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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字壽朋，生于上海市，中國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社會活動家。他17歲考入清華大學，19歲被選送美國留學，24歲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后，相繼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等校任教。1925年，錢端升升為清華大學教授；1927年，他升為南京中央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新中國成立后，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法學院院長。1952年院系調整，受命籌建中國政法大學（今中國政法大學），并出任首任院長。1954年參與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工作。1974年，錢端升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

作為杰出的愛國民主知識分子，錢端升先生長期致力于發展新中國的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事業，對中國立法工作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學貫中西，著述頗豐，為中國培育了大批人才，不少海內外知名人士都曾受過他的教益。

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錢端升先生1900年2月25日生于上海市。1910年考入上海縣立敬業高等小學堂（今上海市敬業中學），13歲就考入江蘇省立三中（松江中學），1916年（民國5年）秋入上海南洋中學，17歲考入清華大學，19歲被選送北達科他州立大學，不久入美國哈佛大學深造，1922年，錢端升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后在哈佛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其間。在哈佛大學校長羅威爾先生介紹，到英國、法國、德國等地訪問考察。1924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教學生涯

錢端升先生“以教書為業，也以教書為生。”1924年歸國后，在清華大學講授政治學、憲法學。1927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學，在《現代評論》雜志連續發表論述，強烈要求廢除“領事裁判”，歸還租界；并主張吸取西方經驗，建立完善的中國行政系統。1930年，錢端升回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任教并兼任課北京大學。1934年，繼任天津市《益世報》主筆主筆，數月間發表議論170篇，針砭時弊，終也被迫去職，再度往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柳亞子《懷人》詩，贊“錢郎才氣頗縱橫，抵掌能談政與兵。攬澄清吾已倦，論壇一臂汝能撐。”

抗日戰爭爆發后，參與籌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法學院，于辛勤教學外，撰寫有關國際時事的論文和學術研究的專著，積極參加加強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1937—1949年，錢端升四次應邀赴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和講學。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錢端升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政府與政治》。回國后于北京大學任教，1949年5月，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1949年8月，錢端升被推選為北京市政治協商委員會副主席。1952年，新中國實施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政策，錢端升參與中國政法大學（今中國政法大學）籌建并被周恩來總理任命擔任首任院長。同時，兼任外交學會副會長、對外友協副會長、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外交部顧問，致力于新中國法制建設。

反對獨裁

作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無數次的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會議上，錢端升和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一道，成為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用趙寶熙先生的話說，“這四位教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痛恨腐敗、獨裁，力爭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國古話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但在錢端升等參加的國民參政會上就不完全適用了，縱然蔣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的總司令，但面對錢端升等知識分子，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斂。

錢端升的這種獨立人格，更多來自于其潔身自好，他壓根就不愿意做蔣介石的官。謝泳先生在《寂寞錢端升》一文中就指出：“錢先生要是想做官，機會多得很。”怎么個多法呢？錢端升在一封致胡適的信中說他和陳布雷見蔣介石的情況。錢端升告訴蔣介石，他將回北京大學繼周炳琳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蔣說這樣很好，“但自蔣處出來時，陳布雷大感其窘，大概陳布雷曾受人之托，欲令為我設法者也。”就憑錢端升的聰明，不會不理解見蔣介石的不容易，退一步說，他也不會不理解陳布雷對于其當官的利用價值，可是錢端升卻依然想回學校教書，至少有二十多年的時間，錢端升就“以教書為業，也以教書為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毛澤東同志赴重慶市和蔣介石舉行重慶談判。10月1日，錢端升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另外九位教授，聯名致電蔣介石和毛澤東，要求國共雙方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雙十協定”在桌面上簽字后，而背地下內戰卻箭在弦上，不能不發，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也成為中國國民黨特務的眼中釘、肉中刺。

由于有關方面的干涉，原定于是年11月25日晚上在云南大學致公堂召開的時事晚會被禁止，云南大學被勒令不得提供場所。后來時事晚會改在西南聯大圖書館草坪上舉辦。除了西南聯大的青年學生外，社會各界也來不少人沖破軍警特務的重重阻撓，約有6000多人前來聆聽時事演講。在主持人王瑞源簡短致詞后，錢端升便以“對目前中國政治的認識”為題發表演講，疾呼“內戰必然毀滅中國”，“我們需要聯合政府”，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草坪上掌聲雷動。

突然間一聲槍響，緊接著槍聲大作，子彈“啾啾”地飛過師生們頭頂，當局出動軍警團團包圍住師生，企圖鳴槍驅散時事報告會。錢端升先生并沒有因此終止他的演講。中國國民黨軍警此計不成，又突然停電試圖結束時事報告會。錢端升和其他師生一道，又點起汽燈繼續發表他們的看法，一直到會議結束。11月27日昆明市各大中學校代表決議全市總罷課，錢端升出席了19日的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會，通過公開抗議支持學生的行動。12月1日，國民黨軍政當局制造了“一二·一”慘案，在聯合國大會師范學院大門前開槍并投擲手榴彈，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等4人當場死亡，重傷20多人。12月2日聯大教授集會，推選錢端升、周炳琳、費青、燕樹棠、趙鳳喈5位教授組成了法律委員會，準備起訴。此舉得到成都市、上海市各界紛紛響應后，中國國民黨特務甚至寄給錢端升一顆子彈，以此相威脅。應該說，面對國民黨的極權主義統治，錢端升表現出了知識分子的骨氣和勇氣，他幾乎從來沒有退縮過，正可謂“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也。

創建北政

1952年，新中國對原有重點院校實施院系調整，在中央的直接推動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臺灣輔仁大學的法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合并組建成立了中國政法大學。北京政法學院就是今天法學著名學府——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錢端升院長的任命書，副院長劉鏡西、李進寶的任命書是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發的，北京政法學院人事處長劉少農的任命書是由司法部部長史良簽發的。

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一批創業者，在新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和司法體制改革的雙層背景下，開始了新中國政法專門教育事業的拓荒工作。正像美國耶魯大學大學的一批教師，離開耶魯去創辦普林斯頓大學一樣，以錢端升先生為首的創業者們帶著他們的熱情、理想和已凝練的傳統云集中國政法大學。

北政迅速匯聚了錢瑞升、王鐵崖、費青、吳恩裕、曾炳鈞、龔祥瑞、樓邦彥、芮沐、黃覺非、嚴景耀、雷潔瓊、張錫彤、徐敦璋、汪、陰法魯、杜汝、朱奇武、程筱鶴、余叔通、張國華、張子培等。這些令該們后輩學人仰視的學術星官代表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法學、政治學、社會學這三大學科的最高水平。

新誕生的北京政法學院因擁有一大批這樣的名師而自始就顯得與眾不同。是這些大師和先哲們創造了該校歷史上的第一次輝煌。中國政法大學因此而成為新中國政治家成長的搖籃，法學家培養的基地，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和法治昌明的骨干力量。

主要成就

學術影響

學術貢獻

作為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奠基人，錢端升作出了兩個方面的開拓性貢獻。第一方面的貢獻是，錢端升率先運用“法律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將政治學研究聚焦于對各國憲法的研究，開啟了我國比較政治研究的先河。錢端升對中國現代政治學的貢獻，源自于他對西方現代政治學的體悟。他開始在美國研讀政治學之時，正值“法律形式主義政治學”方興未艾，“行為主義政治學”已露端倪之時。“法律形式主義政治學”又稱“國家主義政治學”，它的基本含義是：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國家，研究國家主要是研究國家制度，而國家制度在形式上又是憲法條文的集合，所以歸根結底，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憲法條文，比較政治也就是比較憲法。在此意義上，人們也將這種政治學稱為“法律形式主義政治學”。從憲法入手進行政治研究雖然容易忽略對影響政治的歷史、文化等其它因素的研究，但是它畢竟是當代政治學的研究方法。較之傳統的思辨政治學，這種“法律形式主義”研究方法的進步意義在于：政治學終于把目光從概念中的事物轉向了現實中的事物，政治學研究從此進入了一個以政治科學方法為主導的新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治學由此開始了專業化、職業化、科學化和現代化的過程。與此同時，政治學的名稱也由從亞里士多德時代沿用至今的政治學——Politics變成了政治科學，即PoliticalScience，以區別于政治哲學——PoliticalPhilosophy的研究傾向。當“法律形式主義政治學”發展至高峰之時，一些政治學家又開始呼吁：政治學不能僅僅滿足于研究國家的法律形式，即憲法條文。它應該向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學習，運用經驗的方法研究動態的政治事實和政治行為。于是，在早期行為主義的推動之下，政治學科學化的傾向進一步加強。

錢端升對政治學第二方面的貢獻是建構了中國現代政治學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學化、體系化的發展方向。這主要體現在他于1926年在《清華周刊》上所發表的《政治學》一文。該文可以被視為錢端升撰寫的最精煉的當代政治學概論。錢端升首先在理想和現狀兩個層面上分析了政治學的性質。他認為，政治學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具有經驗性。它未來的發展，完全視其能否成為經驗科學而定。但目前的政治學尚算不上科學，英文把它命名為“PoliticalScience”并不準確。錢端升認為，政治學必須像自然科學一樣，依據對因果事實的經驗研究，總結出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規律，才能具備科學的資格。錢端升非常冷靜地認識到，政治學距成為經驗科學的理想甚遠，“欲求治學成為科學甚難”。其難點在于：缺乏本學科的專有名詞；政治現象無法像自然現象那樣做實驗；政治學的相關學科尚未成為科學；政治學研究帶有科學研究最忌諱的主觀性。雖然“甚難”，但錢端升卻滿懷信心地預言，只要有更多的專門研究機構，只要有更多的人學習研究政治學，“長此以往，政治學當不難成為科學，而在學術中占一位置也”。錢端升分析了政治學和相近學科的關系。他指出，政治學和法學研究的是同一對象，關系密切但視角不同。前者著眼于組織方面，后者著眼于權利方面。政治學與經濟學也有密切關系。宏觀經濟決策屬于政治范圍，政府的經濟政策，也需合乎經濟原理。此外，歷史學為政治學研究之工具，心理學有助于分析政治行為之心理基礎，均不可忽視。錢端升將政治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人類政治活動及其政治組織”。在他的具體研究中，國際關系，時勢政治同樣是政治學應該關注的對象。多年以后，錢端升完整地定義道：“政治學乃是研究國內外政治活動、政治組織（包括政府體制）、國際關系、兼而縱論時勢的一門科學”。錢端升將研究對象進一步具體化，構建了現代政治學研究的基本框架。這一框架的第一層面包括政府、政事（即政治活動及原動力）、國際關系三大塊。在第一層次“政府”下面包括政府的起源與發展（即憲法史）、政府組織、政府職務及其職能三個內容。第二塊政事包括輿論、政黨、政治心理和階級制度等四個內容。第三塊國際關系包括國際法、國際組織、聯邦、外交、帝國主義等5個內容。這一研究框架雖然“聚歐美各大學之政治科目”，但正如錢端升自己所說，“為余個人之分法”。這應該算是中國政治學者最早提出的研究框架，也是最早的將政治學理論體系化的努力。

錢端升列舉了政治學的三種用途。一是可作為知識研究，二是當作一種研究方法，三是實用，即“謀政治之改良”。顯然，無論是作為知識，還是作為方法，實用才是落腳點，無用則無價值。可見，錢端升一生都把政治學作為經世致用之學，奮力推動中國政治進步和制度昌明。

政治觀點

錢端升畢生從事政治學、法學研究，并以學人身份積極介入政治，介入社會，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提出自己的看法。1925年提出租界的領事裁判權與國際法之基于“主權屬土”說背道而馳，列強在華之領事裁判權非如過去近東回教國所賦予耶教國之出于自愿，純系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列強所強加；有關租界條約所訂的“按法審理”的“法”之系“程序法”而非“實體法”，領事裁判“越超過條約之所許”，理應廢除，廢除可取“先禮后兵”的辦法（《治外法權問題》）。

對九一八事變后的中日關系，在1934年就黃郛代表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交涉一事，提出“中日問題是根本無法解決的”，交涉于我國不利（《論華北大勢——兼送黃委員長南行》）。對立憲運動，提出“行政沒有一定手續，而人民常遭壓迫，那無論政體怎樣規定，政治總不會怎樣高明，令法律遷就事實易，令事實遵循法律難”，“有法而不能實行，不被人所遵守，則離法治更遠，不如無法”（1929年《評立憲運動與憲章修正案》）。解放初，對國家工業化的途徑，提出“為求工業化而過分獎勵私營工商業，則有流于資本主義之危險。過分強調國營事業，則因國家財力薄弱之故，必將有延緩生產的危險”（1950年《統一戰線·人民政府·共同綱領》）。

錢端升獎為紀念錢端升對中國法學研究作出的貢獻，中國政法大學倡議以中國當代著名法學家錢端升教授名義設立“錢端升法學研究成果獎”。設立錢端升法學研究成果獎是貫徹中央關于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意見的一項重要舉措，是繁榮法學研究的一項善舉，以著名法學家錢端升教授的名義命名該獎具有公信力，也表明了中國法學界在政治上的成熟。

針對目前學術界存在的違反學術規范問題，委員們強調了評獎程序公正對于學術評價的重要意義。為把“錢端升法學研究成果獎”打造成全國知名品牌，與會委員形成決議：為保證評獎結果的公正性，獎勵委員會委員一律不申報評獎，并將該決議寫入獎勵辦法。首屆獎勵委員會主任由著名法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王家福擔任，副主任為著名法學家曾憲義、張文顯、徐顯明、江平。委員包括吳漢東、李林、黃進、龍宗智、何勤華、王利明、陳興良、朱勇、張明楷、張保生、姜明安、樊崇義、崔永東等著名法學教授。

錢端升法學研究成果獎將面向高校教師、法學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及社會法律服務機構的法律工作者。

憲法成就

憲法:“靈丹妙藥”還是“不急之務”?作為著名的憲法學與政治學家，錢端升對于制憲與“中國問題”間的關系有著長久的思考。也可以說，參與五四制憲是其將思考反映于行動層面的努力。那么，對于中國來說，憲法是“靈丹妙藥”還是“不急之務”?錢端升認為，首先，如果立憲旨在“實行民主政治”，則未免倒置因果，因為憲政是民主的結果，而非前提。在他眼里，通常所謂的民治，即民主，是現代國家的標志，當日的中國雖然還稱不上現代國家，“但要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也萬無繞道民治的理由。”“民治”，一個環環相扣的現代政治運作系統，牽扯既繁，費工必巨，其實現必須具備一些基本的指標。下列五端至為關鍵，必不可少：第一，不問事實如何，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表現在國家通過統一立法對于全體公民的基本權益實行同等保護；第二，制國家權力，允許個人保留一部分自由權，在“限權”與“授權”之間形成必要的緊張；第三，設立一個代議機關，由人民依據平等的原則選出，并代表選民的利益擔負立法權，選民于感覺必要時行使罷免等項權利；第四，會中存在兩個以上的政黨，互相監督，輪流執政；第五，政府實行分權體制，于制衡格局中行使權力。　　

而綜括這一切，均要求人民具有實際的參政權利與參政能力。也就因此，如要奉行民權，先得訓練人民如何行使政權。而培訓“行使政權”的能力的最佳方法，恰恰在于實際行使政權，于行使政權的實踐中漸知如何行使。就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權論來看，選舉、罷免、創制和復議為四種主要政權，人民要行使這四權，必須經過假以時日的充分訓練，絕不能有所僥幸，也“決不是一紙憲法所可奏功”。而且，既有的政治框架既然已經涵括這四權，則于實踐中漸會行使這四權，使它們成為真實的權利，便是最為切實的民主政治，無須再添累贅，否則，可能反致浮華不實，累及四權。另一方面，從立憲國家的成功經驗來看，“成功的民主憲法皆先有民治而后有憲法，先于民治的憲法皆為失敗的憲法。”換言之，民治的事實為先，肯認與記載這一事實的法律在后，憲政不過此一事實與法律兩相扣合的成果。職是之故，中國如為奉行民權主義而立憲，則猶如置車于馬前而欲車行。

五四憲法的起草過程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二十次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制定憲法的問題，周恩來總理就此作了說明。毛主席在會上說：“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在會上，大家一致通過了《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并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以朱德、宋慶齡、李濟深、鄧小平、李維漢等32人為委員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此后，由中共中央指定了一個憲法起草小組，成員有陳伯達、李維漢、胡喬木和田家英等，由毛澤東親自領導，并以政務院內務部為主組成憲法起草辦公室，收集相關資料。195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率憲法起草小組一行到達杭州市。從此，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正式啟動。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起草小組制定了工作計劃。

1954年憲法共有草案四稿，第一稿是陳伯達一人起草的，但在憲法起草小組會議上沒有被采納。從1953年1月9日起，憲法起草小組重新起草憲法草案，即第二稿。憲法起草小組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2月17日草擬出憲法草案初稿。2月18日，初稿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中央委員。2月20日以后，劉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和在京的中央委員討論了三次，與此同時，發給全國政協委員征求意見。在毛澤東主持下，起草小組對草案通讀統改，2月24日完成“二讀稿”，2月26日完成“三讀稿”。3月8日，經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反復討論、修改，憲法草案的草擬工作基本結束。憲法起草小組據此進行了修改。3月9日憲法起草小組的起草工作完成，歷時兩個多月，拿出“四讀稿”。至此，憲法起草小組完成了第一階段的起草任務，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進一步討論憲法草案提供了較成熟的文本。

3月17日，憲法起草小組回到北京。3月中旬，周恩來、董必武同志又邀請了非中共黨員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進行討論。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請周鯁生、錢端升為法律顧問，葉圣陶、呂叔湘為語文顧問，對憲法草案進行了專門研究。通過以上工作，正式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作為中共中央的建議稿向憲法起草委員會提出。這個草案作為憲法起草委員會和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討論的基礎，確立了54年憲法典的基本框架與體系。

1954年5月6日~22日，舉行了憲法起草座談會各組召集人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人有各組召集人、副召集人、秘書長、副秘書長、顧問等。在這次會議上，錢端升認為草稿：

第2條中，民主集中制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則，重要的原則也可放在后面，聯系群眾也是重要原則，放在一起是可以的。前三條講國家結構，將民主集中制這么重要的原則插在中間，沖淡了前三條的重要性。田家英支持這一觀點。但李維漢認為這三條不能分開。最后未達成一致意見。

第3條，錢端升建議將其分為三款。最后分為兩款。

第11條，錢端升認為，對公民生活資料，是完全保護的，可以不要“依照法律”字樣，對公民財產的繼承權，是有限制地保護的，要有“依照法律”字樣。不主張第12與第13條的對調，因為次序是：完全保護的、有限制保護的、對所有權限制、禁止用私有財產破壞公共利益。最后按照錢端升的意思修訂。

第13條，“國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財產破壞公共利益”，錢端升認為，利用一詞不合適，應當換一個詞。最后決定由語文組研究“利用”一詞。

第8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有代表主張加上遷徙自由，而錢端升認為，不要加，因為憲法有個總的原則，有這些權利，但為了公共利益需要時就可以變通。如果都寫，就加不完了。最后決定不加。

1954年5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了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討論憲法草案（初稿）的序言和第一章總綱的問題。第11條，國家保護公民合法收入、住宅等。錢端升認為，這里不包括房地產資本家的，因此是完全保護，若用“房屋”一詞，指的也是生活資料，不包括房地產資本家的房屋。

1954年5月2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了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討論憲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的第一節第四節。有關選舉屆滿之前一段時間內，必須完成下屆選舉的問題。錢端升認為改為一個月內完成選舉，怕不能保證如期開會，還是改為“兩個月之前”好些。經討論，改成“任期終了的一個月以前”。

1954年5月2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了憲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討論憲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的第五節和第六節，以及第三章。錢端升提出，民族鄉的國家機關是一般國家機關，不是自治機關。田家英同意錢端升的意見，將民族鄉非自治機關的性質和職權作出具體說明。鄧小平總結說，同意民族鄉行使一般職權，文字再研究。第81條。陳叔通認為，共同綱領上有遷徙自由，如果憲法中不寫，問起來還要解釋。錢端升認為，可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的住宅不受侵犯，通訊秘密受法律的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劉少奇評價說“改得好”。

1954年5月3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了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討論憲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的第四節，以及第三章。第91條，錢端升認為“住宅，通訊”移作第一款好。得到了認可。

1954年6月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了憲法起草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討論憲法草案（初稿）修正稿全文討論一遍。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修正稿。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法律地位，有代表提出是否應當對其有個定義，“是國家元首”。錢端升認為，不科學也不妥當。與憲法第一節和第三節沖突。最終認為，取消為好。

關于第58條，錢端升提出本地一詞在法律上含義不清，建議把本地改為本區，本級改為同級。劉少奇認為，把本地刪除即可。

1954年6月1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了憲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這是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正式提交憲法草案以前的最后一次會議。錢端升出席，并向毛說明了武裝力量和武裝部隊的稱呼問題。

五四憲法的歷史地位與意義對1954年憲法的歷史地位，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說：“這次大會是標志著我國人民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新勝利和新發展的里程碑。這次會議所制定的憲法將大大地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有了這部憲法，我國人民就有了一個有力的武器，將更加充滿信心地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將要以更大的規模去推進社會主義事業。

出版著作

錢端升先生畢生從事法學、政治學研究，并積極參與政治，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提出自己的看法。錢端升撰有《法國的政治組織》（1930）《德國的政府》（1934）、《法國的政府》（1934）、《比較憲法》（1938）、《民國政治史》（1939）、《戰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國政府與政治》（1950年，哈佛大學出版，英文版）等學術專著，合著有《比較憲法》、《民國政制史》等。

社會職務

人才培養

院校建設

在1952年，錢端升被任命負責籌辦中國政法大學，這所學校后來發展成為今天的中國政法大學。錢端升教授擔任了這所新學院首任院長。

講授課程

錢端升教授在教學過程中開設了多門課程，包括“政治學”“憲法學”“國際法”“戰后世界之改造”“中國政府與政治”“政治學概論”“比較憲法”“近代政治制度”“國際關系”“中國政府”“極權政府”以及“戰后問題”等。

榮譽

個人生活

最感激周恩來

按照錢端升的后人提供的信息，“在他和國家領導人的交往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周恩來總理的交往，錢端升先生最尊重的領導人就是周恩來。”

錢端升和周恩來大約相識于1945年、1946年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此后不久，錢端升還應周恩來之邀，去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舊址與之討論國是。1949年之后，錢端升的經歷亦與周恩來對其的信任有著莫大的關系。錢仲興（錢端升的兒子）寫道：所以我們相信解放后讓爸爸出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一定是周恩來的主張。當時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形勢下，我國和許多西方國家都沒有外交關系，與這些國家的往來都是通過民間組織——外交學會來進行的。記得那時爸爸常接待外賓，較有名的如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英國前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

1956年美國大資本家伊頓邀請中、美、英、蘇四國的科學家在加拿大聚會，當時外交部認為我國沒人可去，就將邀請信壓著沒有報告總理，“后來被周總理知道了，他說怎么就沒人可去？錢端升就可以去嘛！當時爸爸還擔心有人不放心他獨自去，就請示總理要不要帶秘書。總理很放心地說：“就你一個人去。”這個細節在胡適日記中得到了證實。胡適1956年8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劉大使從Ottawa打電話來說，聽說錢端升近到Canada的NovaScotia的一個美國人CyprusEaton的莊子上，參加會議。CanadaGov‘t特別（準）他入境”。

被打為“右派”之后，錢端升終日郁郁寡歡。周總理知道李四光和錢端升私交不錯，便于1958年的某日讓李四光找錢端升談談，安慰錢一下。錢端升當時對于被劃為“右派”亦希望能夠向人訴說。“他們約在頤和園見面，走在頤和園后山的小路上，但由于李的秘書緊緊跟隨，錢端升始終未能把心底話說出來。”但是這次會面，的確讓錢端升感到極大的安慰。

1960年的一天，錢端升帶了全家去政協禮堂吃飯，飯后錢氏一家正在二樓的大廳里，突見幾個警衛在催促那里的人群快些離去，錢端升一家只好加步準備離開。“突然電梯門開了，只見周恩來大步走來，口稱‘端公’，爸爸只能停下。總理安慰了爸爸一番，說人應該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嘛！并對我們在場的家人都一一問及。”

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中美建交問題出現端倪。而就當時而言，中美建交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雙方資產問題。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蘇聯，凍結了美國在中國大陸的一切財產，而美國亦以美國境內的中國財產屬于“中華民國”為由，拒絕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要建交，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雙方的資產怎么解凍。對于當時的外交部來說，這是個難題，他們以前沒有碰到過。周恩來對他們說可以去找錢端升，這樣錢端升教授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條發司，研究檔案資料，應該根據什么法約來進行談判。外交部給錢端升派了個車，每天接他到那里去。”

錢端升和周恩來再次見面就在1973年了。是時繆嘉銘先生自美國來定居，總理宴請繆云臺時亦邀請錢端升作陪。“爸爸引以為憾的是再一次見總理時，竟會是在向總理遺體告別之時。此后他只是把總理一人的相片掛在客廳中，表示對總理永恒的懷念。”

正是基于這些，度過文革大劫的錢端升，對于周恩來非常感激，錢端升在文章中回憶：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我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遭受了磨難。但是1960年春節和1973年周恩來總理兩次給予我親切的關懷和坦誠的鼓勵，卻使我永志難忘。可以說，在那檢討不起作用，實事不能求是，呼吁不獲同情，妻兒不能幸免的多災多難的歲月里，我之所以能饑即食、病即醫，堅定地生存下去，是與周恩來總理的開導分不開的。

紅衛兵強占住宅

錢端升的故交費正清先生曾指出，“在此后的22個年頭（自1957年算）中，他住在北京的舊宅，或舊宅的一部分里，拿著少量的生活津貼，他的才能被湮沒。”費正清所指“舊宅的一部分里”屬于事實，并不算太唐突，文革開始后，錢端升家即所謂“舊宅”，隨即被一伙人以紅衛兵的名義擠占，而此時錢端升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錢端升一家只能住在“舊宅的一部分里”。

那么這些擠占錢端升“舊宅”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如同上引文章所示，錢端升的后人們因為種種顧慮只是說“被一伙人以紅衛兵的名義擠占”，而錢端升先生直到晚年亦對此守口如瓶。據筆者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講，當時擠占錢端升家的其實就是中國政法大學的一些極右的激進職工。

錢端升的房子被擠占問題，最后在喬冠華乃至周恩來等的關注下才予以解決。在外交部長喬冠華赴美參加聯合國大會前，周恩來亦要求喬冠華在赴美之前，再到錢端升家商討一下。喬冠華的傳記作者羅銀勝指出，“喬冠華領命后，馬上進入緊鑼密鼓的臨戰狀態。他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專程拜訪外交部顧問、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上班的錢端升教授，商討赴美事宜。”錢大都對于房子問題的解決有著具體的論述：

我們家原來住在離政協禮堂不遠的四合院，在“文革”之中住進了很多人，變成一個大雜院。還好，我們沒有被趕出去。后來喬冠華主持這項工作，到我們家去，他到我們家一看很吃驚：“你家里怎么成了這個樣子？”父親開玩笑地說：“門戶開放了嘛。現在是門戶開放政策。”喬冠華說：“這怎么行，請他們回家。”喬冠華離開我們家之后，院子里的人很快就搬走了。由此我們對于錢端升在文革期間的景況有多差，不能不有所深省。

費正清的詫異

其實，最令費正清感到詫異的，并不是錢端升一直住在“舊宅的一部分里”，而是錢端升思想深處的某種變化，盡管這種變化有著某種時代的背景。費正清在其回憶錄中，對1972年訪華時見到錢端升的情形是這么說的：

當喬冠華設宴款待我們時，他的老師，邏輯學家金岳霖和錢端升一起參加了宴會。真正是老朋友了，他們穿著新制服，坐著轎車到來。他們兩人都曾處于被隔離的狀態。錢端升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來，一直被排斥于社會生活之外。實際上，他就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盡可能地遠離主人。我幾乎料想宴會供給他的只是幾根狗骨頭罷了。喬冠華以大家都能聽到的聲音建議讓錢端升、金岳霖到我們下榻的賓館來看望我們。顯然，這是在授權公安人員安排這件事。當他們來到我們房間時，我們都為舊友重逢而感到興奮激動。但他們對個人的遭遇卻只字不提。我向他講述了當我被指責與錢端升交往而同約瑟夫·麥卡錫主義者爭吵時，他卻閉口不談當他被指責與我通信時的相同經歷。他加強語氣強調說：“中國將在今后5000年內遵循馬克思主義。”這就簡潔地給了我們一個信息——決不會這樣！

如果我們對錢端升先生保持同情之理解的話，錢端升的這種“加強語氣強調”可以看作時一種針對當時公安人員的監控而做的一種樣子，此做法乃是保護自己的一種不得不為、不能不為的策略性方法。當然此種狀況也恰恰證明了費正清先生的另外一個判斷，“正如我現在所知道的，在1972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對專業知識階層的迫害和折磨遠遠沒有結束。馬克思主義者的平均主義仍然是把專業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降至一定程度的托詞。”

幸好這不是費正清最后一次見到錢端升先生。1979年8月美國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訪華時，費正清再次隨行并前往拜見了錢端升，“我為有幸能夠陪同沃爾特·蒙代爾去拜訪錢端升教授一家，作為對開明人士的一種表示而深感高興。”

晚年送別學生

1982年的時候，錢端升不顧他的身體不好，硬是參加了一個追悼會。這是為了悼念一位解放后被他動員從美國回來為國效力的，由于受到了不公正對待而死的學生。謝泳先生亦在文章提及類似的事情。謝泳轉引《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憶錄》中的材料，提及了一個叫做田保生的人：田保生當年曾和凌其翰在國民黨外交部同事。凌其翰說，田保生出身清華大學，是錢端升的高足，后來參加第一屆高等外交官的考試，錄取后在國民政府外交部歐美司工作，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在聯合國辦事處工作。凌其翰對田保生的評價是：“為人質樸誠實，素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夕特到我寓所辭行，談到國內時局，竟無言失聲。”凌其翰勸他：“你千萬不要悲傷了，須知黑暗已到盡頭，光明就在眼前，到了關鍵時刻，必須果敢地行動起來，拋棄舊世界，追求新世界，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而這個田保生和錢端升的聯系即在于，他當年之所以回國正是受錢端升的勸告才回來的。謝泳寫道：1948年，錢端升到美國講學，許多人勸他留下來，胡適也勸過他，但錢端升還是放棄了優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了中國，不僅他回來了，還勸他的學生田保生也回來，學生一般都聽老師的話，田保生毅然放棄了在聯合國辦事處的工作，奔歸新中國。回來后在外交學會擔任國際法的編譯工作。凌其翰回憶說，“他埋首苦干，舉凡奧本海國際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著的海上國際法等英文原著譯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勞。”可惜后來田保生和錢端升一樣，都成了右派，十年浩劫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自殺，后來才獲昭雪。

謝泳所述田保生和錢仲興所述一個學生的追悼會，是否同指田保生必須得在更多資料的基礎上查實。但是事實上，無論其是否是同一個人，已經不是特別重要，——如果不是同一個人的話，錢端升也只是再多經歷一次同樣的悲痛而已——重要的是，錢端升在自己白發蒼蒼的時候，來送別自己的學生。更為關鍵的是，這個學生本身“是錢端升的高足”，而且其回國，又是和錢端升本人的勸說分不開。那么，在錢端升自身難保的情況下，田保生的死于非命對于錢端升內心的撞擊就不難想象了：后悔？歉疚？無奈？……如此種種感情。個中之味恐怕只有錢端升自己知道。中國人最怕的就是白發人送黑發人。錢端升經歷了這一切。

應該說，就中國政法人乃至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在文革期間的遭際來說，錢端升的經歷固然令人觸目驚心，但錢端升依然是幸運的。他的書和日記被毀了，但錢端升自己還活著；他的房子被占了，但錢端升一家人還能相聚；他發自內心的對周恩來感激，宣布馬克思主義還有五千年的壽命，但并不能完全掩蓋其早年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光芒；他的學生被迫害而死，但錢端升畢竟還能在文革結束后以老邁之軀送別一程。這恐怕正是劫后余生的錢端升生活下去的動力和理由。

但從錢端升前半生的經歷和作為來說，無疑從1949年開始錢端升又是極其不幸的。尤其是反右、文革這二十年時間中，錢端升作為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學術無緣，與政治無緣，與知識無緣，所求不過“饑即食、病即醫”，已經不顧知識分子的尊嚴底線，不得不向權貴認錯、懺悔、卑躬屈膝自我否定。對于后人來說，這只不過換得一聲嘆息，畢竟文革中此類悲劇包括比錢端升還要悲慘千萬倍的亦不下千萬人。只是對于中華民族來說，對于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心靈史來說，這次第，怎一個嘆息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