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漢字運動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錢玄同為主發起的關于漢字廢除問題的運動。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社會處于動亂時期，思想界無政府主義泛濫，大量知識分子在對中國的落后情況進行反思后產生了全盤西化的思想，并將漢字視為落后的文字，認為漢字阻礙文化的發展、導致國家貧弱。清末維新派的部分學者，如盧戇章、勞乃宣等主張漢字改革，發出了“漢字落后論”，提倡使用拼音方案。以吳稚暉為代表的新世紀派則主張“廢除漢字”“徑用世界語”。錢玄同早期受其師章太炎影響，并不贊同新世紀派廢除漢字的主張。在袁世凱、丁巳復辟后，錢玄同對廢除漢字的態度逐漸由平和轉變為激烈。1918年4月，錢玄同發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正式提出廢除漢字的極端主張，他認為廢除漢字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提倡使用萬國新語。其主張得到了大量知識分子的響應，陳獨秀、胡適、吳玉章、瞿秋白、魯迅等發表文章闡述其廢除漢字的觀點。其中，瞿秋白主張廢除漢字后采用羅馬化的新中國文，是漢字拉丁化理論的重要奠基人。
由于錢玄同等人“廢除漢字”的主張過于偏激且具有認識偏差，故廢除漢字運動未能得到普遍認同，僅停留于學理討論層面，在實際操作層面由于實施難度大而未能展開。但“廢除漢字”運動是近代中國社會追求進步與發展的一次嘗試，其所引發的對漢字問題關注，促成了五四運動期間的“漢字革命”。在錢玄同等人的主張下，“國語羅馬字拼音注式”，即26個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法于1928年正式被公布，漢語言文字得以走向國際化。1931年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在蘇聯遠東邊疆地區的華僑、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陜甘寧邊區中都有推行使用。1935年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指出拼音為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20世紀50年代，吳玉章、胡喬木等學者主張簡化漢字，作為開始實行拼音文字前的過渡期，國務院于1956年作出了《關于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準公布《漢語拼音方案》，此后漢語拼音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歷史背景
社會背景
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處于清末民初、新舊軍閥割據混戰的動亂時期，思想界出現了無政府主義思想。大量留洋歸來或接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在看到了國家積貧積弱的現實后，認識到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并對中國的落后進行了反思。在無政府主義思潮與進化觀念的影響下，許多知識分子迫切渴求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便盲目認可西方的生產生活、制度文化等；產生了全盤西化，照搬一切西方制度的思想。
一部分有識之士中國落后之罪歸于漢字，認為漢字繁復，阻礙了文化的普及并導致了國家的貧弱，因此他們認為須進行漢字改革。但不同派系的知識分子對漢字改革由不同的主張：有的主張對漢字進行簡化；有的主張為漢字注音；有的主張廢除漢字改為羅馬文字等。
晚清維新派“漢字落后論”
清朝末年大量學者主張漢字改革，發出了“漢字落后論”，總結出各種使用拼音文字的方案。他們認為中國積貧積弱、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不發達；而教育無法普及在于文字識寫難度高；文字識寫難是因為漢字不是拼音字母，而是象形文字，與世界各國的拼音文字不同，故妨礙了文化交流，造成文化隔閡。
盧戇章在《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一書的序言中說：“中國字或者是當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難者，……當今普天之下，除中國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個字母為切音。”
勞乃宣在《簡字全譜》中表示：“今之字比古篆隸，固為簡矣，而比之東西各國猶繁。何也?彼主聲而此主形也。主形則字多，字多則識之難；主聲則字少，字少則識之易。”
新世紀派
留學于法國巴黎的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褚民誼等，在1907年創辦了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中文周刊，發出了“廢除漢字”“徑用世界語”的語言變革主張。新世紀派認為中國應當舍棄漢字，以萬國新語代之以萬國新語。但其目的并非針對漢語言、文字本身，而是將語言文字視為工具，通過使用萬國新語這一便利的工具，達到汲取歐美等先進文化的目的。
1908年，新世紀派代表人物吳稚暉曾在《新世紀》中撰文稱：“中國文字，遲早必廢。”后又發表《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一文，提出廢除漢字、改用萬國新語。章太炎在其《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中，對吳稚暉的主張表示反對。此關于漢字的優劣、廢除問題展開了長久的爭論，直到新文化運動時期，漢字革命已成為新文化運動先驅的共識。
錢玄同的思想轉變
錢玄同作為章太炎的學生，早期贊同章太炎的觀點，認同“未必西文較易于中文”，并對新世紀派以世界語代漢語的主張進行了諷刺。
袁世凱復辟帝制影響了錢玄同對中國漢字的看法，這一時期，他認為中國人思想愚昧、被封建統治者蒙蔽利用，其原因就是漢字難以掌握、妨礙了文化普及。據其1916年9月29的日記記載，錢玄同開始傾向新世紀派廢除漢字、使用萬國新語的主張；但此時錢玄同的主張相對平和，認為廢除漢字的時機還不成熟，主張“不廢漢文而用世界語”。
1917年丁巳復辟后，錢玄同對廢除漢字的態度由平和轉向激烈。錢玄同批判漢字“難易巧拙不可與歐洲文字同年而語”“此等文字亦實在不可以記載新文明之事物”。
事件過程
提出
1918年4月，錢玄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指出“漢字不適用于新時代，必須予以廢除”，至此正式提出廢除漢字的極端主張。錢玄同還在其致陳獨秀、胡適的信函中指出要廢除孔學、道學等，以驅除國人頑固愚昧的思想，故而首先要廢除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的漢字，認為這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
發展
錢玄同的“廢除漢字”主張得到了大量中國知識分子的響應，并就廢除漢字后使用哪種文字進行替代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至此，漢字成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罪惡、落后的文化根源。此后很多人開始在不同的場合發表對“廢除漢字”的看法。
一部分僅要求廢除漢字，但并沒有提出用哪些文字形式來替代漢字。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創始人吳玉章認為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是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為人民識字的障礙，已經不適應時代，應當廢除。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劉半農說也認為漢字不滅則中國新文化無望。另外，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認為漢字阻礙了知識的傳播，應當廢除。
另一部分不僅要求廢除漢字，還明確提出相應的替代方案。比如錢玄同認為廢除漢字后，可以使用世界語作為中國的文字。陳獨秀和胡適都認為漢字應當廢除，并使用羅馬字母來取代漢字。瞿秋白也認為可使用羅馬字母來取代漢字。另外，魯迅又在其《中國語文的新生》一文中對“廢除漢字論”進行了明確的系統化的闡述，他認為“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并認為基于當時中國的國情，實行拼音文字必然使文字難以統一，所以主張推行拉丁文。除此之外，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潮》雜志也鼓吹由羅馬化的拼英文替代漢字。
錢玄同所提出的“廢除漢字”主張雖受到了大量知識分子的支持與認可，但其主張具有認知偏差，漢字的廢除與否不以部分人的主觀意志而定，廢除漢字沒有得到當時中原地區社會的人們的普遍認同，也沒有形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思想。且“廢除漢字”多停留于學理討論層面，在實際操作層面由于實施難度大而未能展開。
結果與影響
“廢除漢字”運動因其觀點的偏激和不考慮實際國情而最終未能成功，但“廢除漢字”運動是近代中國社會追求進步與發展的一次嘗試，錢玄同等人在“廢除漢字”運動中指出了漢字發展的困境，提出的見解促進了漢語改革，奠定了現代漢語的規范化、漢語拼音設計等多方面的工作基礎。
相關后續
“漢字革命”
“廢除漢字”的主張在知識分子界廣泛傳播并受到認可，最終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形成了改革落后文字的新文化運動，并引發了“漢字革命”。趙元任發表《國語羅馬字的研究》主張應完全采用拉丁字母，提出了其“國語羅馬字的草稿”；黎錦熙發表了《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在文中對漢語詞的連寫問題作了系統的研究；蔡元培則主張漢字拼音化以推進漢字改革。
1920年后錢玄同認為使用世界語、抱有世界大同理想的文字改革難以實施，故而轉向“改革傳達越南語的文字工具使之‘世界化’”。
1922年，《國語月刊》發表了由黎錦暉提案，錢玄同、黎錦熙等連署的《廢除漢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與《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構成了以錢玄同為核心人物的“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大會兩個重要的議案。
1923年，錢玄同有發表了《漢字革命》，認為漢字具有難識、難寫之罪，妨礙了教育的普及和知識的傳播，是關乎教育普及、國語統一、國語文學發展、新知識表達等的根本問題。錢玄同還在文中表達了其對漢字改革的理想與規劃，并將漢字改革后的新文字定為國語羅馬字。錢玄同寫道：“我敢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越南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的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錢玄同還在1923年國語研究會召開的第五次常務大會上提出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的議案。此后他與黎錦熙、趙元任、汪怡等人致力于研究、涉及國語羅馬字，于1926年制作出“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1928年由中華民國大學院公布。其“國語羅馬字拼音注式”即26個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法，促進了漢語言文字的國際化。漢語羅馬化提升了中國下層民眾的文化水平、普及了教育，并為中國文學通俗化的變革打下了基礎。
1930年在左派作家對“文藝大眾化”進行了討論，瞿秋白提出通過漢語拉丁化以取代漢字，并認為方言也應拉丁化。1931年，瞿秋白、吳玉章等人制訂了“拉丁化新文字”，后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衍生出“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拉丁化新文字在蘇聯遠東邊疆地區的華僑、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當地陜甘寧邊區去、敵后解放前區中都有推行使用。
1934年，上海市文化界展開對大眾語的討論，錢玄同反對左翼文字改革的羅馬化方案對越南語的統一，國語羅馬字的支持者開始主張“只任簡體字”。至此拉丁化和羅馬字的主要取向都變為：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于1935年12月提出《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指出：“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其主張得到了后世呂叔湘、周有光等現代語言學家的支持，并將拼音文字看作為漢字改革的最終目標。
簡化漢字與拼音
新中國成立后，對漢字去留的問題再次受到關注。毛澤東在致蔣竹如信函終表示：“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他贊成進行文字改革，主張以正確的態度和方法學習外國優秀文字。
20世紀50年代，吳玉章、胡喬木等學者多次論證簡化漢字的使用，認為在開始實行拼音文字前，需要有一個新舊文字并用的過渡時期；主張適當整理、簡化漢字，減少其在書寫、教學與閱讀方面的困難；并稱“漢字的簡化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1955年全國政協舉行報告會上，吳玉章、胡喬木等對漢字簡化與改革問題作出報告，在文改會與全國政協討論下提出、修改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1956年，國務院作出了《關于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準公布《漢語拼音方案》。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中指出，漢語拼音的主要任務為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而非替代漢字。用拼音文字替代漢字的改革至此終止。此后，漢語拼音方案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小學生通過三周就可掌握漢語拼音，提高了兒童對漢語語音的掌握速度、推廣了普通話。
評價
學者郜元寶對廢除漢字革命運動的看法為：“（廢除漢字）所改變的不是中國語言文字的表面，而是中國知識分子對待母語的關系與態度……外國語言的精神通過詞匯、語法乃至說話的腔調，畢竟已經滲透到漢語中來了。這種滲透是以表面上看不見的形式發生的，但實際上，字匯、語法、聲韻（白話文的腔調或瞿秋白所謂的‘文腔’）乃至基本語言觀念即那決定人與語言的關系的若干基本的哲學領悟，已經被外來語言和外來文化深刻地‘重寫’了。”
學者李敏生評價：“五四時期的‘廢除漢字’論，在理論上還缺乏系統的說明，突出地表現為一種反封建的政治主張，把漢字簡單地等同于反動的封建勢力。這時候雖然沒有出現漢字是屬于封建社會的反動的上層建筑的詞句，但實質上卻和后來出現的漢字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
學者左玉河評價：“錢玄同提出的“廢除漢字”的偏激主張，體現了他與傳統徹底斷絕聯系的決絕態度，也確實看到了中國漢字的短處。他有感于漢字難識難寫，妨礙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傳播而提倡徹底廢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漢字的某些弊端，盡管有一定道理，但這種偏激的文化主張總體上是錯誤的。語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基本構成要素，是維系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工具，不能單純憑某些人的主觀意志而取消。漢字作為中華文明的構成要素和價值符號，承載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史，維系著民族精神和血脈親情，是不可能完全廢除的。”
相關紀念
位于河南省安陽市的中國文字博物館于2022年11月16日建成開放，主要包括宣文館、徽文館、博文館等主體建筑和漢字公園等組成的漢字文化園區。其中，宣文館內常設基本陳列“中國文字發展史”展廳，以展示漢字的發展、演變歷程。
參考資料 >
“廢漢字”公案及后來.文匯網.2024-02-26
政協與文字改革.人民政協網.2024-03-18
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字改革.中共六安市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2024-03-18
博物館簡介.中國文字博物館.2024-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