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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族，是對中原地區南下的華夏族支系越人各部的統稱。先秦古籍對長江中下游平原以南沿海地區的部落常統稱為“越”，文獻上也稱之為百越、諸越等，包括“吳越”、“閩越”、“揚越”、“南越國”、“西甌”、“駱越”。“越”或“百越”都只是一種泛稱，雖然在悠久的歷史中逐漸與北方文化產生差異但并沒有形成民族，泛指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的古代部落。

歷史淵源

古越（亦稱百越）部族自遠古至秦時代一直繁衍生息在中國長江以南沿海一帶百越地區。“百越”在文獻上也稱之為百粵、諸越，古文中常泛指南方地區。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百越的分布“自交州至會稽郡七八千里，“越”或“百越”都只是一種泛稱，并非統一的民族，泛指長江中下游平原及其以南地區的古代部落。

“越”即“粵”，古代“粵”與“越”通用。越與粵，古音讀如Wut、Wat、Wet。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語音，越是“人”的意思。百越的百是多數、約數，而不是確數。傣族是對南方人群的泛稱。《過秦論》“南取百越之地”，《采草藥》“諸越則桃李冬實”。在先秦古籍中，對于東南地區之民，常統稱之為“越”。如呂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則曰越”。在此廣大區域內，實際上存在眾多的部族，各有種姓，故不同地區的土著又各有異名，或稱“吳越”（蘇南、浙北一帶）、或稱“閩越”（福建省一帶）、或稱“揚越”（長江中下游平原、江淮一帶，含湖南省江西局部）、或稱“南越”（廣東一帶）、或稱“西甌”（廣西一帶）、或稱“駱越”（越南北部和廣西南部一帶）...等等。因此，“越”又稱被稱為“百越”。百者，泛言其多。《漢書地理志》注引臣瓚曰："自交州至會稽郡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他們在漢族發展的過程中有很重要的歷史地位。

基因研究顯示，東亞人群是從南方起源的，在史前時期進行了從南往北的遷徙。中國人的祖先先是到達了中國南方，在那里繁衍，此后再進入黃河流域，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

周太王之子仲雍與兄姬泰來到今蘇南地區的無錫、常熟市一帶，建立勾吳王國，斷發文身，主動融入當地社會，是一次中原文化與東南百越文化的融合與交流。

自秦朝統一嶺南后，隨著中原移民不斷南遷，原屬于同宗的越人很快融入華夏族中，但部分與之同時期存在南方的少數民族先民也開始逐漸演化為民族，如雒[luò]越部落衍化為今天的京族、壯族、瑤族、黎族、布依族、侗族、畬族、仡佬族、毛南族、高山族、水族等的少數民族，南越部落成為今天廣東地區的漢族。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古越人的分布“自交州至會稽郡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也就是從當今的江蘇省南部（蘇南）沿著東南沿海的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越南北部這一長達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內，是古越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區。

古越人是文明創造的先行者。在飲食方面，古越人“飯稻羹魚”，是栽種稻谷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部落是干欄式房屋的創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人是舟船的初創者。由是可見，古越部落對中華民族文化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考古概況

江蘇

1993年發現的南京湯山直立人化石表明，早在35萬年前就有古人類在此活動。距今六七千年前后，大江南北進入新石器時代興盛階段，據初步調查，江蘇省及相鄰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約有上千處。其中蘇州草鞋山文化、南京北陰陽營文化、常州圩墩文化等。

草鞋山遺址發現的6000年前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有灌溉系統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據研究屬于人工栽培稻，為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實物依據。在草鞋山遺址下文化層發現的3塊炭化紡織品殘片，經鑒定距今五六千年，是中國現已發現最古老的紡織品實物。太湖周邊地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數量眾多，雕刻精美。生活在江南地區的新石器遺址的主人，后來成為傣族的先民。

上海

現代考古發掘表明，上海地區至少有20多處原始社會遺址，屬馬家浜遺址、澤文化類型的青浦崧澤遺址，距今已有6000年歷史。上海先民采集植物籽實，獵取野生禽畜，捕捉魚蝦，進而以石器、動物骨角為工具，種植谷物、飼養家畜。公元前2500年左右，上海地區進入良渚文化時期，出現男女勞動分工，農業成為主要的經濟活動，陶器制作從使用慢輪進展到快輪，已出現原始手工紡織技術。馬橋遺址距今約4000年，具有典型的百越文化的特點，出土文物1000余件，除了陶瓷生活用具、石器、骨器，還有少量的青銅生產工具。

浙江

早在100萬年前，浙江已出現人類活動。浙江共發現83處舊石器時代遺存點，其中七里亭遺址經證實，其屬中國南方典型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共發現700多件刮削器、砍砸器、手鎬等打制石器；七里亭遺址上、中文化層的年代從12.6萬年延續到99萬年，下文化層距今至少100萬年；七里亭遺址是東南沿海地區最早的古人類文化遺存，也是全國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為數不多的超百萬年遺址。

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浙江有原始人類"建德市人"活動；境內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100多處，有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馬家浜遺址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河姆渡遺址總面積達4萬平方米，疊壓著四個文化層。經測定，最下層的年代為7000年前。以母系氏社、新石器時代、海洋文化為重要特征的河姆渡遺址呈現多個“考古之最”：長江流域首個遠古遺址、國內唯一星體集群遺址、最具海洋文化特征遺址。

福建

福建地區最早出現的人種為“閩人”，是福建人種中的土著，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先人，幾十萬年的進化學習過程中，從茹毛飲血慢慢學會了打獵、用火，后來甚至學會燒制器具，種植水稻。1989年，考古挖掘的漳州蓮花池山遺址，距今40萬年到20萬年之間，是目前福建考古發現的，最早的一處先人生活遺址。1999年在這進行的考古挖掘的萬壽巖遺址，距今18.5萬年。以及距今1.7萬年-7000年的奇和洞遺址；距今6000年的平潭殼丘頭遺址；距今5000年的福州曇石山遺址。

廣東

據廣東磨刀山遺址與羅定江舊石器地點群考古發現，嶺南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就有人類活動。舊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12.9萬年以前，嶺南出現早期古人（馬壩人）。在廣東英德考古出土1.4萬年前稻作遺存，學界關于稻作文明起源于百越嶺南地區的說法逐漸得到越來越多實證的支撐。專家認為，英德獅石山牛欄洞出土的非非水稻硅質體，是稻作文明的實證，可以認定為嶺南稻作文明的一個發祥地。

廣東博羅縣"縛婁古國"遺址的發掘，1985年博羅公莊鎮出土七件完好的屬于春秋時期的青銅器和編鐘；1996年，龍溪鎮銀崗村發現先秦時期的陶片，發掘出廣東省最大的先秦時期的龍窯窯址；2000年在博羅縣羅陽街道挖掘的春秋墓葬群里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銅器、玉器、水晶文物等，這些不僅證實了嶺南在先秦以前并非“瘴之地”，改寫了整個嶺南的文明史，嶺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表明了嶺南在秦朝之前就已經存在燦爛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高度文明，嶺南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廣西

據考古發現，今廣西地域早在80萬年前就有原始人類繁衍生息。距今10萬-2萬年前，在今桂西、桂南、桂北地區活動的古人類進入以血緣為紐帶的母系社會初期。約在5萬年前，今廣西境內古人類進入舊石器時代晚期。約2萬-1萬年前，廣西境內古人學會制造和使用鉆孔礫石和磨尖石器。距今1萬-6000年前，境內古人逐步走出巖洞與河谷，向平原和濱海地區發展，今廣西地區出現原始農業、畜牧業和制陶業。桂林父子巖遺址、大巖遺址、甑皮巖遺址距今7000-10000年。

海南

最遲在1萬年前，海南島就開始了人類的活動。先秦至西漢，海南島上分布著古百越人的一支——駱越。駱越人即是黎族的先民。在三亞落筆洞遺址出土遺物和堆積物年代距今約1萬年，于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過渡階段。出土的石器來看，包括了敲砸器、砍砸器等多種工具，可以基本滿足狩獵、劈柴所需；而從遺址中發現的堆積物來看，大量的螺、蛤、背角無齒蚌和大型哺乳動物化石等。

生活習性

特色住房

居住形式與各民族生活的自然與經濟條件有密切聯系。中國古代塞北游牧民族多住便于遷徙的帳篷；中原華夏部落多住窯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部落則住類似巢居式的“干欄式”房子，即竹木結構的二層樓房，下層飼養牛、豬等家畜，上層住人，這樣可以防止南方氣候的潮濕和避開各種兇惡的野獸蟲蛇。

原始的“干欄式房屋”的建筑遺跡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部落分布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或在漢代墓葬中均有所發現。如距今七千年前的余姚市河姆渡遺址，發現有大面積長條形的木結構“干欄式”建筑遺址，這大概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干欄”房。在江浙地區新石器時代馬家浜遺址和良渚文化許多遺址都有發現，如浙江省的錢山漾遺址、桐鄉羅家角、丹陽市香草河、吳興梅堰等遺址都有此類房子出土。云南省的劍川海門口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也見有這種干欄式住居習俗。江西清江營盤里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陶制干欄式房子模型，帶有長脊短檐式的屋頂，是該地區新石器時代曾流行干欄式住居習俗的一個重要佐證。四川省成都十二橋商代遺址和湖北蘄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遺址發現的大型木構建筑群，說明夏商周時期干欄式建筑和住居習俗尚在中國的南方地區流行和發展。在廣東高要茅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也發現有“干欄”房遺跡在廣州西村皇帝崗西漢墓中，發現有“干欄式”陶屋模型。

由上述可見南方古越人地區“干欄式”房屋發展的一斑。直至當今，中國南方除了漢族吳越民系、廣府民系、閩民系外，其馀與古越部落稍有淵源的族群仍然有部分居住傳統的“干欄式”住房，可見其生命力所在。“干欄式”房屋是后世樓房建筑的先驅，在建筑史上有重大影響，無疑這是南方古越部落人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又一貢獻。

農業漁獵

遠古時代古越人使用雙肩石斧、有段石和幾何印紋陶器，從事稻作農業和漁獵，住“干欄式”房屋，尚銅鼓，精于劍，熟水性，善舟船，有鑿齒和斷發紋身習俗等等。這是在古書中有記載并為考古學資料所證明了的。

龍舟競渡

據《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稱，早在7000年前，遠古先民已用獨木成木舟，并加上木槳劃舟。《淮南子·齊俗訓》中有“胡人便于馬，越人便于舟”的記載。我國古代南方水網地區人們常以舟代步，以舟為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人們在捕捉魚蝦的勞作中，攀比漁獲的多寡，休閑時又相約劃船競速，寓娛樂于勞動、生產及閑暇中，這是遠古時競渡的雛形。

據專家考證，進行龍舟競渡的先決條件必須是在產喜米和多河港的地區，這正是我國南方地區的特色。在古代典籍有關龍舟起源的記載中，最早是出現在東漢。事實上，我國南方吳越一帶直到東漢時才開發。據此可以推測，端午的習俗最初可能只在長江下游吳越民族中流行，后來吳越文化逐漸和中原文化交流融合，這種習俗才傳到長江上游和北方地區。

歷史貢獻

通過歷史、考古和民族學家的綜合研究，可以看到，以古越人在衣、食、住、行等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對中華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貢獻。

稻作

在飲食方面，古越人“飯稻羹魚”，是栽種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古越人地區，無疑也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野生稻成為古越族先民在新舊石器時代交替時期從事采集經濟的重要來源，進而發展為刀耕火種和鋤耕的稻作文化。根據目前考古學的證據，距今7000年的浙江省“河姆渡文化”遺址，很可能就是古越族所創造出來的文化。河姆渡遺址發現了稻谷、稻草和稻殼的堆積，是當時世界發現最早的稻作文化，后來在黃河流域的裴李崗遺址、賈湖遺址和長江中游流域的彭頭山遺址等地發現了更早的稻作文化。

蘇州草鞋山遺址發現的6000年前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有灌溉系統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連同常州圩墩、高郵龍莊、昆山少卿山、陽神墩等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炭化稻，為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實物依據。

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粵北曲江“石峽文化”遺址中下層，發現有大量石斧、石錛、石鏟等農耕工具和稻谷遺存，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這里已進入較發達的鋤耕稻作農業階段。在廣東佛山、博羅縣等地漢代遺址或墓葬中，出土不少“井田”式水田模型及耕牛模型，表明從新石器時代至秦漢，華南古越人地區的稻作文化，一直向先進的犁耕農業發展。

衣著

在衣著方面，古越人及其后裔今海南島黎族等南方少數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纖維織布的發明者。

居住

在居住方面，古越部落是“干欄式”住房的創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人是舟船的初創者。由是可見，古越部落對中華民族文化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飼養家畜

京族從事農業要靠月亮歷，因此十分重視時令。與其他民族相比，越族的耕種技術達到了很高的深耕水平。不僅在種植方面取得很高的效益，越族還擅長家禽家畜養殖。但以前規模較小，以家庭經濟為主。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養殖業逐漸成為主要行業，且規模不斷擴大。手工業也相當發達，主要行業為糧食和食品加工、紡織制衣、制陶、編織、打鐵等。

陶器

現在的考古學家也普遍認為，廣泛分布于中國南方各地的以幾何印紋陶為主要特征的文化遺存，可能也是由古越族所創造出來的。最近數十年來的考古發掘表明：這種以幾何印紋陶為主要特征的文化遺存，在時間上從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一直延續到商周秦漢，在空間上則遍布于中國東南地區及嶺南一帶。

陶器的發明與發展，是農業民族的重要歷史貢獻，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陶器適應了農作物熟食和農業民族的定居生活，從新石器時代開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不同類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產生了不同類型的豐富多彩的陶器，如仰韶文化的軟陶泥，龍山文化的黑陶，而南方新石器時代晚期最具特色的是幾何印紋陶，其興盛時間約距今3500—2200年間，即商周至漢初，陶器上各種幾何形圖案花紋達五、六十種之多。經解放前后幾十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幾何印紋陶與雙肩石斧和有段石錛共存，分布范圍自長江下游至東南沿海和華南地區，正與古越人及其先人的活動地區相吻合，可以說幾何印紋陶正是古越部落及其先人創造的文化。

開發歷史

泰伯奔吳

陜西岐山周族首領古公亶父的兒子姬泰和仲雍為讓父王實現滅商的愿望，把王位繼承權主動讓給弟弟王季，帶著親族來到來到還是蠻荒之地的蘇南地區的無錫、常熟市一帶，建立吳國（即句吳）王國。泰伯、仲雍“斷發文身”，接受當地習俗，主動融入當地社會，并把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帶到當地，于是上千小部族，自愿歸附于泰伯。

按照《吳越春秋》、《吳地記》及無錫地方史志的記載，泰伯在無錫梅村一帶開鑿溝渠、興筑城池、教百姓農耕技術，促使吳地生產有一次飛躍性發展。周人是農耕技術一流的部族，他們的先祖后稷“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任命他為“農師”。相傳姬泰在梅村一帶“復制”周原遺址創業經驗，大興水利，發展農業，“穿澮瀆以備旱澇”，就是開挖溝渠、陂塘，以灌溉、排澇。泰伯還改進農耕方法，變一年一熟為一年兩熟，令當地農業生產有了飛躍性發展。生產技術的大幅度改進，促進當地經濟空前發展，泰伯遂營造城池、房屋，提升孫吳文明形態。據《吳地記》所載，為了防止外患，泰伯帶人修筑城池，“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梅村因此有“江南第一古都”之稱。“泰伯奔吳”，無疑是一次中原文化與東南百越文化的融合與交流，對長江下游地區的開發有著重大的意義。

秦統一百越

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發動南征的戰爭，集七國力量發兵五十多萬，秦軍共分5路：一路由今江西省向東進發，攻取溫州市和閩越（浙江省、福建省）；中間2路攻取南越國（廣東省），其一經今南昌市，越大庾嶺入廣東北部，其二經今長沙市，循騎田嶺直抵番禺區；其余2路入廣西壯族自治區，攻西甌，一路由萌渚嶺入今八步區，一路經越城嶺入今桂林市。

秦軍出兵當年就平定了東甌和閩越地區（浙江、福建），設置了閩中郡。公元前214年，秦軍基本占領嶺南，秦始皇將嶺南地區設“桂林、象、南海”3個郡。南海郡轄境是東南瀕南海，西到今賀州市，北連南嶺，包括今粵東、粵北、粵中和粵西的一部分，轄番禺、龍川縣、博羅縣、四會市4個縣（《漢書》），郡治番禺。

自秦始皇統一百越后，當時學者將越國置于赤縣神州中的揚州市，到了漢朝，整個百越地區，即于越、東甌、閩越、南越國、西甌、雒越在分野中都歸屬于九州中的揚州。東漢未年一度將嶺南的越地改置荊州，到了晉朝重新將嶺南的越地屬于九州中的揚州，此后百越地區長期置于揚州州域。

秦朝為了鞏固對嶺南的統治，從中原遷來的50萬人，除了遭到貶職的官員之外，大多是“賈人”，也就是“商人”的意思，是朝廷重農抑商政策的打擊對象；既懲治“商人”，又滲透了嶺南，朝廷認為一舉兩得。因此，嶺南北方移民的經商血統確實是有根有據的。據記載，秦代的移民大致有5批，為了穩定軍心，解決戰后駐留士兵的配偶問題，南海郡向朝廷申請加派3萬單身女性來嶺南，其理由十分含蓄：“為來自北方士兵補衣服”。秦朝最終批準這個申請，但是在數額上打了折扣，15000名中原寡婦和未婚女子浩浩蕩蕩加入支援邊疆的行列。

族群后裔

漢族，壯族、瑤族、黎族、布依族、侗族、畬族、仡佬族、毛南族、京族、高山族、水族等民族

浙閩地區曾是傣族的主要政治中心，所以這一地區現代的漢族群體中保留了相當比例的越族特征遺傳標記。以M119突變比例為例，上海市和浙江省都是26%左右，是全國漢族中最高的，其次是廣東20%、安徽18%、遼寧省和湖北17%、江蘇16%、江西省14%、湖南13%、河南省11%、山東省9%、四川7%、云南省4%。另有報告顯示臺灣高山族源自上海地區的百越族。

據國際科學雜志《科學》發表的“亞洲人群遺傳多樣性研究”成果，全基因組基因分型研究表明，在距今3萬至4萬年前，亞洲人開始從東南亞往北遷徙，逐漸遍布整個東亞直至中亞地區，形成了如今的東亞人群。對中國歷史而言，這意味著，古代黃河流域的北方人祖先是先到達了南方百越，在南方那里繁衍，此后再往北遷徙進入黃河流域，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

據發表在英國《生物醫學中心進化生物學》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證實：遍及兩大洋的南島居民，直接源于中國大陸的古越族。整個澳泰族群發源于大約三萬年前的傣族沿海一帶。大約兩萬年前，臺灣族群的祖先開始從南粵沿海通過當時還露出海面的臺灣地峽向臺灣遷徙。而在大約一萬年前，南島諸族群的祖先離開北部灣的南越國沿岸，沿著越南的海岸向南遷徙。大約3000年前，印度尼西亞的馬來族群開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深處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