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男，漢族，字怒安，號怒庵，江蘇省南匯區漁潭鄉人，中國翻譯家、作家、文藝評論家。
1919年，傅雷進入周浦鎮小學就讀，一學期后轉往南洋中學附屬小學。1921年，傅雷考入上海教會學校徐匯公學，并于1924年被學校開除，轉而考入上海市大同大學附屬中學。1926年9月，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學。傅雷于1927年至1931年留學巴黎，就讀于巴黎大學。赴法留學期間的通信被整理成《法行通信》，發表于《貢獻》旬刊。留法期間，傅雷翻譯了《藝術哲學》的第一篇第一章、《圣楊喬爾夫的傳說》，并初譯《貝多芬傳》。1931年秋歸國后至1933年9月，傅雷于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擔任校長辦公室主任。回國后至1966年“文革”，傅雷翻譯了《夏洛外傳》《約翰·克利斯朵夫》《高老頭》《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傅雷與留學的傅聰書信不斷，這些通信被整理成《傅雷家書》。在“文革”開始后，傅雷受到殘酷迫害。1966年9月3日，傅雷與夫人朱梅馥一道于家中自殺身亡。
自1929年開始翻譯活動以來，共計譯著三十四部，五百余萬字，涵蓋羅曼·羅蘭、巴爾扎克、伏爾泰等法國名家名著，經他手發揚的“神似說”更是為中國翻譯界提供了寶貴的方法論指導，是不可多得的文學翻譯大師。傅雷體華文語言客觀上對中國現代白話文的發展并走向成熟，起到了有效的推助作用。經由《傅雷家書》，傅雷的教育理念也得到廣泛傳播，提供了一套基于人格獨立與因材施教的教育范本。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傅雷于1908年4月7日出生于上海市南匯縣漁潭鄉。據大同大學教授雷垣回憶，傅雷家頗有江南水鄉之感。三四間慵懶平房，五六點束院竹籬，另有小塊土地雇人耕種。1912年，辛亥革命之際，其父傅鵬飛受土豪劣紳誣陷落獄，其母李欲振四處走動，以尋求營救之法，最終于三個月后將傅鵬飛解救出獄。由于無暇照顧子女，傅雷的二弟一妹陸續夭折；同年，其父也于終日抑郁中離世，此時的傅雷僅四歲。幼年喪父后，傅雷之母一生孀居，家教頗嚴，傅雷此后的許多教子觀念便是以此為源流。
1919年，傅雷入周浦鎮小學讀書，此前他一直于私塾中學習四書五經。一學期后轉往上海市，就讀于南洋中學附屬小學。1921年，傅雷考入上海教會學校徐匯公學，并接受一日兩節的法語課程，這為之后跨越重洋留學法國打下基礎。1924年，由于在教會學校中發表激烈的反宗教迷信言論，傅雷被學校開除，轉而考入上海市大同大學附屬中學。不久，“五”慘案點燃了熱血青年的心火，傅雷和同學一道走上街頭，進行示威游行；這之后，他又帶頭掀起反對學閥的“大同風潮”。在積極響應進步學生運動的過程中，傅雷被傳說為共產黨，母親聞訊勒令他回鄉，因此從大同大學附中輟學。高中期間，傅雷已在《北新周刊》與《小說世界》發表《夢中》《回憶的一幕》兩篇小說，文學才華初顯端倪。
1926年9月，18歲的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學。大學的教學質量低下、學習氛圍散漫為他所不齒，加上“四·一二”白色恐怖的陰影使得國內人心惶惶，其表兄顧侖布所啟發的赴法留學便成為了傅雷注目的出路。
留學法國
1927年12月31日，傅雷登上法航公司的郵輪Andre-Lebon，開啟了對他影響頗深的留法生涯。一個多月后，傅雷抵達馬賽，再乘火車前往巴黎。自起航后第二天至抵達巴黎之后的第五天，傅雷以通信的形式記錄了赴法行程的所見所感，名為《法行通信》，共十五篇，后發表于孫伏園、孫福熙兄弟主編的《貢獻》。四十年代，文學家曹聚仁將其編入《現代名家書信》。
抵達巴黎后，傅雷經嚴濟慈介紹認識了同在法國留學的鄭振鐸，后者幫助他安頓于伏爾泰旅館。為了在法國求學，傅雷前往法國西部的普瓦捷補習法語，并膳宿在一位法國老嫗Madame Jacqueni家里，她也充當了傅雷日常生活中的法語老師。在此期間，傅雷翻譯了阿爾豐斯·都德的兩個短篇小說集與梅里美的《卡門》作法語練習之用，并未投稿。半年后，傅雷考入巴黎大學文科，主修文藝理論，并在盧浮官美術史學校與索邦藝術講座旁聽。同時，開始翻譯丹納《藝術哲學》的第一篇第一章，命名為《藝術論》，同時自行添加《讀者弁言》。后來，受羅曼·羅蘭影響，傅雷又展現出對音樂的興趣。在巴黎，傅雷認識了劉海粟、劉抗、朱光潛、梁宗岱等留法學子以及后來的北平中法大學文學系主人曾覺之、著名散文家孫福熙、著名文學編輯孫伏園等，時常交往談藝；1929年6月，由曾覺之安排，傅雷前往瑞士菜芒湖畔圣揚喬爾夫木屋，與孫伏園、孫福熙兄弟及劉海粟、劉抗、陳人浩等藝術家同游，在此期間，他譯出了《圣揚喬爾夫的傳說》，并刊登于1930年的《華胥社文藝論集》中，這是傅雷首次發表譯作。他還曾游歷比利時、瑞士、意大利等地。1930年隨劉海粟出席比利時獨立百周年紀念博覽會，鑒賞布魯塞爾美術館法蘭德斯畫派代表人物彼得·魯本斯及其弟子的繪畫作品。1931年則前往意大利，參觀羅馬教堂的文藝復興運動代表畫家列奧納多·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博那羅蒂、拉斐爾·桑西的作品。回到巴黎后，他嘗試初譯《貝多芬傳》，但譯稿被商務印書館退回。
后期經歷
1931年，傅雷與劉海粟結伴回國，抵滬時恰逢九一八事變。1932年1月，24歲的傅雷與19歲的朱梅馥結婚。朱家與傅雷母親的娘家是表親，介紹人則是朱梅馥的叔叔。婚后不久，二人生一子，而后夭折。二人一生舉案齊眉，相敬如賓。朱梅馥性格溫柔，具有中國傳統女性所應具備的一切美德，二人剛柔并濟，家庭和睦。1931年抵滬后至1933年9月，傅雷于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擔任校長辦公室主任，兼任美術史與法文教授。在任職期間，傅雷共擔任美術史、藝術論、名畫家傳和法文四門課的授課教師，充分展現出他廣博的知識面和藝術造詣。
1932年，由于時局動蕩，美專停課，傅雷便到了哈瓦那通訊社擔任筆譯的工作，直到9月份美專復課才又回校。同年，他加入了龐薰琹等組織的決瀾社，并與倪貽德合編藝術理論指導刊物《藝術旬刊》。回校后，傅雷辭去了辦公室主任的職務，專任教授。
1933年9月，傅雷堅決辭去了在上海美專的工作，校方有挽留之意，在傅雷離職兩個月后仍以“請假”論之，而傅雷終不理會。在1957年的《自述》中，傅雷將辭職原因描述為兩方面：既有自己的原因——“年少不學，無資格教書”，也有劉海粟的因素——“待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離職后，傅雷遁入書齋，終日閉門譯書。1933年間，傅雷翻譯了莫羅阿的《戀愛與犧牲》，譯稿寄給開明被退回。與上文所述《貝多芬傳》一樣，這部譯著的出版系多年后重譯的結果。在那之后，傅譯列甫?蘇卜的《夏洛外傳》的譯稿為多家出版社所婉拒，而后傅雷便以“自己出版社”的名義出版。這一時期的譯著還有《羅丹藝術論》《今日之倫敦》《米勒》等。
1934年3月，傅雷寫信致羅曼·羅蘭，表達了對其作品的喜愛和翻譯《巨人三傳》的意向。在回信中，羅曼·羅蘭表示應當“為公眾服務而成為偉大”，這句話對傅雷有重大影響。
1935至1936年，傅譯羅曼·羅蘭的《米開朗基羅傳》《托爾斯泰傳》；莫羅阿的《人生五大問題》；莫洛亞安德烈與蘇卜的《福爾德傳》等作品相繼問世，他逐步完成了自青澀到成熟的蛻變。這一時期的翻譯作品還有奧諾雷·德·巴爾扎克的《高老頭》、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幸福之路》、杜哈曼的《文明》、艾薩克·牛頓的《英國繪畫》等。
抗日戰爭爆發后，傅雷整日閉門不出，與1936年至1941年間翻譯出版了《約翰·克利斯朵夫》，為黑暗年代的群眾遞上一盞油燈。抗日戰爭勝利后，傅雷與周旭良合編《新語》半月刊，發表十余篇關于時局、民主、教育、文藝等內容的政論雜文；在《周報》《民主》《文匯報》等文學刊物上，傅雷也撰寫了數篇類似的文章以支持民主運動。1943年，經傅雷倡議，“黃賓虹八軼誕辰書畫展覽會”舉辦，黃賓虹作品皆直寄給傅雷，由傅雷全權策辦。1945年12月，為反對美蔣發動內戰的陰謀，傅雷奔走呼號，與馬敘倫、陳叔通等發表宣言，籌備成立了“中華民主促進會”，并當選為第一屆理事。
1949年，傅雷經津抵京，清華大學吳晗有意請傅雷來校任職，仍執教法語，傅雷并未回應，他仍向往著他的書齋——法國文學大師們的沙龍。新中國成立后，傅雷被選為全國第一、二次文代會代表（因故未出席），并任中國作協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與上海市政協委員，在積極履行職責的同時，傅雷仍譯成了《歐也妮·葛朗臺》。
1954年，傅聰留學波蘭，在此期間，傅雷與其子的書信來往中誕生了《傅雷家書》。
1958年被扣上“右派”的帽子，直至1961年9月才平反。平反后，他陸續譯出了奧諾雷·德·巴爾扎克的《賽查?皮羅多盛衰記》《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甫》《比哀蘭德》《幻滅》。1959年10月1日，在周恩來、陳毅關懷下，傅雷給遠在英國的兒子傅聰寫去中斷聯系兩年后的第一封家書。1963年，傅雷再改《高老頭》，并為留學時期的翻譯活動續集，正式譯出了泰納的《藝術哲學》。傅雷是一位極度勤奮的譯書家，他一周的時間幾乎全為譯書所占滿，在唯一休息的周日也總拿來寫信，并不停筆。傅雷的譯書工作一直持續到自己生命的最后時期。
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開展，傅雷遭到迫害。1966年9月3日上午，女傭周菊娣發現傅雷夫婦已在江蘇路284路5號住所“疾風迅雨樓”自殺身亡。
家族成員
主要譯著與作品
代表作
《約翰·克利斯朵夫》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于1912年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傅雷于1936至1941年將其翻譯成中文。作品講述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由于對當時社會環境中虛偽與造作的不齒，一次次在生活中碰壁的艱難生活。通過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生映射現實社會中的一系列矛盾，并宣揚人道主義和英雄主義。
《高老頭》
《高老頭》是法國作家奧諾雷·德·巴爾扎克成書于1834年的長篇小說，是最能代表巴爾扎克藝術風格的作品之一，傅雷于1944年、1951年、1963年三次翻譯成中文。巴爾扎克通過《高老頭》反映了階級與階級意識間的復雜關系，揭示了社會現實對人性的摧殘。
《傅雷家書》
《傅雷家書》是傅雷、朱梅馥與傅聰往來通信的書信集，由傅敏編，最早出版于1981年。自1954年傅聰留學波蘭始，至1966年傅雷夫婦于文革壓迫下自殺身亡止，共歷時12年，書信數百封。一方面，《傅雷家書》完整表現了傅聰出國學習、演奏成名到結婚生子的成長經歷，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傅雷的翻譯工作與傅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動蕩歲月中的命運沉浮。
原創作品
翻譯作品
翻譯思想及特色
翻譯思想
“神似說”是傅雷主要的翻譯理論，其意在避免簡單追求句法與形式的照搬，而根據各語言的特色，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神似說”的主要獨特之處在于用文藝美學的視角去把握文學翻譯，文學翻譯活動的實質是解構與重構，“神似說”的提出與傅雷長期的藝術熏陶密不可分，他將翻譯與臨畫結合起來，展現出多學科融會貫通的特質。
“神似說”提出后，有將“神似”與“形似”完全割裂的錯誤認識，即二者取其一的謬誤。傅雷強調，神似必須建立在形似的基礎之上，二者并不是尖銳對立的，神似是一切翻譯活動應該追求的最高境界。為達到神似，有兩點需遵循：其一是透徹理解原文，其二是體現原作詞句的“聲色”。傅雷在原作的選取上偏重羅曼·羅蘭與奧諾雷·德·巴爾扎克，這些作家與他本人如同知己，因而更能透徹地領會原文的思想底色。在翻譯的過程中，傅雷進行了大量的基于中文語言環境的再造，“化為我有”，以更好的傳神達意。
“神似說”的理論指導使傅雷形成了自己的翻譯風格。他去除“翻譯腔”，用更本土化的語言表達形式傳達原作的意味，并在此基礎上保留原作文字間所灌注的情感，使翻譯作品本土化；既有作為外國作品所傳達的別種社會及精神的原貌，又具備漢語文學層面的文學性。這一點表現為更生動流暢、富于變化的行文和漢語四字格的使用，它們使傅譯文本脫離了傳統翻譯文學的框架，在還原原作的同時增加了更多適用于中文閱讀習慣的內容。
教育觀念
傅雷奉行“嚴教”，這一點與他從小所受的教育息息相關。他有一套“過于嚴格”的家規，從吃飯睡覺到練琴學習都有嚴格的標準。一方面，嚴格的標準有助于高水平人才的培養；另一方面，過于壓抑的環境也對傅聰、傅敏的性格形成增添了不良因素。
在教育方針方面，傅雷實行“愛國德育”與“學術智育”相結合的方針。傅雷始終對傅聰灌輸報效祖國、心懷天下、以國為榮的崇高理想，要看重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與此同時，傅雷注重傅聰在理論、邏輯、知識方面的學習，要讓“頭腦成為思維大廈”，廣泛涉獵，并從廣博的知識中學習個人修養和自我批判精神。
在為人處世方面，傅雷強調為人的風骨，追求卓爾不群。鼓勵孩子追求人格與精神的獨立。他推崇“外方內方”的處世方式，一方面對自己嚴格要求，具備自我批判精神；另一方面鼓勵出世，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保持藝術家的人格獨立、桀驁不馴。這反映出傅雷的“精英教育”思想，不注重“取悅于人”的本領，而注重個人的修養。
人物影響
除了翻譯家外，傅雷還是文學批評家、美術鑒賞家和音樂評論家。由于《傅雷家書》的影響，傅雷的教育觀念也為人所熟知。他在家書中對傅聰的囑咐，反映出傳統文人追求人格獨立和個人修養、心懷國家和人民的思想理念，并將其投射在教育上。傅雷還積極投身政治事業，他成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一位理事，出席第一、二屆文代會，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
“神似說”的影響
傅雷并不是“神似說”的開創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陳源、曾虛白等人便拿臨畫和翻譯作比，就有過“注重神似”的說法。傅雷將這一方法論發揚，凝聚在自己的翻譯作品中，成為了后世外國文學翻譯者領會翻譯思想、運用翻譯技巧、提高翻譯質量的憑借。文學翻譯須是有文學性、藝術性的再創造，這一理論旗幟為整個中國譯界指引了方向。
語言及藝術層面
傅譯在文本選擇、語言運用及語體選擇上均順應了當時主流詩學的審美取向及目標讀者對于外國語文的審美期待。傅式的翻譯語言在漢語文學的層面已然達到了文學語言、藝術語言的高度，而非簡單的語言轉換。通過對譯文的精煉，傅譯擺脫了翻譯文學的臨摹質感，而有了漢語文學遣詞造句的靈氣。傅雷體華文語言客觀上對中國現代白話文的發展并走向成熟，起到了有效的推助作用，從詞匯、句法以及語體等多方面為本土文學創作提供新鮮的可資借鑒的語言元素，從而部分改寫本土語言的表現模式。
人物評價
作家畢飛宇：“傅雷是一位偉大的翻譯家，一個翻譯家給人們最多的當然是文學上的滋養，可是，傅雷給我們的遠遠超過了文學。”
法語翻譯家柳鳴九：“在譯本漢語之精煉、之優美上，傅雷的確明顯優于很多譯家。他的譯本的漢語水平本身就達到了文學語言、藝術語言的高度，這是他將一種外國語言藝術轉化為本國語言藝術的結果，是他反復錘煉、精益求精的結果，這使得他擺脫了硬譯的匠氣，而有了造化的靈性。他既是文學翻譯的大師，也是翻譯文學的大師。”
作家葉兆言：“傅雷是翻譯文學領域中最突出的一位，他不僅向我們販賣和推銷了外國文學，還把第一流的漢語范本展現在了讀者面前，直接影響了很多有志于從事文學創作的人。”
作家王小波：“我們年輕時都知道，想要讀好文字就要去讀譯著，因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譯。”“最好的文體都是翻譯家創造出來的，傅雷先生的文體很好。”
翻譯家、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許淵沖：“傅雷譯法高人一著的地方”，正是得力于他“化為我有”的“化”字，得力于他“恰恰做到了‘神似’”
北外語言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王克非：“傅譯自成一體的傅雷體華文風格以及傅譯副文本所折射出的良苦用心，留給中國翻譯界、翻譯研究界、中國語文建設以及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群體的借鑒意義與心靈鼓舞永遠是深遠的。”
后世紀念
傅雷翻譯出版獎
為紀念傅雷在法語文學翻譯領域的杰出貢獻，2009年，法國駐華大使館設立傅雷翻譯出版獎，以促進法語文學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為宗旨，表彰優秀的法語譯作。每年，傅雷翻譯出版獎評選出文學類和社科類各一部譯自法語的最佳中文譯作，并于2013年起增設“新人獎”，以鼓勵新一代年輕譯者。
傅雷雕像
2021年4月7日，周浦鎮于傅雷誕辰113周年紀念日舉辦“赤子的世界——傳承傅雷文化，弘揚傅雷精神”系列活動，與其一同進行的還有傅雷雕像的首次面世。它佇立在傅雷圖書館的北廣場，以年輕時的傅雷為原型，以花崗石為材質，背后有綠植點綴。創作其的著名雕塑家盛楊表示：“雕塑要高度概括傅雷的精神，考慮到雕像坐落在圖書館，因此我在創作過程中有意識地將傅雷的形象年輕化，所以最終選用了傅雷年輕時的形象，以此激勵青年人，樹立信心。”
人物逸聞
傅雷的“戀愛教育課”
留法之前，傅雷與朱梅馥已有婚約，而在留學期間，傅雷與法國女郎瑪德琳又有戀情。傅雷曾因此向家中寫信，反抗父母之命、媒之言的婚姻，卻又因發現瑪德琳的風流情事而懊悔不已，這件事給予傅雷以深刻的訓誡。
傅雷與黃賓虹
傅雷與黃賓虹的交往是現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1943年傅雷與黃賓虹開始鴻雁傳書的時候，黃賓虹已屆八十高齡，傅雷才三十六歲，但他們的“知己之感”超越了年齡的差距，完全處于一種藝術精神上的自由交流，因而也為后人所樂道。
拒絕改名的傅雷
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傅雷無法出版自己的譯著，出版社建議他改個筆名出版。用筆名這件事傅雷本不介意，然而因“右派”而用筆名，傅雷就十分介意了。即便譯書是他的飯碗，但傅雷堅決不干。他認為，給他戴帽本來就是錯誤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字則更是錯上加錯。他寧可不出書，堅決不改名。
參考資料 >
110年前，傅雷在這里出生，因哭聲洪亮，族中長者為其取名“怒安”.文匯報.2023-05-14
第九屆傅雷翻譯出版獎昨公布 參選譯者首次出現90后.界面新聞.2023-05-14
紀念傅雷誕辰113周年!全新雕像落成，系列活動進行中→.澎湃新聞.2023-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