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碧蓮（1923年10月31日-2020年6月30日），女，上海市人，生殖內分泌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
1949年肖碧蓮畢業于上海圣約翰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1959年畢業獲得莫斯科第一醫學院副博士學位，后入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肖碧蓮教授從事婦產科、生殖內分泌學科研和教學工作，從事激素避孕藥具的臨床作用研究，研制口服避孕藥的低劑量。
2020年6月30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肖碧蓮一生致力于維護女性生殖健康:“為廣大女性提供完備的避孕手段，是利國利民的大事。”
人物經歷
1923年10月31日，肖碧蓮出生于上海市，祖籍廣東中山。
1946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書院醫學院，獲理學碩士學位。
1949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后在上海宏仁醫院婦產科工作。
1952年起，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兼職講師、主治醫師。
1956年起，在原蘇聯莫斯科第一醫學院留學。
1959年，畢業獲得莫斯科第一醫學院副博士學位，后入職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開創婦產科內分泌研究領域，建立激素測定方法。
1978年，所在單位負責研制的短效I號、II號避孕片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后調任北京，是國家衛生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創建人之一，歷任該所生殖內分泌研究室主任、副所長、所長。
1980年，被世界衛生組織人類生殖研究特別規劃署聘為科技顧問組成員。
1986年，被美國國際家庭健康主任委員會聘為高級顧問。
1987年，第二次被世界衛生組織人類生殖研究特別規劃署聘為科技顧問組成員。
1994年，被推選為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5年，獲第二屆中華人口獎。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開展研制口服避孕藥的低劑量和合理配伍研究做出重要貢獻。其后從事各種激素避孕藥具的臨床作用機理研究，為臨床應用和探索新的避孕途徑提供科學依據。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一個夜晚，又一個婦女在生產她的第六個孩子時由于產后大出血結束了年輕的生命。凄厲的哭聲震撼著年輕的肖碧蓮。那時她正在大學本科學習的最后階段進行臨床實習，有多少個日日夜夜，無數同胞姐妹的病痛，甚至死亡，這一幕幕慘劇深深印在她的腦海里。無數婦女由于社會地位低下、衛生保健條件差、醫療技術有限而身染疾病得不到救治，而且婦女們沒有任何選擇地反復妊娠、生產，由此帶來的傷害給她們的生存增添了更多的危機。正是由于親眼目睹中國國民黨黑暗統治下的舊中國千千萬萬婦女的身心痛苦，為中國婦女生殖健康事業而奮斗成為肖碧蓮為之奉獻終生的志向。此后，她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學習，勤奮忘我地工作。
1960年，肖教授回國后在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創建了國內第一個計劃生育實驗室——婦產科內分泌實驗室，在國產避孕藥的臨床應用和作用機理研究，尤其是在確定口服避孕藥的配制與批量生產等方面作出重大貢獻，奠定了中國口服避孕藥低劑量的基礎，在當時處于國際領先地位。
榮譽表彰
1995年獲第二屆中華人口獎科學獎
個人事跡
十年琢磨 初入杏林
肖碧蓮于1923年出生于上海市的一個商人家庭。在她出生的前一年，來自美國的女性生育節制倡導者瑪格麗特·山額夫人造訪京滬兩地，引發了中國思想界對女性控制生育權的討論。而從思想“清議”到技術“賦權”，是一條漫漫長路。肖碧蓮后來成為求索于這條路上的中國杰出女性代表。
肖碧蓮幼年喪父、少年又遭逢戰亂，但所幸家族中重視教育的傳統并沒有中斷，無論男孩還是女孩都供上學。從1930年入讀培坤小學至1942年工部局女子中學高中畢業，她一直在女子教會學校受教育。高中階段她積極參加上海市各中學聯合團體的活動，為街頭兒童舉辦暑期學校，到收容所講課。她曾擔任該團體的主席，組織能力和社會關懷得以初步顯現。
1942年，成績優異、發展全面的肖碧蓮與二姐肖曙英一起被圣約翰大學錄取。其兄肖榮煒、嫂葉嘉馥、大姐夫范文照、外甥范政皆為該校校友。圣約翰大學由美國圣公會創辦，倡導“廣博之自由教育”理念，用全英文授課方式，實行的是美式醫學生培養制度。由于教育質量高，圣約翰大學醫學院位列甲級醫學院，其所授醫學博士學位一直受到美國的大學和各大醫院的承認。在經過嚴格的醫學預科培養、醫學基礎與專業研習、臨床實習之后，肖碧蓮1949年7月獲頒醫學博士。她求學圣約翰時逢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戰火烽燃之下校園不是“孤島”，在哥哥、姐姐的影響下她于194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積極投身于學生運動。這些經歷促使其成長為一個鐘情學術、志向高遠、克己坦直、生命豐富之才。
畢業之后肖碧蓮入職宏仁醫院，成為一名年輕的婦產科醫生。之所以選擇婦科學，與她實習期間目睹女性衛生保健條件差、常常得不到及時醫治、沒有選擇而反復妊娠所帶來的痛苦有關，這成為她一生從事生殖健康研究的原動力。肖碧蓮很快在事業上嶄露頭角，同時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1951年10月，肖碧蓮與王亦洲結婚，陸續有了一雙兒女。1955年，王亦洲作為駐蘇大使劉曉的秘書，赴莫斯科工作。肖碧蓮1952年就參加了中蘇友好協會，在“全面系統地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熱潮中，她決定去蘇聯進一步深造。盡管“審查意見”強調了她“出身于資本家家庭”和“社會關系很復雜”，但她本人的思想認識以及在宏仁醫院擔任黨支部書記的工作表現最終助她通過了嚴格審查。在為期一年的俄語集訓之后，她1956年11月成為莫斯科第一醫學院婦產科教研組的一名研究生。
蘇聯當時的醫學院不屬于綜合性大學，更強調專業性，而且社會主義教育無處不在，其招生、課程設置和教學政策均受政治方針指導。在培養臨床醫學研究生方面，則強調臨床、教學、科研和社會工作的綜合。在肖碧蓮出國前，國內已經開始全面學蘇，所以她對這種蘇式教育模式接受起來并不太難。在完成政治學習任務后她潛心攻讀，畢業考試成績全優，在臨床、教學、科研方面都得到了鍛煉。她師從婦產科病理生理學專家日馬金教授，論文作的是女性正常和異常生理周期的血管反射變化。出于意識形態考慮，蘇聯在生理學、醫學等領域大力推行伊萬·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和高級神經活動學說，這也是日馬金研究團隊的理論和方法資源之一。雖然肖碧蓮后來并沒有延續博士論文的題目，但留蘇3年毋庸置疑使其走上了臨床醫學與基礎醫學相結合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她敏銳捕捉到生殖內分泌這一學科前沿。完成論文后，她在內分泌化驗室工作了一個半月，學習了當時先進的生殖激素測定方法。
1959年12月，肖碧蓮獲得莫斯科第一醫學院副博士學位。7年上海圣約翰的“美式教育”，加上3年莫斯科的“蘇式研究”，亦琢亦磨，璞玉燦明，她已整裝待發。
動蕩歲月 上下求索
肖碧蓮歸國后入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婦產科，此時的仁濟早已擺脫教會醫院的標簽。繁忙的臨床和教學工作之余，她在國內率先建立了生殖激素的化學測定方法，沒有設備，一切從零開始，所需要的特殊玻璃器皿都由她親自向當地玻璃廠訂制。這種從尿液中提取激素的方法過程煩瑣，還要接觸大量有機溶劑，但激素測定為體液調節研究這一新領域奠定了基礎。臨床大夫做實驗在當時并不是常態，所幸她得到了科主任郭泉清教授的大力支持。1963年婦產科教研組向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申請建立專門的實驗室，“內分泌測定”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此外還有“計劃生育的藥物研究與動物試驗”等。
伴隨毛澤東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的講演，對計劃生育理念和技術手段的正面討論在《人民日報》上異峰突起，但很快在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批判以及接踵而來的三年大饑荒中沉寂下來。直到饑荒緩和、人口反彈，控制人口、研發避孕節育手段才重新提上日程。1964年3月，肖碧蓮參加了國家科委、衛生部、化工部在上海協同召開的計劃生育科研工作座談會，正式加入周恩來、聶榮臻支持下的口服避孕藥研發項目。在婦產科實驗室基礎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旋即成立了國內首個計劃生育實驗室（后改名為研究室），肖碧蓮擔任副主任和秘書。她帶領研究室進行避孕藥臨床效果和副反應的觀察，開展相關內分泌和子宮內膜的實驗研究，探索藥物的避孕作用機理和最低有效劑量。
1965年，肖碧蓮帶領研究室在內分泌測定的基礎上，將避孕藥的劑量減到國外常用劑量的1/2。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后她幾受沖擊，被隔離審查和掛牌批斗，但由于避孕藥具研究相對受到國家認可，故得以斷續開展科研。1/2劑量以及隨后的1/4劑量避孕藥，分別于1967年、1969年通過國家鑒定，批量生產推廣。盡管口服避孕藥1960年誕生于美國，但中國的研發并不是簡單仿制，在北京、上海市、武漢等地的大學、研究所、醫院和制藥廠的分工協作下，避孕藥在配伍、劑量、劑型上都有所創新。尤其是肖碧蓮主持的減量避孕藥研究，在當時屬于國際前沿。低劑量避孕藥減輕了藥物副作用，更加安全。在特定政策的支持下，從1970年起在全國實行免費供應。1/4劑量避孕藥是彼時世界上臨床大量應用的最低劑量，為避孕藥問世作出關鍵貢獻的華裔生物學家張明覺和化學家卡爾·杰拉西在訪華期間都對此印象深刻。
此外，肖碧蓮團隊先后加入了多個避孕藥具科研協作組，對I號避孕針、紙型避孕片等的臨床效果、安全性和藥理學進行研究。動蕩歲月中她勉力堅持，實驗臺前搖瓶、測定，下鄉發藥、隨訪，親力親為。尤其是對長期服藥者的隨訪研究，包括服藥后閉經現象的調查、停藥后生育力的恢復、后代的健康調查和染色體分析等，飽含著對婦幼健康的專注和護佑。
肖碧蓮在科研上求真務實，對團隊成員的要求幾近苛刻，在生活上則對他們關愛有加——她曾親手為下屬的孩子縫制棉襖。十年艱難時世終成過往，研究團隊關于避孕藥具的多篇論文得以發表。1977年，她所在單位負責研制的短效口服I號、II號避孕片獲得了上海市重大科學技術成果獎，次年3月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從1960年到1978年肖碧蓮調職北京，她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工作了18年。作為國內生殖內分泌學界的領軍人物之一，她取得了多項學術成果，為北京的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人過中年 再次出發
改革開放后國家在計劃生育領域與國際組織開展合作，在北京籌建計劃生育科學研究所（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所的前身）。任務當前，1978年10月肖碧蓮調職北京。這一年她56歲，對絕大多數女性來說，這個年齡意味著職業生涯的收尾，但肖碧蓮面對的是在京城白手起家、再次創業。從與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世界衛生組織人類生殖研究特別規劃署談判，到事無巨細創建計劃生育科學研究所，到該所被確定為世衛組織人類生殖研究合作中心，再到生殖健康學科的大發展，她傾注了大量智慧和心血，在北京繼續奮斗了30年。
在此期間，肖碧蓮從緊要處著手，率先在國內建立了放射免疫測定技術的標準化方法和質量控制指標。她所領導的生殖內分泌研究室因此被世衛組織人類生殖研究特別規劃署確定為中國的放免質量控制中心。在此基礎上，對女性生殖生理基線數據進行了測定和分析。此類研究屬于奠基性的工作，很多研究者并不愿意做，而肖碧蓮團隊知難而進，建立了中國婦女五種生殖激素的生理常數，總結出激素變化的規律和高峰平均值。這項研究填補了國內空白，為避孕藥具研發及相關疾病診療提供了科學的基礎。此外，肖碧蓮團隊開展了一系列針對避孕藥具的作用機理與遠期安全性、卵巢功能及其調控的研究，多次獲得科研獎項。從生殖健康大學科的角度，她還開展了輔助生殖實踐，在中國首例試管嬰兒誕生之后不到兩年也獲成功。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肖碧蓮將緊急避孕的概念引進國內，并組建了“米非司酮降低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產的合作研究與開發”臨床研究組，歷時5年完成4項研究課題。其研究成果有效地降低了中國的人工流產率，促進了女性的生殖健康保護。同時，她聯合國際專家對課題研究人員進行臨床研究規范化培訓，確保科研工作真正走上規范化軌道。1994年，肖碧蓮被聘任為中國工程院醫藥與衛生工程學部首批院士之一，1995年獲第二屆中華人口獎之科技獎。她主持的“米非司用于緊急避孕、黃體期避孕及催經的研究”榮獲2003年度中華醫學科技獎一等獎、2004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肖碧蓮在科研所連任三屆學術委員會主任，1989年被任命為所長，盡管已經超齡，但她在白手起家建所10周年之際擔任所長實屬實至名歸。作為管理者，肖碧蓮非常信任和鼓勵年輕人，在為他們提供更好教育和研究資源方面不遺余力。科研所初期曾選用大鐘寺旅館作為臨時所址，當時的簡陋條件正如她的學生施少清所描述：“刮風一層土，下雨兩腳泥，夏天汗不止，冬天流清涕。”時過境遷，初心未變，站在科研所如今的堅實平臺之上，她和同后學朝向的是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國際舞臺 綻放異彩
肖碧蓮自幼接受英語教學，尤其是圣約翰大學優良的英語訓練使其受益終生。當國門重開，她的英語特長有了充分的施展機會。調職北京后，肖碧蓮開始大量參與國際合作談判，與她共事的人都對其英文水平印象深刻。在中國與國際組織合作解決人口問題的起步階段，這些談判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科研所成立伊始，就有了頻繁的國際交流：國外專家來所授課、培訓，所里專業人員和研究生出國學習、考察。這中間都離不開肖碧蓮與國外學術界的主動聯絡、積極爭取和精心組織。對于當時的年輕學子來說，出國深造機會非常難得，因而也倍加珍惜。現任科研所生殖內分泌研究室主任賈孟春是肖碧蓮的學生，他在上世紀80年代初碩士畢業時就得以出國進修，他由衷地表示這段經歷對自己科研能力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在肖碧蓮操辦之下舉辦過多次國際學術會議，如1988年至2005年間連續召開5次生殖內分泌國際會議，搭建了中外學術交流的橋梁。上世紀90年代開始，她爭取國際資助在中國翻譯、出版和分發英文期刊《展望》《進展》《國際計生聯醫學通訊》及《生殖健康要略》，惠及了廣大的基層生殖醫學人員。她還主持培訓其他發展中國家研究人員，招收蒙古和朝鮮的進修生。
由于英語地道、思維敏捷、專業基礎堅實、具有人格魅力，她先后多次被聘為世界衛生組織人類生殖研究特別規劃署的顧問組成員，并擔任兩個專題小組指導委員會的委員，后又被美國國際家庭健康組織聘為高級顧問。她出訪過20余個國家，連續5年代表政府部門參加世衛組織生殖研究特別規劃署捐款國會議，在各種國際研討會上介紹中國生殖健康領域的研究進展。在她發表的百余篇論文中，署名為第一作者的英文論文計20余篇，多發表在《人類生殖》（Human Reproduction）、《生育與不孕》（Fertility and Sterility）、《避孕》（Contraception）、《國際婦產科學》（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 Obstetrics）等頂尖雜志上，獲得國際學界廣泛認可。
愛美，是女人的天性，肖碧蓮也不例外。她晚年還會回憶起當年的校服：“圣約翰大學的校服最漂亮，是藕荷色的百褶裙。”在正式場合，她一般身著深色西裝，不過還是很注重細節，每次出國前都會準備新襯衫，不管是顏色還是領子樣式，都精心選擇。展現在國際舞臺上的，是一位職業女科學家清爽利落的形象。
肖碧蓮如今已年過九旬，驀然回首：當通宵達旦在實驗室完成課題時，她是鐘情學術、嚴謹治學的研究者；在擔任科研所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時，她是格局遠大、克己奉公的管理者；當作為國際組織顧問活躍在世界舞臺上時，她是風采卓然的科學大使；當出于受試者安全考慮上書建議拒絕國外某項節育藥物在中國的引入性研究時，她是女性健康的守護者；當為年輕的圖書資料員錄制英文盒式錄音磁帶時，她是誨人不倦的英語老師；當繁忙工作之余教孫輩彈鋼琴時，她是嚴慈并濟的奶奶；當為孫女出國訂制旗袍時，她是頗具老上海情結的“小資”。正如肖碧蓮的孫女王蕾所言，自己的奶奶多才多藝，是“地地道道的上海女性，而且是那種比較開放、前沿、現代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
蓮葉無窮碧，慧心此處尋。作為中國一名杰出的女科學家，肖碧蓮的學術成長之路引人深思，其生命之豐富令人心生向往。生命不止，希望不息，如何研發出針對男女兩性的技術手段、真正安全有效地進行生育調節，從而維護女性生殖健康、展現勃勃生機，肖碧蓮憑借其智慧所開創的道路，還將無盡延展。
大醫精誠
肖碧蓮，1923年10月出生于上海市一個殷實的家庭，自幼得到良好的教育。1949年她從上海圣約翰書院醫學院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大學期間，受早年參加革命工作的姐姐的影響，22歲的肖碧蓮就投身于中國革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畢業后在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宏仁醫院進行婦產科醫療和教學工作。在臨床工作中，肖碧蓮敏銳地觀察到生殖內分泌在人類生殖領域的巨大影響，于1956年赴蘇聯莫斯科國立大學第一醫學院就讀婦產科內分泌研究生。在學期間，她刻苦努力，用俄文所做的課堂筆記受到老師高度稱贊，并成為同學學習的典范。1959年獲醫學博士學位，1960年回國，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創建了國內第一個計劃生育研究室，開展內分泌的臨床和實驗室研究工作。1963年國家科委、衛生部、化工部聯合組織對口服避孕藥的研制工作，她所在的實驗室為口服避孕藥的藥理學、臨床研究基地之一。通過對國產口服避孕藥的臨床和實驗室研究分析，肯定了其作用機理和臨床效果。由于當時國際上口服避孕藥常規用量大，副反應明顯，不易為婦女接受。為此，肖碧蓮同志提出了對口服避孕藥進行減量研究，通過實踐肯定了原口服避孕藥1/4量的效果，為中國首創的1號、2號低劑量口服避孕藥研制工作提供了科學依據。低劑量口服避孕藥為廣大育齡婦女免除非意愿妊娠所造成的身心痛苦做出重大貢獻。1967年國產口服避孕藥通過了國家科委鑒定并推向全國。在當時這一成果處于國際領先地位。1983年在瑞典國際大會上獲得了美國口服避孕藥合成化學家Djesassi博士的肯定，他說“中國的避孕低劑量藥物比其他國家早七、八年。”多年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肖碧蓮仍然堅持對避孕藥、避孕針劑的作用機理、藥代動力學和臨床內分泌學進行研究。
1978年的全國科技大會根據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決定成立五個計劃生育科研所。1979年9月經國務院批準成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所。當時身為籌備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的肖碧蓮同志，在與世界衛生組織項目官員進行談判時，以流利的英語口語，敏捷的思維，廣博的知識，令在場的國際組織成員為之折服，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此后她又親自辦理申請援助項目的種種紛繁手續，在短時間內即獲得人口基金第一期350萬美元的援助，使科研所一成立就得以用上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儀器、設備，使中國計劃生育科學研究工作身于世界之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91年國家計劃生育科研所被確定為“世界衛生組織人類生殖研究合作中心”，肖碧蓮任該中心主任。二十年來，肖碧蓮借鑒國外科研機構的先進經驗，積極向多個國際組織、基金會、財團、藥廠爭取了大量的項目經費，為開展高水平的科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在科學研究方面，肖碧蓮始終認為科研部門應當有相對獨立的科研計劃，包括近、中、遠期各個階段的計劃，做到近期有安排，中期有準備，遠期有目標。保證科研計劃持續、循序漸進地開展。科研成果要不斷地反饋到實踐中去。她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充分體現了這一指導思想。
為了合理地使用人力、財力和物力，肖碧蓮對選擇科研課題的指導思想是：第一，解決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實際問題，第二，要瞄準科技發展的前沿，第三，要重視基礎性研究。她確定的研究方向都是重大的探索性課題，均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她多次參與對甾體避孕藥具利弊的系統評估，精心指導臨床實踐，對研究適合中國婦女的避孕藥具付出了全部心血，為避孕藥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科學依據，為實施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創造了技術條件。70年代她開始領導“卵巢功能及其調控”、“卵泡發育和黃體萎縮機理”等多學科聯合攻關課題，在獼猴試驗中發現甾體激素進入卵泡液直接影響卵巢功能的新的科學資料，闡明了卵巢功能的某些調節因素，以及避孕藥的影響作用，提出了發展避孕技術的新途徑。先后獲得了國家計生委“六五”、“七五”、“八五”攻關成果三等獎和科技進步二等獎。
雖然避孕、節育技術有了極大的發展，但是至今世界上沒有一種避孕方法是盡善盡美的，或多或少有這樣那樣的副作用。全世界都面臨著大量非意愿妊娠造成人工流產的難題，不安全流產不僅增加了社會負擔，也導致相關并發癥，直接威脅著婦女的健康。中國婦女的非意愿妊娠率也非常高，許多婦女只能尋求人工流產來終止妊娠，每年人工流產高達上千萬。為了解決這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九十年代初，肖碧蓮院士開始進行將米非司酮用于藥物流產的基礎和臨床實驗，并將緊急避孕的概念從國外引進國內。1996年10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所與世界衛生組織人類生殖特別規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緊急避孕與著床研究討論會。此后，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三個大型國際緊急避孕多中心研究課題開始啟動，作為課題負責人的肖碧蓮院士不僅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科研組織者。在研究比較不同劑量的米非司酮，左炔諾孕酮和宮內節育器的緊急避孕效果時，她不辭辛苦、領導全國三十幾個研究中心克服重重困難，圓滿完成了研究工作，為進一步改善中國育齡婦女的生殖健康狀況，特別是減輕婦女流產痛苦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受到國外專家的高度贊譽。
誨人不倦
肖碧蓮一直注重教學工作，早年在宏仁醫院就積極從事婦產科教學工作。1960年回國后，在設備簡陋、條件艱苦的情況下克服重重困難創建了國內第一個計劃生育研究室，培養了一批內分泌的臨床和實驗室研究工作的專業人員。為以后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79年建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所后，她開始著手研究生的培養工作。隨著國家改革開放、對外交流的不斷擴大，肖碧蓮積極與國外聯系，爭取經費，送科研人員出國學習，鼓勵他們要學成歸來報效祖國。她對歸國人員十分關心，多次主動將自己的科研經費撥給這些年輕的科研人員，幫助他們爭取課題。肖碧蓮善于把握全局，充分調動各個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培養年輕人主動承擔科研任務，放手讓他們獨當一面。最大限度地為他們創造一個寬松的科研環境。她鼓勵科研人員參加學術交流活動，使他們在學術上盡快成熟起來。肖碧蓮培養的許多科研人員現已成為學科帶頭人。
為了提高科研人員的研究技能，1979年肖碧蓮參加了世界衛生組織放射免疫測定的規范化工作，于1979年和1980年請國外專家組織放射免疫測定技術學習班，最早為國內引進了國際上剛剛起步的放射免疫測定技術，使中國的激素研究工作進入定量時代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肖碧蓮在積極引進國際最新研究成果，開展科學研究，培養高級研究人員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對基層科研人員的培訓工作。在她1989年擔任所長以后，連續五年面向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商事案件標準的計劃生育科研所舉辦每期一年的進修班，為全國各地培養了一批科研骨干。此外肖碧蓮還會同其他專家學者組織了多次專題學習班和學術研討會，內容涉及誘導排卵、分子生物學和細胞培養基礎研究、男性節育技術、IUD新發展、多囊卵巢綜合癥、不育癥、女性生殖神經內分泌等方面，促進國內外最新科研成果盡快推向全國，造福于廣大育齡群眾。近年來，根據中國實際需要，她從國外引進了緊急避孕方法，組織學習班，并通過媒體向計劃生育衛生系統和社會廣泛宣傳緊急避孕的意義，普及各種有關緊急避孕方法的科學知識。她在百忙中親自組織科研人員討論課題及相關文獻，拓展大家的知識面，組織學習外語，加強聽說讀寫能力，以利于更好地和國外研究人員進行直接的交流。
肖碧蓮作為國際知名專家，十分關注發展中國家的計劃生育科技事業，先后接受8名朝鮮留學生，對他們進行內分泌、男女臨床和細胞生物學實驗室培訓。
肖碧蓮除了參加每年度的世界衛生組織人類生殖研究規劃會議外，她還多次參加在歐、美、非洲、東南亞、澳洲舉行的國際性專題研究會及重大學術會議，如世界婦產科大會、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和非政府論壇等。每次參加會議都積極介紹中國的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科研成果等，讓國外真實客觀地了解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為爭取國際合作開展計劃生育研究做出了貢獻，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凡響。她先后在國內外有影響的雜志上發表了數十篇有關計劃生育方面的論文，主編了《計劃生育技術手冊》一書。該書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計劃生育方面的技術和進展，發行達數萬冊。自1989年開始擔任科研所與北京協和醫院合辦的《生殖醫學雜志》副主編。她又陸續組織了《展望》、《進展》、《國際計生聯醫學通訊》、及《生殖健康要略》的編譯工作；努力尋找國際組織資助，將這些資料免費發放全國，為計劃生育科研工作提供大量寶貴資料。
人格魅力
從1970年開始，為了進一步了解口服避孕藥的使用情況，肖碧蓮帶領實驗室的同事們不辭辛苦，深入上海郊區和工廠，向育齡婦女發放藥物，調查服藥者的副作用，最后調查服藥者停藥后生育的孩子的發育情況，進行了上千人份的追蹤調查。當時條件非常艱苦，每次采集婦女的尿樣后，只能擠長途汽車帶回實驗室分析。她這種艱苦奮斗的工作精神一直堅持到如今，為同行所稱道。
肖碧蓮院士雖然工作繁忙，但她仍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不折不扣地按照改革開放的精神去正確處理各種各樣的實際問題。對于黨所制定的各項方針政策和各項規章制度，都能模范地遵守。勇于同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行為做斗爭。愛崗敬業，人格高尚。作為院士，她出于公心，持嚴謹的科學態度，多次參加院士資格審評、重大課題申請和評獎。獲得中華人口獎后，肖大夫將頒發給她的兩萬元獎金中的一萬元捐給了生殖醫學雜志，另一萬元作為科研基金。肖碧蓮多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
作為國際組織專家顧問，肖碧蓮出國開會講學都由外方提供經費，但她總是盡量節約開支，經常坐公交車或步行。將節約的錢購買儀器和實驗用品。她在生活上嚴格要求自己，公私分明，私事從來不用所里派給她的車。生活簡樸，根據她的條件完全可以雇傭保姆，照顧她的生活起居，但她卻常常騎一輛已用了多年的自行車去市場買菜。鑒于肖碧蓮在學術上的造詣，很多人一定認為她是一個老學究，只有工作，沒有任何生活情趣。而事實上她性格開朗，多才多藝。年輕時常在溜冰場上一展風采，直到現在人們還不時會為她悠揚的鋼琴聲所吸引。
肖碧蓮很早就意識到微機和互聯網的作用，不斷學習計算機知識和操作技能，她不依賴于助手，而總是自己獨立完成各種計算機操作。她率先將《生殖醫學雜志》聯入因特網。自己也經常上網查詢國際最新進展。
人物逝世
2020年6月30日，肖碧蓮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參考資料 >
【光明追思】中國工程院院士肖碧蓮逝世 _光明網.光明網.2020-09-26
肖碧蓮逝世.澎湃新聞.20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