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志國，旅美生物學博士、教授、研究員。申請專利十余項，發表科研論文60余篇，主持國內外重大科研課題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多項。山東省政府海外特聘專家，泰山學者。日照天臺山守護者、太陽文化研究者。出版《日出先照》等著作。
人物簡介
鞠志國，旅美生物學博士、教授、研究員。
自2008年以來，鞠志國潛心研究東夷民族歷史和民俗文化，不遺余力挖掘、保護、宣傳日照市日照天臺山與日照太陽文化，發起成立日照太陽文化研究會，出版《日出先照》等著作，建立“天臺山--中國太陽神祭壇遺址公園”網站，恢復中斷多年的日照傳統民俗--光明星節，使“太陽在這里升起”成為山東省與“泰山在這里崛起，孔子在這里誕生，黃河在這里入海”齊名的旅游文化品牌，使“日照太陽文化城”與“嶗山仙道文化，威海成山頭求仙文化和煙臺蓬萊登仙文化”共同成為山東省政府“仙境海岸”旅游品牌的四個支撐點。
引言
作為在考古界有著重要影響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日照堯王城遺址是一處由大汶口文化過渡到龍山文化時期的龍山文化遺址。
史跡茫茫，往事如煙，古國的風采大多已失落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但是從珍貴的出土文物上，從為數不多的地上遺存里，從零零星星的歷史資料和民間傳說中，我們仍然能夠追溯到那段輝煌歷史的蛛絲馬跡。
堯王城遺址與東方“太陽古國”
歷史文獻中有一個崇拜太陽的“十日國”。《山海經·海外東經》記載：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太陽神之國。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淵”。就像“帝俊生黑齒”一樣，羲和“生十日”反映的是，太陽母親羲和的后代建立過由十個(或多個)崇拜太陽神的部落組成的“羲和之國”。
《山海經》還記載：“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這里提到的湯谷、扶桑樹，即少昊鳥國建都之地。據尸佼(孫星衍輯本)卷上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謂此也。則所謂甘淵、湯谷(扶桑)、窮桑，蓋一地也”。
答案可以從《尚書·堯典》里找到：“(帝堯)分命羲仲，宅夷，曰旸谷”。這部經過孔子修訂的“上古之書”明確表示，太陽神浴日的湯谷(甘淵)在一個叫做嵎夷的地方。從《四庫全書》中的禹貢九州圖可以看出，嵎夷的大致位置就在魯東南地區，即北到山東青島、南至灌云縣的沿海地區，而日照市就處于這一地區的中間地帶。
《山海經·海外東經》進一步將湯谷和十日國的地望(地理位置)定位于日照地區的堯王城遺址一帶：“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這里的“黑齒”就是上古時期傳說的“其人黑齒、食稻蛇”的黑齒國。根據“《山海經·海外東經》地望考證”一文，這個黑齒國就是著名的“齊師伐莒”中莒國公子投奔的紀障城(紀國)的前身，位于今天的江蘇省贛榆區汪鎮到山東省日照市嵐山區安東衛、虎山鎮一帶。而“太陽神浴日”的“湯谷”、“甘淵”和“十日國”位于黑齒國之北，其地望當是堯王城遺址及其周邊地區無疑。
從地理和風水的角度來看，堯王城遺址的選址是非常講究的。城址面(東)向大海，背(西)靠老牛頭頂、雙山、白云寺等山系，右(南)是竹子河和天臺山，左(北)為付疃河和奎山。因此，堯王城古城是建立在三面環山，一面向海，河流縱橫，土壤肥沃的山前平原上，享有農、牧、魚、鹽和水運之利，是一處頗有“帝王之氣”的風水寶地。
地下考古和地上遺存為此也提供了有力佐證。在考古學研究中，城址、墓葬與祭祀地被視為三大要素。除了出土與莒縣陵陽河遺址相似的“日火山”符號陶文以外，堯王城遺址上幾乎所有墓葬都朝向東南面約4公里處的天臺山，而天臺山上至今仍然殘存部落遺址、太陽神石、太陽神廟、刻有太陽圖案以及古人祭祀太陽的巖畫等遠古遺存。
這些史實足以證明，堯王城地區即為《山海經》中記載的“太陽神之國”、“十日國”，“少昊之國”，是名副其實的“太陽古國”，而堯王城遺址正是“太陽古國”的首都，天臺山就是這個神秘古國的祭祀地。
帝堯與東夷文明的關系
史學界認為，華夏文明起源具有多元性，中華文化是多種文化長期滲透融合的產物。其中最影響最大的是以炎黃二帝為始祖的黃河中上游文化(后來又稱夏文化)和以帝俊為祖先的黃河下游文化(又稱東夷文化)，那么，黃河上游和下游的兩大文化之間的滲透與融合在堯王城遺址古國又是如何體現的呢？
據《竹書紀年》記載，帝堯(炎黃后裔)東巡時除了到天臺山祭祀日神之外，還“筑城于野，命太陽神歷象”。
根據日照民間傳說，堯帝在成為部落大聯盟的首領之后，曾經東巡至此并筑城一座，因此人們把這個地方叫做堯王城。現在的遺址之上仍然有大堯王城，安家堯王城，劉家堯王城等村落。
帝堯選擇在這樣的一片沃土上建設城池似乎不是偶然的，這既與帝堯對東方太陽古國的重視有關，也與帝堯與東夷領袖大羿非同尋常的關系有關。大羿據說是帝俊的后裔。史料記載，帝堯之所以能成為軍事部落大聯盟的首領，是與大羿的合作和幫助是分不開的。對此，后來漢代的《淮南子·本經訓》中這樣記載：“逮至堯之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堯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殺猰，斷修蛇于洞庭湖，擒封希于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
由此可見，帝堯取得部落聯盟的統治權是借助了東夷領袖大羿的力量。
與之巧合的是，傳說中的大羿和嫦娥的陵墓就坐落在天臺山上。盡管墓前的碑文已經在文革時被紅衛兵破壞，周邊村莊仍然流傳著“大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神話故事。
從太陽崇拜文化起源的角度考察，帝堯命太陽神氏族“觀象授時”不無道理。出于對太陽的重視與崇拜，太陽古國的羲和族人世代相傳，發明了許多天文觀測技術和手段，積累了豐富的天文學知識，這應當是受到帝堯賞識和重用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在大汶口遺址和龍山時代，種植谷物的農業生產活動已經取代了狩獵和采集，成為最重要的生產活動。所以測日觀象的深奧學問和技能也就成為維護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某個人，某一集團能掌握了這門學問，能夠即時地指導農作，使收成有所保證，必定會被視若天人、神圣，享有極崇高的威望。
自帝堯開始，太陽神部落世代世襲天文觀測之職。后人沿用這一傳統，甚至負責天文觀測的官位就直接稱為“羲和”。
地下考古的結果也表明帝堯到過堯王城遺址。在龍山文化時期，陶器的生產是有地域性的。黃河下游生產黑陶，黃河上游生產軟陶泥，二者采用的是不同的制作技術。迄今為止，在龍山文化的地層里，整個魯東南地區只有堯王城遺址出土了彩陶，其它遺址都沒有發現彩陶。這是否說明該彩陶或者彩陶制造技術是由帝堯從黃河上游帶來的呢？
因此，我們可以說，堯王城遺址的意義，并不僅僅是揭示和證明了源遠流長的龍山文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黃河上游文化和下游文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交融的歷史事實。它還證明，堯王城遺址古國文化的根源和靈魂與東夷人的太陽崇拜文化一脈相承。
“太陽古國”的太陽
崇拜淵源
山東大學張富祥教授指出：“從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來看，我國上古人群的太陽文化意識首先應當起于東部沿海地區，或說以東方夷人的這一意識最為強烈，其次才逐漸傳播到西、北、南各個地區”。
張學海先生在《考古學反應的山東古史演進》一書中說：“山東或者說海岱地區的舊石器文化，起源于魯中南山地的沂河上游地區，并始終在該地區發展，同時逐漸向東南擴展，并在魯東南地區包括江蘇連云港市北部地區在內，過渡到新石器時代，從而勾勒出山東舊石器時代的發展脈絡”。他還明確提出：“這一地區包括郯城縣、莒南縣、日照市和江蘇連云港北部地區，目前，海岱地區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遺存大部分在這地區，而以日照市沿海和馬陵山兩地最為集中”。
換言之，海岱地區的舊石器遺跡只局限在北起沂源縣，南到郯城和東海縣，東至日照沿海的三角地帶里。這給我們提供了如下一幅畫面。
在幾十萬年前，沂源猿人中的一個分支離開他們賴以生存的溶洞，沿沂河河而下，追逐太陽而居，最先來到日照沿海地區。在這里，他們驚奇的發現，帶給人類光明和溫暖的太陽竟是從東方大海中升起來的。于是在一個叫湯谷(天臺山)的地方開始了祭祀太陽神的活動。這大概就是太陽崇拜的真正起源。“夸父追日，渴死湯谷”，或許就是羲和氏族遷徙之艱辛的真實寫照。到了五方上帝時期，這里曾經是少昊之國。山東大學王青教授指出：“少昊氏不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時期，而且還延續到龍山文化時期，期間經歷了不斷遷移和發展的過程。其中大汶口遺址晚期以莒縣陵陽河一帶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遷到五蓮丹土一帶。龍山早中期又遷到日照堯王城、兩城等地，在濱海地帶形成超大規模的中心。龍山中期之末，遷到了臨朐西朱封一帶，到龍山晚期又遷到曲阜市一帶”。
據南京六朝古墓中出土《竹書紀年》竹簡記載：“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巡狩瑯琊，登天臺，祀日神。筑城于野，命太陽神歷象。五年，初巡狩四岳”。從時間上看，帝堯即位后當年即東巡瑯，到天臺山祭祀太陽神，而五年之后才巡守四岳，足見帝堯對瑯琊(太陽古國)和日神之重視。
史料上不但有帝堯崇拜太陽的描述，也有商王祭祀日神的記載。蔡運章先生在《三星堆文化的太陽神崇拜》中指出：“甲骨文中有商王到旸谷祀日的記載。特別重要的是，商王‘觀日出’的地點是在‘’地(湡，通作與、嵎，在今山東省沿海地區)，與《堯典》說的‘宅嵎夷，曰旸谷。寅賓日出’，全相密合，絕非偶然”。
無獨有偶，人們在天臺山極頂的巖石上發現了一副極為罕見的古代巖畫。畫中有從東海上初升的太陽，掛在天邊的月亮和星星，還有頂禮膜拜的首領和人群，畫上的題詞是早期甲骨文“王其焚吉”字樣，用的是占卜的語言，描述的是“王”帶領民眾在這里點火祭祀太陽神的景象。至于這個“王”是堯王還是商王，學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
太陽古國的
興衰成因
以堯王城遺址為首都的日照市“太陽古國”在少昊、大羿、伯益等東夷領袖的領導下創造了燦爛的龍山文化。但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這個龍山時期的大都市，這個輝煌了幾百年的太陽古國，在龍山文化的末期(夏朝初期)，仿佛一夜之內變成了一片廢墟。并且在此后夏代的300—400年間，這一地區的文化遠遠落后于夏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個中原因，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至今仍然無法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在東夷人(特別是伯益后裔)的大力支持下，殷人取代夏桀建立了商朝。《詩經·商頌》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就是傳說中的太陽鳥，是東夷人的圖騰。殷人的高祖“”即為“太陽之父”帝俊，由此可知商朝殷人與東夷人的同源關系。郭沫若通過對甲骨文的研究發現，殷人在每天均有早上迎日出，晚上送日入的祭祀儀式(《殷契粹編》)，說明太陽崇拜也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商朝的建立以及商王來到東海之濱的天臺山觀日出，祀日神，日照地區又因此而再度興盛起來。在此期間，伯益的贏姓后人在今天的魯東南一帶建立了古莒國，天臺山遂成為莒人和殷人太陽崇拜的圣地。
戰國初期，與莒國相鄰的齊國在齊桓公稱霸之后，尊王攘夷，不與“尚夷風、用夷禮”的莒國接盟，同時改在瑯琊臺祭祀四時主、在成山頭祭祀日神，天臺山作為日神祭祀地和東夷人先祖祭祀地的地位隨之下降。
隨著莒國的覆滅，東夷文化的最后消失，作為祭祀圣地的天臺山也慢慢變成了歷史。但是崇拜太陽、祭祀太陽的習俗已經深深地扎根在當地人的生活之中。莒縣博物館前館長蘇兆慶研究員在《夷人崇日與秦始皇東巡瑯琊》一文中說：“特別是東夷民族對太陽神的崇拜更有其悠久歷史傳承，不少有關太陽來歷的神話故事廣為流傳于民間”，“主要崇拜太陽的少昊羲和族，居住在湯谷(亦稱旸谷)一帶，是太陽神賜福下民的圣地”。“祭日活動，解放之初，莒地依然流行”。
秦漢時期的漢中天臺山似乎不甘寂寞。這座曾經一度“失寵”的山又成為黃老道和方仙道的發祥地，并隨著方仙道文化的興起和秦始皇的東巡而再度輝煌。
天臺山方仙道的代表人物是為老子《道德經》做注的河上公和他的弟子安期生。安期生道業高深領一代盛名，曾吸引秦始皇前來尋仙訪道。傳說秦始皇東巡臨沂市曾三上天臺山。晉皇甫謐《高士傳》曰：“安期生者，瑯琊人也，……秦始皇東游，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安期生棄金銀于不顧，留書囑咐始皇：“后數年求我于蓬萊山”。始皇為此派遣使者徐福等數百人前往蓬萊山尋找，“輒遇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并海邊十數處”。至今，天臺山主峰還殘留有安期祠的遺址。
對此，宋朝日照狀元張行簡這樣寫道：“念我日照，雖偏居海隅，卻享有瑯琊之名，天臺之勝，背依泰沂，懷抱東海，更兼仙山飄渺，河流縱橫，自古為日神祭祀之地，黃老成仙之鄉。河上公、安期生、于吉、葛玄等在此悟道授徒，秦皇漢武到此尋仙訪道，可謂盛極一時也”。
日照市地區出土“日火山”陶文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