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本名查良鏞[yōng]，浙江省海寧市人，祖籍江西省婺源縣浙源鄉鳳山村。現代武俠小說作家、新聞家、企業家、政治評論家、社會活動家。被譽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與古龍、梁羽生、溫瑞安并稱為“中國武俠小說四大宗師”。
金庸出生于著名的浙江海寧查氏家族，讀初三時就與同學編寫過《獻給投考初中者》，但因經常諷刺、投訴校方，讀初中時就曾被校方開除，1944年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因對校內學生黨員行為不滿而向校方投訴，反被退學。1946年秋，進入上海市《大公報》任國際電訊翻譯。1948年，畢業于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并被調往《大公報》香港特別行政區分社，從此移居香港，撰寫了大量文藝專欄、影評和劇本。1955年開始以“金庸”為筆名撰寫武俠小說。1959年創辦《明報》，發表大量高質量的社論，使《明報》發展成為香港有名的深圳報業集團。1972年金庸宣布封筆，退出俠壇，之后除系統修訂以往武俠小說外，還多次前往大陸與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人會談。1985年起，歷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之一，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金庸社會影響力極高，其武俠小說最初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現已被文學研究界高度認可，學界甚至提出了“金庸學”的說法。2018年10月30日逝世于中國香港，享年94歲。
人物生平
家學淵源
金庸原名查良鏞，于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海寧市袁花鎮著名的查氏家族。查氏是當地有名的大族，查家在清代“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歷史上出過著名文人查繼佐、查慎行、查嗣庭等。其祖父查文清曾任丹陽同知，“丹陽教案”發生時因放走了為首燒教堂的兩人，被革職回家，其愛國精神對金庸有很大影響。其父查樞卿畢業于震旦大學，繼承了家業。其母徐祿也出身于海寧望族，著名詩人徐志摩即其堂侄。還有很多名人都與金庸有親戚關系。金庸自稱“海寧地方小，大家都是親戚，我叫徐志摩、蔣復璁做表哥。陳從周是我的親戚，我比他高一輩，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國維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過我的老師。”家族文化傳統和長輩的教導，為金庸提供了良好的少年教育。金庸從小就愛讀《荒江女俠》等武俠小說，其他中外小說也有廣泛涉獵。
流亡求學
1937年（另一說1936年），從袁花龍山學堂（今袁花鎮中心小學）畢業；同年，考入嘉興中學（今嘉興一中），離開家鄉海寧。1938年，日軍攻到浙江，嘉興中學千里南遷至麗水，進入省立聯合中學初中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查氏家族產業幾乎都被燒光，母親、弟弟也先后去世。金庸來到尚未淪陷的碧湖，就讀于新成立的浙江省立聯合初中。讀初三時，他與幾位同學合編了小升初參考書《獻給投考初中者》，行銷到福建省、江西省、安徽等地，是金庸第一次出版的書籍，在商業上大獲成功。
1940年，在浙江聯高就讀的金庸，由于在壁報上寫諷刺訓導主任投降主義的文章《阿麗絲漫游記》，被其開除，經校長張印通介紹轉學去了衢州中學就讀，繼續發揮文學才能，在《東南日報》“筆壘”副刊發表了多篇文章，因筆鋒犀利得到關注，但在學校仍被列為“過激學生”。
高中畢業后，金庸步行前往重慶市求學。先考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但因缺乏路費放棄，最后選擇不收費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但很快又因不能接受中國國民黨訓育管制，于1944年被退學。
退學后，金庸先在中央圖書館掛職，閱讀大量書籍，又到湘西農場工作了兩年。1946年夏天在陳向平的推薦下進入《東南日報》社，負責翻譯外國電臺、報紙的新聞，兼做記者、編專欄。而盡管在東南日報社的工作干得得心應手，年輕的金庸認為當外交官能更直接地實現他的報國愿望，于1947年10月6日向報社提出了辭呈。
移居香港
1947年10月底，金庸到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就讀，同時兼任《大公報》翻譯和《時與潮》半月刊的編輯工作，1948年被調往香港，支持新創立的《大公報》香港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金庸一度受梅汝璈邀請前往北京，考慮在外交部工作，最后還是重回《大公報》做國際電訊翻譯和編輯，從此定居香港。
1952年調入《新晚報》編輯副刊，并寫出《絕代佳人》《蘭花花》等電影劇本。
1955年，與梁羽生（梁羽生）、陳凡（百劍堂主）在《大公報》開設《三劍樓隨筆》，三人均因撰寫武俠小說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頗有名氣，本專欄則是三人輪流執筆，"用另一種筆法撰寫散文隨筆"。
金庸還同時編寫了大量電影劇本，其中由夏夢主演的電影《絕代佳人》1957年獲得文化部優秀影片榮譽獎。離職《大公報》后，他一度在長城電影公司供職，擔任電影編劇。
武俠創作
香港左派新聞人為促進銷量，考慮推進武俠小說，并由此吸引讀者，1954年先由陳文統在《新晚報》發表《龍虎斗京華》，署筆名梁羽生，標志著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
1955年，因梁羽生《草莽龍蛇傳》連載完成，《新晚報》要求金庸撰寫武俠小說。首次使用筆名“金庸”連載了《書劍恩仇錄》。“金庸”即將本名查良鏞的“鏞”字拆開。連載大獲成功，使金庸繼續投身武俠小說創作中。到1972年金庸封筆時，已完成了十五部武俠小說，即金庸以所創作的小說名稱首字聯成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對應的作品，以及短篇小說《越女劍》。“金庸”這一筆名的影響力反而超過了本名。
封筆之后，金庸開始系統修改自己的武俠小說作品，每次印行也有單獨修訂。第一次系統修訂完成于1980年，由臺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于1980年9月推出，1994年正式授權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簡體字本，故多稱“三聯版”。2002年開始，金庸宣布繼續修訂武俠小說，2008年由廣州出版社出版，一般簡稱“新修版”。當時為金庸小說博得社會聲譽的是“連載版”，得到大陸學者、讀者廣泛關注、閱讀、研究的是“三聯版”。“新修版”作為金庸的晚年定稿，究竟能否取代“三聯版”，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新聞事業
金庸“認同胡政之時代《大公報》的文人論政作風”，力求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論政思想。1959年5月20日，金庸創立的《明報》正式發刊，以“公正、善良、活潑、美麗”為信條。創刊初期以金庸連載武俠小說作為主要賣點，目標讀者為普通市民，但因社評質量較高，逐漸得到文化界廣泛認可，逐漸從娛樂小報成長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足輕重的報業集團。
1962年以來，《明報》“因‘凸現了人道主義和個性’而貼近讀者”，日發行量突破4萬份，逐漸成為香港有影響力的大報。1963年，金庸成為國際新聞協會（IPI）會員，多次應邀參加世界級別的報人座談會，參觀世界大報。除《明報》每日發行外，金庸還創辦了《明報月刊》（1966）、《華人夜報》（1967）、《明報周刊》（1968）、《明報晚報》（1969）等報刊，并入股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創辦《新明日報》（1967）。1976年，《明報》搬入十層高的明報大廈。在《明報》任職或專欄供稿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文化名家有胡菊人、董橋、三蘇、倪匡、亦舒、潘粵生等。1989年《明報》創刊三十周年紀念時，金庸宣布不再擔任《明報》社長。1991年改組《明報》，1993年出售個人所持全部《明報》股份并辭去名譽主席職位，從此完全退出。
晚年活動
金庸與大陸、臺灣政要往來密切，支持兩岸和平統一與香港回歸中國，“畢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親眼看到兩岸統一”。
1981年7月18日，金庸前往北京，得到鄧小平接見，兩人對中國政策及未來發展的問題展開了坦誠的長談，此后又多次與中央領導人見面。
1984年9月26日，中、英雙方在北京草簽了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前途的《聯合聲明》。金庸1985年起，歷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之一，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為香港回歸及回歸后的發展前途做出了貢獻。1988年，他與查濟民提出了“政制協調方案”（又稱“雙查方案”、主流方案）。
晚年金庸還悉心研究中國歷史。1999-2004年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并在歷史系獲得博士生導師資格。2005年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2010年，金庸以86歲高齡完成博士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的答辯，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人物成就
武俠文學
武俠小說作為特殊的類型小說、通俗小說，此前不受重視。將文人情懷、愛國熱情、古典文化寄托在小說創作中，是金庸小說的典型特色。1957年開始連載的《射雕英雄傳》標志著金庸小說的第一個藝術高峰，倪匡評價說“若是有看小說的人不看《射雕英雄傳》的，簡直是笑話”。
金庸中期作品逐漸在人性、歷史深度展開挖掘，《倚天屠龍記》開始的武俠小說逐漸擺脫簡單的正邪兩分法，避免臉譜化人物，塑造了一批性格豐滿的小說人物形象。1963年開始連載的《天龍八部》代表著金庸小說的又一高峰，此書在結構的復雜性上遠超此前作品，將佛教哲理與對武林霸權、愛情、仇恨等問題的反思結合起來，達到“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深度，主角蕭峰的自殺則將小說的悲劇色彩推向高潮。
金庸后期作品如《笑傲江湖》《鹿鼎記》則進一步反思政治、權力問題，其封筆之作《鹿鼎記》作為一部“反傳統武俠小說”，寫法與此前不同，“轉向對宏大敘事與俠的消解。”
金庸小說大量使用了“偷意”的手法，即廣泛借鑒古今中外小說、戲劇、電影作品的優長，但寫作時加以化用，不著痕跡，因此格外引人入勝。如《雪山飛狐》的講述方式就受到《天方夜譚》和日本推理小說的啟發，其中有關復仇的情節則來源《基督山伯爵》等西方名著。
新聞事業
金庸一生撰寫社評大約七千余篇，以觀點犀利、善于預測政局著稱，“歷任港督都要讀他的社評，據說美國國務院、臺灣的政要都剪輯他的社評，作為研究和參考。”辦《明報》期間，金庸大量報道內地消息，促進港臺及海外讀者了解大陸新聞，對中國政治變化常有敏銳嗅覺。與《大公報》的多次筆戰，也為《明報》提升了知名度和認可度。
作為新聞人的金庸，成功將《明報》打造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報業集團，也是一位成功的報業家、文化企業家，被稱作是“富有人情味的老板”。金庸的社評及其辦報事業，都具有重要的新聞歷史學意義。
文學史地位
據多位專家學者研究，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檢驗，金庸武俠小說已完成類型文學的經典化進程，在20世紀中國文壇中樹起了一座標志性標桿，其雅俗共賞的人物塑造、故事架構與場景設計，直接、頻繁且廣泛地融入大眾生活。此后的網絡武俠創作，或多或少受到金庸武俠世界觀的影響。金庸小說實現了中國俠文化與傳統主流文化思想的全面融合，為中國傳統小說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新范式，其作品承載著巨大的文化價值，成為中國乃至全球華人社群中不可替代的文化瑰寶。
1994年，北京大學王一川《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選中九位小說大師，將金庸排名第四，在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后，而在老舍、郁達夫、王蒙、張愛玲、賈平凹之前，并評價“他的現代新武俠小說的出現，本身就標志著中國武俠小說在文化境界上的嶄新拓展，并在總體上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也推動了現代中國小說類型的豐富和發展。他在這方面的貢獻獨一無二，第四席位無可懷疑”。1998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召開的“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討會，意味著“金學”開始進入國際漢學界較高層次的視野。有學者認為金庸小說是當代不可繞過的文化現象，未來也必然在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但“經典”仍需長時段的淘洗，突擊提拔是違背文學基本規律的。也有學者認為金庸小說不過是通俗文學，作品具有濃厚的商業色彩，當下有高估其文學水準之嫌，且其小說經過多次修訂，仍有漏洞和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
思想觀念
金庸用武俠小說承載中國傳統文化，并用傳統文化與現代觀念結合的方式，塑造了諸多深入人心的俠客形象，使“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觀念與近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形態契合。金庸小說中的俠客與傳統公案小說大不相同，有學者指出金庸是在傳統章回體的框架中注入了新的價值追求。這也是金庸將通俗文學提升到嚴肅文學水準的表現之一。金庸小說入選大、中學語文課本，證明其價值觀念、文學技巧都得到了更高認可。
“金庸學”的提出
對金庸作品的研究，常簡稱為“金學”，或為避免與研究《金瓶梅》的學問混淆，稱“金庸學”（Jinyonology）。金庸本人對“金學”持謙虛態度，但從學術方法的特殊性看，“金庸學”并非現代意義的學科，但就影響力來說，不管是金庸作品本身還是相關研究均已成為重要的文化學術現象，“‘金庸學’有成‘學’的合理依據，金庸小說業已成為當代的文學典范（或部分學者表述的“經典”），并在文學史上有其立足之地。”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表述。研究金庸小說的版本文字變遷、文化源流熏染，及其廣泛的社會影響，都比一般的作家專人研究更加復雜。以后研究的難點是：如何既凸顯金庸小說和金庸研究的特殊性，又避免局限于金庸作品自身，割裂通俗文學、武俠文學的文化大背景。
世界影響
金庸是一位在全世界華人范圍內都有影響力的小說家。兩岸如鄧小平、蔣經國等都喜讀其作品。《笑傲江湖》連載時，“西貢的中文報、越南語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岳不群。”
金庸小說被譯成英、法、日多種語言。
金庸小說翻譯情況舉要：
金庸的藝術創作、文化傳播、社會活動等貢獻得到廣泛認可，曾獲得世界杰出華人獎（2005）、中國作家協會榮譽副主席（2009）、法國“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勛章”（1992）、“藝術文學高級騎士勛章”（2004） ；英國劍橋大學榮譽院士（1996）、榮譽博士（2005）；日本創價大學榮譽博士（1996）等榮譽。
人物評價
金庸的小說創作、社會活動都與家國情懷密切相關。“畢生堅守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以如之筆，書家國情懷，著作等身，成就非凡。”
金庸善于判斷政局走勢，董橋稱其方法是“推己及人，先從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斷其下一步之舉措，一定不會離題太遠。”李敖則從負面角度批評金庸有“偽善”的一面。
主要作品
武俠小說類
代表性評論與文史文章
影視作品
電影
電視劇
參考資料
個人生活
婚姻
金庸一生結過3次婚，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1947年在杭州市相識。金庸拜訪同事的朋友杜冶秋時，邂逅了時年17歲的杜家小姐杜冶芬，后雙兒墜入愛河。1948年金庸南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前夕，匆忙趕到杭州正式求婚。后來杜冶芬也去了香港，金庸忙于工作沒時間陪她，她寂寞無聊，過得不愉快。最后她回了內地，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是新聞記者，他們于1956年5月1日結婚。金庸草創《明報》，備嘗艱辛，朱玫與他患難與共，還曾變賣首飾支撐《明報》。等到事業成功，婚姻卻出現裂痕。金庸與朱玫共生育二子二女。
金庸的第三任妻子叫林樂怡，她認識金庸時才16歲，比金庸小20多歲。
參考資料 >
金庸檔案.鳳凰網文化.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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