐拉到“國際社會”中來，促進東歐向西方靠攏。在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中，傳媒行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自由歐洲電臺、英國廣播公司、德國之聲等傳媒機構，支持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反對派，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制度大加攻擊，為東歐劇變作輿論支持。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展開的“和平演變”的全面攻勢下，東歐一些國家內部長期積累的諸多矛盾集中爆發，陸續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空前激烈的動蕩和劇變。
蘇聯因素
蘇聯與東歐劇變也有著直接的關系。從二戰后期開始，蘇聯便把東歐納入蘇聯的勢力范圍，使其同蘇聯“連成一片”，從而實現東歐與蘇聯地緣上的一體化。同時蘇聯還將蘇聯模式推廣到東歐，使東歐實現了與蘇聯的制度上的一體化。
蘇聯在約瑟夫·斯大林時期，通過蘇聯模式控制東歐，同時禁止東歐國家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一政策導致了東歐此后四十多年政治發展的崎嶇。蘇聯模式在東歐的推行，在政治體制上影響了東歐的政黨制度，東歐各國的政黨制度由多黨制轉變為共產黨的一黨制或形式上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東歐各國共產黨內部的領導體制與蘇聯幾乎是一樣的，都是權力高度集中于黨的最高領導人的等級制，這種集權制度忽視了黨內的民主建設，導致了對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崇拜。除了政治上加強控制，蘇聯還加強了同東歐各國的經濟關系和軍事合作，先后成立了經互會和華沙條約組織。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東歐也效仿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片面強調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雖然實現了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但卻犧牲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另外，東歐國家在1948-1954年發動了對共產黨內部的清洗和公開審判。凡是不嚴格按照約瑟夫·斯大林的模式建設社會主義制度、而堅持走民族道路的共產黨領導人均被扣上“反蘇”“右傾民族主義分子”“約瑟普·鐵托分子”等罪名加以清洗。斯大林死后，一些東歐國家試圖進行改革，以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但遭到了蘇聯的打壓，甚至是通過武力方式，如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這些措施都使得蘇聯模式的弊端在東歐不斷地放大，進而使各種矛盾不斷累積。
1985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提出了“新思維”的理論，全面調整了蘇聯的對外政策，實行戰略收縮。戈爾巴喬夫為了緩和同美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改變了蘇聯對東歐的政策。他提出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相互關系要在完全自主的基礎上建立，在經濟關系中要遵守互利和互助的原則，宣布蘇聯不會再對盟國發號施令，東歐盟國的一切事情也無需再由蘇共批準，并公開表示蘇聯今后不再以武力來干涉東歐國家的事務。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民主、人道的社會主義”等理論也成了東歐各國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反對派反對共產黨的有力武器，他們以擁護和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為由，向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政權提出了挑戰。而當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政權準備對反社會主義勢力進行反擊時，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則百般阻撓，并要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在政治多元化的口號下同反對派妥協。蘇聯對東歐形勢的發展“聽其自然”，最終釀成了1989年的東歐劇變。
事件經過
波蘭人民共和國
東歐劇變前，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在波蘭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統一工人黨總書記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W?adys?aw Gomu?ka）曾提出走社會主義的波蘭道路，引起了約瑟夫·斯大林的不滿，這導致哥穆爾卡在1948年波蘭統一工人黨內的反對右傾民族主義傾向的斗爭中被批判、撤職。此后波蘭便開始了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的發展道路。
1956年，由于不合理的工資制度，波蘭城市波茲南爆發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運動，即“波茲南事件”。這次事件后，哥穆爾卡重返政壇，并對波蘭進行改革，但遭到了蘇聯及黨內反對派的打壓，最終失敗。1970年12月，為抗議波蘭統一工人黨政府提高食品零售價格的政策，格但斯克等城市的工人階級再次發起罷工，即“十二月事件”。1980年7月，波蘭政府在經濟壓力下再次上調肉類價格，這引發了波蘭戰后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工人運動。在這次工人運動中，萊赫·瓦文薩（Lech Walesa）領導的波蘭團結工會成立，成為與波蘭統一工人黨對立的政黨。1981年，波蘭宣布實行“戰時狀態”，團結工會被取締，只能轉入地下。1983年，“戰時狀態”結束，波蘭的社會經濟狀況開始有所恢復，但仍面臨著嚴峻的形勢。1988年，為了應對嚴峻的經濟政治形勢，波蘭統一工人黨政府進行了價格體制改革，采取提高物價的措施，但這導致了1988年內的兩次工潮，罷工工人提出了恢復團結工會，釋放政治犯等要求。在嚴峻的經濟政治形勢下，波蘭統一工人黨只能與波蘭團結工會合作，決定舉行圓桌會議，與反對派會談。
1989年2月6日，波蘭第一次圓桌會議召開，經過兩個月的商討，會議于4月5日結束。會議通過了三個文件：關于工會多元化的立場；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關于社會和經濟政策及體制改革問題的立場。根據這三個文件，團結工會恢復合法地位，波蘭國家將實行議會民主制，增設參議院，由總統制取代國務委員會制。1989年6月4日，波蘭議會舉行第一輪選舉，以團結工會為首的反對派提出的161名議員候選人中有160人當選，100名參議員人選中有92人當選；而以波蘭統一工人黨為首的執政聯盟一方提出的35名全國性議員候選人中只有兩人當選，提出的其他議員及參議員候選人則基本都未獲得半票，必須進行第二次選舉。第一輪選舉波蘭團結工會大勝。6月18日，波蘭議會舉行了第二輪選舉，由于此輪投票帶有補缺性質，根據比例執政聯盟一方補足了議會席位，但在參議院，執政聯盟僅有一位無黨派人士當選參議員。經過兩輪投票，波蘭統一工人黨與團結工會在議會里旗鼓相當，但參議院則被團結工會完全控制，波蘭統一工人黨在議會的局面日益艱難。
1989年7月19日，波蘭舉行了總統選舉，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當選為總統。但在隨后的組織政府中，波蘭統一工人黨落敗，波蘭團結工會成員塔德烏什·馬佐維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當選總理并組閣。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歐出現的第一個非共產黨領導的政府。12月29日，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國名波蘭人民共和國改為波蘭共和國，并更改國徽。波蘭統一工人黨失去政權后，黨內陷入混亂，黨內分歧與矛盾加深，大量黨員退黨。1990年1月，波蘭統一工人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宣告該黨停止活動，改組為社會民主黨與社會民主聯盟。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
1956年10月23日，由于對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及其主要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的長期不滿，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居民展開了游行示威運動，游行群眾要求讓此前因改革而被排擠的納吉·伊姆雷（Imre Nagy）組織政府，實行民主政治、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實現民族獨立，還將一些地方的約瑟夫·斯大林銅像推倒。隨后重新上臺納吉·阿都拉薩上臺，組建新政府。但隨著蘇聯軍隊的介入，游行示威運動很快便演化為武裝起義。10月30日，在經過蘇匈兩國商議后，蘇聯紅軍撤出匈牙利，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承認過去犯下的錯誤，廢除一黨制，恢復多黨聯合執政，并將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改組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但10月31日，蘇聯改變立場，開始第二次武力干涉，并派出軍隊進攻匈牙利。納吉下令匈牙利軍放棄抵抗，帶領一部分黨政要員與家屬前往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避難，但不久后被蘇軍控制。此后蘇聯支持的卡達爾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遭到匈牙利群眾的抵制，而納吉也拒絕與新政府合作，最終于1958年6月22日被處死。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這樣被蘇聯鎮壓下去。
匈牙利事件雖然被蘇聯通過武力鎮壓，但納吉進行的改革運動為匈牙利留下了改革的火種。1968年，匈牙利開始全面改革經濟體制，并對政治體制進行了一定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隨著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在政治、經濟決策上的一系列失誤，匈牙利的經濟發展受挫，出現了許多困難，改革一度停滯甚至倒退，到1988年，匈牙利的外債總額達到160億美元，人均外債高居東歐之首。經濟形勢的惡化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滋生，黨內也出現了各種分歧。為了擺脫困境，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對黨的領導核心進行改組，國務部長波日高伊·伊姆雷（Pozsgay Imre）等“改革派”進入最高領導層，決定實行政治經濟學體制改革，并提出了“社會主義多元化”的方針。
1989年2月，經過各方的激烈爭論，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宣布實行多黨制，同時展開了對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重新評價。波日高伊宣布匈牙利事件是“人民起義”，這引起了黨內的巨大爭議，在反對派的壓力下，匈牙利黨中央于6月為被處死的納吉平反。1989年下半年，匈牙利黨內的矛盾愈演愈烈，總書記格羅斯認為應該改革體制，但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而波日高伊則認為應該取消共產主義制度。1989年6月，匈牙利社工黨與反對黨派和社會群眾組織進行圓桌會談，討論由一黨制向多黨制過渡的問題。三方最終簽署了有關協議，提出了關于修改憲法、建立憲法法庭、政黨法、國會代表選舉法以及修改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草案，并交國會討論通過。
1989年10月，匈牙利社工黨召開十四大，決定將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改為匈牙利社會黨，這引起了原社工黨內大量黨員的反對，他們紛紛放棄加入社會黨，到1989年底，原社工黨72萬黨員僅有5.5萬人加入社會黨。1989年10月18日，匈牙利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改為匈牙利共和國，取消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次年5月2日，經過自由選舉產生的國會通過一項法律，全面肯定了“1956年10月革命和自由斗爭的意義”，并將國慶日由蘇聯紅軍解放匈牙利的4月4日改為10月23日，即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發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1989年下半年開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局勢也開始動蕩，大批民主德國公民通過去匈牙利旅游的機會，借道奧地利前往德國。到1989年底，通過各種渠道前往聯邦德國的民主德國公民已達34萬余人，大批國民的出走引發了民主德國國內局勢動蕩不安。1989年10月，民主德國國內出現了游行示威潮流，群眾要求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實行社會主義改革、按勞分配、改善供應和服務、放寬對新聞媒介和出國旅行的限制等，但也有人趁機反對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領導。國內局勢的動蕩也導致了德國統一社會黨內部的矛盾和沖突，10月18日，執政18年之久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被迫辭職，隨后又被開除黨籍。
政治局委員埃貢·克倫茨（Egon Krenz）當選為總書記，克倫茨上臺后便訪問蘇聯，并跟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腳步對民主德國進行改革。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國政府宣布允許公民申請訪問德國以及柏林西部地區，當晚柏林墻在民主德國居民的壓力下被迫開放，10天內，民主德國警方共簽發了1000萬人的旅游簽證，聯邦德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對此則表示歡迎。但克倫茨的改革措施并沒有平息各種游行示威活動，反而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局勢更加惡化。一些人直接攻擊德國統一社會黨和政府，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張，包括要求修改憲法，取消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領導，進行“自由選舉”等。在嚴峻的形勢下，德國統一社會黨向反對派讓步，民主德國人民議院于1989年12月1日通過憲法修正案，從憲法中刪去了民主德國受“工人階級及其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領導”的內容，并決定于1990年5月6日舉行人民議院大選，后又提前到3月18日。
1990年2月4日，德國統一社會黨宣布改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3月18日，德國人民議院舉行大選，由基督教民主聯盟、“民主覺醒”和德國社會聯盟組成的德國聯盟取得了勝利，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洛塔爾·德梅齊埃（Lothar de Maizière）當選總理并組閣。1990年5月8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德國在波恩簽署《關于建立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的國家條約》，兩德統一的步伐大大加快，8月30日，雙方在柏林簽署德國統一條約，確定民主德國采用聯邦德國憲法，于10月3日加入聯邦德國，統一的德國首都定于柏林。10月3日，民主德國并入聯邦德國，民主德國的憲法、人民議院、政府自動取消，分裂40多年的兩德至此統一。
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
1989年，在東歐劇變的影響下，保加利亞的局勢也發生了變化。1989年11月，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一書記托多爾·日夫科夫（Тодор Христов Живков）下臺，反對黨派逐漸活躍了起來。1990年1月到3月，保加利亞共產黨與反對派進行了圓桌會談。保加利亞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紛紛脫離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保加利亞共產黨也在十四大中宣告放棄憲法中關于黨在社會中的領導作用的規定，放棄了對政權的壟斷，但不放棄爭取領導權的斗爭。隨后保加利亞共產黨改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1990年11月，保加利亞國民議會決定將國名改為“保加利亞共和國”。
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了突破蘇聯模式的改革，被稱為“布拉格之春”，但在蘇聯的軍事入侵下改革失敗，隨后執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也將這次改革運動也定性為“反革命運動”。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現了要求重新評價1968年改革的潮流，并很快演化為反對捷共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1989年1月，為紀念1969年因抗議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而自焚的青年揚·帕拉赫，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進行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活動，但遭到了當局的驅散鎮壓。捷共當局的反應激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群眾新一輪的抗議，社會各界人士紛紛采取向聯邦政府上書、游行示威等方式表達抗議。但捷共領導人在1968年改革問題上堅決不肯讓步，這使得捷共與人民群眾的隔閡不斷加深。1989年下半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勢更加不穩，10月28日，反對派在首都布拉格舉行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活動，要求改組政府，反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領導。為了平息態勢，捷共改組領導核心，向反對派讓步，宣布改組政府、修改憲法，取消憲法中關于捷共領導作用的條款。同時，捷共也接受了實行自由選舉、恢復多黨制議會民主的要求，并以捷共中央主席團名義發表聲明，宣布1968年華沙條約組織5國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錯誤的，隨后又宣布為所有因1968年事件而遭受迫害的人恢復名譽。
1989年底，在反對派的堅持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改組，捷共失去了執政地位。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改名為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 1992年12月31日，捷斯聯邦解體。1993年1月1日起，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別成為獨立主權國家。
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
羅馬尼亞政局劇變的導火索是蒂米什瓦拉事件，1989年12月，羅馬尼亞城市蒂米什瓦拉的一位與羅馬尼亞政府持不同政見的神職人員拉斯洛·托克什被要求遷出供神職人員居住的公宅，進入教堂居住。但隨后當地政府再次強迫托克什搬遷，這引發了蒂米什瓦拉群眾的不滿，12月16日晚，數百名市民圍在托克什居住的教堂外，抗議政府的強制搬遷要求，人群高呼“自由”“打倒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等口號。抗議活動很快便發展為數千人的反政府示威游行，羅馬尼亞共產黨決定使用武力鎮壓。12月17日中午，1萬多名蒂米什瓦拉市民再次上街游行，遭到了軍隊的鎮壓，出現了人員傷亡。12月19日，蒂米什瓦拉再次爆發數萬人的游行示威運動，后又爆發總罷工。
蒂米什瓦拉事件發生后，羅馬尼亞各地都發生了游行示威活動，12月21日，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反對齊奧塞斯庫的游行示威運動，群眾與軍警發生沖突。22日，首都的游行示威規模不斷擴大，群眾占領了羅馬尼亞電視臺和電臺，羅馬尼亞軍隊也宣布不再向示威群眾開槍。同日，在布加勒斯特成立了由39人組成的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委員會。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委員會發表公告，宣布接管羅馬尼亞國務委員會和羅馬尼亞政府的一切權力。22日下午，羅馬尼亞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捕，隨后忠于齊奧塞斯庫的部隊與國防部軍隊在布加勒斯特交火，直到25日，羅馬尼亞的局勢才逐漸平息，救國陣線開始在各地建立機構。同日，在經過臨時軍事法庭的審判后，齊奧塞斯庫夫婦被判處死刑。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1989年，南共宣布放棄一黨專政，民族主義色彩的非共政黨開始出現，民族矛盾激化。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Слободан Милошеви?）成為塞族領導人，主張重新建立強力政府，以強硬手段收回權力，這引發了與其他共和國的沖突。1989年1月，為抗議塞爾維亞在聯邦的強硬政策，爆發大規模示威活動。米洛舍維奇借口“人民的不滿”迫使黨政主要領導集體辭職，并扶持自己的親信上臺。同年，斯洛文尼亞共產主義者聯盟決定退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共產主義者聯盟，并在斯洛文尼亞實行政治多元化。1990年，克羅地亞新任總統發表聲明，表示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必須改變國家結構，否則克羅地亞將獨立。此時南斯拉夫名義上還存在，但實際上已經分裂。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要求獨立，力圖維持統一，馬其頓和處于觀望之中。1990年12月，斯洛文尼亞舉辦全民公投，94.6％贊成獨立，也在積極準備脫離聯邦。
南斯拉夫聯邦政府警告將動用武力干預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的獨立行動，塞爾維亞總統米洛舍維奇揚言不再與兩國談判，一旦南斯拉夫分裂，將不再尊重邊界。在協商談判之余，克國境內的塞克兩族軍隊、警察與平民已出現了數次流血沖突。
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亞與同時宣布獨立，這引發了。但當時全歐洲正處于政治改革時期，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內戰被歐洲共同體視為地區安全的障礙，因此出面積極調停，最終雙方簽訂停火協定，斯洛文尼亞獲得實質獨立地位。與斯洛文尼亞的情況不同，的獨立進程更為復雜和血腥。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對克羅地亞的獨立毫無妥協，雙方關系極為緊張。克羅地亞境內的塞族人宣布建立“”，引發了“”。這場戰爭最終淪為一場殘酷的奪取領土和“凈化民族”的戰爭，最終由克羅地亞獲得勝利并獨立。
1991年9月8日，馬其頓舉行了獨立公投，最終95％的投票人贊成獨立，馬其頓成為獨立國家。1991年12月1日，奧地利、、、意大利、五國宣布“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已不復存在”。1992年2月15日，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聯邦政府宣布塞爾維亞與兩個共和國合并為新的南斯拉夫國家——“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但因中負有重大責任，未被接受其繼承地位。
1992年2月，波黑和黑塞哥維那舉行了公民投票決定是否自南斯拉夫獨立。3月，和黑塞哥維那宣布獨立，這導致了“”的爆發，波黑境內的塞族自行成立了“塞族共和國”，自前者獨立出來，與對抗穆克兩族。戰爭一直到1995年10月戰爭才結束。最終，交戰各方在1995年12月14日于簽訂《》，協議確認維持獨立，由占有49%的塞族共和國與51%的和聯邦兩個政治實體所組成。
結束后隔年，塞爾維亞的自治省科索沃也開始了獨立運動，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也以武力鎮壓，引來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干涉，“科索沃戰爭”爆發。最終放棄其軍事行動，科索沃被轉交給北約管轄。2000年10月，米洛舍維奇下臺，由溫和派的（Во?ислав Коштуница）接任南聯盟總統，南聯盟與歐洲和北約關系開始好轉。
2003年，南聯盟改名為“”。2006年，黑山舉辦了獨立公投，獨立派以些微差距獲勝，黑山因而于2006年6月3日宣布獨立。兩年后，科索沃亦宣布獨立，塞爾維亞則表示永遠不會認同科索沃獨立，但會通過談判的方式加以推翻，絕不會施以軍事行動。
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
1990年以來，大批阿爾巴尼亞人出逃，形成巨大的難民潮。12月初，地拉那的大學生罷課并舉行游行示威，要求建立獨立的政治組織，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12月11日，勞動黨準許成立持反對派立場的政黨和團體。17日，人民議會主席團通過法令，多黨制獲得法律認可。在1991年3~4月進行的議會選舉中，勞動黨獲勝并組成一黨政府。5月，議會通過《憲法要則》，規定阿爾巴尼亞為議會共和國，改國名為阿爾巴尼亞共和國。6月，在反對黨的強大攻勢下，政府辭職，勞動黨一黨執政結束并更名為社會黨。1992年3月，反對黨在提前舉行的議會選舉中獲勝，取代社會黨執掌政權。
事件結果
東歐劇變后，東歐各國共產黨失去政權，社會制度改變。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國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并入德國，實現了兩德統一，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分裂成了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北馬其頓及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2003年改稱塞爾維亞和黑山，2006年解體，2008年科索沃單方面宣布從塞爾維亞‘獨立’，未被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實為一分為七），捷克斯洛伐克則于1993年分為捷克及斯洛伐克。東歐8國變成中東歐12國。
歷史影響
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
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不僅使蘇東集團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而且鼓舞了蘇聯正在發生的變化。1991年6月，經互會第46次會議召開，成員國代表不再提成立新組織的問題，而是簽署了解散經互會的議定書，規定90天后經互會章程失效，經互會正式解散。1990年9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防部長與華沙條約組織總司令簽署退出華約的議定書。1991年1月，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國外交部長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到1992年3月退出華約，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隨后也提出類似的要求。1991年7月1日，華約成員國舉行政治協商委員會最后一次會議，終止華沙條約，解散華約組織。隨著經互會和華約組織的解散，蘇東集團土崩瓦解。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蘇東集團解體和蘇聯解體標志著美蘇冷戰的正式結束，國際格局由此發生顯著變化。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谷
東歐劇變使國際社會主義處于低潮。東歐劇變后，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由原來的15國減少為5國，陸地面積由占全球的24%縮小為7%，人口由原來占世界人口32%減少為23%。共產黨組織由180個減少為120多個，黨員人數由9100萬減少為6000萬。美國共產黨員從2萬人減為0.5萬人，加拿大共產黨員由3000人減為600人，英國共產黨員從7600人減為1000人。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前途感到渺茫、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產生懷疑。如原英共領導人認為，“1917年的政治實驗以災難而告終”，“共產黨的時代已經結束”。原加拿大共產黨總書記休伊森認為，東歐劇變表明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已經“走進了絕路”，共產黨已無必要繼續存在下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極右勢力更是宣稱，歷史已經以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而告終。
北約東擴
東歐劇變后，華沙條約組織解散、蘇聯解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戰而勝”，為了應對歐洲新安全環境的挑戰，實現其長遠的戰略目標，北約在進行戰略調整和內部改革的同時，不斷在蘇聯和東歐地區擴充新成員。1999年捷克、匈牙利和波蘭成為北約的成員國；2004年3月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文尼亞以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加入北約組織；2008年4月布加勒斯特峰會同意克羅地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加入。
歷史評價
199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人物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對東歐劇變及蘇聯解體評價道：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
中國學者周遵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下，蘇聯對東歐的政策對東歐各國的發展進程至關重要，有時甚至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沒有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不可能迅速取得政權，沒有蘇聯，東歐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發展道路的嘗試不致被扼殺；沒有蘇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西納特拉主義，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不致迅速傾塌，成也蘇聯，敗也蘇聯，這就是東歐劇變的歷史動因。
中國學者劉治軍：蘇聯和東歐劇變，不是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失敗了，而是假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東西在這些國家的失敗。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但社會主義的實現，需要多種條件，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
相關研究
東歐劇變后，中國學術界始終關注東歐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對東歐劇變的深層次原因和歷史教訓進行了探討和分析。一些學者認為，東歐劇變和蘇聯有著直接的關系，具體表現在東歐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確立與蘇聯息息相關，東歐被迫全盤接受了蘇聯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東歐國家在黨和國家關系問題上受制于蘇聯，以及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西納特拉”主義成為東歐劇變的重要因素。這一觀點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周尊南的《成也蘇聯，敗也蘇聯——東歐劇變的歷史思考》、王瑜的《試論戰后斯大林時期蘇聯對東歐的政策》《蘇聯模式對東歐的影響》，闞思靜的《東歐演變的若干歷史思考》，劉春蕊的《東歐劇變中的蘇聯因素》，郭潔的《東歐劇變的“蘇聯因素”探析》等。還有一部分學者關注東歐國家的內部原因，認為經濟的崩潰是導致劇變的基礎性原因，政治體制的僵化特別是東歐共產黨的衰敗是東歐劇變的關鍵性因素，民族問題是東歐劇變的重要內因。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于海巖、張殿清的《東歐國家的改革及歷史教訓》，田春生的《原蘇聯東歐國家社會制度劇變的原因探析》，曹桂乾的《腐敗與東歐共產黨的衰敗》，林炎志的《關于蘇東劇變十年來的一些反思》，葛寧的《沒有理論創新就要衰亡——蘇聯東歐共產黨垮臺的教訓》，穆立立的《東歐劇變的民族因素》等。一些學者也從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影響、執政黨的理論認識問題以及社會道德問題等方面對東歐及蘇聯劇變進行研究，如騰海劍的《試析東歐劇變的歷史根源》，高放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南剛志的《蘇東劇變原因再析》，程極明的《關于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認識問題——蘇聯東歐劇變的理論探索》，張錫恩的《從社會道德的蛻變看蘇聯東歐的演變——對兩位國際“政治明星”觀點的評析》等。
參考資料 >
南斯拉夫及其繼承國：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克羅地亞、黑山、北馬其頓、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聯合國.2023-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