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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持久戰》（Prolonged war）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毛澤東于1938年5月所著，全書五萬多字。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原載于1938年7月1日《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上。當月，延安解放社出版《論持久戰》單行本。10月，《大公報》記者、中共地下黨員楊剛完成《論持久戰》的英文翻譯，不久后該版本被發表在上海《Candid Comment》（《公正評論》英文版）。期間，《論持久戰》經愛波斯坦等人翻譯后，其英譯單行本迅速出版發行。1939年1月20日，毛澤東為《論持久戰》英譯本撰寫序言。隨后，重慶市、桂林、西安市等地的《新華日報》館相繼出版鉛印訂正本，《論持久戰》在國統區正式發行。1952年，《論持久戰》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2011年，《論持久戰》被收入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

《論持久戰》共撰寫21個問題（包含問題的提起、問題的根據、駁亡國論等），可分成兩個部分，其主要理論包括：抗日戰爭是持久的但必然勝利、“亡國論”和“速勝論”都是錯誤的、抗日戰爭須經過三個階段、持久戰要講究方式方法、強調人民軍隊的重要性。《論持久戰》具有貫通古今、洞察全局、揚優避劣等當代價值，在黨內、軍內、國統區、國際上均產生重大影響，其歷史作用包括：強調抗戰的主觀能動作用；客觀分析中日雙方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該講演全面分析了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并從全國的戰略全局出發，深刻地論述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必須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并指出每個階段的戰爭形式和持久戰的方式方法，包括在第一、第二階段中實行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在第三階段中實行戰略的反攻戰；制定指導抗戰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批判“亡國論”和“速勝論”思潮；指導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使敵后戰場逐步上升為全國抗戰的主要戰場等。《論持久戰》作為毛澤東軍事思想標志性文獻，是分析研究戰爭與軍事問題的光輝典范，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在抗戰時期的創新發展，在世界軍事思想史上占有獨特地位。

成書背景

社會背景

抗日戰爭形勢十分嚴峻。在《論持久戰》發表時，日軍侵華已近7年，全中國反對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也進行了近1年，全中國軍民為了民族生存進行了浴血奮戰。當時日本侵略軍侵占了華北、華中地區等地，北平市、天津市、上海市、南京相繼淪陷，淞滬會戰失敗，徐州失守，武漢危急，中國國內戰局一度餃子。中國人民深受侵略之苦，迸發出極大的愛國熱情，民族覺醒在當時達到了全新的高度。

有利中方因素正在形成。隨著戰爭的不斷推進，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日漸深入人心，全中國人民一致抗日，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抗日戰爭創造了有利條件。軍事方面，平型關大捷和臺兒莊大捷，有力打擊了日軍，振奮民心士氣。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第一次世界大戰線正式形成，國際社會積極聲援中國人民的正義戰爭，中國抗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逐步結成同盟，相互支援，協同作戰，大大鼓舞了中國軍民抗戰的決心和斗志。

“亡國論”“速勝論”甚囂塵上。在當時國際國內大形勢下，對戰爭進程、戰爭勝利等問題一時眾說紛紜，大致有以下3種看法：一是消極悲觀的“亡國論”，認為“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再戰必亡”，主張妥協投降；二是盲目樂觀的“速勝論”，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國援助上，認為可以依賴外援迅速結束戰爭，日本馬上會敗；三是認為會是一場持久戰，但在為何是持久戰，如何開展持久戰等問題上仍停留在模糊認識階段。

針對上述3種看法，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理論思考，并對抗戰進行了系統總結，于1938年5月30日，在《解放》周刊第40期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此后，他用7天7夜撰寫了《論持久戰》演講稿，有力批駁了關于抗日戰爭的錯誤論調，系統闡明了黨的抗日持久戰戰略總方針。

作者背景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潤之，湖南湘潭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

自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三省以來，毛澤東就一直密切關注局勢的變化，研究中日兩國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力量對比，提出了一系列抗日主張和辦法。早在1935年，毛澤東就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最早提出了日本的侵略決不限于東北地區，必將侵略全中國；最早提出了持久戰思想；最早提出了抗日必須堅持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7月毛澤東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并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奠定了《論持久戰》的基石；1936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時就已經形成了戰略防御、戰略退卻、戰略進攻和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軍事思想；1937年5月起又陸續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多篇論述抗戰的文章。這些文章和談話共同形成了《論持久戰》的核心思想。

不僅如此，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延安市還成立了抗日戰爭研究會，討論抗戰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同時為了豐富軍事理論知識，還發起組織了《戰爭論　上下　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書》研究小組，重點學習國外最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在這些基礎上，從1938年5月開始，毛澤東決定把為什么是持久戰和怎樣進行持久戰的問題進行透徹的分析，以指導全民抗戰。他連續用了八天九夜的時間，終于形成了五萬多字的《論持久戰》。

創作基礎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特別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直處于“敵軍圍困萬千重”的困境之中。井岡山市時期，毛澤東總結過去“山大王”朱聾子“會打圈兒”的經驗，形成了不與敵人硬拼，在與敵人兜圈子中尋機消滅敵人的做法，并逐漸創造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法。這里已播下了持久戰理論的種子。贛南閩西時期，毛澤東寫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既強調了信心的重要，也強調了積累力量、持久奮斗的重要。在延安，毛澤東于1936年12月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對以弱戰強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系統總結；在寫作《論持久戰》之前寫出《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對持久抗戰中敵后抗戰的作用和路徑進行了系統研究。這兩本著作，為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奠定了重要基礎。

思想基礎

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就指出：“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本人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再次提及了中日戰爭的持久性，他說：“在這場斗爭中，最后勝利必定屬于中國人民。如果中國單獨作戰，相對地說，犧牲就會大些，戰爭的時間也會拖得長些，因為日本是一個充分武裝的強國，而且還會有它的盟國。”之后，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博古等人也都從不同方面對“持久戰”主張進行了闡述。

1937年4月24日，抗日戰爭尚未全面爆發，《解放》周刊創刊號刊登洛甫（張聞天）的《迎接對日直接抗戰偉大時期的到來》一文，認為：“勝利只能是持久的艱苦工作的結果，而不是它的開始。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這必然是一個持久的戰爭。”

1937年7月26日，《解放》第12期發表朱德的《實行對日抗戰》一文，指出：“擺在我們面前的唯一問題是抗戰，抗戰到最后的勝利！但是抗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件，也許有著超過我們想象之外的困難，它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這需要我們動員與集中全國一切人力、智力、財力與物力以赴之！”

1937年9月6日，《解放》第15期刊登《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指出：“在今后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為（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困（艱）苦的持久戰。”該決定是8月1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地區洛川會議上通過的，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戰形勢的總體判斷。

1937年9月25日，《解放》第17期刊登洛甫（張聞天）的《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持久性》一文，認為：“中日戰爭誰勝誰負的問題，是不能在短期內最后解決的。中日兩國的戰爭，將帶有持久的性質。”“日本帝國主義從速戰速決轉變到持久戰將是不得已的與被逼的。而中國，則必須用持久戰以戰勝日本。因為這種持久戰對于日本非常不利，而對于中國卻是有利的。”

1937年11月27日，《解放》第25期發表彭德懷的《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問題》一文，認為：“從持久戰中去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已成為唯一正確的公論了。”在彭德懷看來，“偉大的中華民族，有著數千年的燦爛光輝的歷史，有著最高的文化，有著不愿當亡國奴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有著無量的蘊藏著的資源，有著充分的條件，在持久抗戰中迅速改變自己的劣勢地位而變為優勢地位，必能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1937年12月25日，《群眾》周刊第3期刊登周恩來的《目前抗戰形勢與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一文，認為：“這種部分領土的喪失與軍事上的失利，絕不能決定整個抗戰的勝負，只有長期抗戰，才能決定整個抗戰的最后勝負。”

1938年2月8日，《解放》第30期發表周恩來的《怎樣進行持久抗戰》一文，認為“只有持久抗戰才能爭取最后勝利”，并指出：“必須堅決相信進行這些持久抗戰的具體辦法，是能夠渡過目前難關、準備進行決定的戰斗的。”同一期還刊登了博古的《抗戰形勢與抗戰前途》一文，該文堅信：“敵不足畏，國際的形勢不必憂，一城一地之失不足懼，只要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堅固團結，長期艱苦的抗戰，我們是能夠戰勝敵人的。”

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創刊，周恩來為該報題詞：“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同年7月，又為《新民晚報》抗戰周年紀念特刊題詞：“全面團結，持久斗爭，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在這些題詞中，他反復表達了長期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心。

1938年2月14日至15日，《新華日報》刊登任弼時的《怎樣渡過抗戰的困難時期》一文，認為持久戰有利于中國抗戰，指出：“我們的抗戰愈持久，力量就愈加壯大；而敵人的侵略戰爭愈延長，則其不能解決之困難將愈增加，恰成相反的發展。故我利于持久以取勝；敵須速決，持久必遭失敗。”難能可貴的是，任弼時還初步提出了抗日戰爭三階段論，認為抗日戰爭將經過“被動防御”“對峙的局勢”和“戰略上的反攻”三個階段。同年5月，任弼時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后，在給共產國際的書面報告的補充說明中，他再次強調持久戰是中共中央的抗戰總方針，說：“中共中央估計，中國的抗戰只是暫時的部分的失敗與挫折，而不是最后決定勝負的失敗。最后的勝負，要在長期持久戰中去解決。”并指出：“中日戰爭爆發后，在日本，因為它在軍事、經濟、財源及政治上，都是需要求得速戰速決，戰爭延長是于它不利的，而在中國，則需要采取持久的抵抗，在持久戰中，去消耗敵人，組織自己的力量，求得最后去擊敗敵人。因此，持久抗戰以求得最后勝利，是中國抗戰的總方針。”

1938年4月5日，《解放》第34期公布《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政府告民眾書》，指出：“我們的戰略，在堅持長期的抗戰中，去消耗敵人有生力量與物質力量，直到最后完全殲滅敵人。”“我們并堅信，在鞏固全國團結，持久抗戰中，一定能將日寇侵略勢力逐出中國，實現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進一步強調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認為：“整個的抗日戰爭，由于日寇是強國，是進攻的，我們是弱國，是防御的，因而決定了我們是戰略上的防御戰和持久戰。”

1938年5月21日、28日，《群眾》第23、24期連載彭德懷的《第二期抗戰與我們的任務》一文。該文寫于3月24日，在分析了敵我形勢之后，文章指出：“雖然敵人在軍事上取得了些勝利，占領了我國許多重要的城市與大塊領土，然而這只是軍事上暫時的部分的失利，絕不能認為是最后的失敗。只有在持久戰爭中，才能解決最后勝負問題。”

就中國共產黨外而言，蔣百里、蔣介石、陳誠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到過長期抗戰的思想。如蔣百里就曾主張：“我們要以持久為目的，須以速決為手段。”“長期抵抗，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在他看來，“我儕對敵人制勝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與之相反。彼利速戰，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儕則置之第二線，使其一時有力無用處。”陳誠曾回憶說：“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十月，因西北風云日緊，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市策劃抗日大計。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即均于此時策定。”1937年8月18日，蔣介石在《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及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的講話中，再次強調：“倭寇要求速戰速決，我們就要求持久戰、消耗戰。”

傳播過程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陳云聽了毛澤東的講演后，感到毛澤東講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說服力，對全黨、對全中國抗戰，都有重要指導意義。于是第二天對毛澤東建議，擴大范圍給干部們講一講，毛澤東接受了陳云的建議。然而，毛澤東考慮到，在更大范圍去講，只能是分別到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等學校去講，到延安市各黨政機關去講，可是這樣做，一是自己非常忙，抽不出來那么多的時間；二是只由自己去講，聽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決定把講稿整理出來，先在黨內印發。由此，《論持久戰》先在延安油印出來，在黨內傳閱。但是，延安油印的《論持久戰》數量有限，仍然有許多干部看不到，特別是在前線的干部，得到油印的《論持久戰》更難。于是，毛澤東又決定印成書公開發表。

1938年7月1日，《論持久戰》演講稿首次發表在《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上，原題為《論持久戰——論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與最后勝利為什么是中國的及怎樣進行持久戰與怎樣爭取最后的勝利》，共41頁。題目由毛澤東題寫，附有21個問題的目錄，正文共120個自然段，約5萬字。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分析了中日雙方相互矛盾著的四個基本特點（即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作出了中國不會滅亡，也不能速勝，只要經過艱苦、持久的抗戰，最后的勝利一定屬于中國的正確結論。當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單行本，封面上有毛澤東親筆題寫的書名和署名；扉頁上有毛澤東的題詞：“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的。”此后，各根據地印發了單行本。

為了進一步擴大持久戰思想的傳播范圍，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曾經致電長江局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刊登《論持久戰》，“但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隨后中共中央要他們分期登載，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樣的原因，《群眾》周刊也未刊載。”1938年7月25日，漢口新華日報館出版了單行本。接著，東北書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新華出版社、遼東建國書社、《譯報》圖書部也先后出版發行了《論持久戰》一文。1938年8月23日，由中共江蘇省委和八路軍駐上海市辦事處協同在上海出版的《每日譯報》公開發表了《論持久戰》全文。

1938年10月，《論持久戰》的英文翻譯由《大公報》記者、中共地下黨員楊剛完成。翻譯完成后不久，上海《Candid Comment》（《公正評論》英文版）從1938年11月1日第3期開始至1939年2月9日第6期，分4次進行了連載。英文題為《Prolonged war》，作者署名為Mao Tse Tung（毛澤東），譯者署名為Shih Ming（汪原放）。在報刊連載英文《論持久戰》的同時，周恩來還委托宋慶齡尋找其它渠道將《論持久戰》翻譯成英文。后經愛波斯坦等人翻譯，《論持久戰》英譯單行本也很快出版發行。1939年1月初，華社出版了《論持久戰》的校正本。當月20日，毛澤東為《論持久戰》英譯本寫了序言，向外國讀者介紹抗日戰爭的世界意義。該文發表于1939年2月25日出版的《八路軍軍政雜志》第2期。隨后，重慶市、桂林、西安市等地的《新華日報》館，也相繼出版了鉛印訂正本，《論持久戰》在國統區正式發行。1952年，《論持久戰》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2011年，《論持久戰》被收入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

主要主張

《論持久戰》寫了21個問題，可分成兩個部分。前9個問題為第一部分，重點論述為何要打持久戰，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并對戰爭階段、戰爭形態等問題進行了闡釋；后12個問題為第二部分，分析怎樣打持久戰，著重闡釋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總體上看，其理論觀點如下：

價值影響

理論價值

《論持久戰》既準確把握了中華民族求獨立和中國人民求解放的時代精神，又科學分析和解決了抗戰的性質、路徑、結局等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總體而論，《論持久戰》在指導抗戰實踐和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等方面，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

第一，貫穿毛澤東抗戰著作的一根主線。《論持久戰》是毛澤東長期思考抗戰問題的理論結晶。1916年，毛澤東通過對世界時局的正確研判，作出“中日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的科學預見。在1935年瓦窯堡會議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毛澤東通過對中日兩國力量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分析，得出抗戰是持久戰的科學結論。此后，他又寫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論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著作，為創作《論持久戰》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之后，毛澤東根據抗戰實際需要，寫作了《戰爭和戰略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論聯合政府》等力作，既持續豐富和發展了持久戰理論，又為抗戰實踐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

第二，毛澤東思想臻于成熟的鮮明體現。《論持久戰》以科學的矛盾觀為理論支撐。1937年8月，毛澤東就寫作了《矛盾論》這一哲學經典，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矛盾觀。《論持久戰》是毛澤東運用矛盾分析法的經典之作，這一方面體現了他對于辯證唯物主義的嫻熟駕馭；另一方面，毛澤東明確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指出奪取抗戰勝利必須緊緊依靠廣大中國人民，充分體現了他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精準把握。歷史充分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既能熟練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和解決重大現實問題，又能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至此，毛澤東思想臻于成熟。

第三，中國人民奪取抗戰勝利的思想武器。《論持久戰》在國內外一經公開發表，就立即作為戰略指導思想運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實踐中。抗戰的發展進程和最終結局，完全驗證了《論持久戰》的真理性。歷史證明，《論持久戰》不僅是中國人民奪取抗日民族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偉大勝利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世界被壓迫人民反抗外敵入侵和國內殘暴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科學理論指南。

當代價值

《論持久戰》的當代價值體現在貫通古今與洞察全局、彼己認知與揚優避劣。《論持久戰》的基本思維路徑和思考方式可以概括為：貫通古今、洞察時局，掌握事物的性質、所處時代特點及其發展方向；確立正確的彼己認知，揚優避劣；把握事物的多樣性形態，在堅持基本方針的前提之下，運用靈活多樣的應對方式；站在民族和民眾的立場上，從民眾中汲取最強大的力量，爭取勝利。

貫通古今

為了說明戰爭中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轉化，毛澤東列舉了中外大量歷史戰例，例如，城濮之戰、成皋之戰、井陘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夷陵之戰等；此外還列舉了拿破侖·波拿巴以少勝多的戰例，以及蘇聯內戰中蘇聯紅軍局部優勢、局部主動轉化為全局優勢、全局主動的戰例。這些著名戰史例證用以說明古今中外優劣勢的轉換并非特例，而是戰爭辯證法的規律性體現。對意大利入侵阿比尼西亞的戰爭、西班牙內戰，毛澤東都有獨具視角的分析。例如，對意大利入侵阿比尼西亞的戰爭，毛澤東指出阿比尼西亞亡國的原因在于小國、政治落后、孤立、領導者犯錯，中國與之相比完全不一樣。對抗戰開始以來十個月的戰例，日軍所表現的進軍特點，戰場表現，毛澤東十分敏銳地指出其大錯有五：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戰略時機、包圍多殲滅少；而中國在強敵之前仍可以抓住敵人的主觀錯誤取得如臺兒莊大捷的勝利和平型關大捷，說明日本并非不可戰勝。這種貫通古今的論述雄辯地支撐了“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一《論持久戰》的核心結論。

洞察全局

《論持久戰》洞察全局的邏輯起點是戰爭與政治關系的性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流血的政治”“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于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把握住戰爭與政治的這一關鍵點，結合時代發展的主要政治矛盾，《論持久戰》分析道，“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這次戰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已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基礎上發生的，由于這種總危機，逼使各國資本主義國家走入新的戰爭”；“目前的戰爭發展到世界大戰之間，是不會間斷的”；“意大利同阿比尼西亞打了之后，接著意大利和西班牙打，德國也搭了股份，接著日本又同中國打。還要接著誰呢？無疑地要接著阿道夫·希特勒同各大國打”；“占著五萬萬以上人口的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將占著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來”。在抗戰的第一階段，中國盡管失地，但日本實際能夠控制的區域是狹小的，且受到國際輿論的責備，加深與外國的矛盾；在第二階段，“國際援助將逐漸地增進”；第三階段，“國際形勢將變到大有利于中國。中國的任務，就在于利用這種國際形勢取得自己的徹底解放”。這些論述通過分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在矛盾，洞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波譎云詭的國際關系的全局，準確把握住并預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從局部戰爭發展到全面戰爭；準確預見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和結果。

彼己認知

毛澤東認為，戰爭的本質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從這一點出發，產生戰爭中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彼己認知。《論持久戰》作為論述抗日戰爭的著作，把彼己認知的問題擺在重要地位。毛澤東認為日本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強，也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人力、軍力、財力、物力經不起長期的戰爭，因其戰爭的非正義性受到來自國際的壓力會隨時間推移變大。中國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不如敵人，但處于進步時代，能夠通過努力不斷進步；且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因其戰爭的正義性會得到國際越來越廣泛的支持。對于認識中日之間這些特點的重要性，毛澤東強調，這是抗日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是貫徹于雙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觀察中日戰爭如果忘記了這些特點，那就必然要弄錯”。

揚優避劣

按其基本思想，最為重要的是政治動員。毛澤東指出，“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抗戰是不可能勝利的；“抗戰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已經輸了敵人一著”，“要大大地發揮這一著去制勝敵人”。其次是要將揚優避劣原則貫穿到戰略方針中去，克敵制勝。毛澤東認為，敵以少兵臨大國，只能占領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敵以少兵臨多兵，便處于多兵的包圍中。“這就給了中國以進行持久戰和爭取最后勝利的總后方和中樞根據地”；而中方則可以“利用地廣和兵多兩個長處，不做死守的陣地戰，采取靈活的運動戰”；變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集中強勢兵力，幾路打一路，變兵弱為兵強，速戰速決，形成“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通過這種揚優避劣的方式逐步積累勝利，積累力量，積小勝為大勝。

多樣形態

抗日戰爭是一場特殊的戰爭，中日兩國實力的不對等，兩國與世界其他各國的復雜關系，中日戰爭與其他地區之間戰事的復雜關系，戰爭進程的復雜性等，都決定了戰爭形態的復雜性。在貫通古今、洞察全局、認清彼己優劣的基礎之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戰爭形態的判斷，即犬牙交錯的戰爭。《論持久戰》對此論述道：“持久戰的抗日戰爭，將在人類戰爭史中表現為光輝的特殊的一頁。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就是頗為特殊的一點，這是由于日本的野蠻和兵力不足，中國的進步和土地廣大這些矛盾因素產生出來的。犬牙交錯的戰爭，在歷史上也有過，俄國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內戰就有過這種情形。但其在中國的特點，是其特殊的長期性和廣大性，這將是突破歷史紀錄的。”所謂犬牙交錯，在戰役形態上就是內線與外線、有后方與無后方、包圍與反包圍、大塊與小塊等；不僅如此，它也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

運用之妙

《論持久戰》中提到：“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就是說，以高度的靈活性來投入戰爭。毛澤東指出：“不但使用戰術，還須變換戰術。攻擊變防御，防御變攻擊，前進變后退，后退變前進，鉗制隊變為特別行動隊，突擊隊變為鉗制隊，以及包圍迂回等等之互相轉換，依據敵我部隊、敵我地形的情況，及時地恰當地給以變換，是靈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務。戰斗指揮如此，戰役和戰略指揮也是如此。”時機、地點、部隊，敵勢、我勢，地勢，一切都要以爭取勝利為目標來加以運用。因此，靈活性的運用不僅僅是指戰斗或戰役，也指戰略的制定與實施。“基于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的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于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后勝利就屬于中國了。”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強調的這種靈活性或變動，并不是無計劃和變動不居，毫無約束，相反，“戰術、戰役和戰略計劃之各依其范圍和情況而確定而改變是戰爭指揮的重要關節，也即是戰爭靈活性的具體的實施，也即是實際的運用之妙。”“流動于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種不同的戰爭行動的范圍中，而不是這一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流動，即是說，是數的流動，不是質的流動。”準此而論，在以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為根本目標的基礎上，在做好戰術、戰役和戰略計劃的前提下，依據時機、地點、部隊，敵勢、我勢、地勢，保持靈活機動，實現多樣形態的戰爭與運用之妙的結合。

大本大源與戰爭偉力

抗戰中如何認識中日兩國之間的力量對比，毛澤東在比較中日優劣勢時曾作出過清楚的回答。但僅僅停留在這種認識層面還不夠，因為力量在戰爭過程中往往變化原來的形態，因此，如何正確認識中國的抗戰力積累、成長仍需做進一步探討。《論持久戰》首先批判了“唯武器論”。毛澤東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人力和人心主要是軍心民心，激發軍心民心的方式就是政治動員，即“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要聯系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情，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動員了民眾，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至于實現士兵和民眾的政治動員，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就是要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于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在根本宗旨正確的基礎上，“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兵民是勝利之本”。這就明確地揭示出，民眾是“大本”是“大源”，是爭取抗戰勝利最偉大力量的基礎。從尊重他們開始，聯系他們的實際利益，然后把他們動員和組織起來，那么，就可以從中獲得克敵制勝的戰爭偉力。這些都是毛澤東人民戰爭軍事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人民主體的歷史觀在軍事思想中的具體體現。

主要影響

在黨內、軍內的影響。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嫻熟應用和對抗日戰爭的透徹分析，贏得了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的贊譽。“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在回憶錄里描述——“《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陳云聽了毛澤東的演講后，感到毛澤東講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說服力，對全黨、對全國抗戰，都有重要指導意義，建議毛澤東在更大范圍講授，于是促使毛澤東把講稿整理出來在黨內印發。

在國統區的影響。宋慶齡見到《論持久戰》后，深為毛澤東的深刻分析和高瞻遠矚所折服，立即找自己親近的朋友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等人把《論持久戰》譯成英文，在海外出版。《論持久戰》的發表在中國國民黨高層引起很大震動。國民黨最高統帥部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白崇禧讀完《論持久戰》后，拍案贊賞，認為是一部軍事巨著，“是克敵制勝的高韜戰略”，并在國民黨上層不斷宣傳、介紹“持久戰”理論，很快在當時中國軍事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積極向蔣介石推薦，還以國民黨軍委會的名義通令全國，學習《論持久戰》。蔣經國仔細反復閱讀《論持久戰》達七八次之多，認為《論持久戰》分析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預見性和說服力。

在國際上的反響。中國戰區美國軍隊司令官約瑟夫·史迪威只看了一遍《論持久戰》，就認定這是一部“絕妙的教科書”，他更清楚地認識到八路軍、新四軍與日軍浴血奮戰、在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認定抗戰的最后勝利一定屬于中國。他建議美國政府“加快對華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數量的武器裝備，一定會加快勝利的到來。時任共產國際總書記兼管中國事務的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對毛澤東精辟的分析、科學的判斷拍手叫絕，在共產國際刊物上發表文章稱：“有史以來，還沒有人把軍事問題、戰爭問題說得這樣透徹過，《論持久戰》是一本劃時代的著作”。蘇聯方面也給予《論持久戰》以高度評價。舊日軍大本營參謀陸軍中校山崎重三郎曾說：“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堪稱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它是一種全民總動員的攻勢戰略，把百萬大日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在中國打敗了日本人。”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公開宣稱：“我很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

歷史作用

強調了抗戰的主觀能動作用。保家衛國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著不動，只有被滅亡”。《論持久戰》喚起了全民族的抗戰熱情，堅定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

客觀分析了中日雙方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指出“敵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勝利，避免滅亡，敵則將最后失敗”。《論持久戰》的這些分析令世人折服。

準確預見了抗日戰爭爆發后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和抗日戰爭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并指出了每個階段的戰爭形式，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找到了行動的策略，同時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持久抗戰也為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取得勝利爭取了時間和空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后勝利證明了《論持久戰》的英明預見。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講演稿七年零三個月之后，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而他在該文中所分析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基本進程與最終結局全部變成了不爭的事實。

制定了指導抗戰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提出通過“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以運動戰、游擊戰為主的戰爭形式獲得“積小勝為大勝，用空間換時間”的效果，強調了政治動員的必要性、重要性，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論持久戰》的這些軍事思想在抗戰中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批判了“亡國論”和“速勝論”思潮。指出：“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而速勝論者“因為估計不符合真相，行動就無法達到目的；勉強行去，敗軍亡國，結果和失敗主義者沒有兩樣。所以也是要不得的”。《論持久戰》的這些分析在抗戰中起到了思想撥亂反正的作用。

指導開辟了敵后抗日根據地，不僅盤活了中國抗戰的棋局，扭轉了正面戰場失利造成的頹勢，而且使敵后戰場逐步上升為全中國抗戰的主要戰場。到戰爭后期，共產主義黨領導的主要抗日根據地達到19個，根據地人口由150萬人發展到約1億人，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由4萬人發展到約132萬人。這些都是《論持久戰》思想的實踐結果。

歷史意義

《論持久戰》不僅是一部偉大的軍事著作，也是一部偉大的哲學著作，是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戰爭問題的光輝典范。在這部著作中，毛澤東關于矛盾運動及其相互轉化的客觀規律的分析，關于自覺的能動性對矛盾轉化的促進作用的論述，關于實行人民戰爭的思想，關于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理論和一整套完整的戰略戰術原則等，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的杰出貢獻。《論持久戰》不僅指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對當時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也具有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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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背景

社會背景

作者背景

創作基礎

思想基礎

傳播過程

主要主張

價值影響

理論價值

當代價值

貫通古今

洞察全局

彼己認知

揚優避劣

多樣形態

運用之妙

大本大源與戰爭偉力

主要影響

歷史作用

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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