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人定（1901年6月19日—1975年3月2日），原名方仕欽，后改名為方人定，意為“人定勝天”。廣東中山市沙溪人，現代著名書畫家，嶺南畫派畫家，以人物畫見長，同時也是知名的書法家和詩人。廣州法政專門學校及廣東法官學校高等研究部畢業，后專攻美術。1923年入春睡畫院，師從高劍父習畫，主張國畫革新。1929年獲比利時萬國博覽會金獎。擅長人物、花鳥、山水、書法。1938年赴美游歷，開畫展。歷任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美術部教授、廣東畫院副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常務理事、廣州市政協常委等。著有《方人定畫集》。
人物經歷
方人定出生于一個布販家庭，父親早逝，家境艱難，但在三個哥哥去美國做勞工后，家境有所改善。1921年，方人定到廣州法政學校攻讀法律。1923年起，從高劍父習畫。1926年畢業于廣東法官學校高等研究部，同時入春睡畫院學畫六年。1929年作品參加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獲金牌獎，并為比利時博物館收藏。1929年至1935年兩度赴日本學習西洋畫和人物畫，1935年畢業于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研究部。同年歸國后，專心繪畫創作并先后在廣州市、上海市、南京市等地舉辦個展。1938年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辦抗戰個展，1939年至1941年赴美國，在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等地舉辦個展，作品分別入選金門博覽會和紐約博覽會并被收藏。1941年在香港組織再造社，提倡國畫改革。后往來于港、澳兩地。香港淪陷后在澳門居住一段時間，直至抗戰勝利。1949年前曾任廣州市立藝專教授、國畫系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歷任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美術部教授、廣東畫院副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常務理事、廣州市政協常委等。他的作品曾入選全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屆美展，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沈陽美術館、廣州美術館等收藏。1956年中國美協、美協廣東分會分別為其在廣州市、北京、沈陽市舉辦《琵琶行》組畫和《人物十八描》個展。早期以山水花鳥畫為主，1929年后潛心鉆研人物畫（兼寫花鳥走獸）。
杰出的中國畫人物畫家方人定先生，才華出眾，崇尚革故鼎新，其一生探索不斷，勇于嘗試，敢于否定，在思索、創造、進取中為世人留下了很多佳作，留下了見解獨到的雄辯的文論。方先生早年研習傳統中國畫，從山水花卉毛走獸轉向于人物。為拓展藝術視野赴日本求學，畫作中融入“浮世繪”技法、東洋藝術的情調和人體寫生的知識。再赴美國，考察和學習西洋繪畫，探索對中國畫的改造與創新，促成了在藝術觀念和技巧上的一次又一次轉變。他曾從重視線轉向重視面，重視光與色。曾有一個階段熱衷追求強烈的裝飾風格，而且把握得十分出色，然后再轉向自然的寫實的描繪。曾有一個時期，方人定先生創作了一系列女性題材的作品。其后，又著力于表現市井平民的生活，在題材選擇上進行新的探索。他說：“假使說我的畫，是專學某一人或某一派的，我必否認。因為我的師，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一個畫家不要受任何畫派的約束，應該自己走自己的路。”他曾組織繪畫團體，起名“再造社”，決心不斷進取和創造。他反對陳陳相因，反對固步自封，要自成一家不與人同，對自己則不與前同。他在后期致力于《琵琶行》和《西廂記》這兩個古典題材組畫的創作，似是對自己早年觀點的否定之否定，轉向對東方的傳統手法的回歸。中國畫家當中多有練熟幾手，終生受用者。而像方人定先生這樣不斷轉換新課題的探索者，則是十分難能和非常可貴的了。
方人定先生成功運用的多種技法，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熟練的撞水、撞粉與渲染。他善于提煉出單純的黑與白構成簡潔而又豐富的畫面，善于以墨色渲染和白粉勾描造成生動、精妙的質感。他1931年創作的《閑日》與《踏雪》、1959年創作的《最堅強的人》就是這類技法運用的令人過目不忘的代表作。那白披巾、白兔，黑絨裙、黑絲襪、黑皮鞋……不同的質地表現得這樣精彩，成為畫面效果的構成要素，成為塑造人物、烘托氛圍、表達主題的重要藝術語言。這是方人定先生的創造。這大片黑或白的妙用，無論是對刻畫那位抱兔閑坐的少女、持傘踏雪的女士，還是《最堅強的人》中那位身殘志堅的女軍人，都是表現人物氣質、抒發畫家情感的極恰當的手段。《閑日》的原作每次展出，都引得觀者駐足注目，揣摩那黑絲、黑襪、黑革的奧秘，嘆為經典之作。
方人定先生還是一位長于理性思考的藝術家，他對畫論、畫史，對中外的文化傳統有深刻的研究，他對唐宋、對明清的中國繪畫有透徹的分析和獨到的見解，對日本和西洋畫的技法（例如對巴勃羅·畢加索的繪畫等）曾下大力氣去研究并有論述。也許因為他是法官學校的畢業生，方先生善于思辯，才思敏捷，文筆犀利，在嶺南派與固守傳統的中國畫家激烈的辯論中，他成為了嶺南派投入筆戰的主將，寫出了一批主張革故鼎新的文章。此后幾十年，方先生不斷發表論著，表述和論證自己的藝術主張、理論見解和學術追求。他對舊傳統舊糟粕的否定，對時代對現實的關注，對審美的認識，對技法的運用都有精辟的系統的闡述。他的改革精神，理性上的追求，加上充沛的精力和創作激情，驅使他在藝術上不停地變革與進取。這種既能理論、又重實踐的英才，在中國美術界是不多見的。方人定先生是20世紀中國畫創作中貢獻突出的有代表性的藝術家，他曾是我們省美協的常務理事，廣東畫院的副院長。假若沒有十年動亂，方先生還會在他的藝術道路上跨越更高的巔峰。方先生的藝術精神和他的杰出畫作將永留在人世間。
人物畫風
方人定是嶺南畫派第二代畫家，也是嶺南派人物畫代表畫家。他的繪畫，以人物著稱，兼工花鳥、走獸、山水。他的人物畫，堅持表現現實，表現人生，反映人民疾苦，表達民族精神，在技法上則博采眾長，融匯中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樣式。
方人定早年就主張中國畫創新。在日本學習期間，他痛感中國人物畫的衰落和藝術的脫離實際，主張藝術應該反映人生，反映時代并提出中國現代人物畫的改革振興問題。他為自己的藝術道路確定了如下目標：1.作品以人物為主體；2.題材以現代生活新姿態為對象；3.畫法則重新折衷東西。
方人定的人物畫作品，題材和內容以現代人物為主，緊隨時代脈搏，表現民族精神。中國抗日戰爭時期, 他創作出《雪夜逃難》《窮人之餐》《戰后的悲哀》《行行重行行》《乞丐》《大旱》等大量作品，表現了當時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生活的貧困悲慘、勞作的艱辛和他們勤勞善良、頑強與命運抗爭的品質。新中國建立后，他在作品中謳歌新生活，贊頌人民，充溢著陽光、生機和朝氣。《早晨》《飼養員》《花市燈如晝》《勞動之后》《旱年不旱》《山西道上》等代表作品，表現了人民大眾對新生活的熱愛和征服自然、人定勝天的精神。
方人定的人物畫作品，藝術傾向以寫實為主，技法上博采眾長，融匯中西，把中國畫的筆墨功夫，西洋畫的明暗用色和日本畫的裝飾趣味，揉合在一起，為其表現內容服務，成就了他獨具個性的人物畫風貌。
方人定的作品，構圖大膽新穎，別具一格。如1941年創作的《庖廚一角》，畫面大部為待烹的環頸雉、蘆雁所占據，案上尚可見山葡萄及烹佐料洋蔥。畫家立意新穎，選取最有代表性的極為濃縮的物象和場景表現了一個獵人之家的生活。
方人定還是嶺南畫派著名的理論家，撰寫多篇論文闡述其藝術主張。方人定還擅長書法和詩詞。2003年11月5日至10日，由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美術館、中國畫研究院、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廣東畫院等五個單位聯合舉辦的方人定繪畫作品展首次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行。展覽在美術界引起了震動，美術界給予很高評價。
他主張國畫革新，從1926年開始，在廣州市、上海市的報刊、雜志上多次發表文章，提出“挽狂瀾于既倒”，提倡中國畫的內容“要取現實生活為題材”， “真實地、深刻地表現民族的精神”；技法上則要“折衷東西”，把東西方的繪畫長處“一爐而冶”。他是嶺南畫派的“一支筆”。晚年臥病在床，仍著有《線條、色彩、法——國畫三個問題》的重要論文，并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美術家》上發表。他不但在人物畫方面卓有成就，在書法方面亦功底深厚，其詩詞也極富時代氣息。
人物評價
李偉銘（廣州美術學院教授）：關于如何變革中國畫，方人定在他的同輩中顯示了非同一般的思辨力，作為一個人物畫家，他最重要的作品主要完成于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如《行行重行行》和《大旱》。在這些作品中，對“面”的處理多少有悖于他后來對“線”的認識，但它樸拙的造型、體量和在一種精心設置的構圖中所的主題的象征意味，較之他在上世紀50年代后所作的旨在返歸傳統的線條筆法的古典題材人物畫，無疑更耐人尋味。因此我同意這樣一種饒有興味的預測：“設想方先生當年就這么不中不西探索下去，又會是怎樣的氣候呢？”
林墉（中國美協顧問）：方人定人物畫的特色，表現在用色上。他在熟練地掌握兩宋重彩渲染技法的基礎上，融入了西洋繪畫的色調魅力，尊重色彩的直覺作用，再加上對于用粉的獨到功夫，使他的人物畫有了驚人的擴張力。
人物事件
主持座談會團結“敵手”
從1953年直至“文革”，方人定主持“廣州國畫座談會”。除“反右”時暫停，每月一次，從未間斷。座談會強調不分派別、無門戶之見，有時參加者多達五六十人，成為一時美談。老藝術家黃篤維、潘鶴等對此無不交口稱贊。
干校的謊言
在干校期間，某天李汝倫和方人定值夜看魚塘，李汝倫問，如果那些餓肚子的農民過來網魚怎么辦，說自己看他們又窮又餓，又不準說餓，自己沒辦法。方人定便說，喊一聲，向貧下中農學習，然后第二天報告：平安無事。黃安仁則回憶，在干校時，方人定和老書法家麥華三，每唱“語錄歌”必荒腔走調，引起眾人笑。
高風亮節讓官位
在老一輩畫人印象中，方人定淡泊名利。1956年3月，廣東省美術家協會成立，原擬安排方人定出任副主席，方人定推辭，反而推舉了以前國畫論戰時的對立派盧振寰當副主席，自己只是擔任理事。廣州市成立文史館，安置一批名流。胡根天、趙崇正、蘇臥農等都到方家叫楊蔭芳申請，說按她的條件，完全可成為第一批館員。方人定卻說，還有一批畫家工作生活無著落，比自己家困難得多，應該把名額讓給他們。直到方人定逝世，楊蔭芳才進了廣州市文史館。
代表作拍百萬
《華僑農場所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北京、廣州三地拍賣會上，中山市籍已故著名畫家方人定先生的四幅代表作拍出近240萬。這預示方人定的精品力作開始在市場上發威。
2005年11月6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嘉德2005秋季拍賣會上，編號2407的方人定作品《途中問字》拍出了39.6萬元。
2005年11月20日在廣州市開拍的嶺南2005中國嘉德廣州冬季拍賣會上，編號654是方人定作品《華僑農場所見》此畫作于1963年。畫面一年輕女子，正赤著腳，在一堆稻草上系頭巾，在他身旁的稻草上，放著剛扔下的鐮刀，臉上充滿了豐收后喜悅的表情。這是一幅典型的中國勞動婦女的形象。這是方人定的代表作之一。很多藏家都看好這幅作品，紛紛舉牌應價，最后由中山市中山瀚海以36.3萬元拍回，使這幅作品回到方人定先生的故鄉。
另一幅編號為655的方人定作品《花市燈如晝》作于1965年。取材于廣州市每年一度的春節花市，畫面刻畫了兩個年輕女子剛剛選購了各自喜愛的花朵——含苞欲放的桃花和盛開的香檳玫瑰。手執桃枝的姑娘用手指攬過一朵月季，聞著它的香味。在姑娘身后的花市，擺滿了諸如金橘、野薔薇、大麗花等各式花卉。營造了一種平安吉祥的喜慶場景整個作品以女人、花市為對象，刻畫細膩，用色考究，格調高雅清新。這幅畫是方人定先生的精品力作，著錄出版、展覽都是壓陣之作。此幅作品競爭更為激烈，最后由廣州某藏家以106.7萬元成功拍得。
2005年11月27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行的佳士得2005秋季拍賣會上，編號為577的方人定作品《獵人》以50.88萬元港元被國內某文博機構拍入收藏。
方人定：被淡忘的嶺南畫派“驍將”
“說嶺南，方人定是一峰！看百年，方人定是大器！”這是著名畫家林墉對嶺南畫派第二代傳人方人定的評價。然而對今天的人們來說，方人定的名字卻不如與他同輩的關山月、黎雄才那樣如雷貫耳。
早在上世紀20年代，方人定代表嶺南畫派與國畫研究會展開論戰，讓他聲名鵲起。到上世紀40年代，他又創立“再造社”，與恩師高劍父“分道揚”……這些藝術“猛士”的舉動，讓他在解放前就名震全國。
但這位嶺南畫派藝術思想的重要代言人、20世紀改革中國畫的“驍將”，在晚年以及身后卻長久沉寂。“由于種種原因，美術界一向缺少對他的介紹，系統的研究更少。”著名藝術理論家郎紹君如是說。
近代美術史繞不開方人定
“研究近代美術史的人，無法繞開方人定，首先是上世紀20年代那場著名的"方黃之爭"。”美術評論家陳跡說。
1925年至1927年，面對西方藝術的沖擊，全國美術界不少地方都展開“革新派”與“國粹派”之間的論戰，其中又以廣州嶺南畫派與“國畫研究會”的論戰最為激烈。當年，身為高劍父的學生，方人定代表嶺南畫派，與傳統派的青年畫家黃般若在報紙上展開論戰，史稱“方黃之爭”。
方人定早年畢業于法政專門學校，文筆犀利，在廣州市、上海市發表多篇文章，在技法上要“折衷東西”。畫家潘嘉俊認為，正是在那場論戰中，年輕氣盛的方人定的不少精辟論述，逐漸擴散為日后嶺南畫派的主要主張。
時過境遷，當年這些精辟的論稿卻難再尋覓。為了此次《方人定紀念文集》的出版，方人定的女兒方微塵花費數年時間到中山紀念圖書館“大海撈針”。但遺憾的是，由于戰爭動亂，1927年以前的報刊極少保存下來。
最終，方微塵在圖書館艱難尋找到那場論戰尾聲的“檄文”，是1927年發表于廣州《國民日報》的4篇文章，在其中，方人定精辟地對“國粹派”質疑高劍父抄襲日本畫等問題給予回應。而借此次文集出版，這些文稿第一次結集公諸于眾，包含了方人定不同時期探討藝術的15篇論文。
有一種評價認為，嶺南畫派的畫家大多勤于繪畫，卻缺乏完整的繪畫思想體系，因此對美術史后輩的影響較弱。但方人定卻被認為是個特例。
“除了繪畫技藝，方人定的理論修養也比較強，這也是他和其他嶺南畫派畫家不同的地方。”畫家潘嘉俊認為，方人定長于理性思考，他對畫論、畫史，對中外的文化傳統有深刻的研究，對唐宋、明清的中國繪畫有透徹的分析，對日本畫和西洋畫的技法也有深入研究。“這在中國美術界是不多見的。”
直到他去世前兩年，他還筆耕不輟，1973年臥病在醫院，他全憑記憶，寫成了數千字的《線條·皴法·色彩 談中國畫三個問題》。但潘嘉俊指出，方人定在后期，理論建樹沒有前期那么明顯。
嶺南畫派最杰出的人物畫家
“同樣作為高劍父的得意門生，方人定的藝術價值在歷史上是被低估了，他和關山月、黎雄才具有一樣重要的貢獻。”廣東畫院院長許欽松說。
潘嘉俊認為，嶺南畫派第二代傳人中，幾位畫家主張類似：“變革中國畫，筆墨隨時代。”但不同畫家有各自的表現手法和題材選擇。比如關山月的梅花，黎雄才的松。而方人定尤其擅長人物畫。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郎紹君認為，方人定是嶺南畫派最杰出的人物畫家。他在中國人物畫的“革命性”方面，確實比同時代的人走得更遠、更徹底。
為何方人定的名氣卻沒有關、黎二人顯赫。評論家岡夫認為，這是時代的選擇。“解放后對于新山水畫的時代需求，與關、黎二人當年對于山水畫變革的實踐和主張契合，使得他們一躍成為美術界的中心人物。”陳跡說，盡管方人定在解放前聲名顯赫，但解放后卻并沒有占據人物畫的中心。
方人定選擇人物畫作為變革中國畫的主攻方向，有深入思考。1942年，他在《華僑日報》發表文章《中國畫的前途》，這樣寫道：“當著我們民族努力更生的時候，我們所需要的藝術不是出世的，亟當是入世的，關于人生的，這就是須要人物畫來表現了。”他還大膽預言，人物畫為中國繪畫的主題，才是新藝術運動之正途。“但解放后，人物畫變革的主線是徐悲鴻帶來的古典寫實主義與蘇聯的藝術影響，方人定并沒有成為主流。”陳跡說。
今天，方人定身上最引人關注的是他藝術上的兩次“劇變”：1941年，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方人定，聯合春睡弟子組成再造社，提出“中國畫藝術必須走出專事仿古臨臨摹陳陳相因的死胡同”，矛頭直指他們的老師高劍父，有文章將方人定稱為嶺南畫派的叛逆者，是“籠里雞造反”。
另外，他上世紀60年代由“折衷中西”之路，全面回歸東方繪畫，創作了一批古代女性題材作品，如《琵琶行》《西廂記》等，與他早期的風格迥然不同。而這一轉變，也讓他在身后招來不少非議。
“方人定晚年的轉變是很難得的，他一生都在多種技法中探索實踐。敢于否定自己。”畫家潘嘉俊說，方人定生前曾說過，“假使說我的畫，是專學某一人或某一派的，我必須否認。因為我的師，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他說自己不屬于任何畫派，是其反對固步自封的表現。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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