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中興指的是劉秀建立政權后出現的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的治世局面。
新朝地皇三年（公元22年），劉秀在宛城區（今臥龍區）起兵，最初與綠林軍合作，在兄長劉縯（yǎn）死后逐漸脫離劉玄的更始政權。建武元年（公元25年），劉秀稱帝，建立東漢，之后逐步削平群雄，實現了統一。劉秀在位三十三年期間，采取休養生息政策，恢復西漢較輕的田稅制，實行三十稅一；廢除更役制度，減免賦稅、徭役，裁省吏員；組織軍隊屯墾，放免刑徒為庶民用于邊郡屯田；多次下詔釋放及禁止殘害奴婢，規定殺奴婢者不得減罪，炙灼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炙灼的奴婢為庶人，廢除奴婢射傷人處極刑的法律，使大批奴婢免為庶民；發展農業生產，實行度田，檢核墾田和戶口，加強封建國家對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又加強中央集權，排斥三公，加重原在皇帝左右掌管文書的尚書之權，全國政務經尚書臺總攬于皇帝，削弱三公職權；妥善安置功臣，賜其高爵厚祿而不使干預政事，禁止外戚、宦官干政；裁并四百余縣，取消內郡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削弱地方兵權，擴大中央直接統轄的軍隊。
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東漢政權得到鞏固，社會重新安定，經濟逐漸恢復，國力日益強盛，史家稱為“光武中興”。劉秀撥亂反正，此后偃武修文，休養生息，革除西漢晚期的積弊，挽漢于危局，開東漢近二百年基業。
中興背景
政治方面
新朝建立之后，政權危機就在醞釀之中，隨著政治改革的失敗，新莽政權內部都出現了分裂的狀況。
劉姓宗室不滿。早在王莽篡位之時，就有劉姓宗室起兵反抗。從居攝元年（公元6年）到天鳳三年（公元16年）的十年中，不斷有劉氏貴族和擁劉派官僚地主發動反莽起事。這些反莽起事由于規模較小，行動分散，更加上缺乏群眾基礎，因而被王莽一一平定。
政治改革失敗。王莽以“復古”為旗號取得皇帝之位，繼位之后隨即開始進行一系列以“復古”為宗旨的政治改革。王莽根據《周禮》的記載，調整西漢以來的官制結構，重新調整劃定地方行政區域，更改郡縣及長官的名稱，結果把朝廷及地方行政制度搞得一塌糊涂。朝廷組織機構的變化和郡縣的一再分割，使官員數量大大增加，行政效率更為降低。頻繁更改的地名也在實際生活中造成了混亂。
經濟方面
西漢末年以來，土地和奴婢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王莽篡漢以前，便一再以辭讓田地、賑恤孤寡等手段收買人心，甚至因兒子王獲殺奴婢而命其自殺。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也意識到土地和奴婢問題的嚴重性。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四月，王莽頒布“王田私屬”法令，要求土地、奴婢不得進行買賣。但是，以行政力量強行限制土地兼并明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反而再次引發了豪強的強烈反對。三年以后，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王莽不得不廢除該法令。
王莽實行王田私屬政策，本來是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但結果適得其反：它不僅激化了新皇朝與廣大勞動人民的矛盾，也加劇了統治階級的內部斗爭。后來在反對王莽的起義隊伍中，混入一大批劉氏宗室貴族、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賈的代表，對王田奴婢政策不滿是主要原因。廣大農民和奴婢通過王田奴婢政策的推行和廢止，也逐漸認清了王莽的真面目，從而打消了對他的幻想，開始醞釀對王莽的武裝反抗。
軍事方面
農民戰爭
王莽改革的失敗加速了農民戰爭的爆發。綠林、赤眉兩支起義軍是新朝末年農民戰爭的主要力量，并且最終推翻了王莽政權。
綠林軍起兵推翻王莽。王莽天鳳年間，南郡（治所江陵，今湖北荊州）地區發生饑荒。新市人王匡、王鳳糾合數百人，占據綠林山，反抗官府。地皇三年（公元22年），綠林山發生災疫，起義軍分兵出擊，劉秀及其兄長劉縯也起兵響應。更始元年（公元23年）劉玄被部下推舉稱帝。同年，劉秀率軍在葉縣（今河南省葉縣）之戰中消滅王莽軍隊主力，更始政權由此展開大規模進攻，先后攻克宛城、洛陽市。九月，王莽被殺，更始政權占據洛陽。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劉玄自洛陽遷都長安。
赤眉軍推翻更始政權。更始元年（公元23年），劉玄攻克洛陽之后，赤眉軍領袖樊崇等人前往洛陽歸附。但是，更始政權封賞不足引起他們不滿。不久之后，樊崇等人脫離更始政權，兵分兩路，向西進攻長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赤眉軍迎立西漢劉章后代劉盆子為帝。
赤眉軍大肆進攻渭河平原時，更始政權則發生內亂，軍隊內斗，無法有效組織防御。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九月，赤眉軍進入長安，劉玄敗逃。十月，劉玄接受赤眉軍要求，前往長樂宮投降。赤眉軍取得了勝利，但是劉盆子仍同劉玄一樣，無法有效約束部下軍隊。起義軍在長安周圍四處擄掠，將領爭功。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劉盆子以退位相威脅，樊崇等人才決定約束軍隊，禁止擄掠，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長安的秩序。
劉秀稱帝
更始政權建立之后，劉秀之兄劉縯受到劉玄猜忌被誅殺。因此，劉秀不敢以昆陽之戰戰功自居，向劉玄表示忠誠。劉玄因而拜劉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劉玄派劉秀前往河北省地區平定叛亂。劉秀抓住機會，在此后逐步脫離了更始政權而獨立。達到河北以后，劉秀消滅王朗勢力、積極鎮壓農民起義，從而擴充了自己在當地的勢力。更始二年（公元24年）四月，劉玄派遣尚書仆射謝躬率領軍隊進攻王朗，劉秀與其會合，于五月攻下邯鄲市，平定王朗叛亂。王朗亂平之后，劉秀拒絕更始要求他回京的命令，派遣軍隊收編謝躬的軍隊，公開與更始政權決裂。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一月，劉秀派遣鄧禹占據河東郡，同時又親自率軍繼續鎮壓河北省地區的農民起義軍勢力。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劉秀擊破北方幾股起義軍之后，麾下將領馬武請求他返回薊[jì]城立即稱帝。劉秀沒有答應請求。南下回軍途中，將領們在中山再次向劉秀提出稱帝的請求。到達南平棘之后，劉秀的親近將領耿純向他進言，認為天下的豪杰英雄之所以要拋家棄子跟隨劉秀，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攀龍附鳳，成就一番功業。如今，劉秀屢次推脫勢必導致眾人懷疑，人心渙散。劉秀這才接納了他的意見。同年六月，軍隊到達鄗（今柏鄉縣）地時，恰逢劉秀同學強華從渭河平原送來《赤伏符》，稱劉秀上應天命，當繼漢統為帝。群臣再次上奏擁立劉秀，劉秀最終于鄗縣即帝位，重建漢政權，沿用漢的國號，年號建武，稱光武帝。由于連年征戰，光武帝對戰爭產生了厭惡之心，而且他也深知天下百姓久遭戰禍，財物耗盡，天下太平是眾心所向。因此，劉秀稱帝后，決定致力于發展社會經濟，安撫周邊少數民族。
中興內容
政治方面
東漢的創建者光武帝劉秀，鑒于西漢一朝諸侯強橫、權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嚴重教訓，為防止那些事件的重演，他采取種種措施，進一步加強專制主義政治體制，以維護皇權的鞏固。
削弱三公，加強尚書。劉秀鑒于王莽篡漢，不信任大臣，親自掌握大權，他雖然效仿西漢組織了一個以三公為首、九卿分職的中央政府，但實際上國家的大權完全集中于尚書臺。
加強監察制度。光武帝在秦和西漢的基礎上，完善、加強了監察制度，以此實行對行政系統的有效監督。當時的監察機構主要有三：御史臺、司隸校尉、州刺史。
廢除內地郡國都尉。建武六年，朝廷下令省并各郡都尉，職責并于太守。同時，裁并四百余縣，吏職省減，十置其一。次年，再次命令各郡的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等復員。通過這樣的調整變動，大大削弱了地方軍事力量。與此同時，加強中央軍事力量，增加中央常備兵力。
削弱諸侯王勢力。東漢政權建立之初，曾大封宗室為王。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之間，劉秀大量封劉姓宗室為王。建武十五年之后，則將前封諸王降級為公，封王集中于皇子。同時，劉秀效仿前漢制度，申明左官、附益之法。因沛王劉輔太子賓客殺害故式侯劉恭，劉秀一改以前對諸王收養賓客的寬容態度，對其嚴加禁止。
退功臣進文吏。與劉秀一同起兵的所謂“中興”將帥，劉秀剝奪他們的兵權，然后加封侯爵，給予優厚的經濟待遇，讓他們遠離政事。
經濟方面
經歷新莽末年的大規模農民戰爭，全國經濟生產受到很大的破壞。不過，由于地主的大量被殺和逃亡，土地關系相對緩和下來。在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之下，劉秀推行了一系列緩和社會矛盾、發展經濟的措施。
推行度田。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六月，劉秀下詔，要求州郡核查戶口田地，即為度田。度田的實際目的，除為了掌握確實的名籍和田數，以增加賦稅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圖通過戶口年紀的檢核，以控制和解散豪族武裝。
釋放和禁止虐殺奴婢。劉秀從建武二年到十四年先后六次下詔釋放奴婢，規定殺奴婢者不得減罪，炙灼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炙灼的奴婢為庶人，廢除奴婢射傷人處極刑的法律。在統一戰爭中，每占領一個地區就要發布針對奴婢問題的詔令。統一戰爭的勝利為釋放奴婢創造了條件，而釋放奴婢必然得到人民的擁護，又擴大和鞏固了統一的成果。這樣，從西漢后期以來一直困擾著社會的奴婢問題，隨著戰爭的推進而得到緩和。
減免賦稅、徭役。東漢政權建立初期，為了戰爭需要曾實行什一稅制（即按照十分之一征收）。后來實行軍隊屯田，有了減輕人民負擔的條件，于是又恢復了三十稅一制。對于維持簡單再生產有困難的貧民，則由國家免費提供種子和糧食。
精兵簡政。西漢實行征兵制，平民擁有服兵役的義務。東漢建立后，常備兵制度遭到動搖。建武七年（公元31年），漢政府“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又廢除地方上每年舉行的軍事演習“都試”。這雖然是劉秀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地方武裝割據的政治軍事措施，但在客觀上也減輕人民的兵役負擔。
文化方面
收集典籍、征召名士。新朝末年，禮樂分崩，內籍文書殘缺。劉秀本就愛好經術，未即帝位時就訪求儒雅之士，采集殘缺的典文，修補遺漏，收羅散文。即位后更是下旨于天下間廣搜典籍。此前，四方學士多懷抱圖書，遁逃山林。自此而后，鴻生大儒都攜帶書籍，齊集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流，也相繼而來。遷還洛陽市時，其經牒秘書，載乘2000余輛，藏書于“石室”“蘭臺”“仁壽閣”“東觀”等多處，規模和數量超過了西漢。數十年間，朝廷各藏書閣，舊典新籍，疊積盈宇，汗牛充棟。
復興儒學，發展文化。劉秀繼承了西漢獨尊儒術的傳統，設立《五經》博士，隸屬于太常的共有十四博士。建武五年（公元29年），又下令修建太學，重新恢復學校教育。劉秀還親自參加學術活動屢屢召集公卿、郎和將領們議論經典理義，半夜才睡。光武帝對儒學的倡導，使東漢初期朝野上下講經詰義蔚然成風。光武巡幸魯地時，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來又封孔子后裔孔志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別是對儒家今文學派制造的讖緯迷信更是崇拜備至。早在東漢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孫述等人利用讖書作為其承受天命的依據，指使他過去的同學強華偽造了一個叫做“赤伏符”的讖語：“光武帝發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表示他繼承了西漢的火德，是“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的真命天子。
頒布讖緯。光武帝劉秀深知儒學是封建統治重要的精神武器，特別提倡儒家經學，并把讖緯神學與之緊密結合起來，使之帶上神秘色彩，而更具有欺騙性。但它自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誰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釋。劉秀奪取政權也利用讖緯制造輿論，得天下后，極力宣揚讖緯，要求臣僚信奉。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劉秀“宣布圖讖于天下”，命令全國都要信奉讖緯，使讖緯獲得了法典的意義，以此達到強化思想統治的目的。
民族方面
劉秀稱帝后以不同的手段著手解決邊疆民族問題。東漢朝廷迫于形勢，最初以防守姿態應對匈奴。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發生內亂，東漢朝廷立即接受了南匈奴攣鞮稽侯狦的歸附請求，次年將其安置在西河郡美稷縣（今內蒙古準格爾旗納川流域）。此后，匈奴勢力大大衰落，解除了匈奴對于東漢北部邊疆的威脅。
在西部，東漢政府曾派遣來歙、馬援等將領多次出擊西羌，最終平定河西地區“羌患”。在東北方向則采取羈政策，在上谷郡（轄境相當今河北張家口市、小五臺山以東，赤城縣、北京市延慶區以西，內長城和昌平區以北地）設置護羌校尉，控制烏桓等族，以牽制匈奴勢力。在西南地區，東漢則突破西漢時期的邊界，將西南夷納入統治秩序之中。
西域是西漢時期中原王朝和匈奴爭奪的重要區域。漢宣、元兩帝時期，西漢通過設置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掌控了西域的局勢。隨著王莽時代的混亂，西域也逐步脫離了中原控制。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西域莎車國和樓蘭向東漢朝貢，此后又有西域國家要求東漢政府設置都護。
總的來說，經歷了新朝末年的大規模戰亂，劉秀將經營重點放在了中央集權的鞏固和經濟發展恢復方面。在“柔道”思想的指導下，針對不同的少數族，因時因地制宜，施行了一系列政策與措施，基本緩和了因民族問題而引起的統治危機。漢光武帝的邊防政策基本上維護了東漢政權邊境安全與社會穩定，成為“光武中興”的重要原因，但也因其偏于保守而造成了一些消極影響。
軍事方面
東漢建立后，為維護統治基礎，劉秀自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建武十二年（36年）征戰四方，削平關東、渭河平原、隴右、蜀中等地的割據勢力，最終完成全國統一大業。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四月，劉秀派遣虎牙大將軍蓋延進攻梁王劉永，攻占睢陽后，劉永出逃。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劉永將張步封為齊王，董憲封為海西王，并再次乘虛占據睢陽區。劉秀派遣大司馬吳漢會同蓋延再次攻占睢陽，城破后，劉永被部下殺死。建武六年（公元30年）二月，吳漢攻克朐城，俘獲劉永舊部董憲、龐萌。至此，劉永的勢力被完全消滅，關東地區的割據勢力基本被平定。
掃平關東的同時與劉秀持續戰斗10余年的農民起義軍也被鎮壓。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二月，赤眉軍二十萬人出關，劉秀派遣侯進屯新安縣（今澠池縣東），耿弇屯宜陽縣（今河南省宜陽縣西），同時，鄧禹、馮異等人又在赤眉軍進軍途中不斷襲擾。建武三年（27年）正月，光武以鄧禹屢戰敗績，乃命偏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代鄧禹總統諸軍；又命鄧禹率軍與馮異會合，在崤山山脈（今澠池以南）一帶布防，狙擊赤眉軍。崤底（今澠池西南）之役，赤眉軍大敗，損失八萬余人，最終赤眉軍首領樊崇等10余萬人投降，渭河平原基本平定。
劉秀開始將注意力放到關西地區。建武八年（公元32年）閏四月，劉秀親自領兵前往關中，與吳漢等會合，共同進攻隗囂。大軍將隗囂圍困于西州城。十一月，公孫述出兵救援隗囂，漢軍潰敗。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隗囂病死，隗囂之子隗純繼立。建武十年（公元34年）十月，來歙、蓋延、耿弇等人攻克隗純等盤踞的落門（今甘谷縣西），隗純投降，隴西縣勢力被平定。
隗囂滅亡之后，新朝時期的郡守公孫述受到劉秀東漢政權的南北包圍。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劉秀派遣吳漢與岑彭等人率兵進攻公孫述，因主將岑彭被刺殺，征討未果。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春，接替岑彭的吳漢攻克廣都（今四川省雙流區東南中和鎮），威脅公孫述的首都成都市。同時，臧宮也率領降兵五萬，一路攻破綿竹（今四川省綿竹東南）、綿陽市（今四川省綿陽東）、繁（今四川省彭縣）、郫都區（今四川省郫縣），與吳漢在成都附近會合。十一月，公孫述親自出兵進攻吳漢。漢軍反擊，公孫述受傷，當夜死亡。次日，成都投降，巴蜀平定。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最后一個割據政權盧芳知劉秀已經攻滅公孫述，自認為不能與劉秀相抗衡，于是逃亡匈奴。光武帝根據形勢，制定了由近及遠、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至此，東漢基本實現了全國統一的局面，為長久民生發展奠定基礎。
影響
光武中興締造了隨后持續近兩百年的東漢王朝。經過新朝末年的戰爭洗禮，東漢很明顯吸收了前代王朝的有益統治經驗，如退功臣而進文吏、政歸臺閣以及行政制度的種種改變。這說明，盡管東漢王朝繼承了西漢政權的大部分制度，但它仍要比西漢更加完備，在國家機器上更加嚴密、有力。
政治方面
實現了國家統一。從公元25年開始，劉秀在農民戰爭中稱帝。此后就連年作戰，鎮壓農民軍，掃除割據勢力，經過十余年的戰爭，終于將足以與東漢政權對抗的軍事集團和割據勢力一一消滅。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重新被建立起來。
皇權加強。尚書臺設置以后，由于尚書品級低，易于控制。這種尚書臺制度在東漢時期起到了加強皇權，削弱相權的作用。然而，皇權強固和相權微弱，在東漢后期皇朝衰敗的條件下，卻導致外戚宦官挾主專權。
地方行政區劃演化。地方政權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州的地位由監察區域逐漸變為具有郡以上一級地方政權性質的地方行政區域。到東漢末年才算完成。這樣，州由監察區逐漸轉變為行政區，地方行政區劃由秦漢的郡縣二級制，開始進入州、郡、縣三級制。
經濟方面
緩和了經濟矛盾，推進了經濟恢復發展。東漢初期的度田事件，不論成功與否，都在客觀上對當時的經濟恢復發展起到了正面作用。度田、檢籍所帶來的直接好處有三：戶口增加，在光武統治的三十余年，戶與口的數量增長接近一倍；豪強地主有所收斂甚至官吏也不敢無限制擴大私有土地；官吏廉潔勤政成風。這些良好的政治局面和社會經濟狀況匯集成了光武中興之世，也為明、章、和諸帝統治時期的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豪強兼并的趨勢并未完全抑制。通過度田令，東漢政府確實有效地整頓了社會秩序，強化了國家對人口土地的控制，有效地穩定了東漢初年的政局。但是，豪強地主階層仍然是東漢政權的階級基礎，東漢時代豪強地主的田莊仍舊迅速增加和擴大，田莊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也愈來愈大。從結果上來說，這加速了東漢莊園經濟的發展趨勢，也造成了大量的自耕農破產。
文化方面
學術發達。劉秀對經學的重視推動了東漢一代學術的繁榮發展，經學在東漢學術中占據了首要地位。東漢初年，經學發展正處在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兩者之間的斗爭階段 。西漢末年今文經學逐漸腐朽，王莽隨之提倡古文經作為托古改制理論依據。建武四年（公元28年），云臺會議之上，劉秀親臨，主持了博士范升與陳元的辯論。古文經學雖然仍未能取得官方地位，但之后古文經的熱潮高漲，兩派紛爭也更加激烈。到漢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隨著白虎觀會議召開，古文經學逐漸壓倒今文經學，經學也逐步走向統一。
教育發達。東漢一代除了官學以外，私家講學之風頗盛。雖所講者不外儒家經典，但從學者眾多，規模龐大。官辦的太學，設立五經十四博士，講的基本上是今文經，但對古文經并不排斥。在野講學之士，大都講古文經，或是貫通今古自成體系。
事件評價
劉秀所開創的光武中興局面是古代“中興”觀的典型案例，受到歷代學人的稱贊。南宋詩人陳亮稱贊“自古中興之盛，無過于光武”。明代王夫之認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獨焉”。
學者高敏認為光武帝劉秀實行的“度田”“檢籍”與打擊不法地方官等政策，由此出現了戶口增加、生產發展、豪強收斂和清廉勤政成風的政治局面與社會經濟狀況，于是就匯集成了光武中興之世，這為明、章、和諸帝統治時期的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莫定了基礎。
如何理解中興。李永田認為，東漢皇帝把自己的王朝說成是西漢的延續，主要目的是在于為穩固自己的統治而制造“龍種”的神話；后來的封建史家將東漢王朝說成是西漢王朝的延續，主要因為他們只看到了事物外部的聯系，把事物的現象當作本質。今天我們并沒有必要把由來已久的“光武中興”之稱改為“光武之治”這樣比較科學的名詞。然而，在研究這段歷史時，一定要拋棄封建史家設置的羈絆，將它與秦末農民大起義之后的西漢、隋末農民大起義之后的唐朝、元末農民大起義之后的明朝等量齊觀。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