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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張亞子，是中國民間信奉的神仙，是傳說中的人物。道教說他奉玉皇大帝旨意，掌人間祿籍，司天下文運。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加封張亞子為文昌帝君，司文事，主科舉考試，從此文昌帝君成為讀書人的偶像。本是蜀人張育與亞子兩位人物合并而成的神靈。也有說張亞子出生于越西縣金馬山，他為躲母仇，搬至七曲山，死后被當地百姓奉為梓潼神。

道士以張亞子掌管官實祿。學者們以張亞子為文曲星。故文昌帝君的雕像被放置在國立和私立學校的重要場所。最早的文昌廟是梓潼七曲山大廟，北魏太武帝、唐玄宗、唐僖宗、宋真宗、宋光宗、宋理宗、元仁宗對七曲山大廟文昌都有敕封。

因張亞子而產生的文昌文化在音樂、戲劇、文學、哲學、建筑、醫學、年畫等方面對中國人產生較大影響。每年二月初三，學子在當地文昌宮，都會舉行盛大的文昌會和隆重的祭典儀式。

基本概況

文昌帝君，亦稱文昌星、文星。他是中國古代學問文章、科舉士子的守護神主宰功名利祿的道教神仙。文昌帝君是五文昌之首。文昌帝君面目慈祥，雍容華貴。在四川七曲山文昌宮有宮殿樓閣二十余處，其中文昌帝君神像，高達一丈四尺，重約六百斤。神像兩側為文昌帝君的侍童，左側為天聾，右側為地啞，以示不泄漏考試秘密。

原始起源

起源一

晉朝太康八年（287年)，張亞子出生于涼山彝族自治州越西縣金馬山，他為了躲避母仇，搬到七曲山，張亞子在七曲山行善治病，死后被當地百姓奉為梓潼神。唐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李隆基為躲避安祿山之亂，一行到梓潼七曲山上，在山上唐玄宗難以入眠，悵然而起，作《雨霖鈴》，因此“梓潼山”就被改稱“七曲山”。唐玄宗夢見張亞子顯靈，故筑臺為張亞子祭祀。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入川后多次造訪梓潼七曲山文昌廟，在參拜文昌帝君后，追封文昌帝君張亞子為“始祖高皇帝”。

起源二

傳說梓潼神張亞子是由蜀人張育與張亞子兩人合并而成的仙人。東晉時期，蜀人張育自立為王，帶兵抗擊前秦苻堅，在戰斗中犧牲。蜀人為了紀念張育便在梓潼郡七曲山為他建立了廟宇，尊奉他為雷澤龍神。因梓潼神張亞子的廟宇也在七曲山，于是后人就把他們合稱為張亞子。

職能演變

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載，北斗星的上方有六顆星組成一個星座，像筐形，它就叫文昌宮，六星的最后一顆星是司祿之星，它的職責是“司祿賞功進士”。道教抓住學子的這種期盼心理，選定張亞子為文昌帝君，說他奉玉皇大帝旨意，管人間府事，掌人間祿籍，司天下文運，這樣一來張亞子披上神仙的外衣。元朝延佑三年（1316），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加封張亞子為文昌帝君，從此文昌帝君成為讀書人的偶像，文昌宮便成為學子們終年祭祀的神圣殿堂。

南北朝時期北魏立國未久，崇道抑佛。天師道教派道士寇謙之大刀闊斧地改革天師道，被北魏政權定為國教,道教史上稱為“北天師道”，一直保持到北朝末年。北魏太文帝和他的母親宣武靈皇后信奉道教，聽從道士寇謙之的建議，首次追封張亞子為“九天開化、七曲文昌、宏仁布惠、覺世康民、更生永命天尊”，從此張亞子初步被神化了。

北宋《鐵圍山叢談》中：士大夫經過梓潼神祠，如果遇到風雨相送，將來定會官居宰相，進士則能高中狀元。因此梓潼神張亞子就有了風雨送貴人的傳說。梓潼神是道教中主管仕途祿運的大神，后演變為祿神。宋葉夢得著《崖下放言》中記載：趙恒年間，來自蜀漢的兩位舉人，夜里路過張亞子廟時，在廟里過夜。夢中，看見神靈在商討明年狀元賦，眾神確定以“鑄鼎象物”為題，寫成了一篇文章，并大聲朗讀。殿試的時候，皇帝讓學子們寫一篇《鑄鼎象物賦》。而兩位舉人卻因為緊張忘光了文章內容。后買了一份狀元文章，發現內容與廟里神人傳授的絲毫不差。梓潼神用托夢的方式，把試題泄露給狀元，其實就是把文昌神的職能加到了梓潼神身上。

宋代帝王、公卿大臣和平民都崇信道教。北宋趙恒封張亞子為“英顯武烈王”。趙惇追贈張亞子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趙昀也追贈張亞子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宋代全國道教徒、官紳、平民，在這一思想體系影響下，張亞子被神化為道教神祇。任南宋禮部尚書杜南強，為了神化張亞子，采用了迷信的神靈附身的辦法，編寫了《清河內傳》一書，張亞子被神化為梓潼神，為道教內部幾個派別的道徒所供奉。

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延佑三年（1316）官方追封張亞子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明確地要張亞子輔助元朝，在天上主管科舉考試和爵祿的事情。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癸已，杜南強的門徒程采接受老師的遺囑，將《清河內傳》一書木板印刷流行。又加上其他宗教書籍如《神仙傳》《歷代神仙通鑒》《宛委余編》《桂湖集》《集說詮真》等流傳，進一步附會，充實了張亞子為梓潼神、文昌帝君的內容。

習俗信仰

祭祀場所

梓潼七曲山大廟是最早的文昌廟。《廣博物志》《華陽國志》等古籍載，文昌崇祀始于雷神、樹神等自然神崇拜，大禹時，古代先民以為木梓樹化童子成神，于是在七曲山建廟祭祀，后來，由秦至唐逐漸衍變為祭祀文昌帝君的專廟“惡子祠”“善板祠”“亞子祠”“雷神廟”，唐宋以后，由于民間的普遍信奉以及帝王詔令，全國各地及海外漸次建起了成百上千的文昌宮觀。

《蜀王本紀》《晉書·天文志》《咸豐縣志》等都對張亞子有記載。拓跋燾、李隆基、李儇、趙恒、趙惇、趙昀、元仁宗對七曲山大廟文昌都有敕封。趙構紹興十年（1140年）頒詔七曲山大廟按王宮格局改建，賜名為靈應祠，清仁崇愛新覺羅·颙琰六年（1801年）七曲山大廟文昌崇祀列入國家祀典，愛新覺羅·奕詝咸豐六年（1856年）升入中祀。

民間節日及風俗活動

自明清以來，天下學宮都建建文昌宮，是學子們終年祭祀的神圣殿堂。每年二月初三，學子們都要聚集在當地文昌宮，舉行盛大的文昌會和隆重的祭典儀式。梓潼七曲山文昌宮更是名聲在外，成為文昌帝君發祥之地，成為文人學子紛紛前來朝圣的祖庭。

文昌帝君的雕像也被放置在國立和私立學校的重要場所。俗話說：“北有孔子，南有文昌。”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四川省梓潼的七曲山大廟祭拜文昌帝君。許多臺灣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也前來紀念他。

爭議

近年來，有人把張亞子和張育混在一起。實際上張育是東晉時農民起義領袖之一，他們抗擊前秦派楊安、王統、姚芒等率軍隊人侵四川，活動于四川綿竹一帶。《晉書》卷3，第2897頁。《晉書·人名索引》卷9，9226頁，《蜀故》卷27，第28頁對張育有記載，張亞子和張育毫不相關。

歷代張亞子和文昌交織在一起，引起一些人的懷疑。《明史·禮志》的作者寫道：“晉、宋以前，無以為文昌廟者，以梓潼出于道家之附會。”《明史》又寫道：“姓張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襲，人為立廟。”接著又寫道：“夫梓潼（張亞子）顯靈于蜀，廟食其地為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同時明政府下令：“天下府、州、縣學原建文昌祠，一律拆毀。”

影響

文昌文化

清代以來，對張亞子的追封不斷升級，文昌祠、廟遍及全國。歷經歷代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民俗文化等互相交織，逐漸形成的融政治、經濟、藝術、宗教、民俗為一體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昌文化，傳播于國內外。文昌文化包含有文昌大洞經等許多經籍，還有哲學、醫學、詩文、洞經音樂、梓潼陽戲、年畫、建筑、民俗祭祀等眾多方面。

1995年9月，成立“四川梓潼文昌學會”。王興平、黃枝生編輯的《中華文昌文化學術研究論文集》，由巴蜀書社出版，收集1996—2004年文昌文化的研究論文50余篇，其中學者卿希泰、姜生的《文昌帝君信仰的起源及其神化思想的道德決定論》、王家佑《梓潼神歷史探微》、王興平《文昌文化在國外傳播與影響》、肖崇素《梓潼神與氐羌文化》、龍吟《文昌信仰源流與文昌文化》、陳昭英《臺灣的文昌帝君信仰與儒家道德意識》、張澤洪《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文昌帝君》、趙銀杏《司祿之神文昌帝君》等論文，對提高人們對文昌文化的認識、保護、傳承、開發和利用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音樂

20世紀80年代經梓潼縣文化館搶救、發掘、整理、編印的《梓潼民間器樂曲集成》，其中有五十余首器樂曲與梓潼文昌洞經有關。如《山坡羊》《將軍吟》《南進宮》《傍妝臺》《柳葉青》《鬧神州》《小開門》《竹葉青》《雙龍出洞》《金獅子》《娘送女》《白鶴展翅》《倒卷簾》、《三柱香》《梔子香》《上三疊》《下三疊》《八仙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