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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是英國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下文統稱達爾文）編寫的、系統闡述了其生物進化基礎理論的生物學書籍。《物種起源》全名《論依據自然選擇即在生存斗爭中保存優良族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該書最早于1859年11月24日在英國倫敦出版，是奠定了達爾文進化論基礎的里程碑式的科學巨著。

達爾文關于《物種起源》的創作開始于跟隨小獵犬號（H.M.S. Beagle）進行五年環球考察（1831-1836年）后的1842年，但由于達爾文認為關于進化理論的證據準備不充分，便遲遲沒有完成《物種起源》的寫作和出版。1858年的夏天，達爾文收到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年）的來信，信中的論文詳細地闡述了物種進化和自然選擇的原理，使達爾文大受打擊。但在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1797-1875年）和約瑟夫·道爾頓·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年）的協調下，達爾文的部分有關自然選擇學說的論文稿和信件，與華萊士的論文在1858年7月1日的林奈學會上一起被宣讀，并一起被刊載在《林奈學會會報》1858年第3卷第9期上。之后，達爾文開始抓緊《物種起源》的寫作，并把原來計劃撰寫的內容大幅壓縮，經過13個多月的緊張寫作，《物種起源》終于在1859年11月24日的英國倫敦成功出版。2020年4月，《物種起源》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物種起源》主要講述了查爾斯·達爾文關于進化的理論，揭示了生物在自然選擇條件下的遺傳與變異交互作用，以及形成進化的過程。其中，自然選擇是本書的核心思想，而自然選擇的核心機制是生存斗爭。此外，達爾文還提出了性狀分歧說，認為一些不同的物種可能有相同的祖先。《物種起源》全書共有15章，最前面有史略和緒論。全書正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展示了進化理論本身，再從反面角度進行針對性的難點講解，最后將進化論和地質學等學科結合起來，為前文的理論提供證據。雖然由于時代環境，《物種起源》在剛出版時飽受爭議，但仍然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德國、法國等地都有關于該書的討論。現代，《物種起源》已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在全世界被人們廣泛地閱讀、爭論。

《物種起源》的語言風格平易近人，行文緊湊，但也不乏韻律和文采。書中的論證有許多案例研究、數據和各種現象的支持，并以一種敘事文體呈現出來，這種寫作方法在那個充滿嚴肅的科學著作的時代很是不同尋常。《物種起源》的出版標志著達爾文進化論的正式確立，是達爾文進化論的代表作，成為現代進化論的基礎。《物種起源》中的自然選擇學說在后世得到了許多豐富和發展，成為新達爾文主義、群體遺傳學、現代達爾文主義等學說的基礎，也為人類中心主義提供了合理支撐。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提出的進化論觸及了宗教的核心問題，使雅威的設計和目的等基本宗教信條搖搖欲墜，引起了比以往更深刻、強烈的科學與宗教的斗爭。并且，達爾文關于進化論的學說及其相關延伸被英國博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稱為“達爾文主義”（Darwinism），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誕生的基礎。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科學

早在文藝復興時期（14-16世紀），歐洲科學家們就采集了世界各地的動物、植物、古生物化石、礦石標本，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到了18世紀，1753年，瑞典植物學家卡爾？馮？林奈（Carl von Linne，1707-1778年）在《植物種志》一書中推廣使用雙名制命名法。即所有的物種均用兩個拉丁文去命名，屬名在前，種名在后，食蟲類由屬名和種名組成，這種命名法簡明精確，很快得到了生物學界的公認，并迅速推廣開來。根據這種命名法，林奈將每種植物都按其親近關系分別放在不同的綱、目、屬、種的條目下，將植物分類排列成一個體系，證明了地球上的植物是很有秩序地排列著的。并且，林奈后來還發現植物通過雜交可以產生變異，這動搖了他“這是全能的雅威一次創造出來的美妙世界”的信念。

此外，法國的生物學家布豐（Buffon，1707-1788年）發布于1749年的《自然史》展示和討論了包括地球的形成，凝固、冷卻、地質的形成和變化、水的形成與作用、無機化合物到有機化合物的發生、生物的出現和進化，乃至人類的出現，人類智力發展等內容，在當時的歐美很有影響。并且，布豐不贊同卡爾？馮？林奈的分類體系，他認為物種是連續分布的，不存在明顯的間斷性。布豐曾說：“在物理學中，人們必須用最大的努力避免向自然界之外去尋求原因”，這與后來拉馬克的思想是相通的，且表述更為確切。之后，布豐在長期的實驗工作中觀察到某些動物的器官退化現象，便提出了一種退化的物種發展觀，還認為物種可隨環境改變而變化，提出了物種可能擁有共同祖先的觀點。雖然他的進化思想基本處于猜測階段，未從物種譜系中去加以論證，但他是近代第一個以科學精神對待物種起源問題的學者。并且，布豐還培養了拉馬克這位后來被稱為進化論先驅的生物學家，為進化思想的發展提供了另一種貢獻。但是布封受到來自宗教的壓力很大，所以思想經常搖擺不定，查爾斯·達爾文稱其為“進化論一個不太靠得住的盟友”。

而動物分類工作則以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年）、法國古生物學者喬治·居維葉（Georges Cuvier，1769-1832年）做得更為系統，他們的工作為現代生物學提供了重要材料準備，是生物進化論創立的基礎。

拉馬克在1809年出版的《動物哲學》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系統的進化論，有力地挑戰了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物種不變論，但他在肯定生物體有不斷進步的能力的同時，認為該能力是雅威賦予的，因而并未從根本上對基督教的形而上學體系構成沖擊。他在大量動物的分類工作中，努力去尋求一個種過渡到另一個種間的界限，認為種與種之間的變異逐步形成了動物的階梯，而這種階梯反映了動物從低級形態（簡單的單細胞有機體）向高等形態的進化，如同一個不斷的鏈條。在生物進化的機制探索方面，拉馬克提出了兩條著名的法則：第一法則為用進廢退理論，即凡是尚未達到最大發展限度的生物，其器官使用的越多越發達，反之則日漸衰退和消失；第二法則為獲得性遺傳，認為生物后天變化所獲得的性狀是可以遺傳的。也就是說：雖然環境一般并不能改變動物的遺傳信息，但假若某種器官的使用是永久性的，例如長頸鹿因長期攝取高樹枝上的營養而使頸部伸長，鼴鼠因世世代代在地下生活而喪失視力等情況，則會導致物種的變異、進化。拉馬克認為，造成變異的原因是物種的“內在的因素”或“內部的沖動”，雖然他沒有弄清“內在的因素”具體是什么，但提出必須從物質世界內部中去尋找種變異的原因。在查爾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形成之前，拉馬克的生物進化理論占據重要地位，有一大批追隨者和信奉者。達爾文盛贊他是第一個在物種起源問題上得出結論的人，并對拉馬克在生物學上的成就評價為：“他的卓越貢獻，就是最先喚起世人注意于有機化合物的一切改變與無機化合物一樣，可能根據于一定的法則，而不是（雅威）神奇的干預。”

喬治·居維葉是古生物學與比較解剖學的奠基人，他提出了“器官相關法則”，并創建了動物解剖比較之間的系統性原則和分類性原則。居維葉認為，動物的肢體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其身體各個結構之間都存在相應的聯系。根據比較解剖學，居維葉將動物分成四個門：脊椎動物門、軟體動物門、節肢動物門、轄射動物門。并且，居維葉從化石分類工作中得出：不同地層中生物的化石呈現出明顯不同，即地層越古老，化石越簡單；地層越年輕，化石越復雜，越接近現代生物。這一論點與近代古生物學和進化論的結論基本一致。喬治·居維葉根據各個地質時代與生物各個發展階段間的“間斷”現象，提出了“災變說”，認為自然界發生全球性的大變革是造成生物類群“大絕滅”的主要原因，而殘留部分經過發展又形成了以后各個階段的生物類群。他的這一科學假設也基本上與現代地質、古生物學的結論相一致。居維葉雖然主觀上打擊主張生物進化論的拉馬克和圣提雷爾，主張災變說，但他正確地提出了物種自然絕滅的概念，并論證了現存種類與絕滅種類之間在形態上和“親緣”上的相互聯系，在客觀上為生物進化論提供了科學的證據。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英國工業革命大大地促進人們研究科學技術的熱情，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蓬勃發展，物理學和化學的重大突破也使得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1830年，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1797-1875年）出版的《地質學原理》一書成為地質學能獨立成為一門學科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書中，查爾斯·萊爾根據長時期對歐洲各地周密的地質考察，融匯了“火成論”（認為地球的核心呈溶融的液態，而“地下熱火”是產生地質現象的主要動力）與“水成論”（認為對地表的改變起決定因素的是水）的合理因素，尋求地球形成后地質演變歷史及其內在規律，他認為：“現在的地球，不過是過去長期內各種地質過程連續不斷變化的作用的歷史的總和。”這本書被查爾斯·達爾文認為這是當時最正確的地質學說的著作，被達爾文在環球考察時隨時用以對照和檢驗。

社會

達爾文所處的時代正當英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時期，社會和經濟變革迅速進行。1750-1900年間，英國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國，這一時期各領域的重大發展中，產業變革最為重要，國家政策次之。這些變革引發了人們對人類起源、社會進化和種族差異等問題的思考，為達爾文的進化理論提供了社會背景。但是，這一時期，宗教信仰對社會的影響占主要地位，正統的宗教觀念支持特創論，而非生物進化論。

特創論是宗教人士基于“雅威創造萬物”而堅信的理論，其基本觀念為：物種是由上帝創造的。這一觀點又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訴諸于《圣經》的內容，堅持認為上帝在七天內創造了萬物；第二種被稱作“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反對堅持圣經的字面意義，主張通過對外在自然以及人類理性的研究來探討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上帝有哪些屬性。與查爾斯·達爾文同時期的神學哲學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深深地影響了達爾文，他曾經通過一個類比論證來證明雅威創造萬物這一假說有較大的可行性。該論證結構如下：一個結構精巧的鐘表必須由一個能干的鐘表匠制造，那么一個同樣精巧的生物體也應該有一個制造者，即上帝。這一論證在進化理念尚未時興的時代算得上優秀，也曾使威廉·惠威爾（William Whewell）等許多頭腦聰明的自然哲學家信服。至今，在某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仍然進行著進化論和特創論的斗爭。所以，當時的傳統的宗教觀念與新興的科學理論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成為進化論的對立面，甚至是敵對狀態，使得后來《物種起源》一書飽受爭論，不斷改版。

個人背景

家庭影響

達爾文的祖父，伊拉斯謨斯·達爾文（Erasmus 查爾斯·達爾文，1731-1802年）在歷史上占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他是18世紀英國著名的醫生、詩人、發明家、植物學家與生理學家，在多個自然科學領域中有所貢獻，并且在詩作中融入了自然界的事物以及早期的演化思想，即物種可變的觀點，認為不同類型的生物可能源于共同的祖先，可能是唯一一個以詩歌的形式表達觀點的思想家。他發布了詩體的《植物園》（1791年）和《自然的殿堂》（1803年），在當時很流行，并在非詩體的《動物規律學》一書中提出了一種與拉馬克類似的進化理論，即相信上帝設計的生物可以隨著時間而自我改善。此外，對喬治·達爾文影響很大的是他沒有什么宗教信仰的父親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766-1848年），是一位內科醫生；他的舅舅喬賽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69-1843年）是個唯一神教者；最重要的是，達爾文的哥哥伊拉茲謨（Erasmus Alvey，1904-1881）在達爾文五年航行回來之前（1836年之前）已經成了一個不信教的人（比達爾文更早質疑宗教信仰）。

個人經歷

1809年2月12日，查爾斯·達爾文出生于倫敦西北的英國小鎮什魯斯伯里（Shrewsbury，又名舒茲伯利）。幼年時期的達爾文活潑好動，他雖然覺得學校的大部分課程枯燥乏味，但對自然歷史和化學有著強烈的求知欲，尤其喜歡采集動植物標本。16歲時，達爾文被父親羅伯特·達爾文將達爾文送進愛丁堡大學學習醫學，但達爾文無法忍受當時外科手術的恐怖，以至于一見到流血就渾身不舒服。雖然達爾文在狩獵時喜歡捕殺鳥類和小動物，但不愿解剖尸體，最終沒能完成學業。但是，達爾文大學期間在《動物學》這門課中系統地學習到了人類自然史、脊椎動物和無脊椎動物等知識，并在學習《論物種起源》這門哲學課時遇到了自己接受或接觸到的第一部關于物種起源問題的理論性著作。這門課的學習，引發了查爾斯·達爾文對物種起源問題的思考。通過上述一系列的理論學習，達爾文在生態學上的認識已經不在停留經驗化階段，而是越來越進入理性認識的階段。后來，達爾文在1828年進入劍橋大學基督學院，主修神學。這時，達爾文還完全是一個正統的基督徒。在劍橋大學，達爾文結識了植物學教授約翰.亨斯洛（John Henslow），二人的師生感情異常深厚。在亨斯樓的建議和安排下，達爾文以自然科學家的身份參加了小獵犬號（H.M.S. Beagle，又名貝格爾號，是一艘老式二桅方帆小型軍艦）的環球考察。

達爾文跟隨“貝格爾號”穿過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到達了南美洲、澳洲和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這次環球考察從1831年開始，1836年結束，進行了五年，期間，達爾文發現環球航行過程中每個地區存在既相似又不一樣的物種，尤其是南美洲和大洋洲的小島環境相似但物種不同。這些發現讓達爾文更加堅信了研究生物特性的決心。在此基礎上，他對所到的每個地帶的地質、古生物、動物、植物的分布狀況都作了細微的考察，寫了大量“航海日記”，并采集了無數標本，將自己的發現做了詳細的觀察筆記。并且，在研究中，他對自己提出了諸如：古代生物（化石）與現代生物之間的關系；不同的地理、地質、氣候等因素影響下的生態環境中，古代與現代生物各自不同生物群體之間的復雜的生存關系；不同地帶中，有許多相同的個體，也有個體的變異，其變化之差別有時很小，有時極大等等課題，特別重視研究這些復雜現象產生的原因，并試圖作出合理的解釋。在航行過程中，達爾文通過對不同地區物種性狀的考查與對比，逐漸形成了“物種漸變”的觀點。考察研究的發現使得查爾斯·達爾文動搖了自己的宗教觀念，開始在嘗試解釋世界的時候不再援引超自然的觀點。他把在考察中制作的標本和報告陸續寄回英國由亨斯羅保管，亨斯羅披露了他的一些報告，深得科學家們的稱贊，這時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自然選擇的思想正在逐步形成。

1836年10月2日，達爾文回國后，開始整理自己考察中寫出的報告，出版了《航海日志》《地質報告》《火山島均地質觀測》《南美地質觀測（三部）》《貝格爾號航行中的動物學發現》等多部作品。1837年3月，鳥類學家古爾德（John Gould）指出，查爾斯·達爾文從加拉帕戈斯群島??回的鳥類標本屬于不同的物種，這給了達爾文以很大的啟發，使他對物種不變論產生了懷疑。于是，達爾文一方面組織科學家對考察材料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一方面從家養動物和栽培植物中研究物種的變異，以檢驗自然選擇理論的正確性。1838年，達爾文正式采用了自然選擇的觀點，標志著該思想的正式形成。

出版歷史

編寫過程

1842年，達爾文將他的一些想法寫成了一篇35頁紙的提綱，1844年，又將其寫成了一篇230頁的《物種起源問題的論著提綱》，其中以自然選擇為機制的生物進化論已大致成型，但達爾文感到材料證據收集的不夠充分，便親自進行家鶴的育種實驗，研究人工選擇問題，從而對變異和選擇問題進行更深入的了解。1856年，在查爾斯·萊爾的敦促下，查爾斯·達爾文開始著手《物種起源》的寫作。

1858年的夏天，達爾文收到一封來自馬來半島的信件，該信來自一位名叫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年，下文統稱華萊士）的年輕生物學者，信中還有華萊士的論文《論變種無限地離開其原始模式的傾向》，華萊士希望達爾文評審論文，并希望達爾文將論文轉交給查爾斯·萊爾，請查爾斯·萊爾替他發表。華萊士在這篇論文中清晰的表達了達爾文一直以來苦苦思索著的物種經由自然選擇而進化的思想，使得達爾文認為“即使華萊士手中有我的1842年的草稿，他也不會寫出一個較此更好的摘要來，甚至他的術語都成了我段章的標題”。此時的達爾文有些沮喪，甚至想過放棄《物種起源》的寫作，讓阿爾弗雷德·華萊士單獨發表論文，但查爾斯·萊爾和在1844年看過達爾文手稿的約瑟夫·道爾頓·羅伯特·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年，下文統稱胡克）聽聞此事后，決定出面為他們主持公道。在二人的安排下，達爾文1844年論文稿中的第一部分第二章的第二節《自然選擇方法》的全文和1857年9月5日達爾文寫給美國植物學家愛莎·格雷（Asa Gray，1810-1888年）的一封長信中有關自然選擇學說的內容，與阿爾弗雷德·華萊士的那篇論文同時在1858年7月1日的卡爾？馮？林奈學會上一起被宣讀，并一起被刊載在《林奈學會會報》1858年第3卷第9期上。

六次出版

論文宣讀之后，為了將自然選擇理論迅速發表，查爾斯·達爾文開始抓緊寫作《物種起源》一書，他把原來計劃撰寫的內容大加壓縮，緊張寫作了13個多月，終于，1859年11月24日，達爾文在英國倫敦出版了《論通過自然選擇的物種起源，或生存斗爭中優賦族群之保存》（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eservation of Favon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簡稱《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達爾文本想在書名的開頭加上“摘要”（Abstract）字樣，以表示本書只是他原來要寫的巨作的摘要，但出版商認為書名過長，便提出異議，于是達爾文的想法未能實現。《物種起源》的出版非常成功，第一版發行了1250本，銷售當天就被搶購一空，但面對發售后鋪天蓋地的詰難，達爾文對第一版《物種起源》做了大量的修改，接連出版了五版。

第二版是在1860年1月，即第一版出版的一個半月后出版的，發行了3000本，也很快就售罄。第三版出版于1861年，發行了2000本，從這一版開始，喬治·達爾文在書的最前面增添了《人們對物種起源認識進程的簡史》這一章節。第四版出版于1866年，發行了1500本，從這一版開始，達爾文為了回應批評，做了大篇幅的修改。第五版出版于1869年，發行了2000本，從這一版開始，查爾斯·達爾文開始采納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適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說。最后一版即第六版，出版于1872年，發行了3000本，這一版中，達爾文把原標題“On the origin of 物種”開頭的“On”刪除了；并將《人們對物種起源認識進程的簡史》章節的題目改成了《本書第一版問世前，人們對物種起源認識進程的簡史》。出版了第六版后，查爾斯·達爾文認為再無修改的必要，以后的發行，只要重印即可。至此，達爾文共修改了超過四分之三的句子，篇幅比第一版多出了近三分之一。雖然與第一版相比，第六版中達爾文的用詞更加嚴謹、謙虛，但許多是為回應批評作出的連篇累的解釋，甚至偏離了自己原先的立場。所以，大多研究者和西方出版社都垂青于第一版，認為第一版中的內容才是達爾文自己最純粹的觀點。

傳播和翻譯

世界

《物種起源》剛出版的那段時間，謾罵和誹謗混雜著無知的偏見喧囂一時，甚至超過了學術上的爭論。在科學界，達爾文進化論的支持者只有悉尼·胡克、英國博物學家拉卜克（J.Lubbock，1834-1913年）、英國博物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下文統稱赫胥黎）和遠在馬來群島的阿爾弗雷德·華萊士，加上有保留地支持查爾斯·達爾文的查爾斯·萊爾，一共也只有寥寥幾人。1860年3月，達爾文列過一個支持他學說的15人名單，其中包括基本上贊同的愛莎·格雷。然而，許多老一輩的著名科學家都是是持反對意見的，雖然他們對《物種起源》的譴責有科學觀點上的分歧，但也有不少是抓住科學和哲學上的某些弱點來發泄自己宗教觀念和感情上的強烈不滿。劍橋地質學教授塞治威克（A.Sedgwick，1785-1873年）就是其中不能容忍這種新思想的典型代表，他曾明確表示自己因其唯物論、無神論觀點而憎惡《物種起源》，這些老一輩著名科學家的大力詰難對當時人們接受查爾斯·達爾文進化論起了阻礙作用。

面對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不利風向，《物種起源》顯然很難得到傳播。達爾文通過修改、增補進行再版工作，以及籌劃法文、德文譯本及國外出版問題，為其傳播做了許多工作。但因為忙于其他幾篇有關著作的寫作，再加上體弱多病且生性不愛爭辯，所以達爾文較少參加直接論戰。在英國，被達爾文稱為“總代理人”的赫胥黎作為一個代表人物參與了激烈的論戰。《物種起源》出版一個月后，赫胥黎以化名在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上發表了對《物種起源》的評論，以較大的篇幅客觀而公正地介紹了查爾斯·達爾文進化論的主要原理，并呼吁讀者進行獨立思考。這篇評論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取得了論戰的主動權。達爾文對此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赫胥黎對這一事業已作出偉大貢獻，其影響遠勝過普通報刊上十幾篇書評。

1860年，英國科學協會在牛津開會，以堅決維護達爾文進化論的赫胥黎等為一方，以頑固反對派歐文（Owen）和牛津主教威爾伯福斯（S.Wilberforce）為另一方，展開了科學史上聞名的激烈論戰。這場爭論的余波持續了數年，直到1863年赫胥黎的《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出版后才停下來，以進化論一方獲勝為結局。1864年，《博物學評論》發表了在德國工作的克里克爾的《對于<物種起源>一書的批評》，該批評肯定達爾文在闡明生物進化的理論方面有重大貢獻，但反對自然選擇理論。同年，法國科學院終身書記弗勞侖寫了一本反對達爾文進化論的小冊子《達爾文先生的<物種起源>一書的研究》，被達爾文認為從反面證明了《物種起源》正在法國受到重視。現代，《物種起源》已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在全世界被人們廣泛閱讀、爭論。

中國

1903年，晚清民初政治活動家、教育家馬君武用文言文翻譯了《物種起源》的兩個章節，使《物種起源》的理論很快受到嚴復、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人的支持，成為促進社會改革的武器，但他們更希望凸顯該書的政治學和社會學意義，而非生物學意義。1920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馬君武翻譯的《物種起源》的首個漢譯本（文言文）誕生了，該書中文名為《查爾斯·達爾文物種原始》，共四冊。1920年至1936年，中華書局以“新文化叢書”多次重印。后又將四冊改為上下兩冊，在1957年由臺灣中華書局新印，并于1968年、1984年重印。

之后，在周建人、葉篤莊、方宗熙的翻譯下，第一個白話文漢譯版《物種起源》誕生了。該版本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1954至1956年中，每年一分冊，共分三冊印制發行。后由三聯書店轉到商務印書館，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于1963年重印，但1995年為止，原三聯書店三分冊的格式仍然多次重印。199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再次印行。這一版本應是《物種起源》印次最多、印數最多、影響最廣的漢譯經典。2020年4月，《物種起源》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1995年后，葉篤莊在此譯本基礎上修訂并重印了“修訂版”的《物種起源》，并不再分冊，并在2005年以普通版格式印行（該版未署譯者名）；2017年則由商務印書館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120年紀念版”精裝本印行；2020、2021年，又由商務印書館以新的版式再次印行。此外，二十世紀的后五十年里，還有謝蘊貞譯本（科學出版社，1972）、王敬超譯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等少量漢譯本印行。

到了二十一世紀，《物種起源》的漢譯和出版呈繁花競放態勢。比如，2005年，周建人、葉篤莊、方宗熙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從“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抽出，單獨重印。同年，舒德干翻譯并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新譯本，并在2018年，譯者沿查爾斯·達爾文航路游訪后以增訂版方式重印。2010年，苗德歲翻譯并由譯林出版社出版了新譯本，2014年接力出版社出版了苗德歲譯、郭警繪《物種起源·少兒彩繪版》。2012年，李虎譯翻譯并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新譯本，再在2021年以《物種起源：現代注釋版》印行。此外，還有2014年的何滟譯的譯本、王之光譯本；2015年的焦文剛譯本；2017年的文舒編譯本；2017年的余麗濤譯本；2020年的朱登譯本；2020年的韓安、韓樂理譯本等。另外，自1920年第一本漢譯本問世，截止2021年的一百年間，除個別版本外，漢譯的大多是《物種起源》的第六版。

主要內容

本書第一版問世前，人們對物種起源認識進程的簡史

從第三版開始，達爾文在《物種起源》的緒論前增加了名為《本書第一版問世前，人們對物種起源認識進程的簡史》（第三、四、五版中名為《人們對物種起源認識進程的簡史》）的章節，主要是為了回應一些人對查爾斯·達爾文關于“沒有適當和足夠地闡述前人所做的貢獻”的指責。所以，本章正文從1801年拉馬克的《動物哲學》說起，按照時間順序介紹了拉馬克、地質學家馮巴哈（Von Buch）、霍爾德曼、華盛頓·歐文、阿道司·赫胥黎、悉尼·胡克等許多學者關于物種起源的認識，最后以《物種起源》的出版結束。

緒論

《物種起源》的緒論部分首先簡單介紹了達爾文創作本書的背景，即在小獵犬號上的五年中的，以及后續進行的考察研究。然后，達爾文向曾幫助過自己的人們致謝，并說明本書僅為自己的“若干摘要”。接著，查爾斯·達爾文簡要的講述了一些自己關于物種起源和進化的觀點，并分別指出會在哪些章節展開敘述。最后，達爾文表達了自己對進化論的信任。

學術主張

《物種起源》一書的正文一共分為十五章，按照內容重點可分為三個部分。其中，第一到五章為第一部分，講述了達爾文的主要學術主張，是全書的主體和核心。這一部分中，達爾文在第一章中首先討論了馴養變異，展示在人類的不斷選擇下造成的物種變異，嘗試證明大規模的遺傳變異至少是可能發生的。緊接著，第二章中，查爾斯·達爾文列舉了大量的事實來討論了物種在自然狀況下的變異性，以及影響這一變異性的環境條件。第三章則討論了全世界所有生物之間的生存斗爭，達爾文認為這一討論是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關于人口的學說在整個動物界和植物界的應用。本章中展示的觀點為如下：每一物種出生的個體數量總會大大超過環境可能容納其生存的數量，于是生存斗爭便會反復出現；結果就是，在復雜多變的生活條件下，發生了變異的生物，無論這一變異多么微小，只要有利于自身，就會有較好的生存機會。這一過程便是自然選擇。第四章中，查爾斯·達爾文講述了自然選擇的基本問題，以及“性狀分歧”（Divergence of Character ）。第五章則討論了復雜的、不為人知的變異法則和相關的生長法則。

難點討論

在書的第二部分，即第六到第九章中，達爾文多以進化論的反對者的角度來進行講述，試圖向他們解釋自己學說中存在的，最明顯、最重大的難點：第一，過渡的難點，也就是難以了解簡單生物或簡單器官如何變化和改善成高度發展的生物或構造精密的器官；第二，本能的問題，即動物的精神力；第三，雜交現象，即物種雜交的不育性和變種雜交的能育性；第四，地質記錄的不完全。

學科延伸

在書的最末部分，即第十到十四章中，主要是查爾斯·達爾文在用它的以自然選擇為核心的進化論對生物界在地史演變、地理變遷、胚胎發育中的各種現象進行令人信服的解釋，使這一理論獲得了進一步支撐。具體來說，第十章考察了生物在整個時間上的地質演；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討論了生物在整個空間上的地理分布；第十三章論述了生物的分類或相互之間的親緣關系，包括成熟期和胚胎期。最后，第十五章則是對全書扼要的復述，以及簡短的結束語。

寫作特點

《物種起源》的語言風格平易近人，行文緊湊，但也不乏韻律和文采。查爾斯·達爾文并不希望這本書的受眾只有專家，而是想要說服所有的人。因此，盡管有這個能力（如他的藤壺專著），達爾文也不能把《物種起源》寫成古板的學術專著。并且，達爾文深知不尋常的理論要有不尋常的證據，方能令人信服，所以書中的論證有許多案例研究、數據和各種現象的支持，并以一種敘事文體呈現出來。這種寫作方法在充滿嚴肅的科學著作的九十年代，堪稱是一種不同尋常的做法。

所以，為了把千頭萬緒的證據以及達爾文稱之為“一部長篇的論爭”的全書，用講故事的手法、引人入勝地組織在一起，查爾斯·達爾文花了很大力氣。他憑借自己對約翰·彌爾頓和莎士比亞文筆的熟，在結構和修辭上都采用了文學手法。結構上，達爾文采用了運用嚴密的邏輯和各種修辭手段，把正文分成三個部分，先平鋪直敘，再反面論證，最后展開證據，如同一本邏輯精密的偵探小說。修辭上，達爾文在寫作時運用了諸如形容、比喻、隱喻、白描、反直覺（counterintuitive）、擬人等許多修辭手法，還在一些部分里老道地處理了文字的聲韻和節奏，造就了《物種起源》生動而平易近人的語言風格。達爾文在書中嘗試的這種寫作方法效果良好，擴大了《物種起源》的受眾群體，使得查爾斯·達爾文的思想嘉惠了更多的讀者。

主要思想

自然選擇

自然選擇是《物種起源》一書的的核心思想，自然選擇原理的大意如下：生物都有繁殖過剩的傾向，而生存空間和食物都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須為生存而斗爭。在同一群體中的個體存在變異，那些具有能適應環境的有利變異體將存活下來，并繁殖后代，不利變異體則會被淘汰。如果自然條件的變化是穩定的、有方向的，則在歷史過程中，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某種微小的變異就會得到積累，最終成為顯著的變異，由此可能導致亞種和新種的形成。另外，查爾斯·達爾文從家養動植物中看到，由于按照不同的需要進行選擇，或是處在不同的生存環境中的原始共同祖先類型，即野生品種，可以被培養成許多形態特征顯著不同的家養品種，這一概念被稱為性狀分歧。也就是說，一些不同的物種，祖先可能是相同的。對此，達爾文曾用一株大樹對自然選擇的原理做過生動形象的描繪，如果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來看，生物的分類系統形成過程就好像一株不斷分叉的大樹，達爾文在書中展示了“生命之樹”。

生存斗爭

達爾文認為，自然選擇的核心機制是生存斗爭，并在講述生存斗爭時引用了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馬爾薩斯的理論為生存斗爭提供了兩種基本思想：其一，人口按幾何基數增長（指數式），食物按算數基數增長（線性）；其二，可以通過戰爭或疾病消滅過剩的人口。所以，生物出現過度繁殖的時候，生存空間受到了威脅，由于空間和食物的不足會造成大量的生物死亡。由此，查爾斯·達爾文確立了生存斗爭的生態思想，認為生物必須要與生活環境作斗爭，生物之間為了奪取資源也要發生斗爭，只有這樣，在面對過剩繁殖的情況下才能生存下來。在生存斗爭中，那些有害于生存的變異，不適應環境，就會被淘汰；那些有益于生存的變異，能夠適應于環境，就會生存下來，不斷地發展，使得一個物種演變成另一個物種。簡單來說，生物適者生存，不適者被淘汰。

漸進演化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討論生物進化規則時的主要觀點為：自然界中生物的物種不是不變的，而是由低級向高級逐漸進化發展的。查爾斯·達爾文認為，多數變異都是微小的，在自然狀態下，顯著的偶然變異是少見的，即使出現也會因為雜交而消失。所以，只有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從個體差異到出現輕微的變種、顯著的變種，最后才會形成亞種和新種，這是一個連續過渡的過程。

影響

對科學的影響

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中的進化論揭示了生物在自然選擇條件下的遺傳與變異交互作用，以及形成進化的過程，是現代進化論的基礎。而《物種起源》的出版標志著達爾文進化的正式確立，是達爾文進化論的代表作。雖然《物種起源》中由一個共同祖先進化出不同物種分支的進化理論在較短時間內就得到了大眾的認可，但即使在科學界，自然選擇學說的命運也十分曲折，直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自然選擇學說才被廣泛接受，并得到了許多豐富和發展，成為新達爾文主義、群體遺傳學、現代查爾斯·達爾文主義等學說的基礎。

傳統達爾文主義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遺傳學基礎，達爾文本人在進化機制方面更多的注意到變異，而對遺傳法則更多的是采納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學說。1856年，格雷戈爾·孟德爾（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年）開始了自己長達八年的豌豆雜交試驗，期間，1859年《物種起源》問世，為孟德爾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營養。最終，孟德爾揭示了生物遺傳的基本規律，并總結提出了相應的數學關系式。1866年，孟德爾將其研究成果整理成《植物雜交試驗》發表，為達爾文學說向新達爾文主義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保障。但由于那個時代的科學思想缺乏理解他研究的基礎，所以該研究成果當時未能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直至1900年，也就是《植物雜交試驗》發表34年后、格雷戈爾·孟德爾去世的16年后，他的工作才引起人們的重視。1900年成為了遺傳學史甚至于生物科學史上劃時代的一年，遺傳學進入了孟德爾時代，他的發現被人們命名為“孟德爾第一定律”（即孟德爾遺傳分離規律）和“孟德爾第二定律”。

德國動物學家奧古斯特·魏斯曼（Weismann，1834-1914年）在1883年提出了“種質論”，主張生物體本質上是由根本相異的兩部分，即種質和體質組成的。他認為生物體在一生中由于外界環境的影響，或器官的用與不用，所造成的變化只表現于體質上，與種質無關，所以后天獲得性狀不能遺傳。魏斯曼在1885年出版的《作為遺傳理論基礎的種質連續性》一文中指出：“遺傳是由具有一定化學成份的、首先是具有一定分子性質的物質從這一代到下一代的傳遞來實現的。”并正式提出了種質理論。奧古斯特·魏斯曼只接受和強調生存斗爭的原理，從而在根本上改變了查爾斯·達爾文有關變異及其遺傳的見解，他堅決否定聯得性狀遺傳，反對拉馬克主義與新拉馬克主義，將自己的學說命名為新達爾文主義。

1937年，美籍蘇聯學者杜布藍斯基（Th.Dobzhansky）出版了《遺傳學與物種起源》，標志著現代達爾文主義（或稱現代綜合進化論、綜合達爾文主義）的誕生。該學說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和孟德爾的新達爾文主義遺傳理論有機結合了起來，并結合了，細胞遺傳學、分子遺傳學與群體遺傳學、古生物學、分類學、生態學等學科，認為群體是生物進化的基本單位，生物進化的主要因素是突變、選擇和隔離。現代達爾文主義豐富和發展了達爾文主義，成為現代被普遍認可的進化學說。杜布藍斯基曾說過：“離開了進化的觀點，任何生物學問題將是毫無意義的擴展了進化論框架。”至此，《物種起源》和其自然選擇學說在科學界的地位便已不可動搖了。

對宗教的影響

在宗教界，《物種起源》的出版直接引起了包括神學家、科學家和一般大眾在內的眾人的強烈反對。當時，雖然宗教早已失去政權，但在思想上還有相當深刻的影響，多數人，包括跟隨小獵犬號出航前的查爾斯·達爾文自己，都還是深信雅威是創造和維持宇宙，包括人類世界，所必需的，認為若無上帝的監督，一切都會變得雜亂無章，并且認為宗教教義和對上帝的崇拜是人類道德的基礎。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提出的進化論以自然界本身的規律代替了所謂“造物主的智慧”，并且直接涉及人類本身的由來及歷史，觸及到了宗教的核心問題，使上帝的設計和目的等基本宗教信條搖搖欲墜。因此，這次科學與宗教的斗爭，比過去要深刻、強烈得多。

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1861年，赫胥黎根據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提出的自然選擇學在自己撰寫的書評中提出了“達爾文主義”（Darwinism），用以代指脫胎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思想的、關于進化或發展的一系列被泛化的概念。之后，赫胥黎、赫伯特·斯賓塞等學者以其為基礎，將這個概念拓展到自然科學以外的領域。在有著“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之稱的斯賓塞看來，人類世界的發展也同樣應該遵循達爾文的進化理論。比如，人類個體之間存在天然的差異，這種差異可能會體現在體力、健康、智力、財富、權力各個方面，而且可以代代傳承，恰如查爾斯·達爾文所說的“可遺傳的變異”。

這種理論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這100多年間風行世界，產生了非常深遠的社會影響。歐美國家社會政策的制定者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原教旨資本主義張目：既然弱肉強食、優勝劣汰是人類進步必須的，那當然沒有必要為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提供特殊保護，更沒有必要設置最低工資、完善社會福利。社會達爾文主義還為世界范圍內的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提供了思想基礎：既然人類世界就是一個大號的生存競爭戰場，那所謂的優等民族征服、奴役甚至是滅絕所謂的劣等民族，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此外，它還為臭名昭著的優生學提供了理論依據：要實現人類的整體進步，當然得鼓勵競爭的勝出者多生孩子，禁止患有遺傳疾病的人生育后代。現代，社會達爾文主義基本成為了一個帶有強烈負面色彩的詞匯，除了在一些對它展開批判的場合，已經很少有人主動提到和應用這個概念了。

對哲學的影響

《物種起源》中，查爾斯·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表現為生存斗爭，這一生態思想成為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合理支撐。人類中心主義是關于人的生存的倫理學，其核心思想是，在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中應當貫徹人是目的的思想。最早提出“人是目的”這一命題的是伊曼努爾·康德（德語：Immanuel Kant，1724-1804年），這被認為是人類中心主義在理論上完成的標志。這一學說認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凡是不能達到這一目的的活動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此，一切都應當以人類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生存斗爭生態思想的利己性是連接人類中心主義與生存斗爭生態思想的紐帶。《物種起源》中論述了生物進化和多樣性的動力和原因是物種內在的利己性，而物種內部的利己性也為該物種能夠獲得遺傳和保留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人類中心主義要求把有利于人自身的方面作為最高的利益和追求，人的這種功利性和生物內在的利己主義是等同的，所以生存斗爭理論為人類中心主義提供了合理的支撐。

榮譽

2015年，為紀念首屆學術著作周（Academic Book Week）的開展，專門出版、銷售與管理學術著作的出版商、書商與圖書管理員列出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20本學術著作，并讓公眾票選出心中的第一。最終，達爾文所著的《物種起源》一書以26%的得票遙遙領先，排名第一位。2020年4月，該書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評價

英國地質學家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1797-1875年）曾說，《物種起源》整本書就是“一個很長的論據”。

英國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年）與查爾斯·達爾文一起被稱為進化論雙雄，他關于《物種起源》的評價為：“……在收集許多極不相同的事實時那種不倦的耐心，作出結論的那種驚人的能力，那些精確而豐富的生理學知識，在決定試驗計劃時的那種機智，和在進行試驗時的那種靈巧，最后，那種無可媲美的筆法——清楚、精確而又令人信服的筆法，這一切品質，使達爾文先生成為一個十全十美的人，而且，也許是最有能力完成這項巨大工程的人。”

英國博物學家、生物學家、教育家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在看完《物種起源》后曾說：“我真是太愚蠢了，我怎么沒想到這些！”

德國思想家、哲學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語：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的《自然辯證法》一書涉及了大量的自然科學理論，其中用到了達爾文生態學理論。并且，他在書中提到：“查爾斯·達爾文學說是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關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內在聯系的論述在實踐上的證明。”此外，他還有以下評論：“他極其有力地打擊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因為他證明了今天的整個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延續了幾百萬年的發展過程的產物。”

德國思想家、哲學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卡爾·馬克思（德語：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年）對《物種起源》的評價為：“達爾文的著作非常有意義，這本書我可以用來當作歷史上的階級斗爭的自然科學依據……”

日本學者木村資生（1924-1994年）在《分子進化的中立學說》（1982）一書中給出了較為合理的說明：“《物種起源》一書，不僅對生物學，對人類思想的各個方面也都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我們崇拜達爾文，是因為由于他的功績，對于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的本性，形成了有啟示意義的見解。如果沒有達爾文所創造的智慧革命，即使在經濟上像今天一樣富裕了，可是我們的文明還是非常不成熟的。”

格拉斯哥大學教授Andrew Prescott將《物種起源》譽為“學術著作重要性的至高體現”。“查爾斯·達爾文一絲不茍地觀察著我們身處的世界，結合自身長期以來的深刻思考，創作了這本改變人類思考方式的巨作。它不僅改變了我們看待自然的方式，也改變了我們看待宗教、歷史和社會的方式，”他說，“無論是專注撰寫著作、發明數碼產品還是創作藝術作品的研究者都立志讓自己的作品能有朝一日比肩《物種起源》，在歷史上占據重要一席。”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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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世界:博物學家的植物插圖筆記.豆瓣讀書.2023-11-14

..2023-11-13

物種起源·現代注釋版前言.清華大學出版社.2023-11-08

教育部首次發布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共300種圖書.中國教育網.2025-03-13

達爾文的遺產:紀念《物種起源》出版150周年.科學網.2023-11-13

..2023-11-11

..2023-11-15

我翻譯的《物種起源》:達爾文是如何說服世人接受他的.新民網.2023-11-15

【“苗公讀達翁”專欄連載第十篇】《物種起源》的文學性.微信公眾平臺.2023-11-16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插圖版.南方醫科大學圖書館.2023-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