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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東南亞國家聯盟（英文：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縮寫：ASEAN），簡稱東盟，是一個由東南亞國家組成的政治經濟學聯盟，1967年8月8日成立于泰國曼谷，總部設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總面積約449萬平方公里，截至2024年12月，人口約6.716億。東盟總經濟體量（GDP）為3.7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比重的3.6%（2025年數據）。在全球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的背景下，東盟經濟因其凸顯增長優勢、加速內部整合、引領區域合作、提升國際地位而越來越成為為數不多的新亮點。截至2025年10月，東盟共有11個成員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文萊、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東帝汶。

1967年8月8日，東盟成立時簽署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宣言》確定了東盟的目標和宗旨。2007年，在世界格局和東盟內部產生較大變化的背景下，東盟各國簽署并發布了《東盟憲章》，進一步闡述了東盟的宗旨和目標，即：維護和促進地區和平與穩定，建立一體化的共同市場和制造基地；通過合作縮小東盟內部發展鴻溝，并維護東盟在同外部伙伴關系中的積極主動作用。此外，《憲章》還提出了通過加強教育和增強對地區文化和遺產的認識，加強東盟共同體意識。

東盟致力于東盟地區一體化，包括建立單一市場和制造業基地、縮小發展差距、提升競爭力和融入全球化。政治上，東盟于2003年提出了建立東盟共同體的目標。2007年，東盟各國簽署了《東盟憲章》，在法律上框定了東盟的一體化進程。2015年12月31日，東盟宣布建成東盟共同體，并繼續深化其一體化程度。經濟上，東盟于2002年正式建成自貿區，并于2015年在內部基本落實零關稅，于外先后與中國、韓國、日本等六個國家建立了自由貿易區，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之一。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俄羅斯、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等國先后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建立了圍繞東盟的“10+1”“10+3”“10+8”機制。外交上，東盟在亞洲、歐洲、美洲等地區有多個對話伙伴，并通過東盟峰會、“10＋1”、“10＋3”、“10＋6”和 “10＋8”機制掌握了主導權，為其自身發展贏得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并促進了其一體化的發展。

發展歷史

聯盟前身

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前身是由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3國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東南亞聯盟（英文：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縮寫：ASA），其成立的初衷是為了共同防御共產主義勢力在東南亞的蔓延，并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保持密切關系，避免東南亞成為大國競爭的犧牲品。但由于成員國內部的矛盾，尤其是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之間對沙巴州主權的爭端無法協調且不斷激化，這一組織在成立后不久便被迫停止了活動。1963年，在印度尼西亞的推動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一起成立的“馬菲印聯盟”（又稱“馬菲印多”，Maphilindo），但該聯盟僅生存了三個月就因馬來西亞和印尼沖突而解體了。這一時期，東南亞國家內部的沖突是其聯合的主要障礙。雖然1966年菲馬關系改善后，東南亞聯盟曾一度恢復活動，但隨著東南亞地區局勢的變化，特別是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和印尼關系的緩和以及新加坡的獨立，在東南亞地區成立一個新的規模更大的區域合作組織被提上了東南亞有關國家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新的聯盟成立后，東南亞聯盟自然結束了其存在。

成立伊始

60年代中期，隨著東南亞地區形勢的變化，特別是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關系的緩和，以及新加坡的獨立，成立一個新的東南亞地區合作組織被提上了東南亞相關國家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自1965年末開始，相關國家為此開始了積極的穿梭外交。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政府就恢復東南亞聯盟進行了交流和磋商，并游說印尼加入東南亞聯盟。但是，印尼期望建立一個規模更大的地區合作組織。1967年3月，印尼外長亞當·馬利克（Adam Malik）公開聲明，印尼將于3個月內發起一個有若干個東南亞國家參加的會議，以討論東南亞的地區合作問題，得到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的積極響應。

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亞外長馬利克、菲律賓外長拉莫斯（Narciso R. Ramos）、新加坡外長信那談比·拉惹勒南（Rajaratnam）、泰國外長科曼（Thanat Khoman）以及馬來西亞副總理兼外長敦·阿卜杜勒·拉扎克（Tun Abdul Razak）在泰國首都曼谷舉行會議，討論區域合作問題。會上，與會者圍繞著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地區合作組織的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最終達成了共識，決定建立“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地區性合作聯盟，即東南亞國家聯盟”。

8月8日，會議發表了《東南亞國家聯盟宣言》（簡稱《曼谷宣言》），正式宣告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成立。《宣言》聲明，“東盟的宗旨是‘本著平等和合作的精神，通過共同努力來加速這個區域的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以加強建立一個繁榮、和平的東南亞國家共同體的基礎，在經濟、社會、文化、技術、科學和行政方面共同關心的問題上促進積極的合作和互助。’”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這東南亞五國為東盟的創始國。

磨合時期

東盟成立以后，并沒有快速地促進成員國間的友誼。1968年10月，獨立不久的新加坡為維護本國主權，絞死了制造麥唐納大廈爆炸案的印尼海軍陸戰隊士兵，這一事件引發了印尼“反新加坡”暴亂。同年，菲律賓企圖派人潛入沙巴州進行滲透和破壞的陰謀暴露。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就沙巴主權問題產生的持續緊張關系，導致原定于1970年在馬尼拉舉行的第四屆東盟外長會推遲。與此同時，美國在東南亞地區進一步收縮，蘇聯加緊向東盟各國滲透，積極推行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美蘇在東南亞地區展開新的爭奪。在此背景下，東盟于1971年達成《和平、自由和中立區宣言》（英文：Zone of Peace,Freedom and Neutrality，又稱《吉隆坡宣言》）。根據其序言，該宣言“受聯合國崇高宗旨和目標的指引，特別是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權利平等和人民自決以及不干涉別國內政等原則”。五個創始成員國宣布，東南亞應成為“一個不受外部強國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區”。這是東盟在國際社會上展示中小國家團結力量的一次實踐，不過，在此之外，東盟早年在各領域的合作仍處于“磨合期”。

發展擴充

1976年2月，東盟成員國領導人在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舉行首次峰會，并取得兩項主要成果，即《東盟協調一致宣言》（或稱《巴厘宣言》）和《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巴厘宣言》宣布：“成員國遵循東盟團結精神，在解決區域內部分歧時完全通過和平方式”，規定“在必要時”召開領導人會議。成員國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第2條中宣布放棄使用武力，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或爭端。這兩份文件指明了東盟國家加強合作的目的，即“消除顛覆活動對國家穩定的威脅，增強各成員國和東盟的抗御力”。1976年是東盟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這一年東盟在雅加達設立了秘書處，完善了組織結構。此后，東盟成員國加強了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合作，并實施了經濟發展戰略，推動經濟迅速增長。東盟逐步成為一個有一定影響力的區域性組織。尤其是通過1979年在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東盟顯示出了其重要的國際影響，為自身贏得了聲譽。這一時期，東盟在政治上趨于高度統一，“東盟意識”進一步增強。此外，在1984年1月7日，東盟正式將文萊吸收入盟，東盟成員國由5個增加至6個。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蘇在東南亞地區的爭霸也隨之消停。在此背景下，印支國家（越南、老撾、柬埔寨）與東盟國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文萊、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相互接近，從對抗走向合作。1994年5月，東南亞10國非正式會議召開，簽署《建立東南亞十國共同體設想的聲明》，決定吸收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加入東盟。從1995年7月到1999年4月，越、老、緬、柬先后加入東盟。東盟的擴大，顯著提高了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增強了其在國際問題中的發言權和與大國磋商中的“議價權”。

面對世界上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東盟也采取了相應的經濟一體化策略。1992年1月，東盟第四次首腦會議確立了“從1993年起的15年內建成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的目標，并批準了《共同有效優惠關稅計劃》（CEPT），取代1978年開始實施的《特惠貿易安排協定》，這標志著東盟內部的經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東盟國家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1998年12月，第六次東盟首腦會議上，各成員國認識到必須加強區域合作來克服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困難。會議以“為了一個和平、穩定和均衡發展的東盟而團結合作”為主題，集中討論了東盟各國協調化解危機，恢復國內經濟，穩定宏觀經濟和尋求均衡發展的有關措施，通過了《河內宣言》、《河內行動計劃》和《大膽措施聲明》三個文件，決定加快東盟自由貿易區和東盟投資區建設的進程。

在安全合作方面，東盟于1993年7月召開的第26屆東盟外會議后續會議（PMC，即東盟與對話伙伴會議）上決定建立由東盟主導，世界各主要大國參加的“東盟地區論壇”（ARF），邀請其主要對話伙伴加入論壇，討論東南亞地區安全問題。論壇設立了推進“建立信任措施”“開展預防性外交”等議程，以期達到解決地區內爭端和沖突的目的，此舉將東南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推向了一個更高的階段。在外交上，東盟尋求增加對話伙伴，將東盟外會議后續會議制度化，加強了其大國平衡外交的份量，東盟的對話伙伴從70年代的7個共21國，增加至90年代末的10個24國。同時，東盟在1993年成功在曼谷主辦了第一屆亞歐會議，并使之制度化，成為又一個重要的“國際論壇”，推動了東盟外交戰略的發展。

21世紀

進入21世紀，伴隨著全球化和區域化的浪潮，東盟根據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制定和調整區域發展與合作戰略，加速了區域一體化的進程。

一體化建設

1997年，因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東盟10國分別與周邊國家建立起“10+3”（東盟與中、日、韓）及多個“10+1”（東盟分別與中、日、韓、印、澳、俄等）的對話合作機制，在促進區域和平穩定、區域一體化合作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并得到廣泛認可。2003年10月，第9次東盟首腦會議通過了第二個《東盟國家協調一致宣言》（Ⅱ），提出了在2020年建立東盟共同體（ASEAN Community），該共同體包括東盟安全共同體（ASEAN 證券 Community，ASC）、東盟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AEC）和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ASCC）三大支柱，推進區域政治安全、經濟和社會文化領域的合作。2005年，在東盟推動下，首屆EAS于12月14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東亞峰會由此啟動。2007年1月，東盟通過了《東盟提前在2015年建立共同體宿務聯合宣言》，確定將實現東盟共同體的時間表從2020年提前至2015年。隨后，東盟相繼出臺了東盟共同體的藍圖、路線圖和行動綱領，標志著東盟共同體進程正式啟動。

2007年，第13屆東盟首腦會議簽署了《東盟憲章》，作為東盟共同體的法律框架。這是東盟歷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來框定一體化的進程、目標和路線圖。2008年11月15日，《東盟憲章》生效。這是東盟發展的一個新里程碑，表明東盟由一個松散的國家合作機制轉向一個具有法律地位的區域共同體實體。2009年，為應對美國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重返亞太”政策，并維護東盟在區域一體化中的“中心地位”，東盟主導推出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2015年底，東盟宣布建成以政治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和社會文化共同體為三大支柱的東盟共同體，成為亞洲地區第一個次區域共同體。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東盟共同體”并非歐盟那樣的高度一體化組織，其一體化程度相對較低。“東盟共同體”既是目標也是過程，是兩者的結合體。“東盟共同體”建成后，東盟又宣布將繼續推動東盟共同體建設，制訂了《后2015東盟共同體愿景》文件，通過了《東盟邁向2025年吉隆坡宣言》，規劃了未來十年東盟共同體建設的路線圖。由此可見，“東盟共同體”建設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東亞峰會

在全球和地區經濟自由化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東盟也意識到需要同外部合作，才能更好地發展自己。早在1990年12月，因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失敗，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的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便提出了成立“東亞經濟集團”的倡議，但由于美國的反對，該倡議于1991年改成了非正式的“東亞經濟共策會”，但最終還是流產。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再次使東亞各國認識到地區合作的必要性。

1997年12月第一次東盟-中日韓首腦非正式會議在吉隆坡召開（柬埔寨加入東盟以后也稱之為“10＋3”會議）。這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東亞合作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開創了東亞地區合作進程。2000年11月，第四次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晤時決定去掉“非正式”一詞，改為領導人正式會議，表明“10＋3”模式走上制度化軌道。經過多年摸索和經驗累積，在2004年11月在老撾首都萬象舉行的“10+3”峰會上，與會國家確定召開首屆EAS。“東亞峰會”構想確定后，吸引了區域外眾多國家的關注，并紛紛提出希望加入峰會。東盟為加入“東亞峰會”制定了三條標準：必須是東盟對話伙伴、必須與東盟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必須與東盟有“實質性”的關系，東盟因此掌握了主導權。印度、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于2005年先后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拿到了首屆東亞峰會的“門票”。2005年12月，首屆東亞峰會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首屆東亞峰會最終確定為“10+6”格局。

經過多年發展，EAS成員從“10+3”“10+6”發展到“10+8”，東盟的國際地位也由此大幅提升：2011年，美國和俄羅斯加入東亞峰會，東亞峰會機制由此擴大至“10+8”。東亞峰會機制創立后，在不少領域開展了實質性合作，為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作出了積極貢獻。隨著東亞峰會的擴容，特別是美國等域外大國的加入，東亞峰會不僅成為推動東亞合作的大平臺，也成為了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區域合作的大橋梁。

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貿易自由化已成為時代趨勢，而倡導全球貿易自由化的WTO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因此各國紛紛轉向參與區域間的經濟合作，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各國實現貿易自由化的新選擇。不過，東亞在這方面的進展比較緩慢，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東盟在建設自貿區的方案上猶豫不決，其一是包括東盟10國和中日韓在內的東亞自貿區（EAFTA），其二是日本提出的包括東盟10國和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共計16國的東亞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CEPEA），而TPP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局面。2009年，美國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重返亞太”政策，意在重掌亞太區域一體化主導權。由于美國只讓四個東盟國家（新加坡、文萊、越南和馬來西亞）加入TPP，其他六國均被排除在外，東盟表示了強烈不滿，認為TPP分裂了東盟，威脅了東盟在區域一體化中的“中心地位”。為此，東盟主導推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以捍衛其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的主導權。

2011年，東盟啟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的構建進程。2012年，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6國達成共識，開啟RCEP談判。2020年11月15日，第四次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領導人會議以視頻方式舉行，會后東盟10國和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共15個亞太國家正式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這標志著當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航。2023年6月2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正式對菲律賓生效。至此，RCEP對15個成員國全面生效，全球最大的自貿區將進入全面實施新階段。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26日，在第47屆東盟峰會召開期間，東帝汶正式成為東盟第11個成員國。

聯盟成員

東盟共有11個正式的成員國，另外還有一個觀察員國：

組織機構

根據《東盟憲章》，東盟組織機構主要包括：

東盟峰會是東盟的最高決策機構，根據《東盟憲章》第31條規定，東盟主席國每年由成員國輪流擔任，根據成員國國名英文字母排列。主席國負責主持東盟峰會及其他相關峰會，2023年主席國是印度尼西亞。按照慣例，東盟首腦會議每年舉行兩次，每次由東盟首腦會議主席與其他東盟成員國協商確定，由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的東盟成員國主辦。

東盟協調理事會由東盟各國外長組成，是綜合協調機構，每年至少舉行兩次會議。其主要工作在于籌備東盟峰會的各項會議及協調各東盟共同體理事會。

東盟共同體理事會包括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理事會、東盟經濟共同體理事會和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理事會，協調其下設各領域工作，由東盟輪值主席國相關部長擔任主席，每年至少舉行兩次會議。

由成員國相關領域主管部長出席，向所屬共同體理事會匯報工作，致力于加強各相關領域合作，支持東盟一體化和共同體建設。

東盟秘書處是服務于東盟11個成員國的行政機構，監督和落實由這一區域組織制定的計劃和綱領，于1976年2月成立，設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東盟秘書長是東盟首席行政官，向東盟峰會負責，由東盟各國輪流推薦資深人士擔任，任期5年。現任秘書長高金洪（Kao Kim Hourn，柬埔寨前首相助理大臣），2023年1月就任，任期至2027年底。

由東盟成員國指派的大使級常駐東盟代表組成，代表各自國家協助東盟秘書處、東盟協調理事會等機構開展工作。

東盟在各成員國的聯絡點和信息匯總中心，設在各成員國外交部。

負責促進和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的相關事務。

與東盟相關機構合作，支持東盟共同體建設。

包括各種民間和半官方機構。

宗旨與原則

2007年11月19日，《東盟憲章》完成起草并提交各成員國。這是東盟成立40年來第一份具有普遍法律意義的文件。這份長達31頁的文件確立了東盟的目標、原則和地位。2008年12月，《東盟憲章》正式生效。

宗旨

東盟的宗旨在于：

（一）在本區域維持和加強和平、安全與穩定，并進一步強化以和平為本的價值觀；

（二）通過促進政治、安全、經濟和社會文化方面更強有力的合作，加強區域的堅韌性；

（三）保留東南亞為無核武器區，同時保留其為無任何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地區；

（四）確保東盟的成員國和人民在一個公正、民主與和諧的環境中，同全世界和平共處；

（五）創造一個穩定、繁榮、極具競爭力且經濟一體化的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并有效協調貿易和投資，使貨物、服務和投資能自由流動；商業人士、專業人士、人才和勞動力來去自如；資金流動也更為自由；

（六）通過互相協助和合作，在東盟范圍內解貧困和縮小發展差距；

（七）在適當考慮到東盟成員國的權利與責任的情況下，強化民主加強良政與法治，并促進和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

（八）根據全面安全原則，對各種形式的威脅、跨國犯罪和跨界挑戰作出有效反應；

（九）促進可持續性發展，以確保本區域的環境、自然資源的可持續性、文化遺產的保留及人民生活素質的提高；

（十）通過在教育與終身學習以及科技方面的更緊密合作，發展人力資源，以賦予東盟人民自強的能力并加強東盟共同體；

（十一）通過為東盟人民提供平等機會，讓東盟人民享有身為人類所應有的發展、社會福利和公正，進而提升他們的福利和生計；

（十二）為東盟人民創建安全、有保障而無毒品的環境，加強合作；

（十三）推廣以人為本的東盟，鼓勵社會各界參與并受惠于東盟體化和建設共同體的進程；

（十四）通過提高對本區域多元文化與傳統的認識，促進東盟認同感；以及

（十五）保持以東盟為中心的原則以及其積極的角色，讓東盟在開放、透明與兼容的區域架構中，成為同外在伙伴發展關系與合作的主要推動力。

原則

為達成《東盟憲章》所闡明的宗旨，東盟及其成員國重申并遵守東盟的宣言、協定、公約、協約、條約和其他文件所含的基本原則。東盟及其成員國須遵照下列原則：

（一）尊重所有東盟成員國的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整與國家認同；

（二）以加強區域和平、安全與繁榮為共同承諾和集體責任；

（三）摒棄任何與國際法相悖的侵略行動以及武力的威脅或使用，或其他行動；

（四）依靠和平解決糾紛；

（五）不干涉東盟成員國的內政；

（六）尊重各成員國免受外界干預、顛覆和脅迫而存在的權利；

（七）就嚴重影響東盟共同利益的事宜，加強協商；

（八）遵守法治、良政、民主原則與憲法政府；

（九）尊重基本自由，促進和保護人權，以及促進社會正義；

（十）遵守聯合國憲章以及東盟成員國所認同的國際法，包括國際人道主義法；

（十一）不參加任何東盟成員國或非東盟成員國或任何非國家行動者所采取的任何威脅東盟成員國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與經濟穩定的政策或活動，包括其領土的使用；

（十二）尊重東盟人民的不同文化、語言和宗教，同時秉持求同存異的精神，強調共同的價值觀；

（十三）東盟在對外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關系方面奉行以東盟為中心的原則，同時保持積極參與、外向、兼容和一視同仁的處世態度；

（十四）遵守多邊貿易規定和東盟各個以條規為基礎的體制，以在市場驅動的經濟中，有效實踐經濟承諾，逐步減少乃至消除所有阻礙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壁壘；

經濟

近年來東盟經濟呈穩定增長態勢，東盟GDP從2017年的28569.4億美元增長至2021年的33433.5億美元。2021年，東盟經濟從新冠肺炎疫情中逐步復蘇，GDP總體實現增長，僅緬甸、老撾為負增長；GDP前5位的成員國依次為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柬埔寨GDP分別增長7.6%、5.7%、3.7%、3.1%和3%，位列東盟前五位；新加坡市GDP增幅超過世界平均水平（5.8%）。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數據，2021年東南亞（東盟10國和東帝汶）GDP增長率為2.9%。2021年東盟人均GDP從上年的4506.6美元上升至4965美元，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居和泰國居前4位。新加坡以72794美元位列全球人均GDP第五位。

一體化市場

東盟一直在推動實現區域內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能勞動力相對自由流動，打造東盟區域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隨著東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東盟各成員國在取消非關稅壁壘及熟練工人流動限制等方面取得更多進展。2021年，東盟成員國內部進出口貿易額7099.8億美元，占東盟國際貿易總額的21.3%；其中成員國間出口3696.6億美元，占東盟國際貿易出口總額的21.6%；進口3403.2億美元，占東盟國際貿易進口總額的20.9%。

東盟自貿區

1992年1月，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文萊六國簽署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的協議和《東盟自由貿易區共同有效普惠關稅方案協議》（CEPT）。經過數次提速，東盟于2002年正式建成自由貿易區。

2009年2月，東盟成員國經濟部長簽署《東盟貨物貿易協定》（ATIGA），合并了東盟自貿區項下CEPT所有規定，最終成為東盟單一的法律文件。其主要目標在于放寬關稅限制，取消非技術壁壘。2010年以來，上述東盟6個老成員國基本實現零關稅，新成員國（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在2015年陸續落實零關稅。目前，除部分列在敏感商品清單上的產品外，東盟內部幾乎所有商品都已實施零關稅。

統一標準和技術法規

1992年以來，東盟為了取消非關稅壁壘，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定、國際標準和國際實踐致力于推進統一標準和技術法規以及統一評估程序的工作。2005年，東盟制定了標準和遵從指導政策，旨在提高技術法規的一致性和透明度。截至2021年，電器產業有了58個統一標準，橡膠產業有了3個統一的標準。其他優先制定統一標準的產業有農產品、化妝品、漁業、醫藥、橡膠產品、木制品、機動車、建筑、醫療設備、傳統醫藥和保健等。

貿易

2002年11月，東盟和中國領導人批準《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開啟了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并于2010年全面建成自貿區，這是東盟首次整體對外商談和建立自貿區，開創了其自貿區建設的先河。此后，東盟先后與日本（2003年）、印度（2003年）、韓國（2005年）、澳大利亞和新西蘭（2004年）及中國香港（2014年）舉行自貿區或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談判并陸續實施。2022年11月，東盟成員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基本完成了自貿協定的升級談判。東盟也正在與加拿大開展自貿協定談判。2023年6月2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對菲律賓生效。這標志著RCEP對15個成員國全面生效，全球最大的自貿區由此進入全面實施新階段。

2021年東盟對外貨物貿易總額3.3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5.6%。其中，出口額1.71萬億美元，增長23.0%；進口額1.63萬億美元，增長28.3%。2022年東盟貿易額3.8萬億美元，增長14.9%。增長主要由燃料和電子產品推動，分別增長52.5%和11.7%。中國繼續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7222億美元，占東盟貿易總額18.8%。其次為美國和歐盟，分別占10.9%和7.7%。東盟內部貿易仍保持最大比重為22.3%。

2025年4月14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2025年一季度，東盟繼續穩居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進出口1.71萬億元，同比增長7.1%，占中國整體外貿的比重提升到16.6%。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日益緊密，貿易互補不斷增強。

對外關系

東盟積極開展多方位外交，在亞洲、歐洲、美洲等地區有多個對話伙伴。東盟通過論壇及會議等形式同各國家、地區組織進行合作對話，1994年7月，東盟倡導成立東盟地區論壇（ARF），主要就亞太地區政治和安全問題交換意見。1994年10月，東盟倡議召開亞歐會議（ASEM），促進東亞和歐盟的政治對話與經濟合作。1997年，東盟與中、日、韓共同啟動了東亞合作，之后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EAS（EAS）等機制相繼誕生。1999年9月，在東盟倡議下，東亞—拉丁美洲合作論壇（FEALAC）成立。東盟通過深化與對話伙伴國之間的互利關系，不僅發揮了其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成為冷戰后該地區區域合作的主要驅動力，同時獲得相關國家和地區組織對其推動區域一體化努力的支持，為東盟自身發展贏得有利的國際和地區環境，也為其一體化進程獲得動力。

與中國

東盟與中國雖然互為近鄰，但由于地區和國際環境的影響，雙邊關系也曾經歷曲折發展的過程。在共同尋求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過程中，東盟曾與中國開展緊密合作，并取得重要成果，提高了東盟在處理地區事務中的地位；東盟也從中認識到與中國開展合作的重要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與東盟合作應對金融危機，維持人民幣不貶值，從而緩解了危機對東盟各國的沖擊，為其盡快走出危機做出了重要貢獻，贏得東盟國家廣泛贊譽。這一時期被視為東盟與中國關系的分水嶺。此后，東盟與中國在雙邊和多邊領域建立起更加密切的關系，合作領域也不斷擴大，雙方在人力資源開發、公共衛生、信息通信技術、交通、環境和文化等領域簽署了合作協議。2002年11月，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雙方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及涉及非傳統安全威脅、經濟合作和農業合作的協議。在2003年舉行的東盟峰會上，中國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雙方還簽署了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和安全等問題的《中國—東盟和平與繁榮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使雙邊關系邁上一個新臺階。

在經濟合作方面，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正式建立，將擁有約20億人口和3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成員國聚集在一起。中國此前提出的前期收獲清單更增強了這個自由貿易區協議對東盟國家的吸引力，使他們能夠盡早獲益。2021年是東盟與中國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雙邊關系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發展，中國與東盟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自2020年起，東盟連續3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2022年1月1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落地生效，為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注入了新動力。2023年上半年，中國對東盟進出口3.08萬億元，同比增長5.4%，占同期中國進出口總值的15.3%。當地時間2025年10月28日上午，在馬來西亞舉行第47屆東盟峰會期間，中國—東盟自貿區3.0升級版議定書正式簽署。3.0版升級議定書共涵蓋9大領域，新增了數字經濟、綠色經濟、供應鏈互聯互通、競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小微企業5個領域，體現了雙方積極引領國際規則制定、推動新興領域合作的共同意愿和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有關負責人表示，議定書簽署后，雙方會分別履行各自國內核準程序，推動議定書盡早生效實施。

文化交流方面，中國和東盟同屬東方文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雙方人民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燦爛文明，持續不斷的文化交流與融通，為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原地區東盟命運共同體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2011年11月，中國-東盟中心正式成立，成為促進雙方經貿、教育、旅游、文化等領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服務平臺。2023東南亞孔子學院聯席會議上，來自東南亞10個國家62所孔子學院(課堂)及中外方合作院校代表近300人參加會議。作為友好交流和互相理解的文化橋梁，孔子學院以中文為介質，積極助推中國與東盟的雙向互動。

與美國

美國對東南亞的影響長期而深遠。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就把部分后來的東盟成員國納入其主導組建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泰國和菲律賓簽署了作為該組織基礎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又稱《馬尼拉條約》），成為美國事實上的安全盟國。1967年，雖然美國軍事干預越南的局勢不斷升級，但對東盟的建立仍持支持態度。同時，由于東盟面臨的嚴峻安全形勢，其從成立起就十分重視維系和鞏固與美國的關系。1977年，東盟與美國建立對話伙伴關系，以加強雙方在安全、經濟及社會和文化等廣泛領域的關系。

在東盟看來，美國在東南亞的存在能夠減輕東盟各國政府對其他大國的擔憂，在區域平衡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有著巨大的安全利益，因此也在東南亞地區積極參與建立各種多邊安全對話機制。例如，1994年，美國成為東盟地區論壇的創始成員。2005年11月，美國與東盟簽署了一項關于加強雙邊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尋求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開展廣泛合作。2008年4月，美國提名負責東南亞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斯科特·馬夏爾（Scot Marciel）擔任駐東盟大使，成為第一個派遣駐東盟大使的國家。同時，東盟也致力加強與美國的經濟關系。美國市場一直是大多數東盟經濟體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2006年8月，東盟與美國締結了貿易和投資框架協議。但東盟與美國的關系也曾多次出現起伏，如在奧巴馬政府期間提出的“重返東南亞”“亞太再平衡”等戰略推動下，美國與東盟關系一度得到加強；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則曾使雙邊關系一度陷于低谷。2022年11月13日，東盟和美國的關系升級為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與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日本一直支持東盟的建立與發展。對東盟各國而言，日本的貿易和投資在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77年，日本與東盟建立對話伙伴關系，此后雙方的經貿合作不斷加強。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日本國內經濟的轉型，日本將許多制造業企業遷往東盟國家。東盟認為，其為東盟擺脫1997年金融危機影響提供了協助。2004年，日本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并積極參與東盟為主導的區域合作機制，包括東盟地區論壇、“東盟+3”和EAS等。2008年，日本與東盟宣布雙方就全面經濟伙伴關系達成協議，這不僅是一個自由貿易協定，還涵蓋了服務和投資等領域。得益于在東南亞地區的長期“耕耘”，日本得到東盟許多國家的信任。2023年12月17日，日本與東盟舉行了特別首腦會議，以紀念雙方建立友好合作關系50周年。會議后，雙方發表聯合聲明，概述了雙方對未來合作的愿景，日本與東盟確認加強海上安保領域合作，在經濟領域，雙方重點提出了包括電動汽車（EV）在內的下一代汽車產業合作。

與印度

歷史上，東南亞地區的許多國家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這構成他們發展與印度關系的重要基礎。1967年5月，時任印度外交部部長的查格拉（MCChagla）在訪問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時表示了對建立東盟這一理念的支持。

美蘇冷戰結束為印度發展與東盟的關系提供了新契機。1992年，印度推出“向東看”（LEP）政策，以加強印度東北地區與東南亞地區陸路聯系，促進地區發展。因此，此舉被視為印度實現國內發展目標及促進與東盟關系發展的重要戰略規劃，具有重要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意義。2003年，印度與東盟制定了旨在實現共同繁榮的行動計劃，以加強雙邊合作。2008年8月，雙方宣布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但是，由于缺乏財政資源，印度難以完成連接印度、緬甸和泰國的公路項目建設。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執政以后，進一步加強了印度與東盟的關系，使印度成為東盟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印度試圖通過“恒河—湄公河合作”框架，在該地區建設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走廊以加強與東盟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2020年9月，印度與東盟達成《2021—2025年共同行動計劃》，確定雙方將在海洋安全方面開展更大規模的合作。2022年11月13日，東盟和印度的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與歐盟

東盟建立之初，比較重視借鑒西歐的區域合作經驗。1972年，東盟與歐盟的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英文：European?Economic?Com-munity，縮寫：EEC）建立了非正式對話關系。1977年，東盟同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了雙邊合作關系。1978年，首屆歐洲經濟共同體—東盟部長級會議（AEMM）舉行，雙方的經濟部部長參加會議，探討增加東盟商品出口到歐洲市場的機會。

隨著東盟經濟的不斷發展，歐盟與東盟雙邊合作也不斷深化。1980年3月，在第2屆歐洲經濟共同體—東盟部長級會議上，雙方簽署了《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東盟合作協議》，雙方表示除了深化經濟合作和貿易關系，還將開展政治對話與合作。此后，1996年3月1日至2日建立的亞歐會議（ASEM）則為雙方進一步開拓了對話渠道。2003年7月，歐盟委員會發表了《與東南亞新型伙伴關系》報告，提出處理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六項戰略”，這標志著歐盟開始確立與東盟的長期戰略關系。自2007年起，雙方就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2007年11月，首次歐盟—東盟領導人會議在新加坡舉行，慶祝雙方合作30周年，以及推動雙邊合作邁上新臺階。2017年，東盟慶祝其成立50周年，歐盟則逢《羅馬條約》簽署60周年，兩個區域組織還共同慶祝開展雙邊合作40周年。貿易方面，東盟與歐盟貿易持續增長，2022年東盟已成為歐盟的第三大貿易伙伴，雙邊貨物貿易規模達到295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6%。

與其他國家

東盟也積極發展與俄羅斯、韓國等國的關系。1994年7月，東盟倡導成立東盟地區論壇（ARF），就亞太地區政治和安全問題交換意見。1994年10月，東盟倡議召開亞歐會議（ASEM），促進東亞和歐盟的政治對話與經濟合作。1997年，東盟與中、日、韓共同啟動了東亞合作，之后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EAS（EAS）等機制相繼誕生。1999年9月，在東盟倡議下，東亞—拉丁美洲合作論壇（FEALAC）成立。

英國“脫歐”之后，東盟于2021年8月5日正式接納其成為第11個對話伙伴，這也是東盟時隔25年后接納的首個對話伙伴。歷史上，英國與東南亞地區有著廣泛聯系，并且英國也是東盟的主要投資者和貿易伙伴。2018年，英國在東盟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達286億美元。2019年，東盟與英國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為521.3億美元。2021年，出席英國—東盟對話伙伴關系線上簽字儀式的時任英國外交大臣拉布表示，英國正式與東盟建立伙伴關系，雙方將在貿易、投資、氣候變化、環境、科技和教育等問題上開展密切合作。

聯盟象征

盟旗與盟徽

東盟盟旗是各成員國團結一致，支持東盟的原則和努力的象征，也是提高東盟意識和團結一致的一種方式。東盟盟旗與盟徽代表著一個穩定、和平、團結和充滿活力的東盟。盟旗與盟徽的顏色——藍色、紅色、白色、黃色代表所有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國旗的主要顏色。藍色代表和平與穩定，紅色代表勇氣和活力，白色代表純潔，黃色代表繁榮。徽章中心的稻莖代表了東盟創始者們的夢想，即建立一個由東南亞所有國家組成的東盟，在友誼和團結中聯結在一起。圓圈則代表了東盟的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