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國論》是一篇出自《三國志·譙周傳》的文言文傳記。作者是三國時代蜀漢中散大夫譙周，該傳記編寫于公元257年。
該傳記創(chuàng)作時的背景為蜀漢后主延熙二十年(257年)，當時諸葛亮已經(jīng)逝世23年，姜維為了繼承諸葛亮的遺志，連年發(fā)動對曹魏的北伐戰(zhàn)爭，以圖恢復漢室。針對姜維的過度軍事行動，譙周發(fā)表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被視為益州本地人對蜀漢外來統(tǒng)治集團的反抗。然而，這篇文章也遭到了中國正統(tǒng)儒家學者的強烈批評，他們認為這是在為投降主義辯護，喪失了民族氣節(jié)。
作品原文
《三國志·譙周傳》記載：于時軍旅數(shù)出，百姓凋瘁[cuì]，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
因余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并爭于世而為仇敵。因余之國有高賢卿者，問于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國無患者恒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yǎng)民，以少取多；勾踐恤眾，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nǎng]者項強漢弱，相與戰(zhàn)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周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chèn]，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jù)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于是豪強并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后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并據(jù)之勢，故可為周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shù)跌，不如審發(fā)。”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后動，數(shù)合而后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zhàn)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沖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創(chuàng)作背景
《仇國論》的創(chuàng)作背景為三國時期的魏滅蜀之戰(zhàn)，蜀漢后期，姜維成為重要將領，他繼承諸葛亮遺志，持續(xù)伐魏。公元247-262年間，他多次發(fā)動戰(zhàn)爭。公元254年，他趁魏狄道長李簡投降之機出兵，攻占臨洮縣，但因張嶷被殺而撤軍。公元255年，他再次伐魏，被陳泰等擊敗。公元256年，他出祁山與鄧艾交戰(zhàn)失敗。公元257年，他進攻秦川無功而返。公元258年，他進攻陽被鄧艾打敗。姜維的多次伐魏消耗了漢力量，引發(fā)譙周和部分將領的反對。于是中散大夫譙周針對姜維的窮兵黷武寫了一篇《仇國論》。
作品鑒賞
《仇國論》中，譙周舉了兩個虛構的國家“因余”和“肇建”為例子，因余是小國，肇建是大國，兩國世為仇敵，因余國人高賢卿問伏愚子，身為小國在面對大國時該使用什么戰(zhàn)略，伏愚子舉周文王與勾踐為例子，說明與民休養(yǎng)生息，民心安定就可以取得勝利，高賢卿又問：“楚漢戰(zhàn)爭之時，劉邦和項羽約定以鴻溝為界，互不侵犯，當項羽返回時，張良認為如果人民安定下來就不會再想變動，說服劉邦追擊項羽，最后取得了勝利，又怎么一定要用周文王的那套方法呢？現(xiàn)在肇建國內部有缺陷，我們趁機出兵攻擊其邊境，是不是能增加它的麻煩而戰(zhàn)勝他呢？”
伏愚子回答：“商朝與西周的時候，王綱堅固，社會安定，人民習慣于當時的統(tǒng)治階級，要是在那個時候，劉邦怎么可能杖劍鞭馬、奪取天下呢。反觀秦朝末年，天下土崩瓦解，王侯遞嬗，年年月月都改變統(tǒng)治者，老百姓均不知所措，所以豪強并爭，力量強的收獲便大，遲慢的便被吞并。現(xiàn)在我們國家和肇建都已經(jīng)立國很久了，不是秦朝末年動蕩不安的時候，而有多國并立的形勢，所以可以用周文王無為而治的方法，而不可以像劉邦那樣南征北討，如果人民疲勞，國家就會瓦解，俗話說‘與其射出很多箭沒有命中目標，不如謹慎發(fā)箭，不要輕易出擊。’
所以智者不會因為一時小利就轉移目標，而是等到時機許可才一次出動，所以商湯、姬發(fā)能不戰(zhàn)而勝，如果他們一味窮兵黷武，不能審時度勢，則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如果用兵如神，穿越急流，翻越山谷，不用船只便能渡過孟津，就不是我愚子所能做到的事了。
后續(xù)
譙周出臺《仇國論》后，雖然沒有阻止姜維北伐，但譙周本人也沒有遭到任何處分，加上朝中無對應文章對其進行批判，反而升級為光祿大夫。
作者及其作品介紹
作者簡介
譙周（約公元201年-270年）字號為允南，所處朝代是三國時期，籍貫為巴西西充國（今四川西充）人，他是儒學大師和史學家。在譙周去世后兩千年來一直背著罵名。從東晉的孫卓、孫盛，到明初的羅貫中，清代的毛宗崗、王夫之等皆指責譙周賣國，沒有氣節(jié)。特別是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更是把譙周塑造成投降派的典型。而在《三國志·譙周》傳中，作者陳壽用客觀事實，引用兩篇文章和一個奏疏，證明譙周是一個認識歷史潮流，希望國家統(tǒng)一，盡快讓人民安居樂業(yè)的志士。
主要作品
據(jù)《三國志·譙周傳》記載，譙周生前撰寫學術著作多種，計百余篇。尤其歷史學著作，歷兩晉迄于唐宋皆為史家所注目。主要作品有《譙子法訓》《論語注》《五經(jīng)然否論》《古史考》《巴蜀異物志》《后漢記》《蜀本紀》《異物志》《益州志》《三巴志》等百余篇。其中規(guī)模龐大的《后漢記》因為不像曹魏一樣犯忌諱，能較真實地撰寫東漢歷史，成為后來范曄《后漢書》的重要參考資料；《晉書·司馬彪傳》評價說：“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一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jù)正經(jīng)，周于是作《古史考》25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因此，《古史考》早在唐朝就被譽為能與《史記》并行于世的史書。
譙周所著《蜀本紀》《三巴記》《巴蜀異物志》可列為方志著作。《華陽國志·序志》說：“司馬相如、嚴君平、揚雄、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其中：“譙常侍”即是譙周，晉初授散騎常侍，所作《本紀》即《蜀本紀》，屬以記人為主的地方史。《三巴記》則是譙周以巴西人記鄉(xiāng)邦的歷史、地理、沿革、風俗、民情、口碑傳說，保存了未見于正史或他書的資料。蕭統(tǒng)《昭明文選注析》中，左思的《蜀都賦》里，劉逵曾注引譙周《巴蜀異物志》，所引條目與《華陽國志》基本相同，可見常璩在撰寫《華陽國志》時也參考了譙周《巴蜀異物志》。這三部地方志雖已亡佚，但從能見到的文字中，則可發(fā)現(xiàn)所記史料已俱備記人、述地、志物的地方志特征，對后來出現(xiàn)的綜合型地方志有著重大影響。
作品評價
寫《仇國論》的背景是“于時軍旅數(shù)出，百姓雕瘁，周與尚書令陳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正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是時（姜）維數(shù)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胡三省注云：“姜維數(shù)戰(zhàn)亡蜀，卒如譙周之言。”譙周作為蜀漢臣子，盡自己所能極力勸阻皇上愛民勤政，遠離聲樂，平息爭戰(zhàn)，讓百姓修養(yǎng)生息。當一切勸說、進諫都徒勞無功，國力衰竭、蜀人愁苦、大兵壓境的情況下，所有反抗除增加死亡外毫無用處。譙周審時度勢，力排眾議，也不畏被加上投降的罵名，勸劉禪降魏以加速統(tǒng)一進程，減少戰(zhàn)爭災禍，讓人民安居樂業(yè)。無論在當時還是現(xiàn)在來看，是完全符合歷史發(fā)展潮流，也體現(xiàn)出了譙周貴民重生的人本思想。（滎經(jīng)縣人民政府評）
譙周去世后兩千年來一直背著罵名。從東晉的孫卓、孫盛，到明初的羅貫中，清代的毛宗崗、王夫之等皆指責譙周賣國，沒有氣節(jié)。特別是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更是把譙周塑造成投降派的典型。而在《三國志·譙周》傳的《仇國論》文章中；，作者陳壽用客觀事實，引用兩篇文章和一個奏疏，證明譙周是一個認識歷史潮流，希望國家統(tǒng)一，盡快讓人民安居樂業(yè)的志士。（華西都市報評）
參考資料 >
《三國志·譙周傳》.中國哲學書電子計劃.2013-07-22
譙周傳.ChineseTextProject.2024-01-19
譙周與譙氏家族的文化影響 .滎經(jīng)縣人民政府.2024-01-19
譙周背負賣國罵名 陳壽《三國志》為其洗冤.華西新聞.2024-01-19
【讀史】三國歷史上，譙周真的誤國了嗎?.新華網(wǎng).2024-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