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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歷史修正主義”(Historical Revisionism)作是一種歷史書寫風格，它通過對歷史記錄的重新詮釋撼動甚至推翻某個在學術上、政治上和社會上已經得到公認且正值流行的歷史觀點，用自己的觀點取而代之，從而贏得對某段歷史的“解釋權”。

歷史修正主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并在90年代達到高潮。歷史修正主義大都以解構主義的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歷史敘述，把多樣化的歷史理解全面合理化，以沖擊官方對歷史解釋的話語權。

歷史修正主義大都以“學術研究”的面目示人，但在研究方法上卻依靠某種片面甚至虛構的理論來證明自己預設的命題，顛倒黑白、肆意抹黑是歷史修正主義的共同手法。此外，歷史修正主義沒有進行全面的史料搜集和考證工作，在研究過程中選擇性地使用對自己觀點有利的史料而無視其他，其客觀公正性自然大打折扣。

詞源定義

歷史修正主義通過對歷史記錄的重新詮釋撼動甚至推翻某個在學術上、政治上和社會上已經得到公認且正值流行的歷史觀點，用自己的觀點取而代之，從而贏得對某段歷史的“解釋權”。西方歷史修正主義的研究結論通常和社會的集體記憶相沖突，它對歷史的解釋往往具有某種或顯或隱的政治或意識形態目標，因而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歷史研究創新，是一種具有政治動機的歷史編思想。

產生背景

西方歷史修正主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并在90年代達到高潮，歷史修正主義以解構主義的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歷史敘述，把多樣化的歷史理解全面合理化，以沖擊官方對歷史解釋的話語權。而這種解構主義的方法，正是源于20世紀后半期西方興起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后現代主義是西方文明內部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產物，以“反理性主義”去質疑、解構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所取得的理論成果，特別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后現代主義史學就是以一種全面反叛者的形象出現在歷史學領域的，其代表人物有海登·懷特、米歇爾·福柯等。后現代主義史學批判傳統史學中強調歷史整體性、連續性的“宏大敘事”格局，主張發展碎片化的“微觀史學”。對傳統史學歷史知識客觀性的質疑和挑戰，既是后現代主義史學的出發點，又是它的殺手锏。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它主張通過新發現的“材料”“日記”“檔案”等實現對歷史的重構。由于過分強調研究對象的瑣碎化和風格的多樣化，導致后現代主義史學丟掉了歷史學本應堅守的東西——它否定了歷史事件之間的內在因果關系，否定了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因而就放棄了歷史研究的“求真”和“鏡鑒”功能。另外，后現代主義歷史學并不能建構一種與傳統史學相匹敵的理論體系、一種能夠取而代之的史學觀，因而其帶給讀者短暫歡娛之后的往往是虛無和迷茫。

發展演變

西方歷史修正主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隨著90年代的“告別革命論”也在中國社會逐漸蔓延。從這方面來看，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出現并非偶然，在后現代主義思潮和西方歷史修正主義泛濫的國際背景下，它在思想和方法上與西方歷史修正主義有著多種聯系，遵循著“后現代→反理性→解構→修正→虛無”的演繹路徑，成為西方歷史修正主義的升級版。

西方歷史修正主義試圖通過美化本國的黑暗歷史來喚起民眾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同時，通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顛覆式修正來動搖或重建某個大國國際地位的合理性，為本國尋找新的全球定位。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它具有顛覆性的政治目的而且同愛國主義背道而馳。

西方歷史修正主義者一般針對某個歷史片段、事件、人物進行重新書寫和評價，并且在立場上努力與本國核心利益保持一致。當下歷史虛無主義者除了碎片化的歷史修改，常常全盤否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甚至否認中國近現代史中的一切進步事物和正面人物，對負面人物進行美化、翻案。

“歷史修正主義”作為西方的一種學術思潮，努力向政界和社會領域散播。西方歷史修正主義已成為許多歐洲極右政黨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國“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的領導人都曾在公開場合鼓吹歷史修正主義的觀點，對于當前歐洲政治右轉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已發展成一種社會思潮，不僅表現在歷史學研究領域，而且其觀點更多通過網絡和文學、影視藝術作品等傳播到日常生活領域，產生了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嚴重危害。

德國

“美蘇冷戰”時興起并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高潮的德國“舊歷史修正主義”主要表現為:顛覆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邏輯，重新解釋二戰的起因、經過和結果，通過淡化、相對化納粹罪行(特別是“猶太人大屠殺”)來淡化甚至否認德國對二戰應該承擔的罪責。

日本

199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日本女子挺身隊問題展開獨立調查，并發表由聯合國法律專家拉迪卡?庫馬拉斯瓦米呈交的“關于戰時軍隊性奴隸”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確認了日本強征從軍“慰安婦”的事實，要求日本政府承擔相關責任，向受害者謝罪并予以賠償。2012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后，在歷史問題上屢開倒車。安倍2013年曾在國會答辯中稱，“侵略的定義在學術界和國際上都還沒有定論”，“歷史問題應該交由學者判斷”。事實上，安倍政權一直試圖以政府意志修改對歷史的認識，以達到擺脫戰后體制、實現正常國家的目的。2014年4月，日本文部科學省修改教科書審定標準，要求教育界在沒有定論的歷史、領土問題上適度體現政府官方主張。新版教科書把日軍在南京“殺害了眾多俘虜和居民”修改為“波及俘虜和居民，出現了眾多死傷者”。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和田春樹指出，教科書出版商迫于安倍晉三的歷史修正主義觀點，無法對日本女子挺身隊等既定歷史事實做出正確表述。2014年9月5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稱，上世紀90年代聯合國關于日軍“慰安婦”的報告“不合適”，日本對此表示“遺憾”。菅義偉在當天的記者會上聲稱，沒有“客觀資料”能證實日本“強征”過“慰安婦”，聯合國的這份報告“沒有顧及”日本在這一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措施。

各國案例

德國

以恩斯特·諾爾特為代表的德國歷史修正主義者試圖從現象學角度在布爾什維主義和納粹主義之間構造一種“因果關系”，聲稱約瑟夫·斯大林時代的集中營是納粹種族屠殺“邏輯上和事實上的前奏”，納粹種族屠殺源于對布爾什維克“階級屠殺”的恐懼，是對后者的“回應”。納粹德國1941年入侵蘇聯是一場“預防性戰爭”，是為了趕在蘇聯進攻德國之前進行反擊。德國歷史修正主義者的目的在于，通過否認、淡化、相對化納粹罪行和對猶太人大屠殺來否認德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應該承擔的主要責任，呼吁收回失去的德國領土，重建德國傳統的大國地位。

右派歷史學家、柏林自由大學教授恩斯特·諾爾特 (Erst Note) 堪稱戰后德國歷史修正主義的“旗手”和“教父”。他在 1963 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及其時代》中就表現出淡化納粹罪行的歷史書寫傾向。通過比較德國、意大利、法國的“法西斯主義”現象，諾爾特將法西斯主義的一般特征定義為反馬克思主義、反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否認其具有種族主義或反猶太主義的屬性。諾爾特在 1979 年出版的《什么是國民》中提出，“大屠殺”是“反共產主義的極端暴力”，是希特的預防性措施。1980 年他在《法蘭克福匯報》(以下簡稱《匯報》) 發表《歷史傳說和修正主義之間》一文，提出不能只從勝利者角度考察和書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也不能只聽受害者的一面之詞。紐倫大學教授赫爾穆特，迪瓦爾特 (Hellmut Diald) 在1978 年出版的《德國人的歷史》一書認為，“大屠殺”被有意地誤導、欺騙、夸大，以“徹底剝奪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權利”。黨衛隊首領海因里希·希姆萊曾尋求降低死亡率，將猶太人遷移到東部地區而非蓄意謀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大規模死亡，是因為那里關押的囚犯喪失了勞動能力。迪瓦爾特很明顯是在極力淡化“大屠殺”諾爾特和迪瓦爾特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修正在德國學界收獲了一批擁，最終引發了 1986一1987 年的“歷史學家之爭”(Historikerstreit)，這場爭論也成為德國歷史修正主義者的首次集體亮相。

1994 年，德國聯邦議院修訂《刑法典》第 130 條，將公開否認或辯護納粹大屠殺的行為確定為刑事犯罪行為，歸類為“煽動罪”(Volksverhetzung)。“任何人在公共場合贊成、美化或辯護納粹暴政，從而損害受害者尊嚴、擾亂公共和平，將處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罰金。”截至2020年，在學術批判、法律（如《刑法典》第130條）和教育的共同阻擊下，顛覆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邏輯的“舊歷史修正主義”逐漸衰微。

法國

法國歷史修正主義者則努力賦予二戰時期的維希政權以意義和價值，弱化它與納粹德國的合作：認為維希政權“凈化”了第三共和國時期被世俗主義和享樂主義腐蝕了的國家和社會，通過回歸資本主義早期的價值觀念，重塑了法國社會的秩序和活力；認為維希政權對猶太人區別對待，驅逐逃難到法國的外國猶太人，是為了保護居住在法國的本地猶太人。他們還積極美化法國殖民歷史，聲稱法軍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的暴行是當時的必需品，夏爾·戴高樂“非殖民化”政策撕裂了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天然聯系，是造成當前法國種族和宗教緊張局勢的根源。法國歷史修正主義者美化維希政權和殖民歷史，一是不甘于法國國際地位的衰落，希望以“正義維希”和“殖民大國”的歷史榮光喚起民族自豪感；二是暗含了對來自北非特別是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移民大量涌入法國導致社會動蕩的不滿，對殖民歷史的美化事實上是法國社會日益升級的民族和宗教歧視在歷史書寫中的映射。

日本

進入21世紀以來，陸續上臺執政的安倍晉三等政治人物大多贊同“自由主義史觀”，推行歷史修正主義。早在2007年3月，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表示并無證據顯示日本官方強征亞洲婦女成為日本女子挺身隊，此言一出，立即遭到韓國、中國、朝鮮、美國等國的強烈抗議和譴責。當時，美國會也擔心日本與鄰國間關系惡化會不利其亞洲利益，所以美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當年9月首次舉行“日本歷史聽證會”，要求日本明確承認奴役“慰安婦”罪行。安倍有關“慰安婦”問題的言論，以及日本“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受到國際社會一致譴責。

2015年8月14日，“安倍談話”一經發布，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特別是曾經飽受日本殖民侵略之苦的亞洲受害國。“安倍談話”是日本政治“總體保守化”的具體表現，是日本“戰后政治總決算”的國際宣言。日本右派和一些保守勢力力求擺脫“戰后體制”，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反法西斯主義勝利成果的行動，不僅表現在出臺安保相關法案、修改和平憲法等方面，還以否認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行傷害中國和韓國等亞洲受害國的民族感情。在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有關日本與亞洲受害國“歷史性和解”的美好話語，已經被“安倍談話”的妄言打上了休止符。“安倍談話”發表后，日本政府歷史修正主義的實際行動隨之同步展開。據共同社報道，日本外務省已于2015年8月14日從官網上刪除了總結有關過去戰爭政府立場的“歷史問題問答”。被刪除的網頁中曾就“政府的歷史認識”指出，日本在過去大戰中的行為是“殖民統治和侵略”，并稱“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的心情時刻銘記在心”。以前刊登的內容以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談話為基礎。外務省認為有必要進行修改，是為了與安倍晉三首相14日發表的戰后70周年談話取得一致。盡管外務省報道課表示：“完全是暫時性的措施。將進行修訂，再次刊登。”

影響

德國的影響

戰后德國歷史修正主義對民族罪行的相對化處理、“受害者”的自我設定以及隱藏的政治動機.決定了它必將越過學術的邊界，向德國民眾滲透以獲取支持。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對戰后德國學術和政治生態都產生了深遠的消極影響。

在學術層面，自19 世紀中葉以來，在以奧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 為代表的實證主義者倡導下，從傳統歷史學演化而來的歷史科學最先在歐洲破革而出，從那時起，憑借堅實的史料、本著客觀公正的原則、使用嚴謹的方法研究歷史，成為德國歷史學界的共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嚴重沖擊并消解了這一共識。歷史修正主義者按照解構主義的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秩序。削弱主流歷中學家的話語權力，并日憑借對政治口號的濫用，無限擴大自己在學界的影響力。可以預見，在新興的互聯網時代，隨著主流歷史學家話語權力的日趨分散和人群中歷史認知的日益多樣化，歷史修正主義作為一種學術現象仍將在德國長期存在。

在政治層面，歷史修正主義者致力于重新解釋關鍵歷史事件、挑戰大是大非的歷史結論，為些右派政客的極端言論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論依據，對當前德國政治右轉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日本的影響

在這樣的歷史修正主義氛圍下，安倍晉三等日本保守派政要的歷史觀及其政治右傾化日趨顯露，并成為一種歷史必然。可以說，安倍的歷史修正主義及政治右傾化言行絕非偶然，既是日本的“皇國史觀”和“自由主義史觀”等社會思潮泛濫所致，也是日本保守主義政治環境與保守派政要個體因素結合的時代產物。安倍發表首相談話持“自由主義史觀”，肆意宣揚否認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論。這不僅左右了日本國內社會及政治生活，也對其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