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由美國圣公會主辦。1880年，文恒理在上海同仁醫院創辦醫學班，招收的學生主要來自圣約翰書院。1896年，圣約翰書院改組，設醫學部，文恒理任主任，將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生員并入，學制4年，校址在極司非而路（今萬航渡路）1575號。
1952年院系調整，圣約翰大學撤銷，其醫學院參與組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72年中共畢業學生466人。
學院簡介
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簡介
圣約翰大學創建于1879年，原名為圣約翰書院（St.John'sCollege），由美國圣公會主辦，是中國成立最早的一所教會大學。1880年，文恒理（H.W.Boone）在同仁醫院創辦醫科。1896年，圣約翰書院改組，設醫學部，文恒理任主任，將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生員并入，學制4年，校址在極司非而路(今萬航渡路)1575號。1905年，圣約翰書院改名圣約翰大學（St.John'sUniversity），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注冊；醫科學制改為7年，其中醫預科2年、醫科5年（包括一年實習），4年時授予理學學士，7年畢業后授予醫學博士學位，是當時中國兩所授予醫學博士學位的學校之一。
1914年，賓夕法尼亞大學主辦的廣州賓夕法尼亞醫學院與上海圣約翰書院醫學部合并，成立圣約翰大學賓夕法尼亞醫學院，先后由莫約西（廣州賓夕法尼亞醫學院創辦人）、刁信德任院長。圣約翰大學醫學課程與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美國第一家醫學院）相同，且全部用英語教學，醫院實習查房、寫病史亦都用英語，因而在學業、語言方面與美國醫學院完全銜接，很多畢業生赴美國接受住院醫師培訓和進一步深造；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芝加哥大學、密歇根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等美國名校都承認圣約翰大學的學歷與文憑，圣約翰大學畢業生可優先甚至免試進入其研究生院深造。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的教學醫院為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同仁醫院），共有床位400張。1945年下半年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廣宏醫院（今上海市胸科醫院）亦接受圣約翰大學醫學生臨床實習。1947年，圣約翰大學向中國國民黨政府立案，醫學院正式命名為“圣約翰大學醫學院”，倪葆春出任院長。由于圣約翰大學的畢業生擁有較好的聲譽，盡管圣約翰與美國賓夕法尼亞方面以前的協議沒有繼續，但其醫科學生畢業后仍然非常搶手，良好的就業形勢使得圣約翰大學的醫科入學人數不斷增加。1949年，醫學院有教師59人，在校學生298人，應屆畢業生25人。另據統計，1901年至1950年，圣約翰大學醫科畢業生47%都在美國服務。
1952年9月，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圣約翰大學撤銷，其醫學院與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并成立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1985年改名上海第二醫科大學，2005年因與上海交通大學合并而更名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圣約翰大學醫學院創辦早，學制長，重質不重量，前后共培養了466名畢業生。
圣約翰大學醫學院有“名醫的搖籃”之稱，醫學各科的名家有許多是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畢業的，如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的創辦人顏福慶（1908屆），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骨科的牛惠霖（1907屆）、胡蘭生（1916屆），內科的黃銘新（1934屆）、吳潔（1934屆）、朱寶麟（1934屆）、陶清（1936屆），外科的邱少陵（1934屆）、趙瑾（1937屆）、陸秉剛（1938屆）、董道鑄（1939屆）、董方中（1941屆）、何尚志（1941屆），兒外科的馬安權（1939屆）、肺科的刁友道（1934屆），泌尿科的徐逸民（1919屆）、王以敬（1924屆）、陳邦典（1926屆）、高日枚（1929屆）、曹裕豐（1935屆），婦產科學的王逸慧（1922屆）、田雪萍（1937屆），小兒科的陳琦（1920屆）、郭迪（1935屆），眼科的張福星（1929屆），耳鼻喉科的毛承樾（1937屆）、何永照（1940屆），皮膚科的李家耿（1939屆）。五十年代有內科的江紹基（1945屆）、何志雄（1939屆），外科的王一山（1945屆）、周雪庚（1945屆）、鄺耀麟（1947屆），骨科的周連圻（1941屆）、過邦輔（1945屆），婦產科的李國維（1944屆）、張麗珠（1944屆），神經科的周孝達（1942屆）、徐德隆（1948屆）等。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主要教授如章德馨、凌勵立、王月琴、王瑞年、徐也魯、陳詩書、杜心序、梁蒲芳，臨床的吳守義、侯積壽、馮卓榮、汪梅先、俞國瑞、徐家裕、汪道新、葉椿秀、陸道炎、柴本甫、蔡文姬、李耀永、嚴雋鴻、楊之駿、丁懷翌、朱承謨、何其久、黃定九、榮燁之、朱洪生、曹德生、錢不凡、王惠生、歐陽仁榮、陳順樂、郁寶明、李清佩、吳家駿、蘇國禮、錢可久等，亦都出自圣約翰大學醫學院。
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留在美國的畢業生中，許多在美國有很高的學術地位，如血脂專家郭備德（1938屆）、神經外科專家兼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院長周念椿（1949屆）、心臟移植專家陸佩中（1950屆）、心臟內科學家鄭宗（1950屆）等。
國家高層的保健任務有許多是由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畢業的名醫承擔，如中央保健組的吳潔，北京醫院內科主任錢貽簡、外科主任周光裕，經常參與會診和手術的黃銘新、董方中、周雪庚、周孝達、徐德隆、陶清等，毛澤東主席的側索硬化癥就是由徐德隆作出診斷。
由于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的英語水平較高，改革開放初至80年代承擔國際醫學交流英語翻譯的主要人員如上海市的徐家裕、錢本余，北京的錢肇鄂，西安市的高振亜，天津市的陳鯧，杭州市的陳炳章都出自圣約翰大學醫學院。
參加抗戰
抗戰中的圣約翰醫學院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當天，日軍轟炸了位于同仁醫院（為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的附屬教學醫院）西北的火車站。為此，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經多次搬遷，于12月初遷入九江路英國男童公學，成為同仁第一醫院；經莫約西（原圣約翰大學醫學院院長）、倪葆春（一級教授，原圣約翰大學醫學院院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副院長、顧問）等人的交涉，另向政府租下了比鄰圣約翰大學的上海中山公園（今中山公園）對面的前“國立中央研究院”房屋，將其改建為“同仁第二醫院”（即“美國難民醫院”），收治難民和傷員；圣約翰大學醫學院亦遷至此處。
在美國圣公會總部、美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紅十字會、紐約國家兒童福利機構的資助下，同仁第二醫院于1937年12月1日正式對外營業。醫院共有3棟建筑物，分別為門診部、住院部和肺結核門診部，在開業初期就能提供115張床位。醫療服務方面，醫護人員和醫療設備多數來自同仁第一醫院，并優先收留來自難民營的難民。在費用方面，門診掛號費為1分錢（即使拿不出1分錢“也不打緊”），其他方面對窮人都是免費的，包括診療、輸血、藥品以及住院等項目。截至1941年7月，在累計18157例住院病例中，16990例獲得免費治療；336347例門診病例中，284412例也完全免費。
1938年冬，倪葆春的好友劉吉生從香港特別行政區來信說，因地處云南山區的滇緬公路瘴氣盛行，急需良好的醫療服務，以確保運輸人員的健康，因此希望圣約翰大學醫學院能夠承擔這個艱巨的任務。獲此信息后，倪葆春積極響應，請當時醫科校友會主席王以敬召集執行委員會共同討論，并代表校方到香港與劉吉生具體磋商。返滬后，倪葆春經與卜舫濟（原圣約翰大學校長）商談，決定成立一個由校方、院方和醫科校友會組成的委員會開展工作。由于當時上海市市郊已經淪陷，為此招募醫護的工作只能秘密進行。圣約翰大學醫學院師生對于這一愛國行動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在一年半時間里，倪葆春先后招募了七批醫護人員（包括21名圣約翰大學醫科校友和120名護士），并兩次奔赴前線。在云南省，這些醫療隊不僅熱情地為戰斗在公路運輸線上的廣大官兵服務，還為沿線居民進行醫療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和緊急治療，并對滇緬公路西段傣族同胞居住地區發生較多的惡性瘧疾進行了有效的防治工作。有的病員臨時需要輸血，醫生、護士就在自己身上抽血給病人……醫療隊的努力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紀念雕塑揭幕
上海圣約翰書院紀念雕塑揭幕
2009年2月，圣約翰大學香港特別行政區熱心校友金德潤先生及太太金史文霞女士作為發起人，出資500萬元人民幣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設立了圣約翰校友教育發展基金。5月19日，在圣約翰大學建校130周年紀念暨第八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之際，“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圣約翰校友教育發展基金成立暨上海圣約翰大學紀念雕塑揭幕儀式”在上海交大醫學院舉行。為了表達對金德潤先生和金史文霞女士夫婦的敬意，以及表示上海交大醫學院一如既往對圣約翰大學文化的傳承和光大，醫學院將新落成的教學中心大樓三樓報告廳冠名為“圣約翰演講廳”，同時，在教學中心大樓設置了圣約翰大學紀念雕塑。院領導及金德潤伉儷共同為雕塑揭幕。該紀念雕塑基座為大理石，正面刻有圣約翰大學校徽和“St.John’sUniversity”字樣；背面刻有：“為感謝上海圣約翰書院校友金德潤先生和金史文霞女士夫婦對學院的資助，特于圣約翰大學建校130周年紀念慶典之際立此雕塑，以作留念”。整座雕塑的隱形構架，象征了圣約翰這所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教會大學；豎于其中的蛇杖，是希臘神話中的醫神阿斯克雷比亞的化身，象征著濟世救人的醫學殿堂；向四方伸展的骨架，狀似發散的光芒，巧妙地隱喻了“LightandTruth”的圣約翰校訓；類似于益鳥的天使，意喻著醫學院的神圣使命是將醫學真理與醫務技能廣泛傳播、永久傳承。
金氏夫婦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發起設立圣約翰校友教育發展基金是希望通過對圣約翰繼承者之一的上海交大醫學院的支持，傳承圣約翰大學的辦學理念和辦學特色，弘揚圣約翰精神，同時也為更多的圣約翰校友捐資參與辦學提供可能性。該基金的設立起始階段將其利息部分主要用于資助醫學院的優秀學生和科研人才培養，以促進醫學院的發展建設，提高科研水平，開拓國際視野，加快國際學術交流，承襲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聲譽。
醫科教育肇始
圣約翰大學醫科教育之肇始——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
1880年，文恒理在同仁醫院創辦醫科。1896年，圣約翰書院改組，開設醫科，文恒理任主任，將同仁醫院生員并入，同仁醫院從此成為圣約翰的教學實習醫院（圣約翰大學校園有一幢“同仁樓”，留存至今）。解放后，同仁醫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并于1957年劃歸長寧區衛生局。1996年，同仁醫院成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教學醫院。2006年，同仁醫院與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全面合作，并掛牌成立“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長寧分院”。2013年12月8日，長寧區整合醫療資源——上海市長寧區中心醫院和上海市長寧區同仁醫院正式合并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同仁醫院”，并掛牌成立“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同仁醫院”。而圣約翰大學另兩所教學實習醫院——仁濟醫院、宏仁醫院（1957年改建為胸科醫院），自1952年院系調整后就是上海第二醫學院（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附屬醫院。
西醫教育先驅
近現代高等醫學教育先驅的“上海樣本”——圣約翰大學醫學院
圣約翰大學是美國圣公會在上海創辦的一所教會大學，也是西方基督教差會在中國境內創辦最早、歷史最久的教會大學之一。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圣約翰大學是中國教會大學的一面旗幟，享有“東方的哈佛大學”、“外交人才的養成所”、“江南教會第一學府”等美譽。在其值得稱頌的諸多成就中，不得不提及圣約翰醫科對近代中國醫學的貢獻與影響：圣約翰不僅是中國境內最早設立醫科的教會大學，而且還為近代中國醫學和醫學教育的發展培養了眾多杰出人才，有效普及了西方醫學新知識、新技術、新觀念、新制度。
■圣約翰醫科的緣起：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
圣約翰的醫科教育最早可追溯至創辦于1866年的同仁醫局。它由美國圣公會傳教士湯禮（Rev.ElliotHeberThomson）用慈善捐款建立而來，于同年11月正式對外接受病人就診并給藥。隨著用房的擴建，1868年初，同仁醫局更名為同仁醫館，因地處上海虹口區，遂為當地居民稱為虹口醫院。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此時的同仁醫館更接近于一個藥房而非一所醫院。1880年8月，圣公會傳教士文恒理（H.W.Boone）的到來，給“同仁”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于1860年從紐約大學醫學院畢業。1879年4月，圣約翰大學書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國圣公會任命為駐華教會醫生，負責開辦醫院、醫學院。次年8月，他正式接受任命，重回上海市。
肩負使命的文恒理來到“同仁”后，就在原有醫館的基礎上，著手籌建醫院。1880年12月14日，新醫院正式開業，文恒理出任院長，院名定為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St.Luke’sHospital）。此時的醫院設施簡陋，條件艱苦。幸運的是，醫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廣東省富商的大力資助。在文恒理的建議下，李秋坪于1881年將醫院所在街區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購下，拆除舊房，另建一所規模較大的醫院。新建筑于1882年動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資10772元，后被稱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贈產生巨大反響，許多中國士紳和外籍人士紛紛出手相助，給醫院捐款、捐物。1882年，由中國人自費創辦于1871年的體仁醫院（GutzlaffHospital）因經費匱乏，整體并入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體仁醫院的哲梅生（Dr.Jameison）及其他人員一同進入同仁醫院工作。
在文恒理的經營下，同仁醫院已初具規模。據記載，到1883年時，醫院庫房中已備有大量購自英、美、法、德等國的外科器械和儀器設備；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鋼絲棚的鐵床，上置清潔床墊，并供應床單、枕頭、毯子、臉盆架、臉盆、肥皂及毛巾；床頭側配有床頭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兩張，可移動的木質屏風若干個，必要時用以圍繞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響空氣流通。
■開創滬上西醫教育的先河
在開辦醫院的同時，文恒理的另一項使命就是創辦醫學教育。1880年10月，初來乍到的文恒理就籌辦了第一期醫科培訓班，共招收了9名學生，其中有7人來自于圣約翰書院的高級班。這期培訓班設定了總共4年的課程。前兩年為自然科學與醫學預科，設有化學、解剖學、藥物學、生理學和醫學實踐等課程，后兩年為臨床醫學和外科學。學生每年進行兩次考試。培訓班初期，文恒理一人承擔了全部課程的講授任務，他的化學課常常吸引許多其他專業的學生和教員來旁聽。
1882年11月，文恒理將醫學臨床課程遷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內進行。自此，同仁醫院正式成為圣約翰書院醫科的臨床教學基地。就宏觀而言，此時中國的醫學教育尚處于初級階段，教學方法仍以招收生徒為主，教學目的也僅是為醫院培養助手，輔助醫務工作。文恒理的醫科培訓班也是如此。在醫院里，學生們從接受教育的第一刻起，就能身臨其境地觀察病情，實實在在地接觸臨床工作，在病床邊學習有關疾病的知識和醫療技術。基于在美國醫院工作的經驗，文恒理將美式醫學教育模式引入圣約翰大學書院的醫科教育之中。此時的西方，醫學科學與教育正經歷著突飛猛進的發展。生物學特別是微生物學取得重大進展，顯微鏡、麻醉劑、殺菌技術等眾多先進設備與技術相繼問世，推動了西方醫學的重大革命。在西方醫學迅速發展的同時，歐美的醫學教育也經歷著一場改革：帶徒制度逐漸退出、實驗科學逐步引入、實驗室等機構得到大力發展，這些都為文恒理等人的醫學辦學提供了借鑒。他們緊跟世界醫學教育的發展潮流，積極謀劃圣約翰醫科的發展。1892年，當圣約翰書院成立正館（即大學部）時，三年制的醫學館已成為書院學科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圣約翰醫學教育的創始人，文恒理還十分熱衷于當時中國醫學界的學術活動。1886年，他倡議成立了中國博醫學會（中華醫學會的前身），發行《中華博醫》雜志（《中華醫學雜志》的前身），并成立醫學圖書館和中國醫學博物館（醫學博物館設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內）。1910年，文恒理因慢性支氣管疾患久治不愈，離職回美國修養。
■高等醫學教育的“英美模式”
1896年，圣約翰書院改組為圣約翰大學學校（1906年改名為圣約翰大學）。改組后的圣約翰設立了新的醫學館，以培養專業的內外科醫生為目標，在教學上也已完全脫離了傳統的帶徒式培訓，采用英文教學，學制四年，文恒理出任第一任主任，同仁醫院的學生也全部進入醫學館學習。改組后的圣約翰醫科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醫學人才，其頭四班畢業生中就包括了蕭智吉、刁信德、顏福慶、李清茂、牛惠林、古恩康等海上名醫。這批早期畢業生不僅具有扎實的基礎知識和豐富的臨床經驗，而且在近代中國醫學教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圣約翰大學1948屆醫學院畢業生陸正偉在回憶刁信德教授時，寫道：
某日，長窗開處，刁信德教授從此病房匆匆穿越而過，經過該病人床位時輕輕嘀咕了一聲“ThisisaLeper”（這是個麻風病病人）。恰逢兩個青年醫生江紹基和陸正偉正在該病房內，聽到頓感驚愕，隨即為此病人作了一個鼻拭涂片送化驗室檢驗，果然發現麻風抗酸桿菌陽性。江、陸兩個青年醫生極為折服，回去再查閱有關文獻，該病人各種臨床表現確實符合麻風病患者的診斷。刁信德教授能對病人一瞥而作出正確診斷，這在中國傳統醫學中即所謂“望而知之謂之神”。刁信德教授這一手也的確是“神”了。刁信德教授曾主持麻風病院工作若干年，對此類病人見多識廣，故能一目了然。據此，可見約大早年醫科畢業生基礎知識扎實、敬業精神專注、臨床經驗豐富之一斑。
1905年圣約翰在美國注冊立案后，醫學部明確采用美國的醫學教學模式進行辦學，定學制為五年。1906年，學校定名為圣約翰大學后，醫科進一步按照美國醫學院的標準，提升入學標準，招收的醫科學生必須先在圣約翰認可的大學或同等文理學院修業二年以上，然后再進行五年的醫科學習（包括最后一年實習），畢業生授予博士學位。
■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成功合作
1914年3月，經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基督教會斡旋，圣約翰與該校醫學院達成合作協議，將圣約翰醫科與該校在廣東嶺南學堂所支持的醫科合并，組建新的醫學院，名稱為圣約翰大學賓夕法尼亞醫學院（ThePennsylvaniaMedicalSchool,beingtheMedicalDepartmentofSt.John’sUniversity），由圣約翰大學直接管理。不久，廣州賓夕法尼亞醫學院創辦人莫約西（J.C.McCracken）出任第一任院長。在莫約西的努力下，圣約翰大學醫學院引進了一批優秀的專業教師。自此，圣約翰大學的醫科教育上升到一個新的臺階。雖然此后因建立聯合醫學院而出現過一些波折，但良好的辦學根基已經為圣約翰大學醫學院步入發展的輝煌期埋下了伏筆。
1918年，原計劃在上海設立醫校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圣約翰募集2萬美元的基礎上，贈款8萬美元以加強圣約翰理科各系的設備配置及維持實驗室之用。圣約翰用此款在蘇州河北岸建造了一棟三層樓的新科學館，化學、物理、生物系各占一層，并添置了不少設備，醫學預科的教學條件因此得到加強。
由于醫學院創辦早、學制長，加之寬進嚴出的整體教學模式，和重質不重量的教學原則，使其畢業生的成才率非常高。
1920年至1937年間，對圣約翰大學醫學院來說，是一個穩步發展的階段。這一時期，不僅醫學院的畢業人數呈總體上升趨勢，更重要的是報考醫學院的人數和實際入學人數也保持不斷上升。雖然此時的圣約翰大學并沒有向國民政府立案，其畢業生在法律上來講是不會得到政府認可的，但其醫科學生畢業后仍然十分搶手，主要原因正在于圣約翰醫學教育的高質量以及當時社會對醫學人才的巨大需求，很多政府部門也都招聘他們，良好的就業形勢進一步增加了圣約翰醫科的吸引力與知名度。
■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貢獻力量
1937年“七七事變”后不久，日本進攻上海市。8月13日，日本軍隊轟炸了位于同仁醫院西北面的火車站并開始入侵虹口。圣約翰大學別無選擇，將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撤到大學校園之中。不久之后，又將同仁醫院遷至海格路（今華山路）英國女童公學。1937年12月初，國民黨軍隊西撤時，經莫約西和倪葆春等人的交涉，學校租下了毗鄰圣約翰的上海中山公園（今中山公園）對面的前國立中央研究院房屋，將其改建為同仁第二醫院（又稱“難民醫院”），專門收治難民和傷員。醫學院亦遷至此處，醫學院與教學醫院終于合為一處。雖然戰時環境惡劣，但圣約翰大學醫學院依舊堅持辦學，通過各種途徑增添了一批實驗設備和臨床設施，并繼續擴大招生，1942年的招生人數達到140名。
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的愛國知識分子們紛紛加入抗戰醫護工作的行列，他們組織醫療隊到云南省地區進行戰地救護工作。領導和組織這些醫療隊的圣約翰大學醫學院教授倪葆春回憶道：“由于當時上海四郊已經淪陷在侵華日軍手中，所以我們的招募工作只能秘密進行。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的師生對于這一愛國行動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積極參加。同時，我們還從上海市的教會醫院里招募了很多護士，另外還招募了不少從蘇州市、常州逃到上海來的護士。在一年半的時間里，我們共招得七批醫護人員。”
1943年1月，倪葆春被任命為救護總隊副隊長，負責在云南省領導民眾醫療隊配合軍醫工作。他將眾多醫療隊布置在幾百里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前線。這些醫療隊把當時先進的醫療技術、設備帶到了滇緬線上。他們不僅熱情地為戰斗在公路運輸線上的廣大官兵服務，及時醫治他們的傷病，還為沿線居民進行醫療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和必要的緊急治療，如對滇緬公路西段傣族同胞居住地區發生較多的惡性瘧疾進行了有效的防治工作。他們不分白晝黑夜，不分內科外科，病人來了立即診治。如遇翻車等事故還需隨車到現場救治，有的病員臨時需要輸血，醫生、護士就從自己身上抽血給病人。醫療隊的努力取得了顯著的效果，為保障公路運輸人員的身體健康，作出了突出貢獻。
■積極參與新中國日本血吸蟲防治
新中國成立后，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積極投入到社會主義醫療衛生事業的建設與發展之中，為人民群眾的健康服務。1949年11月，上海市開展預防結核病的宣傳工作，各大醫學院的師生被派往公共場所收集唾液樣本，圣約翰大學醫學院認真完成了到相關工廠收集唾液樣本的工作。
另一項更重大的任務就是防治血吸蟲病。在接到華東衛生部指示之前，圣約翰大學醫學院200余名同學就在醫科學生會領導下，于1951年12月9日到松江區地區的蒼梧鄉進行調查。1951年12月25日，華東衛生部召開各院校負責人會議，決定于寒假期間集中開展治療日本血吸蟲。隨即，圣約翰大學醫學院推舉潘孺為大隊長，著手組織腦血吸蟲病防治大隊。在師生的熱烈支持下，圣約翰組成了一支由225人組成的防治大隊，除潘孺蓀外，還有黃銘新博士、江紹基博士、陳彥裕博士等多位教師參與其中。
防治大隊到達上海松江縣后，被分為八個小組，在地方醫療保健人員的協助下前往不同的地區開展工作。與農民們一起生活的2個月時間中，他們共為2688個病人做了檢查，給其中的1453人進行了全程治療，并利用空余時間熱情地為老百姓講授醫療和衛生保健知識。1952年院系調整后，原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的師生員工在上海第二醫學院的新平臺上依舊繼續從事著血吸蟲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1952年7月，中央教育部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方案下達至上海市各高校。根據調整方案，圣約翰大學醫學院將與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并成立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至此，圣約翰大學的醫學教育在經歷了72年的風雨歷程之后迎來了新生。
回顧歷史，圣約翰大學醫學院聲名鵲起，在近代中國醫學科學和醫學教育中嶄露頭角。1914年，當顏福慶與伍連德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醫學會（ChineseMedicalAssociation）時，學會核心層中，圣約翰的校友占據顯要地位，顏福慶、俞鳳賓、牛惠霖、牛生等先后出任會長。據統計，自1901年到1952年，共有516人從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畢業。在他們之中，顏福慶、牛惠霖、刁信德、王以敬、黃銘新、郭迪、董方中、周孝達、江紹基、曹裕豐、潘孺蓀、肖碧蓮日后都成為學有所成的專家、名醫。
辦學條件
1864年，上海總醫院（ShanghaiGeneralHospital）正式成立，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西醫醫院，也是全國建院最早的西醫綜合性醫院之一，還是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前身。兩年之后的1866年，傳教士文恒理創辦虹口醫局，并于1880年更名為“同仁醫院”，是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同仁醫院的前身。正是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文恒理開始開辦醫學教育，成為圣約翰大學醫學教育的起點。
圣約翰大學醫學院是“英美派”醫學教育的典范。1896年，圣約翰書院改組成為圣約翰學校，大學部設立新的醫學館，其定位是培養專業的內外科醫生，采用英文教學，學制四年。1905年，隨著圣約翰大學在美國成功注冊，醫科教育開始按照北美醫學院校的標準進行建設，其招收的學生必須先在學校認可的大學或文理學院修業兩年以上，然后再進行五年的醫科學習（包括最后一年實習），畢業生授予醫學博士。20世紀30年代，經過數任院長的努力，圣約翰大學醫學院聲名鵲起，根據醫學院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協議，符合要求的醫科畢業生可以免費到美國深造。同時，由于醫學院的最低入學要求已達到美國GradeA（A級醫學院）的標準，圣約翰大學授予畢業生的醫學博士學位被美國各大學和醫學院所承認。從1901年到1952年，圣約翰醫學院共培養畢業生516名，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為了一代名醫，其中包括了顏福慶、鈕惠霖、牛惠霖、刁信德、王以敬、黃銘新、郭迪、董方中、周孝達、江紹基、肖碧蓮、潘孺蓀、曹裕豐等。
學院檔案
醫學院檔案館獲贈一批圣約翰大學珍貴檔案
2015年10月18日，上海圣約翰書院第11屆世界校友聯誼會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召開。期間，醫學院檔案館精心準備，舉辦了上海圣約翰大學實物檔案展。醫學院檔案館充分利用館藏資源，并積極與老校友們進行溝通，多次前往上海市檔案館、上海市圖書館查詢圣約翰大學的歷史資料，開展圣約翰珍貴歷史檔案的征集工作。在舉辦檔案實物展覽的同時，檔案館還利用為老校友們找到的，他們在圣約翰大學求學時期的照片，制作了精美的電子相冊，在大屏幕上播放。與會的校友們都十分欣喜，紛紛在電子大屏幕前尋找自己年青時候的照片并與之合影留念。檔案館也主動安排專人在現場為老校友們拍照，并印刷、郵寄照片。對那些需要查詢檔案的老校友，檔案館也積極接待，并竭盡所能為老校友查檔提供便利服務。
此次展覽為前來參會的圣約翰老校友們送上了一份美好的大學回憶。展覽結束后，不少老校友們為表示對醫學院檔案館熱情、周到的服務的感謝和認可，將自己多年保存的圣約翰大學相關資料、刊物、錄像帶、照片、紀念品等共計308件實物檔案，捐贈給交大醫學院檔案館。老校友們表示對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存放在交大醫學院檔案館感到放心。
參考資料 >
醫學院檔案館獲贈一批圣約翰大學珍貴檔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新聞網.2016-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