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國是周朝時期位于中國西南、長江上游地區的一個姬姓的諸侯國，于公元前11世紀的西周初期建立，姬定五年（公元前316年）滅亡，前后約有800年歷史。
早在公元前21世紀，各支巴族在廩[lǐn]君的統率下，創造了古巴國歷史。公元前1046年，巴人作為先鋒部隊參加了周武王在牧野的伐紂決戰，周武王打敗商朝后，巴族因功被封為子國，巴國建立。春秋時期巴、楚戰爭頻繁，巴多敗，都城被迫多次向西遷移。至戰國前期，巴國在與鄧國、楚國等交戰中屢次獲勝，實力增強，姬班二年（公元前611年），與秦楚聯盟滅庸國，國力達到鼎盛。姬匄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開始，巴國與在楚國的交戰中多次失利，大片領土被楚國占領，巴國的國力衰落。姬定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國命張儀、司馬錯等率軍攻滅巴國和蜀國（史稱‘秦滅巴蜀’）。
巴國的疆域前后變化很大，西周初年，巴國立國于漢水、大巴山脈之間，到巴、楚、秦聯合滅庸三分庸國后，巴國疆域極盛，東至魚復(今奉節），西至僰[bó]道(今宜賓），北接漢中市，南極黔(今黔東北、渝東南及湘西一帶）、涪(今涪陵地區及黔北）。隨著疆域的變化，巴國的都城也有變動，先后以江州（今重慶市渝中區）、墊江（今合川區），平都（重慶市豐都縣），閬中（四川省閬中市）為都城。內政上巴國君主實行世襲制度，戰國時期巴國文、武分職設官；外交上與楚國、古蜀國來往較多，與這兩國有戰有和，與秦國往來較少；經濟上農業、手工業發達，貨幣使用海貝、橋形幣、蟻鼻錢；文化上崇尚巫教、精通占筮[shì]，歌舞富有地方特色。
族源考證
巴國最早見于《山海經·海內經》記載：“西南有巴國。太葜[qiā]生咸鳥，咸鳥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人。”太葜即上古時代東方部落首領伏羲，后照為巴人始祖。《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即巴氏、樊氏、瞫[shěn]氏、相氏、鄭氏，后巴氏務相成為五個氏族的首領，稱為廩君。這五個姓氏的氏族形成以“巴”為氏的廩君群體。后來，廩君群體由夷水遷至鹽陽。在鹽陽地區，廩君群體又與清江神女群體發生族群融合，構成了古巴國的一個主要群體。
周初，巴國與秦國、楚國、鄧國為鄰，此時巴國的族群結構是比較復雜，《華陽國志·巴志》說故巴國“其屬有濮[pú]、賨[cóng]、苴（jū）、共、奴、獽[ráng]、夷、蜑[dàn]之蠻”。其中的主要族群是曾被稱為“巴”，即曾是巴國統治族群的群體，包括：閬中渝水之巴，其族為板楯蠻，又稱賨人；夷水廩君之巴，其族為巫蜑，又稱廩君蠻；有涪陵之枳巴，其族為獽、蜑；有漢水中游宗姬之巴，其族為華夏周人。學者孫俊認為這些族群除板楯蠻的族屬可確定為氐羌系統外其他群體都有可能為濮、越系統。同時他認為由于巴國主體族群的來源不同，巴國族群的淵源問題也就比較復雜，應把巴國族群看成一個多元的群體。
歷史沿革
巴國起源
公元前21世紀，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五大氏族在湖北武落鐘離山(今長陽土家族自治縣西）清江一帶，長期過著狩獵生活。之后，巴氏務相當上了廩君，率領鐘離山的巴族種植農作物，發展畜牧，狩獵捕撈，經濟得到發展，后在丹淅流域和今涪陵區、忠縣、重慶市一帶建立了自己部族。各支巴族，在廩君的統率下，創造了古巴國歷史。
商朝時(公元前16世紀初—公元前11世紀中），巴國稱為“巴奠”，巴奠年年向商朝納貢，服役。約公元前1047年，廩君率巴國軍隊參加了姬發在孟津的伐商聯盟。第三年，伐紂大軍從孟津渡過黃河，進攻商都朝歌，巴國軍隊英勇善戰立下戰功。周武王打敗殷商后，巴氏因功被封為子國，首領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巴國也被稱為巴子國。
穩定發展
由于巴師善戰，他們不斷擴大疆土，迅速成為一個龐大的國家。姬林十七年（公元前703年），巴國派特使韓服出使楚國，請求楚國幫助巴國和鄧國建立友好關系，楚王派章楚大夫道朔與韓服一同出使鄧國，結果在鄧國的地被鄾人攻擊，財物被搶，兩國使者也被殺。楚王得知消息后，派楚大夫鬬廉領著楚軍和巴軍圍攻鄾地，鄧軍三次向巴軍襲擊，都未能取勝，最后敗于巴楚聯軍之下，鄾地淪陷。
姬佗九年（公元前688年），巴國和楚國聯軍向鄧國借道攻打申國，由于路途遙遠，沒有獲勝。過了幾年楚國滅鄧國后，巴國與楚國第二次聯合討伐申國，仍沒有獲勝，楚國大夫羞辱巴君，巴君不甘受辱，轉而攻打楚國。姬閬元年（公元前676年），巴國率軍攻打楚國那處，楚國大夫棄城而逃，巴軍趁亂長驅直入，一度進逼楚國郢都的南門。同年冬天，趁著閻敖被處死，其族人作亂之機，巴國又開始攻打楚國，這次戰役進行了數月。次年春天，楚文王親自率兵去迎戰巴軍，結果在津地（今湖北江陵縣南）被巴軍打敗。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晉秦聯軍在城濮之戰大敗楚軍后，巴國向秦國致貢，后又和楚修好。姬班二年（公元前611年），巴國與楚國、秦國聯盟滅掉了庸國，巴國獲得庸國的魚邑(今巫山、云陽縣、開江、奉節縣、巫溪縣一帶）之地，巴國的疆域進一步擴大，這是巴國最強盛的時期。
國力衰落
姬匄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巴國討伐楚國，包圍楚國鄾地(今襄陽市北），被楚軍擊敗，被迫放棄原漢江中游一帶地區進入長江上游地區，與蜀國為鄰。姬驕二十五年(公元前377年），巴蜀聯軍伐楚，奪取楚國茲方(今湖北松滋），進而再一次威脅到荊州。楚很快發動反擊，在茲方擊敗巴蜀聯軍。到了楚宣王時期(公元前369年—前340年），楚國便大舉向西進逼，巴國步步敗退，接連喪失了今陜南、湘西、川東、黔中的大片領土，長江一線也被迫退守魚復。
在楚國占領巴黔中的第二年，即姬扁九年（公元前360年），巴國突發內亂無力平叛，巴國將領巴蔓子到楚國借兵平定內亂，因楚國想并吞巴子國而不借兵，巴曼子許諾，如果楚國能借兵給巴國，巴國愿將荊城等3座城池割讓給楚國。隨后楚王統一借兵，楚國幫助巴國平亂后向巴蔓子索要3座城池，巴蔓子拒絕給城后自刎謝罪。
楚威王時（公元前340年—公元前329年），楚軍對巴國大舉進攻，很快占領了巴國重鎮枳。接著楚以枳作為據點，向西發動猛攻，迅速奪取了巴國的軍政中心江州，并北占墊江（今合川區）。巴國君臣只得向北逃離，最后將統治中心移往北部唯一的重鎮——閬中。
巴國滅亡
巴國與蜀國、苴國相鄰，苴國的第一代君主是蜀王杜尚的弟弟杜葭萌，但從蜀王杜后開始，苴國與巴國交好。姬定二年（公元前319年）冬，巴國和苴國聯合準備滅充國。周慎靚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巴國滅掉了充國，隨即又被蜀國擊敗，蜀國打敗巴國后乘勝討伐苴國，苴侯逃到巴國，巴國向秦求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墨獾等率領三十萬大軍援助巴、苴。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國滅掉了苴、蜀兩國，同年，司馬錯俘虜了巴王，巴國滅亡。秦國滅亡巴國后，在巴地設巴郡，同時仍任命巴氏族人作蠻夷君長，并讓這些君長世代娶秦國女子為妻。
疆域都城
疆域變遷
巴國的疆域前后變化很大。西周初年，巴國立國于漢水、大巴山脈之間，即在今陜西省東南角與大巴山之間。春秋初葉，巴國在楚國、鄧國的西邊，巴國所據有西陵峽口東枝城市、當陽市、荊門市等地，向北擴展到襄陽市附近。巴國、楚國、秦國聯合滅庸三分庸國后，巴國渝東峽江地區疆界向東擴展到奉節縣一帶。此時巴國疆域極盛，東至魚復(今奉節），西至敘州區(今宜賓），北接漢中市，南極黔(今黔東北、四川黔江地區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帶）、涪(今涪陵地區及黔北）。春秋末葉，由于巴、楚聯盟的破裂，巴國無法再在漢水、大巴山之間立足，于是南下長江干流，轉入鄂西、渝東和川東。 戰國初期巴國版圖較廣，東至清江流域，西至四川盆地東部，南至武陵山區，但隨著楚國的壯大，領土的擴張，巴國的疆域縮小，巴國從漢上南移江上，隨后從巴峽以東節節退至峽以西。
都城變遷
隨著疆域的變化，巴國的都城也有變動。在《華陽國志》中記載“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縣，或治平都，后治閬中。”即江州（今渝中區）、墊江（今合川區），平都（重慶市豐都縣），閬中（閬中市）都曾是巴國的都城。其中江州作為都城的時間最長，從春秋時期一直持續到戰國中期江州都是巴國的都城。戰國中期到公元前361年前后，平都作為巴國的都城；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年前后，墊江作為巴國的都城；閬中是巴國晚期的都城。
內政
巴國君主在西周春秋時代稱為巴子，戰國時代，秦、齊、燕、楚、韓、魏、趙七國稱王后，巴國君主也稱王。巴國君主實行世襲制度，戰國中葉以后巴國太子稱巴王子，也稱巴子。春秋時代，從《左傳》可以考見的巴國職官僅“行人”一職，專司對外告命聘享。戰國時代，巴國設有“上卿”，有卿相之別。軍隊方面設有將軍，看來與列國相同，文、武分職設官。
外交
與楚國
巴國與楚國關系緊密，戰國時曾經與楚國有過聯姻。從春秋時期開始，巴與楚雖是長江中上游地區相鄰的兩個大國，但仍被中原各諸侯國視為蠻夷之國，所以巴楚常結成同盟，來維持地位獲得利益。巴、楚結盟后，多次聯合出兵，征伐漢江流域諸國，如公元前688年，巴、楚聯師伐申（今河南南陽市北）。姬班二年（公元前611年），兩國又聯手滅掉了位于鄂西(今竹山縣一帶）的庸國。很長一段時間，巴國與楚國雖偶有摩擦，但大致保持著同盟關系。直到姬匄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兩國的聯盟關系徹底破裂，兩國之間征伐不斷，巴國處于劣勢，后在楚國的攻伐下，巴國勢力最終從漢水流域消失。
與蜀國
巴國與蜀國地域相鄰，兩國是聯盟之國，大部分時間和平相處。在文化和經濟上往來密切。如杜宇杜宇在位時教蜀地百姓務農，發展了古蜀國的農業，巴國也學習杜宇的方式教巴地百姓務農，除了農業，古蜀文字也東傳于巴。戰國初年，巴國入主四川盆地東部，與蜀相敵，兩國關系開始惡化，征伐不斷，直到兩國被秦所滅。
與秦國
春秋以前，巴國與秦國交往很少。史書中最早的記載是《史記·商君列傳》中，書中記載秦穆公早期百里奚為相時，巴國向秦國致貢。后巴國與秦國、楚國聯盟滅庸，戰國時期，秦惠文王與巴國、蜀國交好。賈大泉、陳世松等學者認為巴國與秦國的友好往來是一種遠交近攻的策略，巴國受楚、蜀夾擊而遠交于秦，有借助秦勢以制約西方蜀國和東方楚國的意圖。秦與巴交好，則是因為巴國有精兵，又據長江天險，能夠憑借巴國的地利“浮大舶船以東向（伐）楚”。
經濟
農業
巴地農業發展較早。早在新石器時代，在今三峽地區已經有同中原地區媲美的原始農業，巫溪大溪遺址發現了在陶器上遺留有稻梗和谷殼。《華陽國志·蜀志》記載了杜宇杜宇教百姓務農，傳到巴地后，巴地也重視農業發展的情況。春秋戰國時，“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農業開始成為主要的生產部門。
手工業
青銅業
巴人制造的青銅器制造技術熟練，將涪陵小田溪出土的巴國青銅器進行金相分析，與《考工記》所規定的合金比例接近，可見巴國工匠掌握了合金的配方比例；當時在中原被視為尖端的錯金、錯銀等裝飾技法，巴國工匠也都運用上了。如在涪陵小田溪一號墓出土的十四枚銅編鐘，鐘面上飾以精美的錯金變形蟠虺紋和旋渦紋，鐘架上的虎頭飾件則飾以銀錯云紋；三號墓出土的一銅壺上用錯銀的技法，制成云水圖案。除此之外，脊薄刃寬扁徑無格而形似柳葉的巴式劍、圓刃折腰式或月刃式的、平頂帶虎紐的錞于及錯金裝飾的編鐘等，都是巴人青銅器成就的典型代表。
制鹽業
制鹽業是巴國一項重要的、傳統的手工業門類。巴人長期在巫巴山地，以后又逐步控制了三大自然鹽泉，販鹽、售鹽是巴國最重要的經濟收人來源。在巴國時期，巴人主要采用三種方式制鹽。第一種是直接取水煮鹽制鹽，此法適用于山上流出和陸地上涌出的鹽水形成的鹽泉，如巴國黔中之地的郁水（烏江支流）邊的郁山鎮伏牛山的鹽泉，巴國東部巫溪寶源山鹽泉等都有自流的鹽泉。第二種是用圍桶法取鹽，此法適用于從地面淡水河底涌出來的鹽泉。第三種是煮石鹽。由于地下水浸入巖石，使巖石帶鹽，當地百姓便煮石以取鹽，水竭鹽成。
丹砂礦業
朱砂礦業是巴族的一項重要的礦冶業。丹砂礦的開采利用，在巴族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山海經·海內西經》所載：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藥以拒之。”表明早在商、周之際，巫山地區巴地諸巫已經掌握并施用“不死之藥”——丹砂了。巴人立國以后，丹砂的主要產地——涪陵區，成了巴國的重要市鎮，丹砂的開發、利用也成了巴國百姓的一項重要產業，由此不少古籍中稱丹砂為“巴砂”。
釀酒業
隨著巴境農業生產的發展，糧食有了一定的剩余，釀酒業也發展起來了。巴鄉清酒是巴國所釀制的酒類中的名牌產品，是向周代交納的貢品之一。巴鄉清酒因其產地為魚復縣巴鄉村而得名。秦并巴國以后，秦昭襄王在處理遷移來的秦民與土著巴人的關系上有一個明確的規定：“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即秦人侵犯了巴人，罰黃瓏玉佩一對；巴人侵犯了秦人，罰清酒一壺，從中可以看出巴國清酒的名貴。
紡織業
紡織業是巴國一項非常普遍的手工業，巴人擅長栽桑養蠶，種麻織布。作為家庭副業，家家農婦皆能操持。巴縣冬筍壩巴人墓葬，曾發現麻布和絹的痕跡。戰國后期，巴境內一些民戶以布代賦，稱為責布或稼布，其交納量或一匹，或兩丈，或八尺，或八丈二尺，年交八丈二尺，即可抵全年賦稅。
制漆業與制陶業
制漆業也是巴國的傳統工藝業，漆器制造也達一定的水平。在巴縣冬筍壩、涪陵小田溪等地的巴人墓葬中，均出土有相當數量的漆器，有漆盒、漆盤、漆、漆梳等，顏色多為紅黑兩色。有的漆器還加有銅足、銅蓋或銅，精美異常，成為高級用品。巴人的制陶技術已有較高的水平，輪制方法已較普遍。從出土的陶器看，陶器的器形比較復雜，種類較多，炊器、食具、裝飾品都有。
商業
貿易
在農業、手工業的推動下，巴的商品交換有了發展，出現了商品的定期交換地——集市。《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國）又立市于龜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龜亭，即今天的小南海，龜亭北岸的銅罐驛（冬筍壩），就是巴人立市的“新市里”，即是巴人的物資集散地。巴國在江州東面長江邊上筑一城，設為關津，以便督收往來過境之稅，包括長江之中舟船運載的課稅，它也是巴國的一大財政收入。
貨幣
巴國所用的貨幣有海貝、橋形幣、蟻鼻錢。貝幣是最開始使用的貨幣，隨著商業的發展，巴人開始鑄造自己的貨幣，即橋形幣。橋形幣為青銅制，形如或，因此也有稱之為銅璜者，在古巴國的涪陵區發現了這種橋形銅幣。后來，隨著巴楚之間交往的不斷深化，楚國的蟻鼻錢一種類似于銅貝的貨幣，也開始在巴地流通。
文化
巫教
巴國人崇尚巫教，古代巴人的宗教習俗表現形式較多，主要表現為圖騰崇拜、祭彼崖和信仰鬼教等，這在巴族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巴人一直保持著對圖騰的信仰，如清江流域一帶的白虎巴人部落群世世代代崇祀白虎，龍蛇巴人則以蛇為圖騰進行祭祀崇拜；獺祭彼崖是先秦巴人郊祀中的一種祭法，即用獺作祭品，祀奉祖先，故名獺祭。“獺祭彼崖”就是向在崖穴中棲息的祖先靈魂獻祭；信仰鬼教是一種極粗淺的原始宗教，是由巫師舉行一些巫術而已，巫鬼源于古代巫、巴之地的對先祖的崇祀形式，以擊鼓、歌樂、號跳為主要特征。
占筮
巫術是巫師運用某些特殊的法術，借助于各種法器或咒語，以達到與神靈溝通，貞問人間吉兇祝福的一種手段。巴人巫術多占筮，而占筮是由專職巫師掌握的。《山海經·大荒西經》提到巴地有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即十位著名的巫師，他們居住于靈山（靈山即是巫山），交游人神。其中巫咸在許多書籍中皆被稱為占筮的發明者。占筮是用筮草占卜，后發展為多種方式占卜，如龜卜、瓦卜、魚卜、竹卜等。巴國占卜用域廣泛，涉及到城建、祈雨、制鹽、軍事、喪葬等諸多領域。
音樂舞蹈
巴國的音樂舞蹈有兩類：一類表現勇猛剽悍的武舞，需著戎裝舞干戚，臨戰之時，配以震天憾地的鼓聲和歌唱聲形成磅礴的氣勢，用以鼓舞士氣，震懾敵人。一類是娛樂性的舞樂，舞者手牽著手，前后擺動，邊唱邊跳，故叫“躍歌”“跳歌”，這種形式的直接延續便是土家族的擺手舞。
巴人的歌唱形式也很獨特，是一種一人引唱，眾人合唱的形式。在《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就記載了有歌者唱《下里》《巴人》，和者有數千人。《巴人》是巴族人民創作的一首反映巴族生產、生活的一首民歌，通俗易懂唱法簡單易會，故和者可達數千人。王任叔還有種特殊的歌謠形式就是唱竹枝詞或唱竹枝歌。竹枝詞是一種隨編隨唱的一種七言二句、七言四句不講平仄對仗的通俗的韻詩，簡短易懂，好學好唱，多哀婉、悲涼的內容，如“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即是。
主要爭議
滅亡時間
關于巴國的滅亡，在傳世文獻中有秦滅巴和楚滅巴兩種記載，學者為此爭論不休，現在主要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秦滅巴。在《華陽國志·巴志》《史記·張儀列傳》中都有記載。當代學術界也有學者持此觀點，如學者楊寬認為在公元前 316 年，司馬錯等人滅巴 ；學者田敏認為巴人最終亡族是在公元前 316 年秦滅巴蜀之戰之后；學者熊賢品認為《史記》等傳世文獻中秦滅巴的記載與出土的包山楚簡中的相關記載相吻合，即秦國在秦惠文王前元九年（公元前 316 年）滅巴。
第二種說法是楚滅巴。《太平御覽》卷一七一引唐梁載言《十道志》記載：“故老云：‘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蜀中名勝記》卷一八引《郡國志》記載：“巴城在漢南江，是楚頃襄王滅巴，封其子為銅梁侯，故有此城。 ”
第三種說法是秦楚所滅非同一巴。如學者沈仲常、孫華認為楚國在楚懷王之前滅巴，即“姬扁七年（公元前362年），楚自漢中市，南有巴、黔中”。 楚國占據了巴、黔中之地以后， 巴國的宗支就逃到四川省東北地區靠近秦蜀的中間一帶，另建了一個巴國。 后被秦所滅。學者趙炳清認為秦滅巴后，沒有立即設立巴郡，而是扶持巴人大姓來牽制楚國，到公元前280年楚國才滅巴。學者王煜認為巴一直都是氏族聯合體， 沒有一個統一的、集權的巴國存在。 所以存在兩種滅巴記載。
巴人后裔
關于巴人后裔的分化，主要有如下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巴人后裔很多被漢族同化，成為黔、 湘、鄂、陜、渝交區等地的漢族之一。
第二種說法是巴人后裔主要是苗族，約四百萬人，主要由巴人后裔西遷發展而成的。從西系苗族與巴人同樣把賦稅叫做“賨（cóng）”和都有依山橫埋的葬俗可以判斷。如學者田玉隆在《王任叔索源及后裔探討》中就有相關論證。
第三種說法是巴人后裔是土家族先民。例如20世紀50年代，潘光旦先生在參與土家族族別認定時，提出了土家族源于古代巴人之說。 他認為，巴人之所以成為土家族人的祖先，主要就是因為他們遷到了今天土家族的聚居地——湘、鄂、渝、黔數省 （市） 交界地。并且從族稱發音相同，都有對白虎神的崇拜， 語言中有相同的詞匯，姓氏相同四個方面論證了巴人演變成土家族的依據。
潘光旦之后，學者們大多主張蕭公權的后裔是土家族。其中又分巴人后裔說和巴人主體說兩種。巴人后裔說認為，居住在湘鄂渝黔的土家族是巴人后裔。以林奇、鄧少琴、陳啟文、廖子森、卡澎等為代表，他們從考古資料、巴渝舞文化研究、王任叔的一支、廩君五姓遺裔、巴人的遷移等不同角度展開其論述。巴人主體說認為土家族是以巴人為主體，融合其他民族而形成的，以彭武一、彭英明、李紹明、陳國安等為代表，他們從歷史淵源、實地考察、史料研究等不同角度支持論證巴入主體說。
主要遺址
香爐石遺址
香爐石遺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市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漁峽口鎮，地處清江北岸，上距鹽水20公里。該遺址東西長300米，南北寬100余米，總面積30000平方米。該遺址1983年發現，1988年、1989年和1995年先后三次發掘，共完成發掘面積467平方米。該遺址文化層的整體堆積厚度達到4.5米以上，遺物保存較好，這是目前在整個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遺存”，被研究者命名為“香爐石”文化（即早期巴文化）。
香爐石遺址出土的文物很豐富，這些文化遺物自夏商時期開始至春秋戰國時期而未間斷。其中西周文化層出土的文物最多，有石器、陶器、骨器、銅器、貝幣、印章和甲骨等，共2966件，其中陶器最多。此外還出土大量獸骨及一些魚骨和鳥骨等。學者朱世學認為這些發現可以看出在西周時期，巴國的制陶技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小件青銅器和貝幣的發現，說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時期已開始慢慢步入青銅時代，經濟交往中逐步開始使用貨幣。東周早期文化層（即春秋時期）中出土遺物有石器、陶器、骨器和銅器等，共2264件，其中以陶器最多，占96.7%。這一時期的陶器以陶釜為主，同時出現部分楚文化的器物，如楚式鬲等，學者朱世學認為從這些器物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巴楚文化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交流。
羅家壩遺址
羅家壩遺址位于宣漢縣普光鎮進化村渠江支流中河、后河交匯的一級臺地上，三面環水，一面靠山。距達州市市區60公里。總面積約123公頃。羅家壩遺址是目前發現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巴文化遺址，它囊括了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漢代完整的巴文化堆積。“羅家壩遺址”共發現遺跡130余處，其中墓葬65座、灰坑64個、房址1座，出土青銅器、陶器、玉石器等1200余件，各類文物標本3000余件。
羅家壩的巴文化遺存以春秋戰國時期最為豐富，且以墓葬為主，墓葬形式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陶器的基本組合為圜底罐、釜、平底罐等，銅兵器的組合為柳葉形劍、矛、戈、鉞、斤、箭鏃等，同時還包含少量的銅釜、銅等。銅器主要包括：鼎、、鑒、敦、盒、豆等青銅器，青銅兵器主要有：戈、劍、矛、刀、箭鏃等，青銅生產工具主要有：斤、斧、鋸、鑿、錐等，玉石骨器主要有磨石、骨珠、瑪瑙珠等。從所出土的器物來看，銅器包含三種文化因素，即鼎、豆等代表的中原文化、簋、敦等代表的楚文化和戈、劍、矛、刀、斤、斧、鋸、鑿、錐等代表的巴文化。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