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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楚帛書，又稱楚繒書、子彈庫帛書，是戰國時期的文物，于1942年在長沙子彈庫戰國木槨[guǒ]墓出土，后流失海外，經歷多次流轉，現存于弗瑞爾博物館（第一卷）和中國國家文物局（第二、三卷）。

1942年，湖南省長沙子彈庫楚墓遭非法盜掘，楚帛書出土后落在蔡季襄的手中。在抗戰期間，它被美國人柯強騙取。1946年，該帛書被帶至美國，起初存放于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之后又輾轉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964年，柯強將其變賣，后被蔡季襄的老友戴福保替收藏家賽克勒買下，楚帛書《四時令》因此成為賽克勒的藏品。2024年6月20日，芝加哥大學夏德安教授在青島市向中國文物主管部門移交了子彈庫楚帛書盒蓋，該盒蓋曾用于盛裝帛書第二、三卷，附有福格博物館借存標簽，證實自1946年起文物已借存于該館，成為帛書在美國流轉的關鍵證據。9月10日，《帛書傳奇》節目啟動儀式上，首次公開了柯強檔案中關于子彈庫楚帛書流失美國的信件，這是繼盒蓋之后的又一重要物證。當地時間5月16日，國家文物局在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接收美國史密森尼學會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返還的子彈庫帛書二、三卷。5月18日，子彈庫帛書第二、三卷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楚帛書是書寫在絲織品上的字與圖畫，是戰國時代楚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品。同時，楚帛書又被稱作“中國最古老彩畫”。楚帛書全篇共900多字，分為甲、乙、丙三篇。甲篇強調“敬天順時”，乙篇講述神話并與甲篇互為表里，丙篇是邊文12章，每章代表一個月份，略述該月宜忌。四字一句，使用戰國流行的楚文字，軟鋒毛筆蘸墨書寫。其尺寸為38.5×46.2厘米，東、南、西、北四邊環繞著繪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的彩色神像，并附有“題記”，楚帛書中心是書寫方向互相顛倒的兩段文字，一段十三行，一段八行，分為甲、乙編。圖和文字緊密結合、無法分開。?

基本情況

楚帛書，又稱楚繒書、子彈庫帛書。楚帛書尺寸為47×38.7厘米。全篇共900多字，分甲、乙、丙三篇。甲、乙兩篇在帛書中間，互相顛倒，只有文字，沒有圖。一般把長篇叫甲篇，短篇叫乙篇。丙篇在外，附有兩套圖。一套是彩繪的十二月神圖，十二月神居四邊，每邊三個；一套是四木圖，四木居四隅，用不同顏色繪成：春為青木，夏為秋楓，秋為白木，冬為黑木。圖和文字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無法分開。?

甲篇

乙篇

丙篇

出土挖掘

盜墓者說

1942年盜掘此墓的主要有4人：任全生、漆孝忠、李光遠、胡德興。任全生等人說，當年盜掘此墓，所見文物皆出于頭箱和邊箱。頭箱內的文物包括：蘆葦席（長約40厘米、寬約20厘米）；木寓龍（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提到此器，未附器形，未記尺寸。“木寓龍”是蔡氏比附文獻而定名）；竹笥，內盛未經燒制由青膏泥制作的泥金版數百塊；繒書（這里所謂的繒書，或稱“帛書”。

蔡季襄說

蔡季襄是楚帛書最初的收藏者。楚帛書是1942年出土，他買楚帛書是在他從上海市返回長沙市之后，即1943年冬，時隔一年之久。（1974年蔡氏所撰《關于楚帛書流入美國經過的有關資料》說：“我是1942年三四月由上海回到長沙。”但據湖南博物院藏蔡季襄檔案，蔡氏是1943年冬才回到長沙）他的消息不外兩個來源：一是任全生等人；二是唐鑒泉。并非親歷親見。他的《晚周繒書考證》也主要是講他自己的藏品，并非全部文物，但他的說法，距出土時間不遠，仍有一定參考價值。?蔡氏提到的出土物包括：繒書（分兩種，完帛和其他殘帛，破損嚴重，難以復原）；陶器；陶制金版（即“盜墓者說”提到的“泥金版”）；書笈（隨楚帛書一同流美，現藏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漆盤（蔡氏舊藏，1950年售于戴福保，流失海外）；銅劍（蔡氏舊藏，下落不明）；劍鞞（蔡氏舊藏，下落不明）；劍櫝（蔡氏舊藏，下落不明）；木寓龍。?

商承祚說

商承祚是《長沙古物聞見記》的作者，與長沙古董業中人來往密切，并收藏過楚帛書的13個殘片。墓中出土物包括：完帛；殘帛（商氏說：“1942年冬，于重慶接長沙市唐鑒泉來信，以帛書求售，我乃托友人沈筠蒼前往了解情況。復信說：‘唐裁縫出視之時，是在白紙之外再用報紙將之松松卷起，大塊的不多，小塊的累累，將來拼復原樣恐不可能。’我正與唐反復議價之時，蔡季襄回長沙，遂為所得。”）；竹匣，即蔡氏所說“書笈”；方形絲綢；三腳龍，即蔡氏所謂“木寓龍”；冥幣泥版，即上引“盜墓者說”提到的“泥金版”；漆盤；漆耳杯；銅劍；銅戈；木俑；陶器。

巴納說

巴納說他所知消息是據某個住在海外的當事者回憶。盜掘時間是1934年，地點是在長沙市。參與盜掘者有9至10人。墓葬結構：由4層棺槨構成。器物出于外棺和內槨之間的空間，他討論的楚帛書只是其中一件，還有帛書留在這摞木板間。（此說與以上各家說都不一樣，與發掘簡報也不符。1993年2月16日，李零曾寫信問巴納，簡報發表后，他是否仍堅持舊說。3月7日，他復信說，他仍堅持舊說）

工藝技法

楚帛書墨跡是楚系文字的手書墨跡形式，楚帛書誕生于漢字急劇變革時期，故而其書法與文字變革有著緊密聯系。雖然楚帛書書體與其時流行的楚簡墨跡一樣，同屬于手書墨跡，但楚帛書書寫相對工穩，線條富于彈性，可視為手書墨跡中的正體。楚帛書的線形大致一致，基本上保持著粗細均一的曲線形質，結構上也保持著楚系文字常有的特點，其圓轉和方折的線條有機結合，在寬扁的形體結構中渾成協調，與同期楚簡墨跡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用筆、用鋒上看，楚帛書筆法圓潤婉勁，直有波折，曲有挑勢，于曲直變化中顯示其秀美，在點畫頓挫中展現其清韻，充分體現了書手將實用文字藝術化的著意追求。楚帛書用筆輕松、自然活脫，落筆或側鋒取勢，或藏鋒按頓，其藏鋒抽穎或側鋒抽穎的用筆方法呈現了楚帛書墨跡獨有的用筆特色。

楚帛書字勢略向左傾斜，行筆有明顯的開張隸勢，豎畫略帶幾分側意，從而產生了富有彈性的流暢而活潑的筆勢。楚簡墨跡用筆一般順勢而過，出鋒峻銳，雖然流暢恣肆，但尖鋒刻露，少了幾分含蓄雋永；楚帛書墨跡用筆簡捷，行筆弧形滑動，線條趨于勻凈，具有楚簡墨跡線條難覓的墨韻與意趣。總體而言，楚簡墨跡用筆偏于放，而楚帛書墨跡偏于斂。

從結字構形上看，比之同時期銘文，楚帛書墨跡體式簡略，形態橫扁，許多偏旁進一步趨簡，甚至是臆造，這就從整體上消解了大篆詰曲回屈的弧線，拉開了與金文大篆的距離，而與手書簡牘墨跡趨近。如楚帛書墨跡上的“陽”“惟”“自”“之”“西”等字內圓外方，修飭緊密。這種形態既與同時期銅器實用銘文的形體有異，也與同期的銅器原裝飾銘文有別，特別是與《楚王酓章镈鐘銘》等銅器銘文中形體縱長、筆意恣肆的同類字判然有別。為了讓結字構形更加茂密飽滿，楚帛書墨跡注重橫向取勢，行筆開張，盡量求其寬博。楚帛書墨跡的橫畫，不論長短，多兩端下彎，中部弧拱；長豎皆自上而下向左作略彎狀，完全沒有了裝飾大篆直畫牽引繚繞的意態，倒是頗具古隸的筆意；由橫至豎或由豎至橫轉折的筆畫，轉向處多用圓曲，少用方折；組合構件時，筆畫排疊密集，多用連筆映帶之法。楚帛書墨跡的這種別具一格的結字方式，扁平而穩定，均衡而對稱，端莊而整肅，介于篆隸之間，一改傳統大篆的方正或縱長，與后世隸書在形體上趨于接近。這種大篆既含篆骨，又現隸貌，似篆似隸，圓中取扁，結字結形左右相背開張。在春秋戰國以前的書法系統中，這種寬扁形大篆還從未出現過，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寬扁形篆書。楚帛書墨跡的這種橫扁取向被后世漢帛墨跡所接續，成為隸書筆意和結體中很重要的元素，特別是對西漢馬王堆帛書墨跡形態的確立，產生了直接影響。從形體上看，馬王堆帛書墨跡《陰陽五行·甲篇》產生于秦漢之際，形體正是沿著楚帛書向前進一步演變的結果。它直接以楚帛書的扁形為衣缽，消解了詰曲回轉的弧線，深入臆造偏旁，混合異形，分化形體，推動帛篆進一步向帛隸靠攏。因此，在楚帛書墨跡中，隸變之勢已不可阻擋。

從章法和形制上看，楚帛書墨跡堪稱千古奇絕的書畫作品。它形制新穎，書畫合璧，章法奇特，標新立異，其獨特之處在中國古代書法寶典中絕無僅有。看楚帛書墨跡的章法，通篇布局疏密有致，落落大方，其分行布白盡管注意到了行距的相對規整，行距略大于字距，但與彼時作為正體的金文和作為草體的楚簡墨跡相比，其章法布局還是顯得有些特立獨行。

從書風上看，楚帛書墨跡書風平和簡凈、秀潤遒媚，與書手精熟的用筆技巧和平和閑適的心態有著密切關系。書手工穩的書寫，直接影響到它的風格和美感。楚帛書墨跡以其簡篆的明麗活潑形象，在中國書法史上寫下了獨特一頁。帛書墨跡筆畫具有彈性，起筆側入輕頓，中間或偏前部分略粗，充分表現了毛筆的書寫特色。這與金文隨形輕重和因接搭而凝結的筆畫形態不同，已由遲重變為流美，筆畫和體式也較金文更為簡略。此外，楚帛書墨跡還是—件幽默而生趣、浪漫而抒情的書法作品，在中國書法藝術的長河里放射著奪目的光芒。一方面我們看到了書手自由奔放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使我們在森嚴法則的規范之下，看到了一種無法被泯滅和扼殺的創作激情和想象力。

流傳收藏

1946年，蔡季襄攜帶帛書往上海市，被美國人柯克思以用紅外線攝影的照相館為帛書拍照，騙至美國。蔡季襄多次索要無果，楚帛書最終流失到美國。同年7月，舒爾特斯從上海回美國，受柯強委托，把子彈庫帛書帶走，同年8月6日交給史克曼，寄存于史克曼任館長的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1946年9月16日至1949年，楚帛書的殘片曾被放在一個紙盒中，送抵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1949年8月12日，福格博物館再次為楚帛書辦理借存手續。1949年秋，柯強把楚帛書中的完帛和他的一批文物借存于大都會博物館。其他殘片和書笈仍然借存于福格博物館，直到1969年6月13日。?1964年4月10日，楚帛書完帛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存期已滿，柯強將其取出，售于紐約古董商戴福保。?

1966年，美國著名醫學博士、收藏家賽克勒（Arthur M.Sackler）花費巨資將這件楚帛書收購，賽克勒將楚帛書收藏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這件楚帛書，成為 " 鎮庫之寶 "。后來，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史密森尼研究所在華盛頓特區的弗利爾美術館東側增設賽克勒美術博物館，這件楚帛書遂被收藏在此館。1971年，賽克勒醫生請巴納博士研究楚帛書。?1972年，巴納博士據大都會博物館的紅外線照片，出版《楚帛書釋讀、翻譯和歷史考證前的科學鑒定》。1992年6月12日，柯強將他手中的楚帛書殘片和書笈匿名捐獻給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1993年1月至5月，李零應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亞洲部主任蘇芳淑博士邀請，前往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與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合作，揭剝楚帛書殘片，研究這批殘片，并在美國調查。

2000年10月20日至22日，李零去普林斯頓大學參加“古代中國的文獻和禮儀”會議。21日，與會的27位國際學者聯名致函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館長畢齊（Dr. Milo C. Beach），呼吁重啟楚帛書殘片的揭剝。?2001年9月1日至7日，李零、白榮金應弗利爾美術館實驗室主任賈寶（Dr. Paul ?Jett）邀請，前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紡織品保護專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研究進一步揭剝。2007年10月21日至26日，李零和芝加哥大學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去華盛頓目驗揭剝封存的楚帛書殘片。2009年6月1日至7日，李零與夏德安教授在長沙市考察。?2010年，李零開始撰寫《子彈庫帛書》。2013年5月18日至6月10日，李零訪美，在芝加哥閱讀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柯強檔案。2017年7月，李零《子彈庫帛書》出版。

2024年6月20日，帛書研究專家、美國芝加哥大學夏德安教授受委托，在青島市向中國文物主管部門移交了曾經用于盛裝子彈庫楚帛書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盒蓋。這個盒蓋帶有福格博物館借存標簽等信息，原由芝加哥大學圖書館保存，能夠證明盒中文物自1946年9月16日起已借存于福格博物館，是帛書在美國流轉證據鏈的重要一環。同年9月10日，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大型文化節目《帛書傳奇》啟動儀式上，首次披露了子彈庫楚帛書流失到美國的重要物證之一，現存于美國芝加哥大學柯強檔案里的一封信。這是繼2024年6月20日被中國文物主管部門接收的曾經用于盛裝子彈庫楚帛書第二卷、第三卷盒蓋之后的又一重要證據。

2025年4月，有美國教授表示，非常強烈地希望所有的帛書，將迅速歸還到它所屬的中國。當地時間5月16日，國家文物局在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接收美國史密森尼學會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返還的子彈庫帛書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占”。國家文物局表示，會繼續推動子彈庫帛書第一卷“四時令”早日回歸。5月18日凌晨3時55分，子彈庫帛書第二、三卷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在完成文物查驗等相關環節后，子彈庫帛書第二、三卷會被送至國家文物局回歸文物庫房，并于2025年7月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首次面向公眾展出。

相關研究

楚帛書，它揭開了先秦簡帛文獻研究的序幕。由于缺乏實物和清晰的圖版，楚帛書的研究困難重重。商承祚、陳夢家、饒宗頤、李學勤、李零等先生，是戰國文字研究的先驅，也是楚帛書的忠實讀者。曾憲通先生曾說：“幾乎沒有一件中國文物像它這樣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且對它的研究歷久不衰。”自20世紀40年代至今，來自中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學者前赴后繼，對楚帛書展開了持續的研究。

內容研究

《四時》

《四時篇》有三處長方形的分段符號，可知為三章所組成。

首章敘述伏羲的傳說，開頭一句“曰古[黃]熊包犧”，與《尚書·堯典》、《皋陶謨》及史墻盤文例相似。文中講到包犧所出所居及其妻子，說當時“夢夢墨墨”，又與《淮南子·俶真》相合。

包犧“咎（規）天步（地）”,見山陵不通，于是“命山川四海”，進行疏通。他登陟山陵，見四海浩漫，日月出入，四神相代，便推步之以為一歲，也就是四時。

這章未尾記有四神名：青□榦、朱□獸、□黃難、□墨。青、朱、黃、墨分配四時，是五行說的體現。

第二章是炎帝、祝融的傳說。大意說，伏羲之后千余年，因九州不平，山陵傾側，四神即四時的運轉遇到障礙。天遂以青、赤、黃、白、墨五木之精賜予炎帝，炎帝命祝融率領四神，“奠三天”,“奠四級”，恢復了日月的正常運行。四極之說見《淮南子·覽冥》，也見于明人所引《五行傳》。

第三章是共工的傳說。講到共工推步“十日”即甲至癸十干，確定了置閏，制定更為準確的歷法。中間還提及因四時紊亂造成的災異，共工為此又區分了晝夜，將一日夜分為霄（定昏）、朝（晨曉）、晝、夕。

《山海經·海內經》云炎帝之后有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這可能是南方的傳說。

《天象》

《天象篇》從長方形分段符號看，也分作三章。

第一章中心是講彗星。開端說出于某種原因。“月則贏屈，不得其當，春夏秋冬，□有□常，日月星辰，亂逆其行，贏屈逆亂，卉木亡常。……天地作殃，天棓將作傷，降于其□方，山川其喪，有淵其潰，是謂孛。”所謂月的“贏屈”，即《開元占經》引石氏所說“月行盈縮”，包括《漢書·五行志》所述胱（晦而月見西方）和側匿（朔而月見東方），也就是由于歷朔有誤而形成的異象。帛書認為此時天將出現天棓（一種彗星），降災千所當之方，山頹淵潰，這叫做“孛”，即彗星。下面又詳述出彗星之年災變的種種。

第二章繼續敘述側匿和彗星。據說兩者都有神，出自黃泉，出入相伴，作其下兇。人民必須了解避災的方法，惟“天象是則”。

第三章講人民應當敬祀百神，否則帝將降以災禍。

《月忌》

《月忌篇》共十二章，環列帛書四方，各為三章。其第一章”取“位于左下隅，其他按順時針方向分列。每章附一彩繪神象，像側有三個字的題記。

題記第一字是月名，即《爾雅·釋天》的十二月名，下面兩字是神名，依次為：于下、□武、司春、取女、出署、司夏、莫得、□□、司秋、□永、分長、司冬。不難看出，這些神名與四時的流行密切相關。神的形象，以往的描述多不準確，在拙文中已據照片作了修正。此外，帛書四隅還有植物枝葉圖形，分為青、紅、白、黑四色，顯然也與五行方位有關。

《月忌篇》各章開頭也是月名，然后敘述當月宜忌，而以忌為主。所涉及的行事，有出師、侵伐、作大事、會諸侯之類統治者的行為，也有嫁娶、筑室、畜牲等等民生日用事項，這和所謂月令專講君主如何遵照天時而施行政令，是不同的，應該加以區別。

本篇的十二神，在形式上和古代式盤上的十二神頗為相似。式上十二神之名，見《論衡·難歲》，隋朝蕭吉《五行大義》、宋沈括《夢溪筆談》論述尤詳。十二神各在一月，周列四方，帛書和六壬式盤都是如此，很可能有某種關系。

帛書中有炎帝、祝融、共工的傳說，值得重視。《呂氏春秋·孟夏紀》和《禮記·月令》云：“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五行傳》也說：“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炎帝、祝融為南方之神，而羋姓的楚是祝融之后，《呂氏春秋》高誘注以為祝融即楚的先祖吳回。帛書《四時篇》突出炎帝和祝融，證明這卷帛書是楚國人的著作。

思想觀念

楚帛書蘊含的思想觀念，似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是發達的五行說。現存最早論述五行的作品，是《尚書》的《洪范篇》。《洪范》有學者以為晚出，近年已有著作作了駁正。此篇收入儒家所傳《尚書》，說明儒者很早就受有五行說的影響，所以孔伋、孟子都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他們把五行與五常進一步結合起來，已為馬王堆帛書《道德經》甲本卷后佚書《五行》所證實。陰陽數術一派學者對五行說作了廣泛的推闡，這在帛書中表現得很清楚。《四時篇》的五木，《天象篇》的五正，《月忌篇》附圖的四色枝葉，是最明顯的例證。

第二是天人感應說。這在《天象篇》體現得最集中，篇中所論天象與人間災禍的關系，祭祀與神對人禍福的關系，都反映了這種思想。天人間的感應，本來是一切災祥之說的基礎，帛書自然不能例外。我們已指出，《天象篇》在不少地方類于《洪范五行傳》，后者與儒家伏生之學有直接聯系。這種感應說，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達到發展的頂峰。儒家和陰陽家思想的互相浸潤滲透，這是又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是自然規律性的觀念。帛書強調宇宙通過歷日的運轉而變化，這種規律性是固定的；不容違反的，如遭破壞，就會發生自然以至人事的異變。《四時篇》正是以這一觀念為主干，敘述了從伏羲到共工如何推步歷日，如何克服不利規律性運行的障礙。《天象》、《月忌》兩篇，也不同程度體現了規律性的思想。陰陽數術的這種規律性，當然不同于現代科學的規律性，不可避免地夾雜非科學的成份，但其中包含的正確因素，還是應予肯定的。聯想到北宋沈括的名著《夢溪筆談》還把大量科學內容列在《象數》題下，便能理解像楚帛書這樣的早期數術作品還是有值得重視的正確因素。我們說古代的數術是一種“原科學”?,就是出于這一原因。

保護與館藏

楚帛書現存于弗瑞爾博物館。

影響與價值

楚帛書是湖南省流失海外的文物。帛書語詞十分豐富，有時令、職官、人物等專名，如“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風雨、百神、贏絀、四極、黃泉”“伏羲、炎帝、祝融”“臣妾、五正、諸侯”“進退 ”“侵伐”“天柱”“聚眾”等。帛書是戰國文字研究的珍貴文本，推動了早期戰國文字研究。其中，字形為戰國文字工具書所著錄，有些字形僅見于帛書。帛書的文字釋讀是戰國文字發展的一個縮影。經過饒宗頤、李學勤、曾憲通、李零、徐在國等幾代學者的不斷努力，帛書文字釋讀、文本著錄、工具書編纂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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