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在1937年8月至1946年6月之間，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而建立的合作。
1935年華北事變爆發后，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開始督促國民黨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兵諫蔣介石，要求其抗日。經過各方談判，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37年7月7日，日軍進攻盧溝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將《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中國國民黨。8月中旬，蔣介石被迫同意將陜北地區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往山西抗日前線。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團結御侮的必要，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志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在南方的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新四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中國國民黨軍隊在政治方面多層次合作，同時由于國民黨的反共方針，其曾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但由于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國民黨頑固派采取既聯合又斗爭的策略，兩黨關系始終沒有破裂，統一戰線得到維持，保證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定》，宣布雙方將避免內戰，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1946年6月，中國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
第二次國共合作結束了國家分裂、兩黨對立的局面，推動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通過國共兩黨在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相互配合，打贏中國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合作使國共兩黨從雙方聯系渠道徹底斷絕狀態，轉變為遇事協商的形式，推動了民主進步。同時由于中國共產黨在合作過程中反對分裂，維護統一戰線的舉措，使人民在實踐中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堅強核心。
事件背景
中共政策的轉變
1935年6月，在日本武力脅迫下，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向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發函，承諾駐守河北省的第51軍和第25師撤退出境，史稱《何梅協定》。與此同時，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也被迫與關東軍代表土肥原簽訂《秦土協定》，承諾取消察哈爾省內中國國民黨的機關，撤出駐守察哈爾的第29軍。《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簽訂后，日本實際控制了冀、察兩省，并加緊對華北地區的滲透和掠奪，使華北地區進一步殖民地化。
此時中共中央意識到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已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各方勢力之間的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1935年8月1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員會正式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號召大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事業而奮斗，并主張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統一的抗日聯軍。
1935年10月，日本內閣會議正式通過了《鼓勵華北自主案》，香河縣、安次區、慶云、曲陽縣等數十縣，先后發生了在日本人操縱下的“自治運動”。10月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重申愿同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部隊、任何社會團體、任何抗日反蔣者，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進一步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11月12日，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蔣介石在大會上發表了《對外關系之報告》。《報告》表示，不到最后關頭，決不放棄與日本的和平談判。同時堅持對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敵視態度，堅持反共方針。
1935年11月25日，河北省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通縣發表宣言，宣告冀東停戰區“自治獨立”，冀東大片國土脫離中國政府的統治。與此同時，日本威脅已調任平津衛戍司令的宋哲元，要求華北自治。11月26日，南京國民政府迫于日方壓力，宣布撤銷北平軍分會，任命宋哲元為冀察綏靖主任。而后，日本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冀察二省變相“自治”。
12月9日，北平大中學生數千人向華北最高當局發起大規模請愿行動，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反對所謂的“自治運動”。游行隊伍遭到軍警襲擊，100多人受傷，30多人被捕。次日，北平市全市學生舉行總罷課，得到全國各地學生的廣泛響應和支持，上海市、武漢、南京、廣州市、杭州市、長沙市、重慶市等地學生先后舉行集會和示威游行。
1936年4月，中國共產黨放棄“抗日反蔣”的口號，并發布《為創立全國各黨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以推動中國國民黨政策的改變。5月5日，中國共產黨向南京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即《五·五通電》，將“反蔣抗日”的口號改為“抗日”，號召停止內戰，共同抗日。而后在又接連發出《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央關于蔣抗日的指示》等，提出“聯蔣抗日”、“請蔣抗日”、“逼蔣抗日”的政策。
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40余人為執行委員會，大會制定了抗日救國初步綱領，并發表宣言，建議全國各黨派立即停止軍事沖突，立即派正式代表進行談判，以便制定共同救國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10月26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46位中國工農紅軍領導人聯名致書蔣介石及中國國民黨西北各將領，指出在強敵入境、國難當頭的局勢下，一切談判都將要在抗戰的最高原則之下求解決，督促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36年12月7日上午，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首領張學良至臨潼華清池向蔣介石“苦諫”，力勸其抗日。蔣介石自言決心已定，“剿共”政策不變。12月9日，中共西北特別支部決定在“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紀念日舉行大規模游行示威，推動蔣介石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張學良用電話向蔣介石報告了這一情況，蔣介石下令“格殺勿論”。張學良驅車趕上學生，勸阻學生們停止游行，避免流血事件，并承諾在一個星期內答復同學們的要求。
12月12日凌晨五時，張學良派東北軍包圍華清池，迅速解除了蔣介石衛兵的武裝，找回躲在驪山虎畔石邊的蔣介石，于十時許將其移送到新城大樓。與此同時，第十七路軍首領楊虎城派出部隊接管西郊機場，將陳城、蔣鼎文、朱紹良等10多名國民黨軍政要員拘捕。張學良、楊虎城當日向全國發表通電，提出停止一切內戰，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救國。中國共產黨聞訊后，于16日派周恩來、秦邦憲、葉英組成中共代表團參加西安的談判，爭取事變和平解決。23日，宋子文、宋美齡代表蔣介石，在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正式談判。中共全權代表周恩來參加談判，并會見了蔣介石。蔣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和聯紅抗日等談判協定，和平談判初獲勝利。
1937年2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國共關系和對日關系。會議在對內政策上，確定和平統一，使一切形式的國內戰爭基本上停止。在對待日本的態度上，表示如果讓步超出忍耐之限度則只有發起抗戰。國民黨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粉碎國民黨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國內和平初步實現。此后，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成為可能。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1937年7月7日晚，日軍由中隊長清水節郎率領，在盧溝橋以北舉行夜間演習。深夜11時半許，清水節郎以一名日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城搜查。在遭到中國守軍拒絕后，日軍即包圍宛平街道縣城，炮轟蘆溝橋和宛平縣城。中國駐軍第29軍37師110旅旅長何基洋下令還擊侵略者，堅守陣地。8日，蔣介石接到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報告蘆溝橋事變的電報后，給29軍軍長宋哲元下令固守勿退，發起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當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向全國發出通電，即《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蘆溝橋通電》，指出只有全民族實行團結抗戰，才是唯一出路。9日，中國工農紅軍將領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肖克、左權、徐海東等致電國民政府，表示紅軍即愿改名為國民革命軍，與日軍作戰。當天，中日軍隊達成口頭協議，停止射擊，日軍撤至豐臺區，國軍撤至宛平街道以西，宛平由保安隊接防。7月28日，日軍發10萬兵力再攻北平市、天津市。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官兵堅守陣地，同進犯的日軍展開了肉搏戰，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英勇殉國。29日，日軍攻占北平，30日又攻占天津。
8 月12日，中國國民黨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決定以蔣介石為陸海空軍大元帥，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另設國防參議會，汪精衛為主席。除國民黨成員外，周恩來、林祖涵、秦邦憲、沈鈞儒等為參議員。13日，日軍向上海市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淞滬會戰正式爆發。14日，中國方面密令部隊向上海集中，采取攻勢作戰，國民黨政府正式對日宣戰。
合作歷程
談判醞釀時期
早在淞滬會戰爆發之前，中國共產黨就曾與中國國民黨就雙方合作問題展開過多輪談判。1937年2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與中國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在西安市談判。中共代表團提出，可以接受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紅軍改編后，人數為六七萬，編制為四個師。但國民黨代表提出紅軍人數只準編制兩個師，經過激烈爭議，商定紅軍編制三個師。在討論起草方案過程中，國民黨提出紅軍要縮編至兩萬余人，且要取消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人員，服從國民黨方面的一切命令。中共代表認為這個方案使中共失去獨立性，予以拒絕，西安談判就此結束。
同年3月至4月，周恩來與蔣介石在杭州市再次談判。周恩來提出最好的合作辦法是制定一個“國共綱領”，作為雙方行動的準則。蔣介石要求周恩來起草一個綱領，以便討論。周恩來返回延安市后在擴大會議上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匯報，會議決定起草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綱領。5月至6月，周恩來、林伯渠攜帶中共中央草擬的《關于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又與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張沖在廬山談判。此時蔣介石提出要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將共產黨合并到中國國民黨中，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周恩來拒絕了蔣介石的提議，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此時做出讓步，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要求組織必須有共同綱領，且保持共產黨的組織獨立及政治宣傳的自由。中央將上述意見致電蔣介石，蔣介石表示拒絕。
7月，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和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張沖、邵力子在廬山再次進行談判。中共遞送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表示中日開戰后，宣言即可發表，但合作方式仍要堅持原議，中共代表拒不讓步，這次談判仍無結果。
正式達成合作
8 月中旬，淞滬會戰爆發，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與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康澤在南京再次談判。此次談判上，蔣介石同意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設立總指揮部(后改稱司令部) ，統率三個師，編入抗日戰爭的軍隊戰斗序列，并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8月22日，中國國民黨政府正式發布改編令。協議達成當天，周恩來、朱德即離開南京市返回陜北洛川縣，葉劍英留南京繼續交涉。同一天，中共中央在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同時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1日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隨即開往山西省抗日前線。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了《對中國共產黨宣育的談話》，此時國共雙方都表示了合作抗日的意愿，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全面抗戰初期
八路軍進入山西省后，便與閻錫山、傅作義、衛立煌等中國國民黨將領共同研究作戰配合事宜，進而確定了平型關大捷計劃。9月25日，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消滅日軍千余人，并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和物資。9月29日，毛澤東發表《國共合作成立之后的迫切任務》，要求中國國民黨改變政治制度和軍隊制度。此后，中國共產黨派出李克農、錢之光、李濤、邊章五、廖似光等大批干部到武漢市參加工作，并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南京市、太原市、西安市、蘭州市、新疆、武漢、桂林市、重慶市等地先后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代表中共開展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與此同時，位于湘、贛、閩、粵、浙、鄂、豫、皖八省邊界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于10月2日改編為新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共一萬余人。
平型關大捷后，日軍集結兵力進犯閻錫山、衛立煌等中國國民黨部隊。中國共產黨派出周恩來攜帶電臺隨閻錫山行動，以便協調八路軍與國民黨軍隊的作戰。雙方商議，參加忻口戰役的國共部隊統一部署，編為右、中、左及預備等4個集團軍。右集團軍由朱德指揮，中央集團軍由衛立煌指揮，左集團軍由楊愛源，總預備軍由傅作義指揮。忻口戰役打響后，國民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四集團軍擔任正面防御，朱德指揮第18集團軍主力在日軍背后和側翼開展游擊戰。第18集團軍29師一部配合娘子關的國民黨守軍鞏固后方，另一部襲擊陽明堡日軍的機場。在國共兩黨軍隊的密切配合下，忻口戰役共阻擊日軍23天，擊斃日軍官兵 5 萬余人。
1937年12月18日，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抵達并常駐武漢，繼續同中國國民黨就兩黨關系團結抗戰的有關事宜進行會商。中共代表團除卻向來訪的中國國民黨軍事人員宣傳抗日主張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幫助他們振奮抗戰精神外，還常到國民黨的軍訓班中去講課，宣傳游擊戰爭的作用。
1938年1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創辦的《新華日報》在武漢市出版發行。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蔣介石任命國民黨陸軍上將陳誠為政治部部長，周恩來為副部長。3月，國民黨在武漢市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抗戰建領》，規定以三民主義為抗戰和建國的最高準繩，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勢力，制止日本侵略。4 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路過延安市，毛澤東出面接待。毛澤東稱衛立煌是堅持華北抗戰的領導者，衛立煌稱邊區各地的人民組織是全國的模范，并表示要繼續和八路軍合作。衛立煌到達西安市后，當即下令給八路軍撥發了一百萬發子彈，25萬枚高爆彈，108箱牛肉罐頭。7月，首屆國民參政會正式召開，中國國民黨方面邀請毛澤東、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陳紹禹、秦邦憲、鄧穎超7人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同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將其作為中國抗日戰爭的軍事戰略指導思想。11月，從武漢撤到湖南省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先后在長沙市和南岳區召開最高軍事會議，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 英應邀出席，會議決定由國共兩黨合辦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為各戰區培訓骨干，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被任命為負責人之一，葉劍英與中國國民黨派出的白崇禧、湯恩伯等共同主持班務。
全面抗戰中期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蔣介石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的報告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講話，會議通過了《整理黨務》的決議，規定中國國民黨要以防共反共為中心任務而加緊組織的發展。會議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設立了“防共委員會”。隨后國民黨制定和發布了《共黨問題處理辦法》《滄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法規來限制共產黨的發展。
1939年5月，中國國民黨圍繞共產黨陜甘寧邊區修筑封鎖線，限制共產黨交通。11月，中國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決定將政治限共為主、軍事限共為輔的策略改為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12月，國民革命軍隊襲占了陜甘寧邊區八路軍駐防的淳化、枸邑、正寧縣、寧縣、鎮原五城。山西省的閻錫山摧毀了共產黨晉西邊區內沁水縣、陽城縣等七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共抓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兩千人左右。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反對分裂，采用“又聯合又斗爭”的方針予以反擊，驅逐了綏德分區五縣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消滅了一部分閻錫山的部隊，予以警示。
1940年7月，國民黨出臺《中央提示案》，規定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全部開赴黃河以北之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地區。10月19日，正當八路軍在華北舉行“百團大戰”之際，國民黨發出電報，要求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一個月之內全部撤至黃河以北，同時由50萬人縮編為10萬人。11月9日，共產黨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發表通電，一方面表示國民黨此舉是在反共，另一方便又表示為了顧全大局而將皖南新四軍部隊開赴江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開始從皖南云嶺等地北移， 6日行至茂林鎮時，遭到中國國民黨軍隊顧祝同、上官云相部襲擊。雙方戰斗七天后，新四軍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先后犧牲，史稱皖南事變。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先是封鎖消息，又于1月17日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并將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
中國共產黨通過報刊揭露事件的真相，并在全國各地發起了群眾性的抗議活動，周恩來在重慶與國民黨當局直接進行談判，而且重建了新四軍軍部。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任命陳毅代理新四軍軍長，劉少奇任政治委員。1月23日，新四軍新的軍部在蘇北成立，全軍擴展為 7 個師，共9萬余人。3月14日，蔣介石約請周恩來談話，表示愿意通過談判解決兩黨問題。3月25日，宋美齡舉行宴會，周恩來與蔣介石在宴會上討論了停止進行軍事進攻，制止政治壓迫和釋放葉挺，解決南事變等問題。在談判中，蔣介石要求共產黨配合國民黨進行中條山戰役，周恩來于 5月中旬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報告后，毛澤東表示同意配合作戰。 5月14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要求其與國民黨團結對敵，配合作戰。彭德懷發布配合國名黨軍隊作戰的命令，并具體部署了各部隊破擊交通的任務。戰役打響后，八路軍在冀南、白晉線、正太線、同蒲鐵路、平漢線等地區，展開了交通破襲戰。此后，各部隊同時在同蒲路、京包鐵路、正太路、平漢路等鐵路線再度展開配合作戰。
1942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國共兩黨領導的兩個戰場的作戰繼續保持互為需要的戰略配合關系。國民黨軍隊繼續在正面戰場牽制日軍，八路軍在敵后戰場加以配合，并給予物質幫助，屏護中國國民黨的正面戰場。
全面抗戰后期
1943年3月，蔣介石發表的《中國之命運》，提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方針，表示要在“二年之中”將中共鏟除。6月，中國國民黨報刊大量散布中共“應放棄共產主義”，“取消陜北特區”等反共言論，同時派軍隊包圍了陜甘寧邊區，并不斷發起試探性的挑釁進攻。7月4日，毛澤東打電報給駐重慶市的董必武，要他發動國統區廣大群眾及各階層人七起來呼吁制止內戰。7月9日，朱德致電蔣介石、何應飲等人，要求他們制止內戰。同一天，延安市召開群眾大會，動員邊區軍民反對內戰。此外，晉察冀、晉綏區、晉冀魯豫等地軍民都紛紛舉行民眾大會，發表通電，一致表示要保衛陜甘寧邊區，堅決打擊中國國民黨的軍事進攻。9月，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召開，蔣介石在會議上宣稱，中共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應該以政治方面來解決。隨后，國民黨委派邵力子約見董必武，提出雙方停止互相刺激，用政治談判解決問題。
1944年1月16日毛澤東約見國民革命軍事當局駐延安市聯絡參謀郭仲容，要他轉告國民黨，中共欲同國民黨舉行談判。4 月29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和王若飛等離開延安市赴西安市同國民黨談判。五月上旬，林伯渠和王若飛與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和王世杰舉行了五次談判，但由于國民黨只要求共產黨接受國民黨的《中央提示案》，而不接受中共的提案，談判陷入僵局。8、9月，雙方繼續通過信函交涉，但中國國民黨堅持不承認中共的合法平等地位，不解除對陜甘寧邊區的封鎖，不釋放政治犯，談判并未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報告了國共談判的經過和未獲得成果的原因，正式提出了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的主張。11月7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到延安與中國共產黨進行談判。雙方在延安擬定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協議》，約定將國民政府應改組為聯合政府，聯合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黨的合法地位。隨后，中共中央委派周恩來去重慶市，與中國國民黨政府商談具體實現聯合政府。蔣介石提出共產黨必須擁護國民黨政府，并將軍隊交國民政府指揮，才可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周恩來沒有接受，并于12月初返回延安市。1945年1月，國共雙方再次談判，國民黨依舊要求改編中共軍隊，談判再次破裂。
1945年5月23日，國民黨集中三個戰區10個師的兵力，向中共蘇浙軍區進犯，新四軍發起反擊。五天后，新四軍將國民黨軍隊擊潰。7月15日，蔣介石命令胡宗南調集了 9 個師的兵力，開到陜甘寧邊區南線附近。21日，國民黨軍向淳化、耀縣的爺臺山一帶進攻。27日，八路軍轉移，爺臺山被國民黨占領。
1945年8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尾聲， 8 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聲明，號召全國軍民加強團結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8 月12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至此，中國全民族抗戰國在國共兩黨合作、兩個戰場相互配合下取得了最后勝利。
合作宣告破裂
8月28日，中國共產黨代表毛澤東前往重慶市與中國國民黨就戰后一系列事宜展開談判。10月10日，雙方簽訂《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 (即《雙十協定》)，宣布將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堅決避免內戰，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同時，雙方確定召開有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出席、討論和平建立新中國的政治協商會議。但中國國民黨政府堅持不承認解放軍和解放區，雙方在軍隊和政權等根本問題上沒有達成協議。
《雙十協定》簽訂后，中國國民黨依然繼續調兵進攻解放區，雙方軍事摩擦不止。1946年1月10日，雙方簽訂《關于停止國共沖突的命令和聲明》，由雙方所屬部隊發布停戰令。同一天，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閉幕，會議最終確立了軍隊屬于國家、軍黨分立、軍民分治的原則。4月1日，蔣介石違背停戰協定，向解放區舉行軍事進攻。6月26日，中國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同年11月19日，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等15人離南京返回延安市。1947年2月21日，葉劍英帶領最后一批人員離開北平市回到延安。 2月下，國民黨重慶市警備司令部和國民黨南京衛成司令部分別致函中共駐上海市、南京、重慶等地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代表，限3月5日前全部撤離，第二次國共合作至此全面宣告結束。
意義與影響
形成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前，中央政府與各地方政府之間，地方各實力派之間，國共兩黨之間均存在長期的對立與戰爭，全國處于一片混戰局面。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后，由于貫徹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于發展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等進步勢力，爭取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和地方實力派等中間勢力，孤立親美派中國國民黨和親日投降派等各種政治力量的建議，各階層得以相合合作，一致聽命于中央。第二次國共合作受到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的熱烈歡迎，結束了國家分裂、兩黨對立的局面，推動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將中國融入到世界反法西斯主義陣營中，通過國共兩黨在正面戰成和敵后戰場的相互配合，成功擊退日本侵略者，打贏抗日戰爭。
推進民主進步
第二次國共合作推動了民主進步。國共兩黨從雙方聯系渠道徹底斷絕狀態，轉變為遇事協商的形式，無論是對外抗日還是對內調整雙方關系，協商都成為了雙方默許的方式。并且形成了具有民主性質的國民參政會政治協商會議。國民參政會是國民政府基于抗日目標牽頭成立的一個機構，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它為中國國民黨、共產黨、中間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在內的多方政治勢力提供了一個合法、公認的政治交流平臺，帶有參政議政的民主性質。在協商過程中，其他政治力量也逐步興起與壯大，例如民主同盟、青年黨等。這些政治力量在各個平臺積極發揮作用，參與協商，并在協商過程中提出一些民主主張，比如成立由各方政治勢力和成員廣泛參與的聯合政府，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基本的自由權利等等。
中共形象的深入民心
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后，中國社會各階級各政黨各社會集團和群眾意識到中國共產黨更能代表廣大人民利益。在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以階級利益服從民族利益，把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由中國國民黨相應戰區統一指揮。在戰爭相持階段，國民黨不斷制造摩擦事件，破壞兩黨團結，甚至制造“皖南事變”一類事件，但中國共產黨始終維護和鞏固統一戰線，反對分裂和投降，成為民族戰爭的中流砥柱。隨著抗日戰爭結束后，蔣介石發動內戰，國共第二次合作破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贏得民心，使人民在實踐中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堅強核心。
相關評價
歷史學者張廣信認為，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歷史使全國人民清醒地看到，只有兩黨的忠誠合作，中華民族才有前途和希望，革命力量才能發展和壯大，中國才能獨立和解放。而兩黨的分裂必然招致國家與民族的危亡，人民群眾遭殃，中國國民黨的倒退、反動和失敗。
學者胡水華認為，國共第二次合作，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組織、政治力量、政策水平等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政治資源方面，在時空上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并贏得了對國民黨的比較優勢。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重慶市延安精神研究會理事范會民認為，國共第二次合作推動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日戰爭勝利的保障。
參考資料 >
歷史今日9月22日: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國軍網.2025-04-15
抗日戰爭勝利對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歷史貢獻.光明思想理論網.2025-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