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衷寒（1900年1月5日－1972年5月10日），原名忠漢，又字華漢，后自取字君山，改名衷寒，湖南巴陵縣（今屬湖南岳陽）人。畢業于黃埔軍校第一期，與蔣先云、陳賡并稱“黃埔三杰”。
賀衷寒出生于湖南巴陵的一個小康家庭，民國成立后入新式學堂就讀。1916年隨兄長來到武昌，入湖南旅鄂中學就讀。1920年參加共產主義小組，次年赴蘇聯參加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回國后任記者等職，不久因撰文抨擊時弊入獄。出獄后，于1924年春投考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并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并以“黃埔三杰”聞名于校內。在校期間曾籌組孫文主義學會，擔任黃埔同學會書記長等職。其后赴日俄等國考察，回國后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中將處長，主掌國民政府情報和治安系統。三十年代初與康澤等共建中華復興社，該社以“內求統一，外抗強權，擁護領袖，收復失地”為宗旨，在該社的建立及理論形成中賀衷寒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故被稱為“復興社”四大臺柱之一。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后，曾籌劃以武力解決事變，擁護何應欽為代理陸海空軍總司令并進行了相關的武裝組織活動。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復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之職，次年又擔任政治部第一廳廳長，主管部隊政訓工作。1942年，被任命為國家總動員會議人力組主任。1945年抗戰結束后，負責技術人員和工人的復員安排。1947年，擔任行政院社會部政務次長。1949年1月辭去職務，去往臺灣。此后曾擔任臺灣“行政院交通部部長”“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1972年5月在臺北市病逝，終年72歲。
賀衷寒著有《改組派之檢討》《一得集》《義務勞動五年計劃》《后期革命的號角》等書。學者劉敬坤等認為，賀衷寒在當時國民黨高級官員中具有較高的理論素養，在國民黨的理論建設和政治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賀衷寒，清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1900年1月5日）出生于湖南巴陵縣忠信鄉賀耕九村（今岳陽縣鹿角鎮友愛鄉）。乳名愿生，原名忠漢，又字華漢。在年少時曾游覽湖南洞庭湖上的君山島，因為秦始皇在此怒蓋“封山印”的故事而對秦始皇產生了仰慕之情，于是為自己取字君山，后來1923年在長沙市辦“平民通訊社”時又為自己改名衷寒。其父為地方士紳，對其幼年讀書督促十分嚴格。賀衷寒入塾讀完“四書”“五經”后，就開始閱讀諸子書以及《資治通鑒》。1912年民國成立后，巴陵縣屬三區設立了新式學堂“忠信高等小學堂”，賀衷寒也成為新式學堂的第一屆學生，并于1915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1916年，賀衷寒與兄賀醒漢一同來到武昌，獲得湘省公費在湖南旅鄂中學就讀。在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后，賀衷寒義憤填膺[yīng]，在學校里公開發表演說，痛斥袁世凱的倒行逆施與賣國行徑。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羅斯取得勝利，俄國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亦隨之被廢除，這使得賀衷寒對俄國萌生好感，并且開始對俄國革命產生向往之情，為他之后前往俄國考察奠定了基礎。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賀衷寒被推為武漢學生會代表，并于1920年冬參加了董必武、包惠僧創立的共產主義小組，不久后他又轉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赴俄國考察，1922年1月作為武漢學生代表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由格列高利·季諾維耶夫主持。在考察期間，賀衷寒仔細了解了蘇聯的國家狀況，重點關注到了蘇俄當時國內的民生凋敝的景象，得出了蘇俄的政治更先進，但經濟形勢不容樂觀的結論。于是賀衷寒在莫斯科公開提出中國革命不應效仿蘇俄的主張，導致他隨后便被張國燾開除出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從蘇俄回國后，賀衷寒先在武昌的一所中學擔任教職。在此期間，他曾參加共存社，但不久就因為與惲代英意見相左便自行退出；退出共存社后他又著手主辦了人民通訊社，致力于宣傳反對軍閥與鼓勵革命的言論。在被湖北當局查封后，賀衷寒又到湖南長沙創辦平民通訊社，撰寫文章批評時政，并負責游行示威活動的組織溝通工作，得到了輿論的廣泛支持。1923年，賀衷寒受聘為上海《時報》特約記者，當時督軍趙恒惕殺害了領導長沙工人罷工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黃愛、龐人銓，賀衷寒就撰寫《黃、龐案之真相》對此事進行揭露和抨擊。文章發表后，趙恒惕下令將賀衷寒關入獄三個月。后來，由于兩位省議員的保釋，賀衷寒才得以出獄。
從政初期
投身黃埔
出獄后，賀衷寒于1924年春前往，投考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并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加入國民黨。入學后，賀衷寒憑借其杰出的才能，與蔣先云、陳賡兩人一起被黃埔的師生們譽為“黃埔三杰”。此外，賀衷寒出色的組織能力，還得到了代理政治部主任與校長蔣介石的認可和重視。同年11月，賀衷寒畢業，留在軍校政治部任秘書，后調任黨軍炮兵第一營黨代表，兼第一連黨代表；接著又調任軍校第三期入伍生總隊政治部主任。1925年8月，國民革命軍成立后，他又擔任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
1925年2月1日，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在黃埔軍校成立，蔣先云、徐向前、賀衷寒、陳質及教職員金佛莊、胡公冕被推選為主要負責人，賀衷寒任該會秘書。由于賀衷寒對蘇俄革命的敵意，在聯合會中不時與共產黨員發生爭執和沖突。同年4月，在戴季陶和王柏齡的支持下，賀衷寒與陳誠、繆斌等人在梅縣區建立了中山主義學會，宣揚戴季陶著作中的理論，并公開發表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言論。幾個月后出版的賀衷寒等主編《國民革命》周刊也成為廣州中山主義學會的機關刊物。同年12月29日，中山主義學會更名孫文主義學會，公開與青年軍人聯合會相對抗。在兩派的對立斗爭中，賀衷寒總是作為孫文主義學會的主要代表，為它出謀劃策，有時甚至依靠自己的口才當眾與青年軍人聯合會辯論。
在“中山艦事件”以后，因為信仰的不同，賀衷寒和同為“黃埔三杰”的蔣先云、陳賡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隨著兩派沖突的加劇升級，蔣介石于1926年4月7日下令解散孫文主義學會和青年軍人聯合會，并另外組織了一個黃埔同學會，以更好地控制黃埔同學。賀衷寒當選為黃埔同學會的干部委員兼秘書長，繼續在其中排擠、打壓具有共產傾向的人。
日俄考察
1926年5月，賀衷寒前往蘇聯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和考察。在悉心學習后，賀衷寒認為實現社會主義僅在三民主義范圍內需通過國家權力即可，反對像殘酷的階級斗爭方式。在校期間，賀衷寒曾與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鄧文儀、蕭贊育、康澤、鄭介民等人先后發起國民黨旅莫斯科支部和孫文主義學會莫斯科分會進行活動。1928年1月，賀衷寒從蘇聯回國，被任命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第七期學生總隊長；同年3月，調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軍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監察委員和黃埔同學會書記。
1928年9月，賀衷寒與鄧文儀、聶鉗弩等人組織“黨基社”。由賀衷寒任社長，聶鉗弩任主編，出版了以“加強中國國民黨理論基礎”為宗旨的半月刊《黨基》。不久后，聶組弩在《黨基》發表了維護蔣介石專斷的代表產生辦法（圈定和指派）的文章，招致了輿論的猛烈批評，也導致《黨基》在出版四期后就停刊了。為此，賀衷寒還撰寫了《改組派之檢討》《汪精衛理論的批判》等文章試圖將功補過。但為了平息輿論的不滿，賀衷寒還是在1929年春被蔣介石派往了日本明治大學，在暫避風頭的同時進行對鄰國日本軍事、政治政策的考察。
局部抗戰時期
參與“圍剿”與開展政治工作
1931年1月，賀衷寒奉蔣介石之命從日本回國，來到江西南昌，擔任“剿匪”總司令部宣傳處長，并兼黨政委員會委員。1932年2月，賀衷寒又先后調任鄂、豫、皖三省“剿總“政治訓練處處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及其后改組的武昌行營政治訓練處處長，并在南昌創辦《掃蕩報》。在“圍剿”過程中，賀衷寒在政治組織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12月，賀衷寒再次兼任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教育處處長；1933年1月任軍事委員會第二廳政治訓練處處長；1935年4月，任軍委會政治訓練處處長，兼任軍委會政訓班主任。在任期間，賀衷寒為國民黨內部組建了較為成熟的政工系統。同年，賀衷寒還把國民黨中曾留學蘇聯的兩百多個學生組織起來，處理軍隊的黨務，完成政訓工作的相關事宜中，從而進一步完善和加強了原有的政工系統。此外，賀衷寒還創辦了“星子訓練所”（軍校特訓班的前身），把原有的高級政工干部作為主要培養對象，花費約兩周的時間訓練他們，大大緩解了國民黨部隊內政工干部緊缺的狀況。
共建“復興社”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內不斷出現的抗日救亡運動和國民黨派系間的內斗這兩方面因素，使得蔣介石決定建立一個絕對忠誠的特務組織鞏固其統治。于是，在1932年3月，賀衷寒聯絡康澤、滕杰、桂永清、鄭介民等人在南京組建了半公開的“中華民族復興社”（簡稱“復興社”或“中華復興社”）。蔣介石任社長，賀衷寒等九人被推選為總社干事，賀衷寒、滕杰、梯三人被指定為常務干事。復興社以“內求統一，外抗強權，擁護領袖，收復失地”為宗旨。很快，復興社在全國的各個重要城市先后建立分社并發展了自己的社員；同時，為了掩護復興社的活動，蔣介石擴大中央軍校畢業調查科為調查處，建立外圍組織“革命軍人同志會”和“革命青年同志會”。賀衷寒還把“力行社”作為復興社的內層組織，復興社社員經蔣介石批準后方能成為“力行社”社員。在復興社所設的組織、宣傳、訓練及特務四個處中，特務處是一個獨立機構，由處長負責并且直接聽從蔣介石的命令。賀衷寒曾任復興社第三任書記長，在中華民族復興社的建立發展以及宣傳理論的形成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與鄧文儀、康澤、戴笠三人一起被稱為復興社的“四大臺柱”。
政治理論的建設、宣傳與施行
在三十年代，賀衷寒參與組建了“中國文化學會”，學會宣揚三民主義為中國文化運動的最高準則。賀衷寒還撰寫《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和《國民革命與國家統一》等文章，發展出“政訓工作的重心是統一，統一的重心是主義，主義的重心是領袖”的三“重心”理論，它后來演變為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三個“一個”的口號。這些理論建設工作為此后的國民黨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
賀衷寒還制定了《政工典范》，在其中提出政訓工作的基本原則。如其中規定：“軍事學校的政訓處在學生隊中派出指導員，凡指導員認為有共產黨嫌疑或思想不純（即不信奉蔣介石、國民黨統治）的學生，政訓處得通過學校予以禁閉，或開除出校，或交軍法機關轉送陸軍監獄。”這部規定使國民黨的軍隊政治工作進一步系統化與規范化。賀衷寒還推動在國立大學和高中實行軍訓制度。在每周兩學時的軍訓課期間，學生們除了接受軍事教學與訓練，還要接受思想言論與行動上的監視和管制。此外，隨著國家形勢的日益嚴峻，賀衷寒還推動形成了這樣一條命令：全國公、私立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需要集中到附近的省城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軍訓，并且全部都要加入復興社。
西安事變與談判
1936年12月，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賀衷寒與復興社第四任書記長鄧文儀緊急召集復興社員開會，在會議后通過了“以武力解決事變”的決議。他們掌控了部署在南京的軍隊，并擁護何應欽為代理陸海空軍總司令，準備武力征討西安市。賀衷寒向何應欽要求了三個師的兵力，并提出由自己負責組建和管理；同時，他還發動一百七十余名青年將領以通電的形式討伐原在西安的張學良。此外賀衷寒與鄧文儀還收編失業的軍校畢業生，組成了一支頗具規模的“討逆赴難團”，提出“直指西安，與張、楊決一死戰，救出校長＂的口號。同在南京的宋美齡了解武力討伐的內情，直截了當地對賀衷寒、鄧文儀兩人說：“這是一個陰謀。”但賀衷寒并不理睬，仍然繼續他們的武裝組織活動。不久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平安回歸，賀衷寒等人在事變期間的所有行動也被蔣介石所知。他認為賀衷寒的這些活動居心叵測，在杭州市當面怒斥賀衷寒背叛自己而另投他人，并立即撤去了賀衷寒的軍委會政訓處長職。因此在“西安事變”之后，賀衷寒就被蔣介石冷落起來。作為補救，賀衷寒于1937年初出版《一得集》，在書中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觀念，以向蔣介石表達他的忠誠不二。
1937年3月，國民黨派顧祝同、賀衷寒、張沖三人前往西安市與中共代表周恩來開展談判。周恩來在3月8日提出提案十五條，賀衷寒提出對提案進行修改：改“承認”為“服從”，改“陜甘寧行政區”為“陜甘寧地方行政區”，改“服從統一指揮”為“服從一切命令”；取消提案中的“民選制度”，裁減中國工農紅軍定員為每師一萬人，共三萬人。這些修改令中共中央方面很不滿意。最終，賀衷寒的修改案被作廢。
全國抗戰時期
兩次起用與閑置
1937年6月，蔣介石派賀衷寒赴歐美考察，在某種程度上將他排除在國內政壇外。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蔣介石電召賀衷寒，要求他回國。回來后，賀衷寒復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之職，并任軍官訓練團教育委員會委員。同年8月，軍委會對內改組為大本營，賀衷寒任第六部第一組組長，主管軍隊政訓工作。1938年1月，軍委會再次改組，賀衷寒任政治部第一廳廳長，主管部隊政訓工作。但是，在連續擔任了一年多的重要職位后，賀衷寒又被蔣介石閑置起來，僅在三青團內擔任“中央臨時干事會”干事。1938年10月，賀衷寒決定辭去政治部第一廳廳長，回到重慶市的家中，脫離政務，在閑暇中讀書習字。
1939年夏，賀衷寒再次被起用。他被蔣介石任命為軍委會西北慰問團團長，前往陜西延安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在此期間，他與毛澤東進行了會談。毛澤東陪同賀衷寒參觀了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并在窯洞中和他長談抗日大計，臨別時他還贈送賀衷寒一本親筆簽名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材》作為紀念。此后不久，由于賀衷寒不愿與共產黨進行更多的協調合作，他最終選擇離開政壇，辭去自己的所有職務，回到重慶市郊外的家中，閑居度日。
第三次起用
1942年2月，隨著抗日戰爭的持續進行，賀衷寒再次被蔣介石起用。他被任命為國家總動員會議人力組主任，9月改署社會部勞動局局長，1943年2月當選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干事會”干事，并任人事甄核委員會主任委員。但是，由于抗戰期間國家艱苦的狀況，賀衷寒在勞動局只能“無為而治”。1945年5月賀衷寒又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及常務委員。同年8月，日本投降后，賀衷寒被派為“還都接收委員會”委員。在戰后的各項恢復工作中，他主要負責對抗戰時數十萬西遷的技術人員和工人進行復員安排。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后，賀衷寒在協調勞資關系，輔導勞工就業，進行技術培訓，安排因抗戰而西遷的技術人員和工人等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積極發揮自己的力量，但由于涉及到各階級、階層的利益調整，往往和統治階級的某些利益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最終成效并不理想。此外，在1945年抗戰結束后，面對全國“蕭條”和“瘡滿目”的狀況，賀衷寒還曾嘗試過推廣國民義務勞動制度，以進一步恢復戰爭對經濟的破壞。他劃定蘇、浙、皖等省為試驗區，并組織兩千余名退役軍官，成立了勞動干部訓練班，擬通過訓練后，將他們派往各地推廣國民義務勞動制度。但隨著1946年解放戰爭的爆發，他的這個國民義務勞動計劃也被迫終止。
解放戰爭時期
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賀衷寒作為國民黨的重要官員，站在蔣介石的一方參加了內戰。在1947年，賀衷寒又擔任了行政院社會部政務次長的職務。同年6月，人民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戰爭形式發生扭轉，于是蔣介石派賀衷寒代表國防部前往西北，與胡宗南與“二馬”（馬步芳、馬鴻逵）接洽，試圖調和他們之間的關系，以便形成聯盟，共同作戰。同年7月，賀衷寒再任中央訓練團辦公廳主任。國民黨敗退大陸前夕，蔣介石力圖憑借其黃埔親信進行垂死掙扎，固守西北。賀衷寒根據蔣介石的命令來到蘭州市，借獻旗慰勞之名義，試圖在殘余部隊中重新恢復黃埔同學會，并組織黃埔同學會非常委員會，但最終無法逆轉殘局。1949年1月，賀衷寒辭去社會部政務次長職，離開大陸，隨其他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去往臺灣。
晚年與去世
賀衷寒遷居臺灣后，于1950年3月任臺灣“交通部長”。在任期間，為了臺灣交通事業的有序發展，他制定了一整套發展相關的計劃，為臺灣交通事業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并為日后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作了重要鋪墊。此外，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時，特別重視海洋船只的發展，重建復興航業公司，為戰爭、軍事等作準備。除了發展“國營”及輔導民用航運外，他還成立了打撈公司，以便民生。
1954年5月，賀衷寒辭去“交通部長”職位，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的閑職；1962年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1966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9年3月當選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在調任閑職后，賀衷寒依然為“國家”的前途和傳統的中國文化而憂慮。當家里有客人來訪的時候，他常常與他們討論“中國的病根”，尤其為臺灣政治的現狀操心，對上層鉆門路、找關系的官場弊病深惡痛絕。
由于他在“西安事變”時的作為以及來到臺灣后對政治腐敗的負面評價，賀衷寒一直都為國民黨的黨內人士所猜忌。即使在他逐漸離開要職、淡出政壇后，在臺灣上層人物中，“湖南人有小組織”“賀衷寒想搞分裂運動”等流言依然盛行，并且也為賀衷寒本人所知。曾有人勸他向蔣介石自證清白，但賀衷寒在聽到后久久不發一言，最后只是說：“我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我是領袖的學生。搞一個運動，必定有言論，有行動，賀某未離開臺灣一步！從未寫過一篇違背中央決策的文章與言論，運動從何而來？”言辭間充滿了憂郁傷感之情。
1971年，年屆七十的賀衷寒辭去了自己的所有職務，僅為自己保留一個“國策顧問”的空頭銜，不再參與政務。1972年5月10日，賀衷寒在臺北市因骨癌病逝，終年72歲。蔣介石為賀衷寒頒發了一塊匾額，上書“志業遺徽”；嚴家淦也頒贈匾額，上書“愴懷茂跡”；送挽聯：“談兵早識英才，昔建戎功，今為邦輔。聞計來營喪奠，感懷世難，悼失勛耆。”另有故鄉湖南省鄉親樹立了兩個石碑，上書“黃埔英豪，長眠寶島；洞庭湖風雨，永吊君山”。
主要作品
人物評價
賀衷寒就讀黃埔軍校時，成績優秀，作戰身先士卒，在學生間威望很高，因此與陳賡、蔣先云一起被譽為“黃埔三杰”。在黃埔系軍官中也流傳著“文有賀衷寒，武有胡宗南“一說。
賀衷寒曾任復興社第三任書記長，在中華民族復興社的建立發展以及宣傳理論的形成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與鄧文儀、、戴笠三人一起被稱為復興社的“四大臺柱”。
學者王曉光等認為，賀衷寒在當時的黃埔系軍官心中是黃埔系和復興社的理論家和指導者。
人物關系
人物軼事
“賀衷寒的嘴”
1924年春舉行的黃埔區一期學員入學考試中，賀衷寒不僅筆試成績優異，在口試中更是能言善辯、口若懸河，深受蔣介石的賞識，在黃埔學生中有著“蔣先云的筆、賀衷寒的嘴，敵不過陳賡的腿”這樣的說法。
“努力為之”
1942年，賀衷寒兼任《掃蕩報》（后又改稱《和平日報》）社社長。該社是國民黨控制下的一個抗日“反共”的宣傳機構。當時的人們用一幅對聯來評價他的工作：“勞而無力，動輒得咎”，橫額是“如何了局”。他在聽聞后只是苦笑道：“這算是笑我沒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務艱難，總之評論由人評論，但我只得努力為之。”
醉酒尤辯
1943年6月14日，在將軍為周恩來和與黃埔軍校有關系的教官等所設的宴席中，酒量過人的周恩來和賀衷寒在醉酒后依然進行了論辯。據蔣介石身邊的親信唐縱在其日記中記載：“……席間，君山與周恩來均因酒醉，言詞態度各不示弱。各同學均擔心彼二人不要破臉。”日記中提及的因酒醉而與周恩來“言詞態度各不示弱”的君山，就是賀衷寒。
周總理的回答
1973年9月，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來華參加建國慶祝活動時，向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總理問道：“我曾在臺灣見到過一個黃埔的學生，叫賀衷寒，聽說他還是黃埔三杰之一？”周恩來回答道：“他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頭目，后來在政訓處培養了一批軍隊特務，解放前夕跟蔣介石跑到臺灣，但蔣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們中美建交時，他憂郁而死。”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