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玄真經》，原名《文子》，是在春秋末、戰國初時由老子（老子）之徒“文子”文子所作。文子，姓辛氏，號計然（春秋時期實行姓氏分流，男子稱氏不稱姓，而氏會隨著男子的封地或官職產生變化）。該經祖本曾毀于秦始皇嬴政的“焚書坑儒”，后由于政治需要，在秦漢之際基于祖本原有內容的基礎上重新編成《文子》。在唐朝時，《通玄真經》在道家典籍和學派里廣為流傳，李隆基天寶（公元742年）詔封其為《通玄真經》。
《通玄真經》作為道家著作，重點論述了道家“道”、“氣”本體論和事物變化發展的辯證思想，追求自然的“圣人之治”、“圣人之道”，兼容儒家“仁義禮”思想、法家“以法治國”思想，在政治上講求任人唯賢、各得其所、因地制宜，以眾人之力行利民之事，各處自然而心服，使民心順服。《通玄真經》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是偽書，直到竹簡《文子》的出土，才引起了人們對它重要性和地位的認識。如今保存較好的注本有徐靈府《通玄真經注》、朱弁《通玄真經注》和杜道堅《通玄真經義》，統稱為今本或傳世本《文子》。另外，還有出土文獻殘本敦煌遺書《文子》、八角廊漢墓竹簡《文子》。
《通玄真經》是具有重要地位的道家著作，上承《道德經》哲學，下啟黃老道家，思想上主要以道家老子“圣人之道”、“圣人之治”無為而治思想為核心，是老子道家向黃老道家發展的過渡橋梁。“通玄”即為“通向老子道家思想”的意思，《通玄真經》以問答體例行文，在道家思想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老子的思想，融匯了其他家學說的長處，順應了漢初的政治需求和民心所向，幫助漢初國家休養生息、社會穩定發展。
經名釋義
在天寶時期，老學被稱為“玄學”，因為《文子》內容是對《老子》思想內容的闡述討論，文字以問答體例，從而閱讀《文子》能便于對老子思想的理解，所以后改名時改為“通玄”——通為“通向”、“通曉”之義，“玄”為老子的道家思想，“通玄”即指《文子》對《老子》的思想內容高度領悟。而道家老子派系者及其書又被尊稱為“真人”和《真經》，所以老子之徒文子便被號為“文子”，《文子》便改名為《通玄真經》。
版本
祖本、傳世本、遺本、簡本
如今現存的傳世本《通玄真經》在形成過程中有著歷時性差異，其形成過程漫長。《文子》的祖本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文子之手，在戰國末期法家韓非子出現之前就已經成書，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并時，而稱姬宜臼問，似依托者也”，唐朝魏徵《隋書·經籍志》記錄為：“《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二卷”。祖本后被秦始皇嬴政“焚書坑儒”。直到秦漢之際，蓋公黃老派系為適應時代需要，在殘留的祖本基礎上重新編成《文子》一書。除了傳世本《文子》，如今現存于世的版本還有1900年發現的敦煌市遺本《文子》，1973年出土的八角廊簡本《文子》。而自從河北定州八角廊竹簡殘本《文子》出土后，學者們都承認傳世本《文子》是有所源流的，它和竹簡本《文子》具有一定的承接關系，簡本成書于傳世本之前，敦煌遺本《文子》則是簡本與傳世本的過渡本。
注疏本
天寶時，李隆基天寶元年，《文子》一書地位顯赫，將其修撰定本改名為《通玄真經》，人們隨之空前關注《文子》，《通玄真經》也因而被收錄進《道藏》中。之后，《通玄真經》的注本逐漸增多。北魏李注疏《文子》十二卷，唐道士徐靈府作《通玄真經注》十二卷，宋人朱弁作《通玄真經注》七卷，元人杜道堅作《通玄真經纘義》十二卷，這些都更加有利于《通玄真經》的傳播。
明清以后，人們更多地是節錄《通玄真經》內容，或校訂，或品評，很少有人再完整地注疏《通玄真經》。當明朝編《正統道藏》時，《文子》因天寶以來作為道教經典的地位被以《通玄真經》之名收錄其中。距今保存最完整的注疏，便是《道藏》中收錄的內容——徐靈府、朱弁、杜道堅的注本。
1973年簡本《文子》出土后，《文子》的研究價值又一次引起人們的關注，1988年復旦大學出版《文子要詮》，2000年王利器的《文子疏義》被編入中華書局的新編諸子集成且出版，2004年李定生和徐慧君的《文子校釋》由上海古籍出版。
注釋本比較：
內容主旨
今本《通玄真經》共39231字，全書一百八十八章，分為十二卷，其篇目依次為《道原》《精誠》《九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義》《上禮》。其中道家“道德”概念貫穿全經，第二重點便是養德修身以治國之理，內容論述從世界萬物本源之道的追溯，到對人事和國家的治理。
道家“道”“氣”本體論
《通玄真經》的首篇《道原》便以《老子》的“道”這一核心概念進行了一系列闡述說明，之后的《道德》、《自然》、《下德》篇中也有提及。“道”先天地萬物而生，變化莫測，演化萬物而又存于萬物之中。“道”同于“氣”，“氣”作為世界萬物的本體：“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陰陽衍生世間萬物，都是因為“氣”而產生發發展，而氣自身又具有不同的形與質，可以分為不同類，不同的氣構成不同的事物，所以有四時、陰陽、萬物之分：“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天地還沒有形成之前，世間萬物處于餃子精深的狀態，混元之氣渾然一體、寂然清澄，沉重混濁的氣下降成為大地，輕微的氣上升成為天空，氣體分離而化成了四季氣候，又分離化成陰陽之道，精華之氣為人體之氣，粗濁之氣為蟲體之氣，剛柔并濟，世間萬物才能夠生長繁衍。
道家“無為而治”
《道原》之后的《道原》《精誠》《九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篇中說“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所謂“無為”就是不干涉事物的發展變化，“無治”就是不干擾和改變自然發展的規律，萬事萬物處于順勢自然、適宜自得的狀態，從而能夠自在地蓬勃發展，“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為者，治之常也”，即在清靜虛無之中，天地自然而然地發展，自然明朗虛靜，不干涉事物的發展，無為而治，萬事萬物自然按照規律發生發展，闡述了“無為而治”的概念，主張君主要修身養德，追求“道”意和“無為而治”，主張要“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卷握而不散”，即做到適欲克制、耳清目明，不為外物所誘惑傷神，不摻雜私欲，做事遵循道理，從而更好地治理國家，從而做到“圣人之治”。
道家辯證的“理”
《通玄真經》中的《微明》《自然》《上仁》《上義》篇還繼承并發展了《老子》中的辯證思想，不僅闡述了有關事物性質變化的“理”，而且還發展性地認識到了關鍵節點“量變”的作用，從而提出“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積累道德可以成王，積累怨恨會造就死亡，積累石頭可以成山，水滴積累可以成海，強調“積”的重要性，即事物量變質變的積累過程。同時，《通玄真經》還看到了“和”的重要性，“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積累陰氣則無法產生，積累陽氣則無法化形，只有陰陽相調，才能使萬物和諧生長，“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伏，皆同一和。”天地之所以能夠承載的，日月之所以能夠照明萬物，陰陽之所以能夠協調，雨露之所以能夠滋潤萬物，道德之所以能夠俘獲人心，都是因為和諧的原因。
儒家“仁義禮”
《通玄真經》中的《下德》《上仁》《上義》《上禮》四篇包容吸收了儒家的仁、義、禮等有益于治理國家的思想，既提倡仁義禮樂，又指出“仁義禮樂”不及“道德”，只是道德的一種低層次體現——“仁義禮樂所以就敗也，非治通之道。”仁義禮樂導致了政治失敗，不是治理通達的方法，文子主張將“貴身”與“重義”結合在一起，提出要陶冶自身的品德，強調天下之大利與仁義的重要性——“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生命沒有仁義重要，并以儒家的仁、義、禮等思想來作為衡量規范人們言行舉止的準繩——“圣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圣人用仁義當作行為準繩，在繩子中的可以稱為君子，不符合繩子的可以稱為小人。
法家法治
《通玄真經》在《道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義》《上禮》篇中吸收法家思想。《上義》說：“法生于義，義生于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指出法律產生于道義，道義產生于民眾，民眾需要做到合乎人心，這是法治的關鍵；“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懸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后，中繩者賞，缺沉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賊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使公道行而私欲塞也”，法律是天下百姓行為的準繩，君主行為的標準，犯法者要被法律懲治犯法行為。在制定好法律后，要做到獎賞遵循法律者，懲處犯法者，法律懲處沒有尊卑貴賤之分，一律平等。犯法者，就算有賢能也要誅殺，遵遁法律者即是沒有才能，是為了讓公道運行而抑制私欲。在以“德”為最高范疇的前提下，主張法治與德治并立，因時而變，強調“法與十變，禮與俗變”，法律要跟隨時代變化，禮法要隨著世間變化，其法治以“人性”為先，讓百姓能夠按本性自然行事，以百姓的喜惡、倫理傾向為標準，順應民心，讓百姓自愿行善。
墨家賢治
《通玄真經》在《道德》《上仁》篇中吸收了墨家愛賢思想——“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賢之謂義，樂賢之謂樂”，即識清賢明之士是智慧，喜愛賢明之士是仁義，尊重賢明之士是道義，同時還關注社會問題，融合了墨家節儉利民、尚賢的思想，主張君王一方面要節流開源，讓士農工商各得其所——“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記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余不足之數，然后奉取”，即明君應該節儉有度，節用增收以利民惠民從而安天下，另一方面主張君王要合理的利用人才，不看尊卑貴賤，任人唯賢，讓臣子各守其職，以眾人之力治理國家。
核心概念
“九守”是指道教修行守內的養生處事之道，最終目的是達到“圣人”、“真人”的境界，即《通玄真經》中《九守》篇說到的：“圣人內守而不失外”和“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圣人能夠精神內守且不為外物所動，軀體不超越精神的控制。“九守”虛指九項，實則十項，包括守虛、守無、守平、守易、守清、守真、守靜、守法、守弱、守樸十個部分。其中，分別對應了“道”中“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的形象。
“虛無”為看透世界萬事萬物的虛無本質，從而灑脫自然，即“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安守自我，安于其位，滿足于自己的事業，看輕天下的重量從而精神不疲憊，看透萬物而心中不被迷惑，把生死看作是一樣而不受到生死的威脅，不為外物的變化所擾，；“平易”為無欲無求，怡然自得的狀態，即“精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即通達的意思是不聽世間紛擾誘惑，不過分思慮，放棄故作聰明地思考，平靜安寧，沒有過分喜愛和憎惡，修心理性，和諧適宜，沉浸于修道而忘記卑賤，安于道德而忘記貧窮；“清靜”為神清智明、淡然靜漠，“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即不掩飾心神，通達洞明，不貪圖勢力聲色，不能被辯論者所說服，不會被智者所說動，不會被勇者所恐嚇；“柔弱”為溫和謙虛、耐心守靜，即“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圣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即耐心守靜，懂得積累的道理，卑謙禮讓；“純粹素樸”為純樸逍遙、合乎人性，即“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即心性合乎道的人是“真人”，以不變應萬變，世間變化終有極點。
作品影響
《通玄真經》作為道家經典著作，對后世和道教的傳播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經關于老子的道家學說思想啟發人們關于道教思想的思考，引導人們便于理解道教玄妙莫測的思想，影響了人們修“德”悟“道”的修行方式和深刻程度，從而便于道教思想傳承、推廣、發展下去。其次，《通玄真經》作為道教真經，其在漢朝、唐朝的顯赫地位都有力地推動了道教的傳播和發展，尤其是在唐朝時，《通玄真經》被列為道教四部經典之一，納入科舉考試內容，并置有博士講學，引起了人們對其的廣泛關注，從而注疏本不斷出現，對道教的興盛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通玄真經》上承老子道家學說，下啟黃老道家派系，該經內容為對老子道家思想的傳承，且融合了其他家的思想，如采用儒家仁義禮為行為準繩、法家依法治國思想、墨家知賢善用的主張，呈現出黃老道家派系包容發展的特點，其地位在曹操推動下如水漲，對“黃老之學”的發展與盛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爭議
關于作者文子
雖然人們公認文子為《通玄真經》的作者，對他是老子的徒弟也沒有什么質疑，但對于文子的具體身份卻又多種猜測，僅僅是先秦典籍記載便有十七位“文子”，人們紛紛提出自己所找到的證據進行論證分析，其中比較有名但依舊存疑無法確定的是“文子”說和“文種”說。
“計然”說：北魏李暹在《文子注》中記載文子為老子之徒、范蠡之師，姓辛氏，葵丘濮[pú]上人，字文子，號為計然，錄其遺言為十二篇，而元人杜道堅則將文子與戰國中期思想家宋钘聯系在一起，認為文子是姓辛氏，葵丘濮上人，字計然，號為文子。而葛剛巖則以為這種“計然家”說并沒有確切證據，而如果確有其事，那班固應該會記錄注釋下來，但實際是沒有。
“文種”說：清人江湶[quán]在《讀子卮言》中論述文子姓文，出生于楚并在楚地為官，而死于越地的說法，并舉出證據：范蠡寫給文種的信中出現了與《通玄真經》中相似的內容——“狡兔得而獵狗烹，高鳥盡而良弓藏”，且文種曾經在楚國為官，所以有與楚平王問答的機會，而《通玄真經》中確實有“平王”的存在。
關于“平王”
《通玄真經》中以“平王”和“文子”的君臣問答形式進行，然而關于“平王”具體到底是哪位“平王”卻難以肯定。唐朝以前主張為“姬宜臼”，宋朝以后則認為是“楚平王”。
班固記載是周平王問文子，而唐代徐靈府在為《通玄真經》注釋時沿用了這一說法，但《周氏涉筆》卻認為雖然往往認為是周平王，但他提出是楚平王的可能性，隨著時代的發展，楚平王的說法逐漸越來越有影響，考古學家李學勤先生也認同楚平王的說法。
等到簡本《文子》出土后，李定生又提出“奇平公”的說法，認為是戰國初期的齊平公。葛剛巖則通過各種資料的對比分析，認為周平王的可能性更大，更加符合實際。
關于成書時間
先秦之際：不僅文子本人的身份和所處的年代并不清晰，《通玄真經》的具體成書時間也因為存疑。李定生以戰國晚期的韓非子曾言讀過《文子》為由，而推測其成書時間應該是在戰國中后期；王葆玄依據出土簡本《文子》和《通玄真經》中對于帝王的“人君”稱謂而認為其成書時間應該是戰國中期以后。
漢初：而張岱年因為《通玄真經》中的社會主義內容所關注的問題和背景更貼向于漢初時期，而猜測《通玄真經》應該是漢初古籍；吳光也認為《通玄真經》可能是著作于韓非子之后，劉徹之前，是在《淮南子》成書之前，由黃老學派依據文子而所作。
真偽問題
自從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文子》以來，文子的身份與《文子》的真偽就一直受到廣泛的爭論。唐朝以來，“駁書”說、“偽書”說盛行于世。唐代柳宗元在《辨文子》中云：“然考其書，蓋駁書也”，柳宗元認為《文子》內容雜亂，是駁書。宋人黃震明和國學大師章太炎則都認為《文子》是偽書，梁啟超提出：“此書自班氏已疑其偽托。傳世本蓋并非班舊，實偽中出偽也”，他們認為《文子》大半內容是抄襲《淮南子》。直到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竹簡殘本《文子》出土后，《文子》的真偽問題已經得到了確切的答案。
經典章句
人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止水，以其清且靜也。——《通玄真經·九守》
混混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líng]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通玄真經·上德》
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正平無以制斷。——《通玄真經·微明》
故仁莫大于愛人，智莫大于知人。——《通玄真經·微明》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jí]者，不游而濟江海。——《通玄真經·上仁》
是以圣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通玄真經·上仁》
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俗。——《通玄真經·上義》
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通玄真經·上禮》
作品評價
李隆基崇道，于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將《通玄真經》奉為道教真經，與莊子的《莊子》、列子的《列子》、庚桑楚的《洞靈真經》并列為“四子真經”，成為除儒學外唯一被定為官學的學說，這對道教的傳播與推廣起到了重要影響。
唐朝道士徐靈府曰：“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敘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而真。 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樸于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于自然。”徐靈府還在《通玄真經注》的序中寫道：“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
宋末元初著名道士杜道堅亦稱：“《文子》歸本《道德經》之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為一編，誠經世之樞要也。”
寫作特色
文言押韻
《通玄真經》成書于秦漢之際，以問答式體例行文，采用“老子曰”開篇，表明了其主要內容是對老子道家思想的詮釋與發展。文中大量用韻，從文體來看，它屬于戰國時期的南方派——同《老子》一樣，文中都用“兮”字和“是謂”，常用排比句。《通玄真經》注重押韻，其語音屬于戰國中后期的楚方言。
百家所長
《通玄真經》是道家老子之徒文子所作，文子師承老子的思想，集百家所長，在《通玄真經》中采取以道家思想為主，儒家法家等思想為輔，互相融合采納的形式，吸收有利于治理國家的治國思想策略，融合道家溫和、追求“自然”與“道”的思想。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