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紀二集》是2008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朱維錚。
內容簡介
《走出中世紀二集》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兩篇是未刊的隨想與短論的綴合；第二部分，十一篇，主要討論晚清至民國的思想學說史，有兩篇首次全文發表；第三部分，四篇，內容均屬中外文化交往的歷史問題；第四部分，包括十二篇雜文，或可作談資。
《走出中世紀二集》：《走出中世紀二集》為廣大學界及社會關注、好評的《走出中世紀（增訂本）》的續篇。作者仍以其寬廣的學術視野、敏銳的學術思考、深厚的學術功力、不懈的學術追求，繼續對中國“走出中世紀”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更加全面廣泛、深入細察的研究探討，從而將其近年以來的最新研究心得和一系列相關成果，再次集中展示，不僅充分體現出各家力作的不凡品味和學術分量，而且還因其所論所述的典型精到和生動精采，產生更加深遠的學術影響和更加廣泛的社會反響。
目錄
序
走出中世紀——從晚明到晚清的歷史斷想（續）
“君子夢”：晚清的“白改革”思潮
清末的現代化思潮——夜讀小札
清歷史學：學者與思想家
在晚清思想界的黃宗羲
一、寂寞“待訪”二百年
二、清末鼓動反君主專制的經典
三、推崇《明夷待訪錄》的角度
四、章太炎由“非孫”而“非黃”
梁啟超和清學史
清學史的經典性名著
梁啟超與“五四事件”
“迷夢的政治活動”
映現危機意識的“心影”
徘徊于治學與問政之間
并非治清學史的第一人
章太炎和梁啟超，兼及劉師培
非天才的天才論述
自己給自己作蓋棺之論
胡適《自傳》的一則附注
難講的“原儒”公案
關于錢穆研究
錢穆的文化關懷
民國學術史的過渡人物
新儒家呢，還是史學家？
略說錢著《近三百年學術史》
錢穆與章太炎、梁啟超
附記：也說“國學大師”之類
似已忘卻的回憶錄
《積微翁回憶錄》
楊樹達私記陳寅恪
敘史的小小尾聲
索解晚清的民間報人——廖梅著《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小引
楊度的《楊氏史例》
百年來的韓愈
《伯夷頌》頌錯了？
曾國藩與韓愈行情
韓愈在“五四”前后
韓愈和民國“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陳寅恪《論韓愈》前后
俞平伯與陳寅恪
陳寅恪在劫難逃
韓愈成了“尊儒反法”的反面教員
對韓愈“一分為二為宜”
順便說到《拘幽操》
基督教與近代文化
引言
國際貿易與文化交流
耶穌會士向往中國
基督教在華梅開三度
十八世紀的相反記錄
從“教難”到“教案”
“傳教寬容條款”
利瑪竇的后繼者們
在華的自由派傳教士
“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陽”
剪影與參照
晚清上海租界的宗教文化
歷史展現的特定文化形態
光怪陸離的宗教現象
新舊基督教
兩個租界的“自治”
新教各差會的“學術傳教”
仍待深究的課題
過去的“風流世紀”——關于十八世紀的中國與歐洲
附錄：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的現場報道
現代大學的中國先驅——《馬相伯傳略》弁言
《壺里春秋》小引
“五四”：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
我看經學與經學史——《中國經學史十講》小引
關于清代漢學
一、三類“漢學”
二、名目的確立
三、名實問題
四、形態問題
五、文化比較
晚清學術的非傳統化進程
讀《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
家譜和年譜
“國學”豈是“君學”？
從儒學史說到新儒學
關于馬一浮的“國學”——答《大師》編導王韌先生
一、介紹馬一浮的“價值”
二、關于馬一浮拒任北大文科學長
三、馬一浮與中西文化
四、馬一浮為何強調“直接孔孟”
五、馬一浮與復性學院
跋
文摘
靠什么走出中世紀？
轉自：南方都市報 自由撰稿人，北京 樸之
如何認定晚明清代思想文化的發展水平
近代化的動力淵源是中國近代史的核心命題，也是一大公案，“沖擊—回應”和“在中國發現歷史”各執一端，爭到如今大家都漸漸沒有了耐心和信心，干脆埋頭于立竿見影、只此一說的具體研究。在這樣的語境中，朱維錚先生的《走出中世紀》二十年后增訂再版，不惟再現八十年代學界的關懷，且多能見人所未見、筆鋒常帶感情。
全書大義在論說從十六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是中國走出中世紀的“過渡過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此期間“中國社會的確在醞釀一種不同往常的變化，一種明顯脫離中世紀舊軌的變化”。如果這樣，中國近代化的歷程要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再往前追溯二百年。莫急著說奇怪，此說先由梁啟超的清學“以復古為解放”肇其端，后有侯外廬的晚明“早期啟蒙思潮”說為煢煢大者，外有多國學者近似論斷，乃是有來頭的。
只是這確實不能打消我們的疑慮。如何認定晚明清代思想文化的發展水平是第一個關鍵所在。晚明思想家、明末清初三大儒等對君主提出批評、對民生表示關切、對程朱理學及陸王心學進行反思；傳教士往來，南明桂王小朝廷從上到下都皈依天主教，皇太后以教名“圣母瑪利亞”著稱，她還主持御前會議派太監赴梵蒂岡求援；甚至明清鼎革之際，兩個政權都不拒絕從武器到歷法向西方學習，爭著用“紅夷大炮”?？雌饋?，真有些近代的味道了。但，這就要走出中世紀了嗎？
近二十年來學界對晚明思潮的評價漸趨“回落”，或許更接近實際。朱維錚先生也不是沒有注意到，黃宗羲在主觀上仍把王守仁的唯心論當作真理，王夫之甚至沒有正面觸及君主專制的合理性問題，顧炎武贊美過《明夷待訪錄》，但由《日知錄》來看，他是對前書朦朧的民主制度設想并不理解。當然，判斷晚明清初思潮的性質，必須考慮如何評價其中的一些思想在晚清復活、為近代化出力的問題。但這些思想在晚清的復活，大體上不外乎幾種情況：一是先進分子重讀被湮沒的傳統學說，從中發現可資反思當代的資源，進而從西方或日本思想中找到新路；二是接觸到外部世界的一些新思想，但一時還不能完全理解，于是在傳統內部找到一些與之接近的思想資源以為依據，盡管兩者是不同質的；三是對新思想心領神會而苦于不能被廣泛接受，于是“別求新聲于內邦”。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