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xù)》是吳靜安教授撰著的古籍整理作品，由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于2005年5月1日出版。該書是對《春秋左氏傳》的注疏和考證，延續(xù)了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的未竟事業(yè)。
作者介紹
吳靜安，1915年生于江蘇儀征，自幼隨伯父吳遐白學習，繼承了劉姓門下的學術傳統(tǒng)。他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左傳》的研究上，自1936年以來，先后撰寫了多部與《左傳》相關的著作，為《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xù)》的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盡管在1957年“錯劃”后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吳靜安依然堅持研究，最終完成了這部重要的學術著作。
內容簡介
《春秋左氏傳》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作者傳為及見孔子的魯國人左丘明，其后有曾申、吳起、吳期、鐸椒、虞卿、荀子等遞相授受，見于劉向《別錄》，在群經(jīng)流傳中最有典據(jù)。經(jīng)歷秦火以后，《左傳》為曾受學荀子的張蒼所獻，即《漢書·藝文志》所載《春秋》古經(jīng)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
《左傳》與《公羊傳》《谷梁》等傳，觀點、體例都有不同，從而在漢初出現(xiàn)之后，備受持《公》《谷》家說學者的排擠。西漢末，劉歆移書太常博士，對當時“謂《左氏》為不傳《春秋》”作了申辯。其后研習《左傳》的學人漸多，如鄭興、賈逵等都很著名。東漢晚期，鄭玄欲注《左傳》未成，讓予服虔，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誼》行世。到魏晉時，《左傳》之學地位遠過《公羊》 《谷梁》，人稱有“《左傳》癖”杜預著《春秋左氏經(jīng)傳集解》，逐漸取代服注，唐孔穎達為作《正義》，后來列入《十三經(jīng)注疏》。
清代中葉以后，今文經(jīng)學勃興，以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考證》、康有為的《新學偽經(jīng)考》為代表，提出作為古文經(jīng)的《左傳》系劉歆偽作的說法。與之對立的古文經(jīng)學家，如章太炎作《春秋左傳讀》，劉師培作《周秦諸子述左傳考》、《左氏學行于西漢考》，就今文家說進行反駁。有關討論一直延續(xù)到《古史辨》時期。一九三〇年，錢穆發(fā)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揭示劉偽作說的誤；一九四三年羅倬漢出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說明《史記》實據(jù)《左傳》，“司馬遷時，《左傳》本子即已如此”，這個問題的論爭應該說已告結束了。晚出的劉歆偽作說著作，如一九八一年徐仁甫先生的《左傳疏證》，觀點有所改變，也沒有多少影響。
不管歷代學者環(huán)繞《左傳》有怎樣的議論辯爭，《左傳》這部書的重大學術價值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任何方面，《左傳》都是不可離開的依據(jù)。
一九八一年初版，一九九〇年出修訂本的楊伯峻先生的《春秋左傳注》，是當前大家閱讀和使用《左傳》時最通行的本子。楊先生這部書功力深厚，博采前說而又能善作裁斷，裨益后學實非淺顯，不過書的體裁屬于讀本，未能在種種問題上展開論述，對于想深入探討的讀者仍難滿足需要。很多學者在研究時查閱清代有關著作，希望得到像孫詒讓《周禮正義》那樣廣征博引、豐富詳贍的成果。
迄今為止，很多人用的是洪亮吉《春秋左傳詁》。過去中華書局編《四部備要》，其間“清人《十三經(jīng)注疏》”為洪書；近期中華印“《十三經(jīng)》清人注疏”，于《左傳》仍是采用洪書。這種情形是不難理解的，因為洪亮吉的注是《左傳》清代注疏中完整而又較佳的一種。其實，大家都知道，更值得注意的是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劉文淇，江蘇儀征人，生于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卒于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他自少專攻《左傳》，曾有《左傳舊疏考正》之作。傳說愛新覺羅·旻寧八年（一八二八年），劉文淇赴省應試，與劉寶楠、梅植之、包慎言、柳興恩、陳立等相約編著新的經(jīng)疏，他所分擔的便是《左傳》。為此，他以多年精力編了長編，等到晚年著手作疏，只能完成一卷，就辭世了。其子毓嵩繼承父業(yè)，可惜享壽不永。劉壽曾做了更多工作，也僅活到四十五歲。壽曾的兒子就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學者劉師培，仍承襲《左傳》研究，學識過于祖父，但未暇續(xù)著新疏，其于一九一九年逝世時不過三十五歲。劉文淇一家四世傳習《左傳》，是學術史上罕有的美談，但《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直到劉壽曾，還僅寫至宋襄公五年為止。
一九五九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是當時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幾位學者根據(jù)稿本整理標點的。整理者投入了巨大精力，成績顯著，但限于當時條件，存在一些有待校正的問題，書的印數(shù)也很少。該書沒有能在學術界起較大作用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如上面所說，原稿只到晉襄公五年，沒有《左傳》全書后面差不多一半的內容。
吳靜安先生多年以來，矢志補足《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遺留的缺憾。他在困難的環(huán)境條件下，以驚人的毅力，數(shù)易其稿，終能將秦襄公五年以后悉數(shù)補足，完遂了劉文淇等世代的心愿。“文革”過后，吳先生將續(xù)書文稿送交出版社，曾有夏鼐等先生審讀，我也參加推薦，然而未能付梓。他為保存文稿，復制過一部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前幾年，在中國先秦史學會的會議上，我與曾任東北師范大學副校長后兼出版社總編輯的詹子慶先生談及此事，詹先生深為扼腕，隨即與出版社商量，決定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xù)》出版。我認為，這是對學術界的一項重要貢獻，我們應當對詹先生和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表示敬意和感謝。
有一點須要在這里提醒讀者，就是《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和清代許多著作一樣，不能擺脫門戶之見的局限。當時學者風氣崇尚漢學，劉文淇接續(xù)了沈欽韓《左傳補注》，力求返回賈、服，貶斥杜預，這是不夠公正的。其實，杜解于漢注之上多有發(fā)展，歷史的功績不容抹殺。至于吳靜安先生的續(xù)書，時代背景全然不同，便沒有這種有失客觀的弊病了。
于清華荷清苑《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xù)》序由李學勤撰寫，書中詳細介紹了《春秋左氏傳》的歷史背景、學術價值以及歷代學者對它的研究和爭議。作者吳靜安在困難的環(huán)境下，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對《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的補充，使得這部作品得以完整呈現(xiàn)。該書的出版是對學術界的一項重要貢獻，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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