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既隱》是《禮記·禮運》中的一篇文章，表達了大道已消失的觀點。《禮記》是戰國或秦漢的儒家著作集，收錄了有關禮制的論述，被視為儒家經典之一。
文章內容
原文
現在，大道已經隱藏起來，天下成為了家族的領地。每個人都親近自己的親人，撫養自己的孩子，財貨和力量都屬于自己。天子諸侯的繼承被認為是合理的禮節，城市和城墻以及護城河被認為是為了防御而建造的。禮義被用作規則，以正確區分君臣關系，加深父子關系，促進兄弟間的和睦，調和夫妻關系，建立規章制度，劃定土地和居住區，尊重勇敢智慧的人，追求個人成就，因此陰謀開始盛行，戰爭也因此爆發。大禹、商湯、周文王、姬發、姬誦和周公，這些都是選擇的典范。這六個君子，沒有一個是不遵守禮制的。他們宣揚禮制的意義，檢驗誠信，揭露錯誤，提倡仁愛和謙讓，向人民展示常規。如果有人不這樣做，那么當權者就會失去地位，人民會認為這是一種災禍。這就叫做小康。
譯文
當今，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已經消失了，天下變成了一家一姓的產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親人和子女，財物和勞動力都歸自己所有。天子諸侯的權力變成了世襲的，并且成為了合法的禮制，修建城郭和護城河作為牢固的防御工事。制定禮儀作為準則，用來規定君臣關系，使父子關系淳厚，使兄弟關系更加和睦，使夫妻關系更加和諧，使各種制度得到確立，劃分田地和住宅，尊重勇敢聰明的人，讓他們為自己建功立業，所以陰謀詭計因此興起，戰爭也由此產生。大禹、商湯、周文王、姬發、姬誦和周公，這些人都是從這里選出的。這六位君子，沒有哪一個不謹慎對待禮制的。他們弘揚禮制的精神，考察人們的信用，揭露過錯，倡導仁愛和謙讓，向老百姓顯示常規。如果有違背這種情況的行為，掌握權力的人會被罷免，老百姓也會把他視為禍患。這種社會被稱為小康。
出處
《禮記》是由漢代學者整理的，其中包括孔子及其學生的言論和解釋。書中大部分內容可能由孔子的七十多位學生及其后代撰寫，同時還收錄了一些其他古代文獻。據傳，戴德選擇了其中的八十五篇，命名為《大戴禮記》，而戴圣則選取了其中的四十九篇，稱之為《小戴禮記》。
注解
- 既：已經。
- 大人世及：大人，天子諸侯；世及，世代相傳。
- 睦：使......和睦。
- 紀：綱紀，準則。
- 知：通“智”。
- 著：明，說明，彰顯。以著其義：揭露。
- 勢：權勢。
- 常：常規
- 執：職位。
- 謂：叫作。
思想
大同小康
儒家的理想社會是大同世界，這是一個與最高人格相匹配的社會理想。《禮記》中的《禮記·禮運》篇描繪了一個大同世界的圖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特點
- 全民公有的社會制度。
- 選賢與能的管理體制。
- 講信修睦的人際關系。
- 人得其所的社會保障。
- 人人為公的社會道德。
- 各盡其力的勞動態度。
小康思想
與大同思想相反，小康思想歌頌王權。正是因為有歌頌王權的小康思想的掩蓋，反王權的大同思想才能夠存在。儒家的小康思想與大同思想同時出現在《禮記·禮運》中。文章在總結了大同世界之后，轉向了完全與大同思想對立的敘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對比
- 天下為公的大道沒有了，改為“天下為家”。
- 社會現象與大同世界相反。
- 來自權力的私有：“大人世及以為禮。”
- 禮、義本質上是為世襲的王權服務的。
- 禮、義表面上是超脫的、公道的，實際上是依附于權力的，為權力服務的。
- “以功為己”即以是否對自己有利作為衡量功利的標準和尺度。
- 社會充滿了矛盾和斗爭。
- 在位者去位，無位者遭殃，天下大亂。
針砭
- 康者安也，所以說大體安定。
- 表面上在歌頌禹、湯、文、武、姬誦、周公的盛德，實際上是在抵制天下為家的“大人世及”制度，旁及這種制度下形成的自私自利的社會風氣。
- 秦漢以后的儒者尊小康而不言大同市，具體表現是以三代為法，尊禹湯文武周公為圣，于是大同的歷史和理想被拋棄了。
- 造成大同歷史割裂的始于東漢鄭玄。鄭氏注《禮記》，以大道之行為五方上帝事，而五帝通常包括黃帝、堯、舜。黃帝、堯、舜之世并非“謀閉不興”，黃帝曾戰蚩尤于涿鹿縣，舜征有苗。由于混淆了大同和小康的歷史界線，大同世界的“謀閉而不興”與小康之治的“兵由此起”發生了矛盾，于是后儒補充糾正并為之圓場說：“《正義》曰以三王之時教會稠數，欲責繁多，在下不堪其弊，則致如此。然謂謀作兵起也，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尚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五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設久矣，但上代之時用之希少，時有所用，故雖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時每事須兵，兵起繁數，故云兵由此起也。”其實這個圓場是無法使圓的，既然是“謀閉而不興”的大同世界，何設兵之必要？既以設兵，何大同之有？且《禮記·禮運》明明是說：“兵由此起”，指的是小康之世的三代禹湯文武的盛世。起者始也，不是此時才興起的事，怎么能說“由此起”呢？其實這個解釋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兵起何時，而在于混淆“大同”與“小康”的界線，大同既然也有戰涿鹿縣、征三苗之事，說明兵者自古有之，乃至“每事須兵”。既然社會要靠武力來維持，則《禮運》描寫的“天下為公”的原則，“講信修睦”的世風，彼此親善的關系，人人為公的道德，以及“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的社會秩序，也就不復存在了。
- 或以為“天下為家”就是王者視天下為家，說的是王者對天下關切之深，所以“天下為家”與“天下為公”的宏旨是一致的。這是對原文的惡意歪曲！原文清楚地說：“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說的是“天下為公”的大道隱去之后才出了“天下為家”，后者是前者的倒退和反動，何言宏旨一致？為什么先人的合理思想于千百年后反遭到后人的歪曲呢？沒有別的，王權的影響所致，所以說后人的思想就一定比前人先進，處處用進化論來套解社會現象，是不科學的。
- 大同思想與《周易》的淵緣關系
-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出現了與當代社會主義社會相類似的大同思想本來就是奇跡，但這個奇跡并非是無緣無故地偶然出現的，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思想淵源和社會基礎，而這些大多又與《周易》的思想和材料相聯系。
- (一)歷史淵源
-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而特別又有著極其豐富的介于歷史和傳說之間的遠古史資料。《周禮·春官》：“外書掌書外氣，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三皇五帝之時不一定有正規的史籍，但既然設專門衙門掌管，至少也有一定數量的史料，包括文和獻的兩個方面的史料。
- 三皇五帝是我國遠古史的兩個極其重要的階段，許多帶政治和制度性的傳說就發生在這里。三皇雖然和五方上帝并稱，但卻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自然也是兩種不同的社會風貌。桓譚《新論》：“三皇無言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以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世及而為禮，明大人非天子。凡文各有所對，《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為天子。”阮籍《通老論》也說：“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道法自然，“以道治”也就是按人類社會最初的狀貌來治理，指的自然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原始社會是無所謂皇與帝的，也無所謂權力。黃石公《三略》區別三皇與五方上帝不同的社會政治結構說：“夫三皇無言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以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世及而為禮，明大人非天子。凡文各有所對，《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為天子。”三皇時代是不存在政教的，人們按照天地運轉的自然法則勞作生活，“故天下無所歸功于帝者”，然而天下太平。有王的時代就不同了，道德規范有了，政教法令有了，規矩原則有了，甲兵之事也有了，然而也天下太平。所謂有王的時代也就是夏、商、周的三王時代。對照前面所述的大同和小康，正好是大同屬三皇時代，而小康則是夏、商、周的三王時代。
- 借用孔子的口氣說：“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來之逮也，而有志焉。”
- 這段話從字面上看，是孔子感嘆自己其生也晚，未趕上大道施行的時機，也未見到三代英明之主，然而卻向往天下為公的大道。這算是提起下文的導語，同時也是有意制造模糊的巧設。我們知道，“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之英”自然是指禹、湯、文、武、姬誦、周公等六君子，而六君子都是小康之治的代表。然則行大道的是誰呢？是什么時候呢？作者沒有說。其所以不說，其中就有個肯定王權與否定王權的問題，因為三代之前是三皇和五帝時代，明確說大道之行在三皇時期，則頌揚大道便是否定王權；如說大道之行在五方上帝時期，雖然肯定了王權，但卻傷害了大道，因而既不說三皇，也不說五帝。鄭玄注《禮記》，肯定“大道謂五帝時也”，于是就產生了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兵起于何時的矛盾。然則究竟是三皇還是五帝呢？我們認為更像是三皇，因為只有三皇時代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才有可能作為大同世界的歷史淵源。這點，《易傳·系辭》已經為我們勾勒出了大致的輪廓。
- (二)思想淵源
- 大同思想最主要的特點是用“天下為公”的口號反對王權，不是反對被后儒篡改了的立長立嫡，反對傳天位于子，而是從根本上取消王權，否定王權的存在。這點，我們只要將《禮記·禮運》對大同世界的描寫和后世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略加比較，就清楚了。《桃花源記》正是根據《禮運》的思想具體形象化的。然則《禮運》的思想又從何而來呢？來自我們通常所說的“易道”。
- 《周易》上經《乾》卦的用九爻辭說：“見群龍無首吉。”意思是要看到群龍無首才吉利，反過來說，只要群龍有首，就不吉利。這話初看起來似乎反邏輯，實際上是合邏輯的，群龍有首必然有爭，無首才能無爭，無爭才能太平，所以說吉。然則是何物在爭，所爭何物呢？是群龍在爭，爭作為首。只有不設“首”，大家一樣，才能無爭。用于人事，是一種十足的反王權思想
- 但《禮記·禮運》畢竟產生在群龍有首的時代，而且又是議論具體的社會制度，是實實在在的政治問題，既不能像《易經》一樣隱晦，也不可能像《易傳》那樣超脫，因而也就不可能那樣直搞，除了盡量描述社會的和諧協調外，凡涉及王權的地方僅用“天下為公”一語帶過，而且打著孔子的旗號。也惟其如此，才能在王權的嚴密控制下存在了兩千余年，并不斷散發出鼓舞人們前進的力量。
- (三)社會基礎
- 所謂社會基礎，指的是現實生活對作者思想的刺激和影響。《禮記·禮運》篇不可能產生在“大同世界”的三代，也不可能產生在“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公國，更不可能產生在天下紛爭的春秋戰國。”“三代”人有這種大體相似的實踐，但不可能形成這樣完整的思想。西周是名義上大一統的社會，天下宗周，人們正享受著天下“賢君”的“庇蔭”，也形成不了這樣的思想。春秋戰國出現的是百家爭鳴，人們在激烈競爭中探索治國的方略，表現不出如此的安詳和平靜。只有在通過長期的分裂和戰亂之后渴望統一，而統一之后又通過暴秦惡政的摧殘，人們從正反兩方面得到了教訓，于是痛定思痛，認識到任何君主都無助于社會治理，王權始終是為君主以及附屬于君主的極少數人服務的。于是天下為公的“大道”也就應運而生了。所以說大同思想既是對暴秦統一的反動，又是對長期分裂的非難。人們從實踐中看到，表面統一的西周未能給人民帶來好處，根本不統一的戰國給人民帶來戰禍，而徹底統一的暴秦又給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于是人們只好返于古樸，回到“三代”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并加以理想化，作為向往，更作為自我陶醉了。
參考資料 >
禮記·禮運之今大道既隱說明當時社會發生了什么變化?.百度教育.2024-10-30
《禮記·禮運》中記載:“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新浪愛問知識人·教育.2024-10-30
大道之隱選自《禮記·禮運》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百度教育.2024-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