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諸侯國，是夏族后裔建立的姒姓國家。其歷史可追溯至西周時期，存在于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445年，國祚歷時約1500年。杞國的建立者為杞東樓公，他是夏朝大禹的后代。杞國的建立，標志著夏朝后裔在周代的封地中得以延續其血脈和文化。
杞國的起源與夏朝的衰落緊密相關。在商朝取代夏朝后，夏朝的遺民被遷移至杞地，建立了杞國，以保持對夏朝的祭祀和文化傳承。杞國歷經多位國君，從東樓公開始，經過西樓公、題公、謀娶公，直至簡公春，共傳二十代。杞國的國君世系在《史記·陳杞世家》中有詳細記載。
杞國的地理位置在開封市地區，從商代到戰國時期，因政治和軍事原因，杞國的領土和政治中心在山東省境內經過8次大遷徙，在杞縣和山東定陶之間有兩次往復；在新泰和淳于姓兩個點上又各有兩次定都；后期的淳于和新泰市并為首都或互為別都，并沒有完全脫離任何一方。杞國在春秋時期，由于其地理位置處于齊魯之間，常常受到周邊大國的威脅和影響，國力逐漸衰弱。
最終在楚惠王四十四年，楚國滅掉了杞國，結束了杞國的歷史。杞國雖小，但其存在對研究夏朝后裔的歷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義。盡管關于杞國的詳細歷史記錄不多，但考古的發現，如杞國故城城墻、皇城頂遺址、逄王墓等，為研究杞國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國號
根據青銅器銘文的記載，杞國國姓是姒姓，屬于夏人的后裔。《史記·陳杞世家》中提到：“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這表明杞國的建立者東樓公是夏朝的后代，即大禹的直系后裔。青銅器銘文中也多次出現“姒”姓的記載，進一步證實了杞國與夏人之間的聯系。因此，杞國是夏人后裔所建立的國家，其國君為姒姓。
歷史
商朝時期
杞國的建立不遲于商代初期。《大蛾禮·少間》中的“商湯既受天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姐姓于杞”。《 路史》中“湯封少康之后于杞，以郊禹。”關于商代杞國的情況，《史記·陳杞世家》記載杞國 在“殷時或封或絕”。此外，在甲骨卜辭和金文中還有些與杞國有關的史料。如卜辭：后下三七五、乙八八九五、后上一三一、前二八七，等等，都證明商代后期杞國是確實存在的。
商湯滅夏之后，夏朝的同盟勢力被拆散和瓦解，姒姓的貴族被強行遷移到杞國（今杞縣）居住。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對夏朝遺民進行監控和鎮壓。在商朝的中晚期，夏人的后裔不僅保留了自己的封地，還與商王室通婚，顯示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西周時期
商代的杞國與商王朝同時滅亡，西周初又重新復國。《史記·陳杞世家》：“姬發克殷紂，求禹之后，得杞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祀。”周代初年，杞國重新建國，周天子始封杞國為公爵，后至春秋時又降為伯爵。周武王封居于婁地的東樓公為杞國國君，杞國的建立，標志著夏朝后裔在周代的封地中得以延續其血脈和文化。同時，在歷史學界中杞國被看作是夏王朝真實存在的鐵證。據記載，此時杞國疆域較為狹小，土地極為偏狹，可能連五十里都不到。
在西周中晚期，杞國的人民從開封市地區向東遷移到了山東地區。隨后，由于參與了反抗周王朝的叛亂，杞國遭到鎮壓，被周王朝重新安置在新泰市一帶。從那時起直至春秋早期，新泰和寧陽地區一直是杞國的政治中心。
春秋時期
春秋早期，杞國的政治中心位于新泰，其領土呈現出“插花地”式的分布。在這一時期，杞國的地理位置使其與多個國家接壤：北邊與齊國和紀國相鄰，西南方向連接魯國，東南方向則靠近莒國，而莒國的首都已從計斤城遷移到了莒縣。在這種地理環境中，杞國為了生存，不得不時常對魯國表示敬意，并且通過媵親的方式與魯國結盟，以獲得保護，從而確保了幾十年的相對平靜。
春秋中期，莒國從南面對杞國構成威脅，齊國為了保護杞國，召集諸侯國為其修建城墻。齊國這樣做的目的是將杞國變成自己的附庸國，并利用其作為抵御東面萊國侵襲的前哨。然而，隨著春秋中期偏晚晉國勢力的增強和齊國勢力的削弱，杞國的外交地位也隨之改變，從齊國的附庸轉變為晉國的棋子。晉國出于政治需要，與杞國聯姻，并為其修建城墻，為杞國的再次遷都打下了基礎。晉國還幫助杞國從魯國那里討回了土地，作為其生存的基礎。
到了春秋晚期，隨著齊國的擴張，杞國被迫再次遷徙，這次是到魯國北部一帶，與魯國和齊國相鄰。當齊國的勢力擴展到新泰市、泰安市一帶時，杞國的領土進一步被壓縮，最終被限制在寧陽縣東北、新泰以西及西北部、泰安以南的狹小區域內。
戰國時期
在戰國時期，杞國受到齊魯兩國的威脅，被迫向魯國的西方或南方遷移。最終，杞國被楚國所滅。
相關記載
杞國，作為夏朝王室的后裔，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小諸侯國。根據《大戴禮記·少閑篇》的記載，“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于杞。”商湯在擊敗夏桀后，將夏王室姒姓的遺族遷移到杞國，即今天的杞縣一帶。杞國最初位于河南省杞縣，后因受到鄰國的侵擾，被迫遷徙至新泰市、昌樂縣、安丘市等地。
盡管杞國在《史記·陳杞世家》中的記載較為簡略，被認為“杞國微小，其事跡不值得記載”，但其歷史意義不容忽視。杞國人作為夏朝王室的后代，存有夏禮，與越國公族同出一脈。孔子曾為考察夏朝之禮而到訪杞國，但由于杞國文獻的散失，孔子未能找到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夏朝和商朝的禮制。《列子·天瑞》中還記載著杞國的歷史中流傳的“杞人憂天”的故事，這不僅反映了杞國人的憂患意識，也可能與杞國多經磨難的歷史背景有關。
《春秋左傳》中記載了在僖公二十七年的春天，杞國的國君杞桓公來到了魯國進行朝見。但是，他使用的是夷人的禮節，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不符合中原禮節的，因此《春秋左傳》這部史書在記載這件事時，沒有用對國君的尊稱，而是稱他為“子”，表明了魯國的國君僖公對杞桓公行為的不滿和輕視。到了秋天，魯國的公子帶領軍隊進攻了杞國。這次軍事行動的原因是為了懲罰杞桓公之前在朝見時表現出的無禮行為。《史記》中對杞國歷史進行了較為簡單的世系和相關歷史事件的描述。從杞東樓公建立杞國，再到楚惠王時期杞國的滅亡，一共使用二百七十多字進行描述。
殷墟甲骨文中有“杞侯”和商王到“杞”地的記載，這是探索商代夏族情況的重要資料。杞國的史跡還得到商周青銅器銘文的有力佐證。傳世有商代晚期的亞丑杞婦卣，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這件銅卣的形制與商代晚期同類器形相同。亞丑杞婦卣通高18.84厘米，器內有銘文“亞丑 杞婦”4字。這里的“亞丑”是其載體銅卣的標識。“杞”，即商周的姒姓杞國。“杞婦”說明這件銅卣是為杞侯夫人鑄作的禮器。愛新覺羅·旻寧、光緒年間，新泰市出土顏路每刃諸器，有杞伯鼎2件，杞伯簋5件，杞伯壺、杞伯壺蓋、杞伯匜、杞伯盒各1件。這批銅器有的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等處，有的流失海外。1966年秋，山東省東臺村西出土杞伯每刃鼎1件，現藏山東滕州市博物館。這兩批有銘銅器，均為春秋中期杞國國君為其妻邾氏鑄作的禮器。這兩批銅器的發現，正是杞國東遷到今山東省內的歷史見證。
歷代君王
《史記·陳杞世家》中根據司馬遷的記載，從首任國君杞東樓公到最后一位國君杞簡公，杞國共歷經19位國君。但從第5位國君杞武公開始，才記錄了每位國君的在位年數。但歷史學者已經勘明司馬遷的這個世系表漏掉了第17位杞成公。
參考資料
文物遺址
杞國雖小，但其存在對研究夏朝后裔的歷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義。盡管關于杞國的詳細歷史記錄不多，但考古的發現，如杞國故城城墻、皇城頂遺址、逄王墓等，和相關的出土文物都為研究杞國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故城遺址
杞國故城遺址位于坊子區黃旗堡街道西南部，由杞國故城城墻、皇城頂遺址、逄王墓、周家莊子遺址、周家莊子墓地、石佛寺遺址六部分組成。據以往資料和實際踏查，復原出故城平面近方形，東西長約1600米，南北寬約1560米，面積接近250萬平方米。2013年5月，被國務院核定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杞國故城城墻現保存西墻南段長約80米，墻基殘寬3米左右，殘高3米，黃褐土夯筑而成，夯層厚約0.3米。城內西北部地形較高，為黃沙土高崗地，東半部及正南部為黑黏土。城內古遺址、墓葬分布廣泛，文化堆積豐富。文化層厚達1.5—2.0米，地表采集有東周時期的泥質灰陶繩紋罐、瓦棱紋灰陶盆、卷云紋半瓦當、陶拍等殘片。出土的文物為戰國至漢代的筒瓦、瓦當、陶罐、陶盆、陶甕、灰陶花紋磚，鐵镢、銅劍、錢范、銅鼎、銅盉及盤龍石硯等。
皇城頂遺址，在杞城村的西南，在幾個村莊的空隙里，就剩下了一個高臺，東西長740多米、南北寬360多米，面積約400多畝地，是目前坊子區發現的面積最大的文物遺址。近年來，九女冢、皇城頂、古城墻等與杞國的故事相關的遺跡得到保護；石佛寺已毀于“破四舊”運動。石佛寺中的“八角槽”現存民間，部分鐵角鈴先收藏于杞文化展館。
臥駝銅鎮
臥駝銅鎮，高5.5厘米，最大底徑7.4厘米，銅鎮整體呈臥駝狀，軀體伏臥，頭微揚，雙目遠眺，駝峰聳立，駝毛刻畫細膩。鎮是古人用來壓席子邊角的實用器物，魏晉之前，中國室內家具種類并不多，人們席地而坐。比較講究的房間里，也不過陳設矮床、幾案、屏風等。但須鋪席的地方卻不少，為了避免由于起身落座時折卷席角，遂于其四隅壓上鎮。
到了漢代，席鎮蔚為大觀，有虎、豹、鳳鳥、玉貔貅、羊、鹿、熊、龜、蛇以及人物等造型；工藝上，則有鎏金、錯金銀、嵌貝等，百花齊放，不一而足。漢代的動物形銅鎮造型都非常生動，構圖也很緊湊，動物常作蜷縮狀，以保持席鎮半球形狀。據史書記載，秦漢中原地區從北方、西北游牧民族以及西域國家那里得到駱駝，主要功能是貿易、御兵、運輸物資等。臥駝銅鎮的出土，說明濰汶河流域從古代就開始和北方、西北、西域、中亞地區進行貿易往來，它是中西方交流的歷史遺存。
雞首銅鐎盉
同樣出土于坊子區黃旗堡街道杞國故城遺址的雞首銅鐎盉高16厘米，口徑9厘米，子口內斂。有蓋，設半圓形鈕，鈕周四個方向有柿蒂紋。柿蒂紋為古代寓意紋飾，興起于春秋戰國，流行于漢代，漢以后多用于服裝。雞首銅鐎盉器型寬腹微鼓，下腹內收，圜底。肩部一側有短流，與腹腔相通，形似雞首。腹部一側有(置)方形長柄，中空，加熱時可以套上木柄或把手，下部是三個獸形足。
鐎盉是一種兼具鐎斗和盉兩種功能的器皿。盉字從皿、從禾，“禾”指五谷、糧食，“皿”指容器、盛器。盉在我國出現得很早，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余姚市河姆渡遺址就出土了陶制的盉。青銅盉出現在商代早期，流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公國，盛行于春秋戰國時期。商末和西周的青銅盉一般為貴族階層使用，口大、腹深、流直，多作分檔式袋足或空心柱形足，具有敦厚凝重、裝飾繁縟，圖紋威嚴神秘的特點；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王權的衰落，青銅盉逐漸從貴族生活走向百姓人家，盉口變小，腹部扁圓，通常作彎曲的鳥(獸)首狀，常見蹄形足，有的盉上加上彎曲的提梁，并用環索連結蓋與提梁，造型輕盈秀巧，透出令人輕松的氣息。杞國故城遺址出土的這件文物是漢代貴族的一種飲器，也有人說是溫酒器皿。這件器物體現了當地在漢代時期鑄造工藝已經達到比較成熟的水平。
相關典故
《列子·天瑞》之“杞人憂天”的故事：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云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杞國先后被宋、鄭、莒、魯等國脅迫，受宋、莒、淮夷、魯等國多次攻伐，土地被鄭、莒、魯等國侵奪，被迫四次遷徙，國幾絕。天地雖大，卻沒有杞人安居之地，這正是杞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而寢食不安的歷史背景。李白《梁甫吟》:“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清代趙翼《冬暖》:“陰陽調燮何關汝，偏是書生易杞憂。”那些懷才不遇、滿腹經綸卻無處施展的人士，常常自比為杞人，以此表達他們對國家即將傾覆、個人力量難以支撐的憂慮，以及雖有報國之心卻感到無力回天的苦悶情緒。這種自況正是對杞人憂國憂民情懷的一種呼應，體現了杞人憂天情結在社會價值上的體現。
《山海經》、《淮南子》、《路史》、《列子》、《史記》等史料中均有記載。《列子·天瑞》中對其基本內容敘述為：杞國有個人擔心天塌下來，吃不好飯，睡不著覺，有個智者從天體構成對他進行了開導，終釋疑惑。2014年12月，開封市申報的“杞人憂天傳說”入選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該傳說傳承的文化內涵已演化為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參考資料 >
杞國故城遺址下的一段千年歷史.濰坊新聞網.2024-11-19
探訪濰坊文物單位:古遺址里瓦片也是寶(組圖).山東頻道鳳凰網.2024-11-19
夏朝后人的那些事.濰坊日報.2026-01-04
河南老子傳說、杞人憂天傳說入國家非遺名錄.人民網.2024-11-19
甲骨文“杞侯”與杞國銅器.洛陽日報.2024-11-20
杞國故城在山東，杞人憂天非妄言.百家號.2024-11-20
杞國的故事.濰坊市坊子區圖書館官網.2024-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