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澀澤榮一，本名渋沢栄一，1840年3月16日-1931年11月11日，日本近代著名實業家，被稱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

澀澤榮一1840年出生于埼玉縣的一個富裕農家。自6歲起學習《論語》，之后還學習了四書五經、《左傳》《史記》和《日本外史》等書籍。成家之后不久，澀澤榮一參加尊王攘夷活動，并成為水戶藩主德川慶喜的家臣。1867年，澀澤榮一陪同德川慶喜的弟弟德川昭武前往歐洲出席博覽會，并作為侍從留在巴黎陪德川昭武留學。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澀澤榮一回到日本。1869年，澀澤榮一組織了日本最早股份制公司雛形“商法會所”。同年11月，澀澤榮一到民部省租稅司，輔助民部卿伊達宗城工作。1873年，澀澤榮一創辦了第一國立銀行并擔任總監。10年后，澀澤榮一創辦大阪紡織公司，確立他在日本實業界的霸主地位，此后，他的資本滲入鐵路、輪船、漁業、印刷、鋼鐵、煤氣、電氣、煉油和采礦等重要經濟部門，1916年退休后致力于社會福利事業。1931年11月11日，澀澤榮一以91歲高齡去世。

在實業思想上，澀澤榮一把中原地區的儒家思想與歐美的經濟倫理結合，提出了“義利合一”的經營理念，也就是道德與利益相統一，奠定了日本經營思想的基礎。他不僅是日本人所公認的近代產業先驅，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業者的精神領袖。

澀澤榮一在明治天皇33年（1900）就受封男爵，后在大正9年又晉升子爵，生前亦受贈官位從二位，死后又追贈正二位。1926年、1927年，澀澤榮一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人物生平

成名前期

澀澤榮一1840年出生于武藏國榛澤郡血洗島（今琦玉縣深谷市血洗島），幼名市三郎，后稱榮一郎、篤太夫、篤太郎等，戒名泰德院殿仁智義讓青淵大居士。澀澤榮一的父親市郎右衛門是制造販賣經濟作物“藍玉”（作為染料的植物）、兼營養蠶并種植稻、麥、蔬菜的名主和豪農。因此，和一般農戶不同，澀澤家業的維持一直需要有使用“算盤”的商業才能。澀澤榮一自小就被要求會使用“算盤”。另外其母是一位充滿慈悲的女性，經常給予周圍的人以熱情幫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使澀澤耳濡目染。從澀澤日后所熱心從事的諸多慈善事業中也隱約可以看到其母的影響。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澀澤榮一自幼得到了父親的悉心培養，六歲起學古文寫商務信件，八歲學《論語》《四書》，后來又隨漢學家尾高勝五郎學《史記》《三國志》《唐宋八家古文》《十八世略》等漢和經典，打下了扎實的學問基礎。作為澀澤家長子，父親外出經商或與村役所藩府交涉事務時都把他帶在身邊。

14歲起，澀澤榮一即幫助父親從事“藍玉”的經營，并單獨承擔任務。與在幕藩封建體制營營筑富的父輩不同，澀澤榮一對“獨立經營”遭到制度性壓抑而難以獲得自由發展，具有強烈意識。

17歲時，澀澤榮一以父親的名義擔任“御用金”的“御用伺”。因曾經遭到“代官”（代理大名等管理領地的行政長官）的侮辱和嘲弄，所以他對人的能力無法得到正當評價的身份制極為憤慨，并因此加入了“討幕”行列。23歲時，澀澤榮一進入江戶城的“海保（青陵）塾”和“千葉道場”，修習讀書擊劍，并頻繁與志士交往。

效力幕府

日本在西方列強的威脅下被迫開國后，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尊王攘夷運動逐漸興起，為澀澤榮一這些豪農豪商階層出身的人崛起于政治斗爭舞臺提供了有利條件。1863年，一心想成為武士的澀澤榮一與堂兄澀澤喜作聯絡一些豪農出身的志同道合者，組成以宣示“天朝”威勢和驅逐洋夷為宗旨的草莽志士隊“天朝組“。但在計劃準備時期，澀澤榮一看到尊攘派在1863年“八一八”政變后失勢，各地的草莽運動不斷被鎮壓，特別是攘夷派在同洋人的武力較量中不斷遭到慘敗，受到很大震動。他以商人的敏感迅速判斷出武力攘夷的危害性和不可能性，于是中途放棄了暴動計劃，退出了尊攘運動。

退出尊攘運動使澀澤榮一躋身武士行列以光耀門庭的目標難以實現，而國家政局的動蕩不安又使一心一意經商發跡成為泡影，故必須謀求另外的途徑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開創自己的事業。1864年，澀澤榮一不惜財力結交了一橋家（德川家族的一支）的謀臣平岡久四郎，通過平岡的推薦，投靠德川慶喜做其家臣，取得了追求已久的武士身份。

澀澤榮一以其善于理財的長技，在一橋家領地征召農兵，改革軍制；又振興大米、白木棉的專賣，協助德川慶喜推行財政、稅制改革。1866年，一橋慶喜就任幕府第15代將軍（即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后，澀澤榮一進入幕府，成為幕臣。德川慶喜為維持幕府統治的殘局，在法國協助下搞起了“慶應改革”，澀澤榮一積極參與，為重整幕府混亂的財政出了大力，因而博得將軍的賞識，在幕府中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訪歐學習

1867年底，28歲的澀澤榮一隨德川慶喜的弟弟、德川政權的民部大輔德川昭武赴法國參加巴黎世界博覽會。19世紀60年代的歐洲，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時期，法國的萬國博覽會毫無疑問地成為了展示西方經濟繁榮的大櫥窗。在這里陳列著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產品，像蒸汽機車、工業用車床、紡織機乃至教學醫療設備，每一樣都讓澀澤榮一感到特別新奇，極大地開闊了他的眼界。

在法國，澀澤榮一處處都能感到西方國家與日本之間的強烈反差。例如，在與法國政府官員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官員和商人之間毫無高低之分，兩者的關系完全是平等的；而在當時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間的社會地位猶如天壤之別，毫無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見到幕府官僚、武士無不點頭哈腰，卑躬屈膝。澀澤榮一認識到，要使日本興盛，就必須打破官貴民賤的舊習，排除輕商賤商的思想，向西方學習，把工商看成是強國的大業。

在法國學習和考察了一段時間之后，澀澤榮一又隨昭武到歐洲各國進行了旅行訪問，先后去了瑞士、荷蘭、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在這些國家，澀澤榮一參觀了大量的工廠，包括針織廠、鐘表廠、各類軍工兵器廠、鋼鐵廠、機車制造廠、玻璃廠、造幣廠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沒有的社會設施，包括近代軍營、報社、博物館、銀行等等。所到之處，使他大開眼界，深受工業文明的震撼。

澀澤榮一參觀了當時正在施工開鑿的蘇伊士運河，其宏偉的氣勢讓他從中察覺到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見比利時國王的經歷，也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國王表示：“今后的世界將是鋼鐵的世界，日本未來可能會成為大量使用鋼鐵的國家，我國的鋼鐵生產水平高，鋼材質量好，屆時希望你們能使用我國的鋼材。”澀澤榮一由此再次獲得思想上的啟發，他意識到連一國之主都毫不避諱地談論貿易買賣，足見工商業在這些國家的重要程度。通過對西方各國的訪問考察，澀澤榮一見識到了一個與日本截然不同的全新世界。

在歐洲游歷考察期間（1867年1月－1868年11月）的這段經歷，對澀澤榮一產生了重大影響。為深入了解西方工業世界，學得工商文化，澀澤榮一與幾人聘請法語老師，抓緊時間學習，在短短兩年內掌握讀寫本領，能直接閱讀有關西方銀行、鐵路、股票、證券以及股份公司的文獻資料，同時可以和法國的官員、商人打交道。這為其考察和學習提供極大便利，使其有更多機會考察歐洲社會細節。不僅如此，澀澤榮一還專門拜訪銀行家弗羅里赫拉爾特等人，請教經濟問題，參觀有價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從而深刻理解股份公司制度的巨大作用，為日后利用歐美先進技術與經濟制度發展自己的實業乃至日本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

出仕大藏

1868年，幕府垮臺、明治天皇政府建立后，澀澤榮一回到了日本。本著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道德，更為了報答德川慶喜的知遇之恩，他仍然追隨于蟄居靜岡市的慶喜左右。其時，靜岡藩寄養著大批佐幕派武士，喪失政權的慶喜拿不出更多的錢來維持昔日部下的生活，財政上入不敷出使下臺的德川慶喜坐臥不安。澀澤榮一力主將藩內財力物力投入到經濟活動中，以挽回滅頂之災。他利用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發行太政官札之機，在靜岡市創辦了日本第一家合股組織商法會所（即股份公司前身），籌集股金、經商賺錢，為慶喜廣開生財之道，緩解了靜岡藩的財政困難。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徹底打開了被江戶幕府緊鎖了200年的國門，一個新時代到來了。舉國維新，百廢待興，國家正是用人之際，新政府廣求人才于天下，自然不會放過澀澤榮這位遠近聞名的經營天才和管理能手。而作為前幕府高官的澀澤榮一，在感情上對新政府心存疑慮，起初拒絕與新政府合作，在屢召不應的情況下，明治政府派大藏省大輔大隈重信親自出面，勸說澀澤為“國家天下計”出仕新政府。澀澤榮一于是告別德川慶喜而出任大藏省租稅正。這是他繼奮斗爭取到武士地位加入幕府后的第二個人生轉折點。

大藏省是明治維新政府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最高機構之一,當時社會正處于建國初期，局勢不穩，而國家政治與經濟正處在動蕩混亂階段，如何對封建制度下的農商工秩序進行改造，建立殖產興業的新秩序，新政府中很多人心里沒底。挑選澀澤榮一這樣既有出國考察經歷，又有實際經濟工作經驗的人才進大藏省，是實現新國策的有效保證。事實上，澀澤榮一以后的一系列工作成就也證明了這一點。澀澤進入大藏省后，參與有關度量衡、稅租制度、貨幣和俸祿制度、公債制、驛遞法的改革，制定了鐵路修筑方案、《國立銀行條例》、各官廳事務章程和會計法，在整頓明治初期財政制度，引進方資本主義經營方針、規劃、方式等方面顯露頭角。由于工作出色，澀澤在仕途上一帆風順。1871年任大藏省權大丞，次年升入大藏大丞，進一步掌握了征收全國稅租、決定各省預算等有關國家財政方面的實權。

1871年，澀澤根據自己在海外考察股份公司的心得體會，寫成《立會略則》，向日本各界介紹設立股份公司（安尼普株式會社）的宗旨、要領和規則。商人出身的澀澤榮一，在長期經商的過程中，耳聞目睹許多蔑視商人的實例，政府動輒運用強權法令侵犯商人利益、剝奪其家產，對此有切膚之痛。他在《立會略則》中強調“財產私有權歸個人所有,乃是天下通行之公理，他人不得侵犯”，“通商之道不應受政府權威的強制，也不應受法制的束縛”，“而國家之富強在于工商業的發展”，“若實業家的地位勢力尚不能打動政治家，則無法期待真正的發展“。

澀澤澤根據他旅行海外的體驗，一方面宣傳歐美資產階級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經營的觀念，另一方面為日本新興的資產階級壯大聲勢，提高其社會地位，鼓吹官商合一，從而為掃除傳統習慣勢力的阻礙，在日本推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經營方式制造輿論發揮了積極作用。澀澤在大藏省任職期間與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薩摩、長州出身的藩閥官僚關系密切，卷入藩閥間爭權奪利的派系斗爭。

投身實業

創辦銀行

1873年，33歲的澀澤榮一遞交了辭呈，棄官從商。辭職后，澀澤榮一創辦了第一國立銀行并擔任總監，資金來源按照集資原則，既有三井八郎右衛門、小野善助這樣的日本財閥做大股東，也有公開招募的小股東，同時聘請英國金融精英擔任顧問，以歐洲英法的復式簿記訓練銀行職員。

這家銀行是日本歷史上最早具有股份公司性質的銀行之一，它是以澀澤榮一在大藏省任職時親自起草的《國立銀行條例》為基礎建起的，是當時日本最大的一個中樞金融機構。該銀行成立之初擁有資金244萬日元，其中3/5存入大藏省，作為紙幣發行基金，其余用作匯兌業務資金，第一國立銀行的創立，為明治初期在日本推廣資本主義近代金融信貸制度首開先例。

實業

同年，澀澤榮一創立“王子制紙”，該公司是在原來的三井組、小野組、島田組3個經濟團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由他留學美國學習造紙技術的女婿大川平三郎主持經營。澀澤認為，人文的進步即文字的發展，即印刷事業的迸步、即日本造紙的發展。因此他把造紙業放在了優先發展的位黃。

銀行、實業都做成了之后，澀澤榮一開始在日本辦公司，實踐亨利·德·圣西門主義的“通過錢、人、物的循環流動促進發展”，也創下日本的更多第一1876年，協助成立了中外物價報社（日本經濟新聞前身）。1878年，發起成立了日本第一家股票交易所——東京證券交易所。1879年，參與成立了日本第一家保險公司——東京海上保險會社。1881年，參與創立了第一家鐵路公司日本鐵道會社；1882年，創建日本第一家紡織企業——大阪紡織會社。1883年，發起設立了日本第一家電力公司“東京電燈會社”。

1887年，澀澤榮一擔任清水組（現在的清水建設株式會社）的相談役，參與經營。同年，協助高峰讓吉建立東京人造肥料會社（現在的日產化學），擔任創立委員長。另外還有東京制鋼會社（現在的東京制鋼）、日本煉瓦制造會社、東京飯店（現在的帝國飯店）的發起人和理事長。札幌麥酒會社委員長、大日本麥酒株式會社（現在的札幌控股，日語：サッポロホールディングス）的設立總會議長，日本土木會社（現在的大成建設）的發起人和委員長。1888年，其成為札幌啤酒公司創始人兼代表創始人（后任札幌啤酒公司董事長），并開設東京女學生館并擔任會計總監（后來的董事）。1890年在東京淺草寺主持日本全景館（淺草日本パノラマ館）的開業。之后還協助設立主要為市民提供社交場所的東京會館。1892年，東京儲蓄銀行的創始人兼董事（后來的董事長）。1895年，北越鐵道株式會社創立大會監事（后顧問）。1896年，擔任日本精通株式會社創始人兼董事運營，并將第一韓國國民銀行更名為第一銀行株式會社，其繼續擔任總統。1897年，開設澀澤倉庫部并成為企業主（后來創立澀澤倉庫株式會社），擔任日本女子大學創始委員會會計委員長（后任校長）。1906年，創立了東京電力公司及京阪電氣鐵道安尼普株式會社。1909年澀澤榮一退休，辭去了多家公司和組織的高管職務。

到1916年淡出實業界時，澀澤榮一參與創立的股份制公司已超過五百家，遍及金融、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險、化學、水泥、制糖、服裝、啤酒、貿易、百貨、酒店等各個領域。

社會福利

1874年，澀澤榮一為了救濟生活困難民眾而開始運營養育院（現在的東京健康長壽醫療中心），后來親自擔任事務長和院長。1877年西南戰爭結束，佐野常民設立了為戰爭雙方傷病員提供治療救援的博愛社，容易擔任社員，后來博愛社改為日本赤十字社，繼續參與運營。1884年，高松凌云為生活困難者提供免費醫療設立的同愛社，澀澤榮一也參與其中并擔任干事。1907年，擔任東京慈惠醫院（現在的東京慈惠會）的相談役和委員長。1908年，參與設立癌癥研究會，并擔任副總裁。1911年，澀澤榮一擔任慈善團體濟生會的顧問和評議員。1913年，擔任北里柴三郎設立的日本結核預防協會的評議員。1914年擔任圣路加國際醫院的評議會副會長和會計監督。1920年擔任瀧乃川學園（主要負責智力障礙兒童的撫養和教育）的理事長。

重視教育

1875年積極推動實學（應用科學）教育的森有禮創辦了商法講習私塾，通過澀澤榮一的支持改稱商法講習所（后來變成東京商科大學和一橋大學），澀澤榮一擔任經營委員。1887年與伊藤博文、勝海舟等人一起設立女子教育獎勵會和東京東京女學館大學。1888年暫住工手學校（現在的工學院大學）。1900年與大倉喜八郎一同創立大倉商業學校（現在的東京經濟大學）。為了改變當時男尊女卑的保守社會思潮，澀澤榮一提出了女性高等教育的必要性。1901年支持創立日本女子大學，并且從實業界退休后擔任校長一職。1908年參與了早稻田大學的理工科的科系擴大計劃，并擔任基金管理委員長。

1909年，澀澤榮一負責調停東京商科大學的辛酉事件，防止該校被東京大學統合。1914年，在高千穗高等商業學校（現在的高千穗大學）設立的時候擔任評議員，繼續謀求發展實業教育。1919年，澀澤榮一在主講論語的三島中洲去世后擔任二松學舍大學的舍長和理事。1921年，其擔任私塾國士館（現在的國士館大學）的維持委員。女性教育方面，1924年擔任東京東京女學館大學的館長，1931年擔任日本女子大學校長。

國際交流

1879年，前任美國總統尤里西斯·格蘭特夫婦一行訪問日本，澀澤榮一跟福地源一郎一起擔任接待委員總代表，準備歡迎儀式，并在飛鳥山宅邸中舉行歡迎會。1881年在飛鳥山招待夏威夷王國的大衛·卡拉卡瓦。

1893年，澀澤榮一專門設立負責接待外賓的組織貴賓會，并成為干事長。這項事業與后來的日本交通公社存在關聯。1898年，澀澤榮一訪問大韓帝國，并謁見了趙構。此行的目的在于推動韓國的近代化建設，促進兩國之間的貿易和友好關系。

1902年開始前往歐美各地進行視察，與當地的商工會議所成員進行交流，并與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展開會談。1903年與大隈重信等人一起設立日印協會，后來擔任該協會的第三任會長。1908年，基督教慈善團體救世軍的創立者卜威廉造訪日本的時候，澀澤榮一在飛鳥山宅邸舉辦了歡迎午餐會。

1909年退休后，澀澤榮一組織了一個商業團，并作為團長前往美國，會見威廉·塔夫脫總統。1912年，帶領卡內基世界和平基金會派遣的美國赫伯特大學名譽校長查爾斯·W·埃利奧特(CharlesW.Elliott)訪問東京蠶桑培訓中心，協助創立紐約日本協會協贊會，并擔任名譽委員長。1913年，澀澤榮一作為民間代表歡迎訪日的中國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1914年，澀澤榮一為促進中日經濟合作而訪問中原地區。1915年，借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舉辦的契機再次前往美國，會見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1916年擔任日美關系委員會的常務會員。1917年擔任日美協會的名譽副會長。1920年擔任日本國際聯盟協會會長。1921年，出席華盛頓會議，并會見總統沃倫·哈定。

其他事業

1909年，柔道家，同時也是日本體育之父嘉納治五郎運營的講道館推動財團法人化的時候，澀澤榮一被推舉為監事。1918年，澀澤榮一主導刊行《德川慶喜公傳》，希望能將舊主·德川慶喜的事跡正確地傳達給后世的人們。1919年，澀澤榮一預見到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勞資爭議頻繁化，作為中間協調者而設立了協調會，并擔任副會長。1923年，為了重振漢學，澀澤榮一擔任帝國議會決議設立的大東文化協會（現在的大東文化大學）的評議員。

抗震救災

1923年9月關東地區發生大地震，澀澤榮一立刻向國家和東京地方政府獻策，同時自費從附近的縣購買大量糧食提供給受災民眾，通過協調會實行收容受災民眾、做飯、設置震災情報板以及臨時醫院等賑災措施。另外結成大震災善后會，四處奔走募集救援和復興資金，跟澀澤榮一有過交流的美國實業家都紛紛捐贈。之后澀澤榮一還擔任了帝都（東京）復興審議會的委員，籌劃都市復興計劃。

人物去世

澀澤榮一在昭和6年（1931）去世時，日本天皇派敕使，皇后、皇太后也遣使吊問，出殯當天，葬儀場外停了一千五百臺車子，四萬民眾，不分男女老幼，沿道從東京青山送別到谷中寬永寺，距離提拔重用他的最后將軍德川慶喜在谷中靈園的墓所不遠。

學術觀點

澀澤榮一還成為將《論語》作為第一經營哲學的人。他的著作《論語和算盤》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就是既講精打細算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

澀澤榮一認為，傳統觀念總把“義”與“利”對立起來，這從中原地區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種種說法，如中國儒生有“為富不仁”之說，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的論述。這些觀念的形成當然是與一些不法商人的種種不當牟利有關，以至形成“無商不奸”的看法。但是，當把這種觀念絕對化之后，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卻產生了極大的害處。因此，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過《論語》來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曉“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時又要讓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實并不違背“孔子”的古訓，盡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為與道德有虧。他說：“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因此，可以說《論語》與算盤的關系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他認為，“縮小《論語》與算盤間的距離，是今天最緊要的任務。”因為不追求物質的進步和利益，人民、國家和社會都不會富庶，這無疑是種災難；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據“仁義道德”和“正確的道理”，這樣也才能確保其富持續下去。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個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與務實。“如果偏于士魂而沒有商才，經濟上也就會招致自滅。因此，有士魂，還須有商才。”但“只有《論語》才是培養士魂的根基”，因為“所謂商才，本來也是要以道德為根基的。離開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瞞、浮華、輕佻的商才，所謂小聰明，決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認為，后儒對孔子學說誤解最突出的是富貴觀念和理財思想，他們錯誤地把“仁義正道”同“貨殖富貴”完全對立起來。所以，澀澤對孔子的財富觀作了一番論證和說明。他對《論語》和《大學》有關論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無鄙視富貴的觀點，只是勸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也就是《論語·泰伯》所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人們對孔子“義利觀”最嚴重的誤解是把“利”與“義”完全對立起來，結果是“把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層人置于道德的規范之外，同時農工商階級也覺得自己沒有去受道義約束的必要”，“使得從事生產事業的實業家們的精神，幾乎都變成了利己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既沒有仁義，也沒有道德，甚至想盡可能鉆法律的空子去達到賺錢的目的”。但這種利己主義會把國家送上不歸路，正如《大學》所說：“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就是說，由個人的貪戾這種細微小事發展下去，就會導致國家動亂這類驚天動地的大事。所以，修身養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視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空談心性，鄙視實業，也是導致國弱民貧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他強調指出：“僅僅是空理空論的仁義，也挫傷了國家的元氣，減弱物質生產力，最后走向了亡國。”因此，他主張，“謀利和重視仁義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國家健全發展，個人也才能各行其所，發財致富。”他還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論語》與“算盤”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確表示一定要把《論語》作為商業上的“經典”。他的工作“就是極力采取依靠仁義道德來推進生產，務必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

主要思想包括打破管尊民卑體制，道德合一經濟說以及合本主義。其中合本主義意味著經商的原則應該是把最好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共同去達成一個目標，最終實現社會的福祉。那么在當代，研究澀澤榮一精神以及其道德與經濟組合有何現實意義？關西大學訪問學者木村昌人總結道，首先，對于社會的很多不穩定性，我們可以借鑒合本主義的思想，去改進現有的貨幣系統，更好地促進全國資金的交流和整個金融行業的變革。澀澤榮一當時也是運用了儒家思想，將傳統的道義引進了投資界和銀行界的領袖思想中，強調商業的道德感。這種思想對于現今的新興國家也很有借鑒意義，包括防止腐敗，縮減貧富差距等。此外，它也可以防止整個金融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

“縱觀現代整個社會的發展，金融資本主義已經帶來了很多周期性的問題，包括金融的衰退等。但在澀澤榮一的資本主義中，每一個市場的參與者都是獨特的，我們需要將商業的道德感整合進現有的資本主義模型，才可以更好的平衡金融資本主義。”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長江商學院名譽教授、長江人文委員會主席杜維明15年前就在山東省的會議上向企業家介紹澀澤榮一，在他看來，在當下全球貿易摩擦不斷加劇的背景下世界需要一種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商業文明，合本主義雖然是日本的一個詞語，但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