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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回歸，是指1999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同時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歷史事件。

1553年，葡萄牙人在澳門停靠船舶，進行貿易。1557年，葡萄牙人未經明朝政府許可，開始在澳門非法居留。1572年，在澳葡萄牙人向明朝政府繳納地租，開始其租居澳門的時期，并不斷擴張占據。1887年，葡萄牙迫使清政府先后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和《中葡北京條約》。中國人民從來不承認上述不平等條約。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對澳門地區采取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政策，不急于把澳門收回，而是充分利用其為與世界交往的窗口。1979年，中葡兩國正式建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認中國政府將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恢復行使主權，“一國兩制”構想在香港問題上的成功適用，為澳門問題的解決創造了最佳時機。1986年5月20日，中葡雙方發表新聞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經過友好磋商，決定于1986年6月最后一周在北京開始就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進行會談。”

1986年6月30日，中葡兩國政府關于澳門問題的談判在北京舉行，至1987年3月26日，中葡兩國政府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兩國政府代表團共舉行了4輪會談，歷時9個月，就全部有關澳門協議的文件達成了共識。兩國總理于1987年4月13日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確認中國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自《中葡聯合聲明》1988年1月15日生效至1999年12月20日，澳門進入過渡期。在此過渡期間，中葡雙方為澳門政權的順利交接做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1999年12月20日零時，中葡兩國政府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行政權交接儀式，中國政府對澳門正式恢復行使主權，澳門回歸祖國。

澳門的勝利回歸，洗雪了中華民族百年恥辱，完成了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重要一步，是中國共產黨對于華族的歷史性貢獻。它也是“一國兩制”構想成功實踐的例證，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此外，中葡兩國通過協商方式，成功解決了澳門的歷史遺留問題，這為中葡兩國關系的友好發展奠定了新的基礎。

澳門問題的由來

澳門問題，是指澳門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由于歷史原因長期被葡萄牙占領，迫使中國需要解決并恢復對其行使主權的問題。這一歷史問題源于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殖民統治。

“暫住”澳門

1517年，葡萄牙派遣使節率船來華，希望與中國進行貿易。但卻遭到當時明朝政府的拒絕，于是葡萄牙使節使用武力占領了東芫南頭，建立了自己的據點，逐漸開始了葡人在中國進行的非法貿易活動。1553年，前往澳門的外國商人的商船因遇到了風暴，所載貨物被打濕，因此向澳門當時的政府請求，讓其上岸進行晾曬。葡萄牙商人趁機混入其中，冒充在華合法經營的外國商人的身份，并以銀兩賄賂廣東省海道官員，成功獲取上岸的許可。這使得葡萄牙人得以登陸，并以“暫住”的名義停留。但葡商卻未遵守約定，在澳門長期居住。等到了1570年，在澳的葡人已經在澳門興建了住所千間，頗具規模，并且相應的教堂、醫院也配套建設起來。這使澳門從葡萄牙人的臨時泊口變成了其在中國進行商貿活動和生活的長期居住地。

租居澳門

1572年，在澳葡萄牙人向明朝政府交納租金，開始其租居澳門的時期。葡萄牙人向明朝政府交納地租，表明他們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他們不過是租居而已，同時當時的中國官方政府也已正式允準葡萄牙人在此進行租居。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葡萄牙人入澳定居，其他國家的商人相繼離去。葡萄牙人逐漸獨家占據澳門，獨享其利。于是，澳門已由曾經的多國船只停泊以及商貿交易場所變成了為葡萄牙人獨自占領的在中國的商貿據點。

強據澳門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葡萄牙帝國人乘清政府戰敗之機，相繼侵占了澳門南面的氹仔島和路環島。1845年澳門被葡萄牙官方片面宣布其為葡萄牙的殖民地和自由貿易港。1849年，時任澳門總督阿瑪勒宣布停止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強據澳門。1887年，葡萄牙通過《中葡里斯本草約》和《中葡北京條約》，強迫清朝政府同意“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它處無異”的規定。這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讓葡萄牙開始對澳門實行殖民統治。盡管《中葡北京條約》第46款規定了該條約十年后可重新修訂，即清代政府保留了終止該條約的權利。

1928年4月，《中葡北京條約》第四次期滿，國民政府外交部于同年7月宣布中止該條約。隨后，國民政府與葡萄牙簽署了新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盡管新條約對原有條約進行了修訂，然而在1930年，葡萄牙帝國政府通過《殖民地法案》單方面將澳門劃為葡萄牙領土。1947年1月，通過國民政府的努力，中葡兩國通過換文達成了協議，葡萄牙放棄了在澳門的治外法權，且中方保留今后重談關于澳門主權問題的權利。但由于當時國民黨正忙于對解放區進行進攻，未能及時與葡萄牙進行有效的溝通對話，使得葡萄牙繼續侵占澳門。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港澳地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價值，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其采取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政策，充分利用兩地的窗口作用，并未急于收回。

澳門回歸的背景

一二·三事件

1966年12月3日前后，澳葡當局阻撓澳門當地居民修建校舍的合理訴求，引發澳門愛國團體帶領民眾進行連續多日的抗議，澳葡當局出動警察驅趕示威者造成多人死傷。在澳門民眾多日抗爭以及內地的全力支持下，事件以1967年1月澳葡當局向全體在澳門的中國居民認罪、賠禮、道歉，并接受其全部要求結束。“一二·三”事件是澳門同胞反抗殖民統治的一次標志性事件，使澳門“去殖民化”取得重大進展，澳門同胞愛國愛澳的責任擔當和精神價值，為澳門的順利回歸奠定了基礎。

聯大會議

1972年，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在一份文件中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列為殖民地并展開討論。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致信特委會主席，強調“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香港和澳門根本不屬于通常的所謂‘殖民地’范疇”。中國政府的觀點和立場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同年11月8日，聯合國大會以九十九票對五票通過決議，贊成中國所主張的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屬于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于通常的所謂殖民地范疇，不應將其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地區的名單之內。因此決定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從殖民地的名單中刪除。

葡萄牙新政府放棄殖民主義政策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發生了“康乃馨革命”，統治葡萄牙近半個世紀的獨裁政府被“共和國救國委員會”推翻。新政府放棄了葡萄牙曾經的殖民主義政策，宣布放棄殖民地。新政府曾主動承認澳門不再是屬于葡萄牙的殖民地。時任葡萄牙新外長蘇亞雷斯在新聞發布會上聲稱，澳門并不是一塊殖民地，而是葡萄牙行使主權的一個商業中心，并希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1975年底，駐在澳門的葡萄牙軍隊撤離。1976年，葡萄牙政府頒布了《澳門組織章程法》，表明了葡方在澳門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即肯定“澳門是中國領土”。

中葡建交

1978年1月9日，中葡兩國在巴黎正式展開建交及澳門問題的談判。關于澳門問題的談判屬于秘密談判，在當時并未公布。

在次年的2月8日，兩國正式建交。盡管雙方建交時并未明確提及澳門問題，但在兩國建交談判過程中，雙方已經就澳門問題的處理達成了原則性的協議。該協議的要點是：澳門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但目前仍暫時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日后兩國將以和平友好的方式來解決，屆時葡萄牙將交還澳門。建交以后，中葡兩國間的友好關系一直在穩步發展。

“一國兩制”構想在香港問題上的成功適用

1982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闡釋了中國共產黨對臺的政策，為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奠定了基礎。后來，“一國兩制”的含義有了更加完整科學的解釋，即“統一后，臺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在隨后召開的全國人大第六屆二次會議上，這個概念被正式概括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1982年9月，鄧小平在與時任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的會晤中明確表示：香港回歸中國后，香港的現行政治、經濟制度甚至絕大部分法律可以維持不變，香港將繼續實行其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這次會談奠定了雙方就解決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展開談判的基礎。最終，《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年進行草簽。在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正式簽署了關于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為解決澳門問題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契機。在澳華人也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像解決香港問題那樣，成功解決澳門問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的10天后，鄧小平在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明確表示：澳門問題會同香港一樣以同一方式解決。1984年10月9日，鄧小平接見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對該立場再一次進行了強調。鄧小平抓住了機遇，積極推動中國政府與葡萄牙政府展開關于澳門問題的談判。

談判進程

中葡談判

1986年5月20日，中葡兩國政府正式發布了新聞公報，宣布將于同年6月30日在北京啟動澳門問題的談判，以切實解決澳門的前途問題。此后，雙方進行了四輪會談，全程歷時九個月。

第一輪會談

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葡雙方進行了第一輪會談。在此輪會談上，中方代表提出了關于總議程的建議：①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的有關問題。②中國對澳門行使主權后的安排。③過渡時期的安排。葡方代表團對此表示同意，雙方就全部議程達成一致。

另外，雙方就一些實質性問題交換了意見。中方說明了在澳門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政策方針：（一）要按照“一國兩制”的設想來解決澳門問題；（二）中國將本世紀以內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但也會充分地考慮澳門的歷史和現狀；（三）在解決澳門問題的過程中，將充分照顧到中葡雙方和各有關方面的利益。

第二輪會談

1986年9月9日至10日，中葡雙方進行了第二輪會談。在這次會上，中方向葡方提交了全部協議文件草案，包括《中葡聯合聲明》、以及《中葡聯合聲明》的兩個附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和《關于過渡時期的安排》，還有關于國籍問題的中方備忘錄，并作出相關具體的解釋與說明。但葡方并未對中方提交的文件進行評議，只是表示需要對全部文件進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作出全面的評價，并提議將在第三輪會談上作出全面的考慮充分的評價。

雖然總體來說，第二輪的進展比較順利。然而，在澳門的“土生葡人”國籍問題上，中葡雙方產生了一些分歧。“土生葡人”是指在澳門出生的葡萄牙后裔，其在澳享受較高的社會地位。“土生葡人”以葡萄牙語為母語，能聽懂粵語，卻不懂中文，無法在澳門使用中文來生活。在當時，澳門約有兩萬多“土生葡人”。中方從民族的角度出發，認為“土生葡人”與在澳的華人明顯不同，應當區別對待。“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應當其獨有的問題，不能與在澳華人的國籍問題混為一談。而葡方卻反對在國籍問題上通過不同血統對在澳的居民進行區分。他們主張不應當將“土生葡人”和其他在澳居民的國籍問題割裂開來討論。

第三輪會談

第三輪會談于1986年10月21日至22日舉行。在這次會談上，雙方更深入地探討了關于澳門問題如何解決的實質性內容。葡方表示愿意接受《中葡聯合聲明》的總體意圖和目標，包括支持中方在過渡時期維護澳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以及中國恢復主權后保障澳門特別行政區擁有高度自治權等立場與觀點。此外，葡方代表終于對前兩輪會談中中方提交的文件發表評論，但就其中涉及到的核心疑難問題，葡方代表建議在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周南訪葡萄牙時，再與葡萄牙總統和總理進行更為細致、完善的交流與商議。

在“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上，雙方達成了一致。中方同意采取寬松態度處理，中葡雙方可根據各自國籍法對待本國公民。澳門回歸后，“土生葡人”可自由選擇國籍。

在澳門回歸的具體時間問題上，在前幾輪會談中，葡方透露出的觀點是希望將盡可能地推遲澳門回歸的時間。他們認為，中國給予了英國12年的過渡期，那么給葡萄牙的過渡期也應當不少于12年的時限，這關乎著葡萄牙的國家尊嚴。中方對澳門應當在本世紀回歸的立場從未改變。在中國代表團的堅持下，在第三輪談判中，葡方代表團終于松口，在口頭上表示，不再反對在本世紀內將澳門交還中國。

另外，第三輪會談結束之后，雙方共同組建設立了“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以安排之后的相關事宜。

就交還澳門的日期發生爭議

1986年11月17日，在第三輪澳門問題談判后，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周南按照計劃訪問葡萄牙。葡萄牙政府突然改變了原本同意在本世紀內交還澳門的立場，提出將交還澳門主權的日期延至21世紀初。葡方之所以邀請周南副外長訪問，是在試圖借助東道主地位向中國施加壓力，把在北京沒能成功解決的問題帶到里斯本，以此迫使中國在這個核心問題上退讓接受。

周南堅決拒絕了葡方的不合理要求。會談后，他取消了原定的參觀訪問計劃，向葡方施加了壓力。1986年12月3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鄭重聲明：“在2000年前收回澳門是中國政府和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十億中國人民的不可動搖的堅定立場和強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門的主張，都是不能接受的。”

最終，在1987年1月6日，經過葡萄牙國務會議4個多小時的討論，他們原則上同意于1999年將澳門治權交還中國。關于交還澳門的日期的分歧，兩國就此解決。

第四輪會談

1987年3月18日，關于澳門問題的談判拉開了帷幕，中葡兩國開始了第四輪會談。在這次會談中，中葡雙方代表團一致表達了希望不再遭遇重大障礙的意愿，同時期望此次會談為澳門問題的最后一次談判回合。且此時，雙方已經陸續解決了包括回歸日期在內的各項重大實質性問題，唯一剩下的工作就是最后審定協議文本。因此，會談于23日圓滿結束。

簽署《中葡聯合聲明》

經過四輪會談，中葡雙方聯合發表新聞公報，宣布兩國已就澳門問題達成協議。1987年4月1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兩國總理代表分別各自政府正式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不久，《中葡聯合聲明》分別獲得了中葡兩國政府的批準。最終，在1988年1月15日，中葡兩國政府互相交換批準書，《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

《中葡聯合聲明》標志著中國將于1999年12月20日重新行使對澳門的主權。根據這一協議，中國將在澳門建立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并且由本地人組成政府、立法會與司法機關，即“澳人治澳”。澳門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和法律將基本保持不變，即繼續在澳門實行資本主義的制度。此外，澳門將有權以“中國澳門”的名義與其他國家獨立發展經濟和文化關系。這一歷史性協議為澳門的未來奠定了基礎，確保了澳門在中國主權下保持獨特地位。

過渡期

1988年1月15日《中葡聯合聲明》生效至1999年12月19日，被稱為過渡時期。在這段期間，中葡雙方為澳門政權的交接做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

“三化”

在12年過渡期里，澳門回歸面臨的“三大難題”成為了中葡雙方亟需解決的關鍵挑戰。首先，長期以來，中文在澳門未被法律所承認，澳門的官方語言和文件仍為葡文，澳門的諸項法律沒有中文文本，導致華人在行政事務上中不得不使用葡文，這給華人的生活和在行政事務的參與中帶來了巨大的不便。其次，澳門的政務體系主要由葡萄牙官員組成，澳門華裔只能在輔助性崗位辦事，而不能擔任政府部門的核心的、主要的職務，沒有進入政治架構的機會并被剝奪參與本地重要事務的權利。從1992年的澳門整個公務員隊伍來看，在全澳公務人員15111人中，澳門和中國內地出生的人多任職于中下層，這使得政權交接面臨困難。最后，澳門長期實行的法律體系是葡國法律，司法系統完全依附于葡萄牙司法機關，而澳門在回歸后必須要使用自己的法律，因此澳門自身的法律體系需要盡快地趕在回歸之前建立起來。因此，為確保澳門政權的順利交接，澳葡政府在中方的督促下，對此采取了中文合法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三大措施，合稱“三化”。

第一，在中文合法化上，經過雙方多次協商和會談，1991年2月，中葡兩國外長在里斯本達成協議，葡萄牙政府承諾在1991年底前使中文在澳門具有官方地位。1991年12月31日，葡萄牙政府在《共和國公報》上頒布了第455/91號法令，規定“中文在澳門具有與葡文相等之官方地位及法律效力。”1992年2月，該法令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刊登生效。至此，中文正式被確認為澳門的官方語言。澳葡政府據此還成立由總督主持的語言狀況關注委員會，對加速中文在澳門使用的進程進行經常性評估，并討論因澳門語言狀況引起的各種問題。在澳門回歸前，中文合法化成效顯著，從1992年開始，《政府公報》中刊登重要法令時，全部有中文譯本；從1995年起，中、葡法令同時并排刊登。法院也從1994年6月開始在合議庭刑事案件的審訊中使用同聲翻譯，并在1995年2月將同聲翻譯范圍擴大到合議庭的民事案件審訊中。

第二，在公務員本地化問題上，在中方的關注下，澳門總督韋奇立于1993年發布了《行政本地化問題備忘錄》，強制性要求各級領導層在采取本地化措施和制定本地化計劃時遵守執行。1994年澳督再次作出批示，要求各機關繼續加強公務員的培訓，提高其素質，進而逐步提拔本地公務員出任領導和主管職務，加速公務員本地化進程。至1996年4月，澳督再次批示要求在1996年12月31日前各部門處長及以下主管職位必須由本地人士出任。此外，中葡雙方還通過培養雙語人才，在澳門大學開設中文公共行政學士學位等課程、舉辦“赴葡就讀計劃”和“赴京就讀計劃”等措施培養本地公務員。在12年的過渡期中，經多方努力，澳門本地的人才經過多年的培養和培訓，逐步替代了葡萄牙的官員，使公務員本地化逐步落實。至1999年7月31日起，除總督及各政務司辦公室外，基本上沒有來自葡萄牙的公務員在政府中任職。

第三，澳門的法律本地化問題被視為關鍵挑戰。澳門法律本地化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法律自身的本地化，二是法律人才的本地化。在法律自身的本地化方面：首先是將在澳門適用的葡萄牙法律通過一定的立法程序，轉化為由澳門立法機關制定的本地法律，其次將這些轉化之后的本地法律根據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和澳門的實際情況進行修訂，最后對所有在澳門適用的法律，包括葡萄牙法律和本地法律進行整理和歸類。在1996年至1999年，澳門《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和《商法典》陸續頒布，構成了澳門法律體系的五大框架法典。在法律人才的本地化上，澳葡政府主持開展工作，又在本地的大學開設法律系，培養本地法律人才。尤其是在司法官人才方面，澳葡政府于1995年設立了司法官培訓中心，招收本地學院進行培訓。經過十多年努力，一百多人的會葡文和漢語的雙語法律人才在澳門成長起來，并且其中已有幾十人在1999年前進入澳門的司法體系。

通過雙方的通力合作和不懈努力，澳葡政府在過渡期內成功解決了語言、官員和法律本地化等三個關鍵問題，為澳門的順利回歸祖國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政治和法律基礎。

通過《澳門基本法》

1988年4月13日，中國政府決定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澳門基本法》。隨后，1989年5月，由九十位位澳門各界代表組成的基本法咨詢委員會成立，這為廣泛聽取澳門居民的意見提供了平臺。在此期間，澳門居民踴躍參與，呈交上百份意見書，為基本法的修改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為了確保《澳門基本法》的內容切實貼近澳門居民的生活實際，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充分借鑒并認真研究了澳門各界代表及居民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在這個過程中，起草委員會進行了100多處的修改，以確保基本法的制定更加符合澳門居民的利益和期望。1988年10月25日至26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通過了起草工作的大體規劃和步驟。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澳門基本法》，并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正式頒布。這標志著《澳門基本法》為“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保障。

《澳門基本法》將《中葡聯合聲明》中的重要原則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正式確認，并且更為明確。其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保障澳門的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照顧各階層的利益。第二，繼續保持澳門的特殊地位，為祖國的建設服務。第三，尊重歷史和現實，對葡萄牙文化和葡國后裔居民進行法律保護。第四，充分相信澳門居民具備管理澳門的能力。最終，《澳門基本法》將于澳門回歸當天，1999年12月20日正式實施。

區旗、區徽的確立

1991年2月1日，澳門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開始征集區旗區徽的設計圖案。5個月后，來自世界各地華人的近800幅作品參與了此次區旗區徽的征集。1992年9月28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評選委員會舉行最后一次評選會議，經過評選委員會和原作者的修改，并將獲得一等獎、二等獎的作品進行綜合，組成了以黃色的五顆星、白色的蓮花和摩爾紋等構成的圖案的草案。

1993年3月31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通過并頒布。

區旗旗面中間有由三朵花瓣組成的白色蓮花。位于蓮花上方的金黃色五角星一大四小，蓮花下方是白色大橋和綠白相間的由近向遠漸變的海水。三瓣白蓮象征澳門的地理組成，蓮花寓意著繁榮昌盛；底部的白色波紋代表大橋和海水，突顯著澳門的海洋特征；五顆星標志著中國政府對澳門的主權，顯示澳門特別行政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緊密相連。區徽圖案與區旗圖案保持一致。

籌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確立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和組建工作。在1998年5月5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

1999年4月10日，籌備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無記名和差額選舉的方式產生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經過澳門各界代表的積極參與，何厚于1999年5月15日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5月20日，何厚鏵被正式任命澳門首任行政長官。同時，籌備委員會還制訂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機構和主要官員的產生辦法，以確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府組成符合《澳門基本法》的規定。

在立法會產生方面，籌備委員會制訂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對原澳門最后一屆立法會中由選舉產生的議員過渡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進行了確認。最終，特區的第一屆立法會由23人組成，包括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8人、間接選舉產生的議員8人、行政長官委任的議員7人。

在司法機關籌組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主要是法院和檢察院。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法院、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權屬于澳門終審法院，這確保了司法體系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各級法官由當地法官、律師和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終審法院法官的人選由行政長官決定，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此外，特別行政區檢察長由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由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各級檢察官由檢察長提名，報行政長官任命。

政權交接

澳督府降旗儀式

1999年12月19日下午5時，第127任澳門總督韋奇立在澳門總督府進行最后一次的降旗儀式，為政權移交儀式拉開序幕。下午4時30分，在億萬觀眾的見證之下，最后一任澳督韋奇立走出澳督府，邁出了居住了8年之久的澳督府。站在斜向門口的位置等待儀式開始。17時，在澳門警察樂隊所奏響的葡萄牙國歌聲中，葡國國旗從樓頂的旗桿處降下。隨后降旗手將降下的葡萄牙國旗折疊好后送到韋奇立的手中，韋奇立接過國旗并緊緊抱在胸前，面向嘉賓再次致意，望著天空及澳督府仍掛著的葡萄牙國徽深深鞠躬后便離開澳督府。

政權交接儀式

1999年12月19日午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權正式交接的儀式在澳門文化中心花園場館內舉行。交接儀式自澳門回歸的文藝晚會拉開序幕。12月20日凌晨時分，在澳門綜藝館內舉行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儀式，為整個交接過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1999年12月19日23時42分，澳門政權正式啟動交接儀式。在禮號手的號樂聲中，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朱基、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外交部長唐家璇、澳門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步入會場，登上主席臺主禮臺。時任葡萄牙總統桑帕約、總理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國務部長兼外交部長伽馬、共和國議會副議長科伊索羅、澳門總督韋奇立同時登上主席臺主禮臺。隨后，中葡雙方儀仗隊舉行敬禮儀式，雙方樂隊奏致敬曲。

時任葡萄牙總統桑帕約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分別代表雙方政府主持主權移交典禮。桑帕約總統首先致辭，他說，我們今天聚首一堂參加這個儀式，這是澳門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重要時刻。“兩國就澳門地位協議的最終達成，充分體現了雙方在此問題上的實事求是態度及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智慧，將我們兩國因應新實況而需改變的改變過來，也同時確保了澳門原有特色的延續，使兩國之間數世紀的悠久關系步入一個新時期。”“葡中兩國在履行聯合聲明的同時，關系得到了加強，使澳門享有自治的保證更為清晰。我要向為其成功作出貢獻的所有人士，表示贊賞和感謝。”

23時55分，降旗、升旗儀式開始，中葡雙方護旗手登場。23時58分，在葡萄牙國歌聲中，葡萄牙國旗和澳門市政廳旗緩緩降下。零時整，伴隨著義勇軍進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升起。在零時零分46秒，義勇軍進行曲的演奏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澳門特區區旗高高升至旗桿頂端。至此，中葡兩國政府在澳門完成了政權交接。

江澤民主席發表講話。他代表中國政府和全國各族人民向回到祖國懷抱的澳門同胞表示親切的問候和良好的祝愿，向所有為解決澳門問題作出貢獻的人士，向世界上一切關心和支持澳門回歸的人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江澤民說，中國政府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成功地解決了香港、澳門問題，這是中國人民在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中取得的重大進展。“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的實踐，已經并將繼續為我們最終解決臺灣問題發揮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國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早日解決臺灣問題，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江澤民說，澳門回歸后，中國政府將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將依法保護所有國家和地區在澳門的經濟利益。他表示堅信，在中央政府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同胞一定能夠把澳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最后，江澤民主席以堅定的語氣說：“回到祖國懷抱的澳門，必將迎來更加美好的未來！”?隨后，江澤民主席與桑帕約總統等中葡兩國的主要代表走到主席臺前，握手合影。

零時10分，澳門政權交接儀式結束。

特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

在澳門政權交接儀式結束后，于零時1時30分，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儀式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五十三個國家和二十九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國際友好人士；四十多國家駐澳門領事機構和國際組織駐澳門辦事機構的代表等三千名中外嘉賓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

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澳門特區籌委會主任委員錢其琛的主持下，解放軍軍樂團于1時45分準時奏響了中國國歌。江澤民隨后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現在成立。一分鐘后，全部由澳門本地人組成的澳門特區政府開始宣誓就職。何厚鏵先生走到主席臺前，在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的監誓下鄭重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擁護并負責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致力于維護澳門的穩定和發展，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隨后，在何厚鏵的監誓下，特區行政會議成員、特區立法會議員、特區法院法官、特區檢察院檢查官分批上臺宣誓就職。

2時10分，朱镕基發表致辭代表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區政府成立表示熱烈祝賀。他說，從今天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開始實施，澳門特區政府開始行使職權。中央人民政府將全力支持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和他領導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工作。他強調，澳門回歸祖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成立，標志著在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指導下，依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開始了“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新時代。

何厚鏵隨后發表致辭，說：澳門回歸祖國，揭開了歷史新的一頁。國家統一，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主流；民族團結富強，是中國人民長期不懈的追求。澳門回歸，正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進程中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一步。最后他承諾道，“在未來的歲月里，我必將義無返顧，以無比堅毅的意志，本著基本法賦予的權力，貫徹“一國兩制”，帶領四十多萬市民建設自己的家園，這是我最大的光榮和責任。”

儀式結束后，江澤民、朱镕基等國家領導人接見了澳門特區政府官員并合影留念。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澳門

1999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車隊自珠海市駛入澳門。中午12時整，由編號ZA00-01的軍用吉普車帶領澳門部隊，成功進駐澳門，正式開始承擔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務職責。下午2時45分，江澤民主席親臨視察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營區，并進行了閱兵儀式。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慶祝大會

12月20日上午，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慶祝大會在澳門舉行，江澤民在慶祝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當天下午，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盛大招待會。朱镕基發表講話。當晚，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在首都體育館隆重舉行“首都各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大會”。

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開署

1999年12月20日15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開署，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為公署開署揭牌。時任外交部長唐家璇，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外交部駐澳門特區特派員原燾，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暉等人以及澳門各界代表和一些國家駐澳門總領事等300多人出席了開署儀式。

外交部長唐家璇在開署儀式上致辭時說，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是繼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后華族又一歷史盛事。我們將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努力維護澳門的長期穩定和發展。他希望外交部駐澳門特區特派員公署全體人員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通力協作，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維護澳門同胞的合法權益作出積極的貢獻。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在出席開署儀式時說，外交部駐澳門特區特派員公署的設立，對于澳門的穩定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他表示，特區政府將全力配合外交部駐澳門特區特派員公署的工作，以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

事件意義

實現中國統一的重要一步

澳門的勝利回歸，完成了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重要一步，是中國共產黨對于華族的歷史性貢獻。澳門同胞從此成為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澳門從此走上同祖國共同發展、永不分離的寬廣道路。

奠定了中葡兩國關系發展的新基礎

中葡聯合聲明成功解決了澳門的歷史問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中葡聯合聲明》既重視中國對澳門的主權，也尊重了葡方的利益。澳門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回歸，其豐富多元的文化遺產得到了保護與傳承，中葡兩種文化在澳門實現了共存。此外，中葡兩國的關系將邁向新階段，而澳門發揮著橋梁角色，促進中葡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

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一個新思路新方案

繼香港回歸后，澳門再一次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中國，再次表明了“一國兩制”在實踐中具有適應力。這一構想的核心理念在于以國家大局和民族利益為優先考慮，根據實際情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它改變了歷史上但凡收復失地都要大動干戈的所謂定式，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

促進澳門進一步繁榮與發展

自70年代末期以來，在祖國內地進行的改革開放推動下，澳門經濟迎來了高速發展的時期。在過渡期，澳門經濟形成了以出口加工業、旅游博彩業、建筑地產業和金融服務業為主的四大支柱產業。澳門回歸后，隨著“一國兩制”政策的深入實施，其市場資源得以釋放、熟練勞動力也不斷增加，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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