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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時進(1900年10月18日—1984年4月16日)，男，四川省墊江縣人。農業經濟學家、農業教育家，中國農業經濟學學科的開拓者之一。

1920年，董時進畢業于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農學科。1922年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深造，1925年獲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后開始任教，曾擔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兼農業經濟系主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代理院長、院長，國立四川大學農學院院長等職務。1938年，他成立了農業學術團體“中國農業協進會”，此后又創辦了“現代農民社”，并自籌經費主編了《現代農民》雜志，在全國公開發行。1945年舉家赴上海市。1947年5月，他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農民黨”，當選為主席。1949年12月，董時進曾上書毛澤東勸阻土改。1950年，離開大陸去香港特別行政區。隨后，赴美國定居，入美國國籍，執教于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又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1984年4月16日，因大腸癌醫治無效在美國辭世，享年84歲。

董時進著有《農業經濟學》《農民與國家》《國防與農業》《食料與人口》《中國農業政策》《董時進論文及演說詞》《河北省二萬五千家鄉村住戶之調查》《兩戶人家》等。并提出了重農論、土地與佃農問題論、營利農業論、水土保持論、節制生育論等學術思想。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0年10月18日，董時進生于四川省墊江縣武安鄉天星橋董家老屋。1910年，進入桂溪高等小學堂讀書，辛亥革命后返回佛爺廟私塾。1912年，到重慶市讀新學。1917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即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今交通大學之前身)，出于對農學的興趣，董時進棄工學農，同年考入北平京師大學農學院。1919年，董時進參加“五四”運動被捕，后被釋放。1920年8月，董時進參加清華大學專科公費留美生考試，通過并被錄取，結業后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專攻農業經濟學。1924年獲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被選為美國施革瑪賽學會榮譽會員。同年，董時進申請延長官費一年，又在倫敦大學作學術研究，在歐洲各國考察一年。1925年獲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

回國任教

1926年回國后任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兼農藝系主任。1928年11月，董時進臨危受命，擔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代理院長，次年3月，董時進被正式聘為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1929年4月，董時進和竺可楨、翁文灝等五人代表中國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同年9月，辭去院長職務，專心教學與科研。1930年5月，擔任農業經濟系主任，指導師生在羅道莊進行調查。1931年10月，再次代理院長，12月辭職。1934年，董時進創辦江西省農業院并擔任院長，1938年4月辭職，擔任四川大學農學院院長。同年12月，參與川大“拒程運動”，川大“拒程運動”失敗后，董時進在1939年1月辭職，期間，他還成立了“中國農業協進會”，并自籌經費出版《現代農民》月刊，在全國公開發行。1940年被“國際農業協會”接納。此后又創辦了“現代農民社”，并在重慶沙坪壩區井口鎮創辦大新農場。1940年在重慶沙坪壩井口鎮興辦大新農場，種植果樹、飼養奶牛等畜禽。他在抗戰期間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但因為民盟主張土地公有制與自己的意見不合而退出民盟，1946年舊政協會議時期他聯絡農業協進會中的一部分人，于1947年5月12日組建中國農民黨，并當選為主席。當時，中國農民黨成員只有800多人，該黨成員中主要是大學教授和農業技術專家，他認為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不是土地所有制問題，而是改良生產技術問題。1949年籌備召開新政協時，中國農民黨也想作為民主黨派之一，參與新政協籌備工作。1949年4月，中國農民黨派代表來北平市，謀求該黨成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5月17日，董時進本人自香港特別行政區到達北平，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周恩來正在籌備新政協和開國大典等事，無法脫身會見，便派李維漢代表會見。6月5日，李維漢約董時進談話，批評了他在1948年公開發表的反對共產黨和反對土改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區土改高潮時反對土改，使農民黨成了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成了地主路線。因此，農民黨并不代表農民而是代表地主富農利益，并且組織嚴重不純，不能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董時進表示接受批評，農民黨可以宣布解散。1949年12月，董時進曾上書毛澤東，勸阻土地改革但無果。1950年，離開大陸去香港特別行政區。

定居美國

離開香港后，董時進遷美國定居，入美國國籍，執教于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又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退休后，董時進在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的社團、大學演講不下300次，晚年為和平統一中國，奔走于海峽兩岸。在美國定居期間，他于1979年、1981年、1983年三次回國探親訪友。并在1979年的回國探親中，他先后探望了老友陸定一、胡子昂等。

1979年6月，董時進到北京，由他的胞弟董時恒教授陪同，游覽了故宮、長城、明十三陵等地，探望了舊友陸定一先生；好友故舊胡子昂先生也到他下榻的華僑大廈探望，暢述舊誼往事，然后飛往重慶市，參觀了重慶大學、南開中學校址，游覽了北溫泉、縉云山；并訪問了原井口大新農場，看望了當年農場的工人董可青。他看見庭院依舊，果樹蔥籠，甚感欣慰。他在重慶拜望了戴永福、熊正倫等老友。還去西南農學院看望他的學生侯光炯教授，惜教授出差未能晤面。他原計劃回墊江縣老家，但因當時墊江尚未對外籍人士開放，他不無遺憾地返回了美國。

1981年，墊江縣已經開放，董時進激情滿懷，作第二次中國之行，先飛成都市探親訪友，受到官方的熱情接待，游覽了武侯祠、都江堰等名勝古跡，看望了四川省副省長康振黃先生、省中國民主同盟負責人潘大逵教授，原重慶大學校長張洪元教授，以及陳志潛、魏時珍、任筱莊等老友。在回墊江縣的途中，老人家指點山水，談笑風生，重申他興修水利，放冬水田提高復種指數之主張；每遇高架水槽，必停車登臨，作實地考察，看水槽里有沒有水，通不通水。

1983年5月，董時進作為顧問，隨翁紹裘先生的“促進兩岸和平統一代表團”集體回國觀光，先飛成都市，繼來重慶市，參觀了曾家巖50號“周公館”，

董時進回美國后，以《大陸之行》、《重返大陸》、《再去大陸》為題，撰文在《美洲華僑日報》上長篇連續發表，如實反映了中國城鄉尤其是故鄉墊江縣的真實情況，誠心希望中國和平統一，批評臺灣當局拒不接觸、談判的錯誤態度。

人物逝世

1984年4月16日，因大腸癌醫治無效辭世，享年84歲。

人物主張

重農思想

董時進受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巨大影響，20世紀20年代中期，學界“以農立國”與“以工立國”的論戰開始，董時進的農學思想發軔于此。1923年底到1924年春，董時進發表三篇系列文章——《論中國不宜工業化》《中國立國事業之討論》《論中國不宜以外資開發富源》，其主要觀點就明顯片面主觀，不符合現代化工業化的潮流，他早期這些觀點受到楊銓、惲代英等人的批評，但其反對借外資開發富源的主張卻得到了惲代英的部分肯定。董時進留美歸國后，逐步認識到發展農業與工業化并不是對立的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在《理想的東亞大農國》中，提出一國可以同時為農業國和工業國，建設農業國與振興工業并不矛盾。他又指出：“營利的農業，根本性質，與工業無異，所異者，僅是生產之種類不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能把中國的農業，由僅供糊口的家庭生產事業，改為有利的生產事業，把我們的農民，改為實業家。”這就進一步指出了農業本身也應工業化，產業化。在《論復興農村》中，董時進認識到，救濟農村不能專門在農村內部繞圈子，應從發展都市工商業入手，工商業發展對于農民至少有兩重利益：一為農產品價格可以提高，二為創造工作機會，消納農村過剩人口。并提出了都市工商業的發展是農業現代化的前提這一“以工促農”的論斷。在《工業要跟得上人，農業要趕得過人》中，董時進認為：在工業化的戰略中，農業不但不應被輕視，且應特別重視，將農業經營成國家的優勢產業。要建成農業強國，除在農業上努力外，還需要工業的幫助，必須工業跟得上人，農業才趕得過人，不是建成以前那種沒有工業的農業國，而是要建成工業不弱于人，農業勝得過人的國家。上述思想與楊開道“農業攻勢工業守勢”論相似。反映了重農派對重工派思想的反擊。

1927年，董時進發表《理想的東亞大農國》，批評了“以農立國”論者“只有農業，沒有工業”的錯誤觀點，主張全面發展農業、完善農村基礎設施、重視農民教育、發展農民合作等措施。董時進的“三農”思想隨著參加華洋義賑會的合作運動及對社會調查的深入不斷完善和成熟，接受了工業化的主張，形成“工農并重”的正確認識。董時進對戰后中國農業發展深入探討，發表了《中國農業政策的討論》《西洋科學與中國農業》《戰后的農業》《農業與建國》《戰后中國農業改進問題》《工業要跟得上人，農業要趕得過人》等文章。

營利農業

董時進一直做農業改革，發展農、林、牧、漁、副，一直用行動論述營利農業論，并且一直在致力于興辦農場，種植經濟作物的嘗試。大約在1930年左右，董時進曾同著名學者翁文瀕、任鴻雋等人人川考察,針對冬水田多用一季的問題寫了篇報告。除向四川省當局獻議外，還在《大公報》上發表。后來他又將冬水田多用一季的重要性及未能利用的原因寫進了其代表作《農業經濟學》—書之中。董時進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三次重返故多除探親訪友外，還是最關心農業科技，農業政策、農業經濟的發展。董時進后來回墊江縣高興地看到他當年到處獻計獻策，到處宣傳動員人們充分利用冬水的建議，終于得到實施。他看到當年提出的為農的建也正在逐一得到實施。1944年董時進在《國防與農業》中進一步論述了中國實施營利農業的必要，主要觀點如下；

首先，董時進認為農業最需要國際合作，中國最需要自由貿易。中國“從經濟利益著想，實不應將其寶貴的土地，概行栽培五谷，而宜竭力發展每畝土地可以消納勞力較多，出產價值較大，以及不便由外國輸入之物品，俾與地廣人稀之國家交換廉價之糧食。中國與西歐諸國，同屬利于自由貿易者。實行自由貿易，則國家經濟便于發展，講求自給自足，則國家經濟受其束縛。”其次，中國應發展營養農業，特別是牛奶、水果等產業，以解決中國人的健康問題。“中國一般人民生活太低，營養太劣，不僅糧食不足，其他食物尤不足。為改善營養，提高生活計，應需之食物很多，實難一一自足。迫不得已，惟有極力發展最適宜，最有利之產品，以換取利益較薄及適宜性次之產品。中國必須采取此項政策，然后可以使一般國民得到充分的營養，解決足食的問題。若斤斤于糧食的自給，不但目的不易達到，即使達到，也會放棄良好的機會，影響他種物品的生產，反而妨礙真正足食的成功。”因此，董時進特別提倡發展畜牧業，尤其是乳牛業，提出“建國的第一步———發展乳牛”的口號，只有大力發展既經濟又營養的畜牧業，才能讓中國人體質逐漸強大起來。

第三，中國應發展特產農業。“發展特產，即系在土地面積限制之下，利用技巧，攻打偏風的辦法。中國欲以生產糧食爭勝于世界，絕非地廣人稀機械耕種之南北美及澳大利亞諸國之敵手。但發展特產，則可利用此等國家之廉價的糧食。中國的豐富人工，農民的精巧技能，各地方歷代傳下來的優美物產，皆屬吾國農業上之重要資源，指示農業發展的另一個有利的方向。”從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方面，指出中國也應發展經濟農業。同時董時進認為在商品作物生產和衣食作物生產兩者沖突時，應以發展經濟作物賺錢為主。

董時進認為合作分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合作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聯合做事、相互扶助，狹義的合作是“以平等的方法，聯絡利害關系相同之生產或消費者，共謀經濟的節省與改善的合作包括三個要素：①合作的范圍限于經濟事情;②合作者須有同一的利害關系，并須對所經營之事務為生產者與消費者;③合作方法，須本于平等主義。”關于合作社的分類，董時進提出依經營事業的種類分類，將合作社劃分為六種:信用、購買、銷售、生產、保險、利用。

土地佃農

20世紀30年代，土地問題日益嚴重，對于中國的土地租佃制度，董時進的觀點主要有：各地情形不同，解決租佃問題要因地制宜；地主與租戶關系并不是完全對立；不能僅從自耕農與佃農在當地的農戶中所占的比重分析中國租佃問題；租佃制度的中心問題之一在于公平制定租額；租佃問題根本的解決方法是實行耕者有其田。董時進主張用溫和的改良方式解決土地，如移民墾荒、限田等。

在20世紀上半期，針對地權集中，包括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多種政治力量均主張進行某種形式的土地改革，董時進卻明確反對任何形式的土改，他既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二五減租”，又反對共產黨的平分土地。在反對國共兩黨政策過程中提出了“中國無封建”等理論。關于孫中山的土地漲價歸公。董時進認為：土地漲價歸公，那土地跌價呢，難道應由政府賠償？“實際人類動作之結果，何一能不摻雜天然或社會之影響。”農民收成好壞，商人賺錢多少，除自身努力外，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的配合密切相關，難道這些多余收入都充公。“由是可見世間公平之帳，實無法算清，欲單就土地算賬，或單就其漲價之一端算賬，將尤覺其離公平更遠矣。”關于中國國民黨政府宣傳和部分實施的“二五減租”。董時進指出：“人民購買田地，不過投資之一法，所得地租，不過利息之一種。政府對于他種利息甚厚之投資，既尚不加以干涉，而獨強奪投資于耕地者相沿所應得之息金—此息金并非特高—情形同而措置異，亦殊達公平之義矣。”沒有政府規定的公允地租，只有市場供求決定的平衡地租。實施“二五減租”，“這等于是政府管制地租，規定官價地租之不易管制，和利息物價是一樣的。”“社會上的習慣特別是關于經濟的事體，都決不是憑一紙法令所能改變或規定的。”關于土地私有制。董時進認為，孫中山土地國有為空論，土地私有制不能動搖，輕易改變，弊害會更大，最后還是要回到私有制。“中國農業上應做的事體極多，吾人必須集中力量于土地的利用，以為國家增加出產，不必多耗精神于土地的分配，徒增社會的紛擾。即使土地分配及佃租關系未能盡免流弊，亦須知改變其制度之后，流弊或許更多。利用經濟的及教育的措施以改善其關系則可，因噎廢食動輒要根本推翻土地私有制，取締地主，消除佃農則不可。”關于中國共產黨平均分配土地政策。董時進認為：土地平均分配既不可能，也不公平。田土等地千差萬別，人口遷移和生死變動不居，“神仙也沒有方法把土地平均分配”。土地平均分配還有三大不公平。—是土地僅是財富的一種，只平均分配鄉村地主土地，而不平均分配城市財主的地皮房產、金銀貨物、國內外存款，這不能算公平；二是鄉村好吃懶做、吃喝嫖賭敗家者，卻要去分那些勤儉人家刻苦積蓄買來的幾畝田地，這豈能算公平；三是土地是財富的一種，有的人拿錢去置產買地，是投資有形財產，可以收租收息；有的人拿錢去讀書學藝，是投資無形財產，也可以賺取更多的薪金。這兩者都增加收入，沒有差別。“土地及財產既要平分，無形的財產若不平分，亦不能算是公平。”

節制生育

193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發生了罕見的大水災，加上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中國農村經濟急速衰落。董時進通過實地調查后意識到農村土地的土壤破壞，是因人口無計劃地增長導致的過度、任意開發，已經破壞了生態平衡。如不及時有效控制人口，引導富裕人口謀生,就會因無序墾荒造成水土流失，導致災害頻發。他在《土地破壞與農村衰落》中寫到其實土地破壞的罪魁禍首、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人們不計劃生育,日益增長的人口對土地的需求增長，造成對山坡的過度、無序開發，形成惡性循環。董時進在實地考察后發出警告：“若不趕緊挽救，大好良田與山林都將變成沙漠和石巖，豈但造成災荒，真可以亡國滅種。"他還從農業經濟與的多個角度反復申論了中國節制生育的必要性，他通過長期實踐和調舂研究，認為中國的土地問題分配不均面，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動力為了保持必要的人均耕地,他在中國最早提制人口的主張。他在中國何以必須節制生育。中國人均耕地遠低于美國。從動態觀察，人均耕地會越來越少。

董時進從農學的角度審視人口問題，主張促進糧食生產。他認為中原地區的糧食增產余地不大，而人口增長過快，亟須政府采取限制措施。董時進還提出了增加糧食生產的措施，包括:開墾荒地，改良農業，重視農業教育、提高農民知識，節制靡費與改良飲食習慣并行，發展水產養殖，振興工商業、提高糧食購買力等。此外董時進還主張發展面向國際國內市場的高價農產品以增加農民收入，走農業產業化、國際化道路，通過進口解決糧食問題，這些措施在當前看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水土保持論

受美國的水土保持運動啟發，1936年，董時進首次系列提出山坡地退耕還林還草的主張。董時進系統提出了山坡地退耕還林,還草主張。他提出，停耕山地、種林種草是保存資源的根本挽救辦法。首先是限制山地的開墾，并將已開墾而不宜開墾的山坡停止耕種，分別種植牧草或栽培樹木。1944年董時進出版《國防與農業》，該書在第十一章專論“水土保持與水利問題”，他強調退耕還林政策實施之前，應統籌規劃，并提出退耕還林要特別注意農民安置。"要將山地停止耕種，必須對于原來居住耕種之人民，設法救濟，使能另謀生路。政府必須幫助農民遷徙及改業。或使之另行獲得耕作之土地及經營資本。停止耕種之土地，并非停止生產。

民國時期，中國水災與旱災較為嚴重，董時進提出了一系列的災害防治思想。董時進主張植樹造林、興修水利、行旱農法、行大農制。董時進提出中國應仿效美國實行旱農法，不用灌溉而栽培作物，在少雨區域，務使人多地廣，行大農制。他還提出人工降水的方法以對抗旱災，但因當時技術所限，未能付諸實踐。董時進通過實地調查，發現農村的土壤破壞十分嚴重。因此他呼吁厲行水土保持，通過限制山地開墾、造林植草、退耕還林還草、水田冬作法等，董時進是中原地區最早系統提出退耕還林還草政策的學者。

主要成就

參加調研

董時進在華洋義賑會期間，參與章元善領導的合作事業。推進農村信用社，并指導鄉村調查活動。在北平水利研究會期間，董時進參與了“華北地區旱澇災患調查”，負責河北省的調查工作，他指出“河流不梭，堤防不修，溝渠不開，森林不植”是造成華北旱澇頻繁的主要原因。1930年，董時進帶領農學院師生在羅道莊開展鄉村調查，并制定調查表格，此次調查涉及包括43個縣，242村，24568戶，調查人口超過13萬，內容涉及人口、耕地面積、租地概況、家庭養殖情形、職業分配情形等方面。在1931年回鄉探親期間，董時進考察了四川省農業及鄉村經濟情形，令其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四川因人口過多造成了土地開墾過度。

創辦《江西農訊》

1934年2月，董時進赴任江西農業院院長，3月6日，理事會第一次常務會議召開，通過《江西省農業院組織大綱》，自此，江西農業院正式成立。農業院宗旨在于“主辦全省之農業試驗，農業推廣，及農業教育，以謀農業技術之改進與農村生活之改善”。院內組織為4部1處，分別為農藝部、畜牧獸醫部、森林部、推廣部和總務處，規劃基建后有水田旱地1000余畝。在董時進的帶領下，江西農業院各項工作開展順利，成為全國的典范。董時進還創辦了《江西農訊》，普及農業科學，改進農業技藝，如其所說，農業院的工作應“首先注意植物動物生產、農業經濟、農事教育、技術人才之培養、推廣人員之訓練”。農業院各部組遵循這一思路，改良與推廣農作物、發展園藝事業、病蟲害防治、畜牧及家畜防疫、農業教育與農事訓練、定期舉行農產競賽會、深入進行農業推廣工作。

開辦大新農場

董時進在辭去四川大學農學院院長之后，組織中國農業協進會，編印《現代農民》雜志，該組織“以聯絡熱心農業人士共謀農民智識與利益之增進并促進中國農業之發展為宗旨”。致力于農業之調查及設計、農業新法及優良品種器物之介紹、農業問題研討及建議、出版刊物等活動。1939年2月，董時進在重慶井口購地，將稻田熟土改造成果園，試辦了“大新農場”，也就是現在重慶市沙坪瑣區的井口農場。董時進還組織中國農業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長，以發展農產貿易，促進農業改良，大新農場是公司的支柱產業。大新農場以果園為主，按照科學方法種植，董時進親自示范剪枝、除蟲、饒水、施肥，為各地農民提供了大量優良苗木品種，同時為重慶市民提供了大量新鮮水果，后期還引進了奶牛，開展農副業多種經營。在董時進身體力行的帶動下，農場經營取得了成功，吸引了大批政界人物參觀。董時進以大新農場為陣地，進行農業科學實驗和理論研究，為傳播現代農業科普知識做出了貢獻。

組建中國農民黨

1947年1月1日《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后，組黨自由相對寬松，各派系紛紛成立自己的黨派，董時進便順勢在同年5月12日組建中國農民黨，并當選為主席。《中國農民黨成立宣言》寫道：“本黨雖是代表社會上一行職業的政黨，但絕不存自私的階級觀念，一切主張，必須顧到國家全民的利益，我們的主要使命是為農民爭取國家的主人地位，并謀政治的改革，及農業與鄉村的改進，這都是整個國家所切需的。至于本黨的黨員當然最大部份是要向農民里面去征求，但是我們也歡迎一切同情者參加。農民黨是要農民都能當國家的主人，卻并非要他們都去做官。””

1949年1月，國共和談，中國農民黨發表宣言表示擁護，同年4月，董時進謀求農民黨作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5月17日，董時進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抵北平市，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6月5日，李維漢約見董時進，批評以前曾經公開發表的反對土地改革的文章。李維漢并向董時進說明，農民黨參加新政協是困難的，勸董時進不要搞農民黨，仍以從事農業建設為好，希望他把技術介紹給人民政府，為農業建設服務。董時進最后表示，愿意推薦農業技術人員貢獻技術，農民黨可以宣布解散。6月25日，農民黨在北平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宣稱：“本黨中常會議決，自即日起停止本黨一切黨務活動。號召全體黨員一致在中共和即將成立的民主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將大家的學識技能和一切力量貢獻出來，幫助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成功。”

主要作品

他著有《食料與人口》《農業經濟學》《農民與國家》《國防與農業》《食料與人口》《中國農業政策》《董時進論文及演說詞》《河北省二萬五千家鄉村住戶之調查》等論著。并自籌經費主編了《現代農民》雜志，在全國公開發行。發表小說5本《兩戶人家》、《宋林遠征記》《硤口怒潮》《阿寶救牛記》和《赤獄記》。

社會職務

參考資料

人才培養

董時進于1925年回國后，曾任重慶西南體育專門學校名譽校長、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四川大學農學院院長并執教多年，他對教育的重視在其學術思想中均有體現。他的農業教育思想在吸收西方先進的教育理念的同時，注意結合中國實際。

重視農業教育

董時進認為:“凡是可以叫著教育的，都不能單獨傳授技能，而應該談談有啟發思想，發展人格的作用。”農業教育的意義主要體現在:“教育人”“改良農業和鄉村生活”“技藝和方法的傳授”。他向學生宣傳農業經濟學的重要性，提出應把教學、科研、行政有機地結合起來，做到三位一體。董時進認為只有開展農業教育事業才能根治中國農業的諸多問題，體現了其對農業教育的高度重視。

開展農業教育

董時進認為中國絕大部分是農民，知識程度較低，無法應用先進技術進行農業生產，導致中國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嚴重阻礙了中國農業的發展，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積極開展農業教育。他認為鄉下“最需要的教育，是要能夠增加他們用腦的本領和做人的資格的教育”，即讓他們“了解人生的意義，明白國家，社會，政治，是如何構成；使他們能夠重視現代文明的價值，不以為一切是中國的舊東西好”。利用新頭腦新思想武裝農民，以達到培養現代國民的目的。董時進認為合作教育促進了合作運動的發展，“合作社與民眾教育，應相輔而行，民眾教育進步，則合作之進步易，合作社發達，則民眾教育亦易普及。”董時進認為農業推廣教育也是醫治中國的良方。

把脈農業教育

董時進認為，中國農業教育的根本問題在六個方面：第一，宗旨問題。不可一味模仿外洋，須細審本國國情，察其需要，又宜枚舉條陳，不可概況籠統；第二，教材問題。農業情形各地不同，故教授農學，應就地取材，不可如數理化工，隨意照搬外國教本；第三，試驗場問題。中國農業學校只有田產，而無試驗場。農校與試驗場，合則兩得，分則兩失；第四，農校增設科目問題。現時國內之單科大學極多。單科大學之弊，即在其不能使學子見聞宏博，養成寬大的態度；第五，農校分工問題。農業隨氣候土壤變遷，故農業教育亦必因地制宜。第六，實習問題。中國農校表面上似乎很注重實習，實為衙門式而且無目的之農場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