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堅白”是戰國末期名家公孫龍學派的基本觀點，其含義為“堅”與“白”在本質上是相互分離、獨立存在的，與“合同異”“盈堅白”相對，公孫龍在《公孫龍子·堅白論》中對此觀點進行了系統論述。
公孫龍認為，就“堅白石”而言，人的視覺只能看見是塊白石，觸覺只能感到是塊堅石。視覺得到石之“白”，觸覺得到石之“堅”，人的感官無法將二者緊密地聯系為一個整體，所以只有“白石”或“堅石”，而沒有“堅白石”。在此基礎上，公孫龍進一步提出各種屬性都是“自藏”的，可以脫離物體而單獨存在。由于強調事物之間的差異性，馮友蘭先生便將公孫龍這一派稱之為“離堅白”派，該派的此類命題還有“雞三足”“火不熱”和“狗非犬”等。公孫龍的“離堅白”等思想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其不僅推動了先秦時期對于“正名”這一問題的探索，也影響了時人的文學創作活動。
自秦漢以來，包括 “離堅白”在內的公孫龍等名家諸子的學說并沒有得到重視和認真研究，“離堅白”等主張也往往被斥之為詭辯之論。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逐漸認識到“離堅白”的積極意義，認為其對于提高人們抽象思維水平，增強認知的邏輯性，有著重要的貢獻，而公孫龍對“離堅白”的論證也展現了其辨名析理的嫻熟技能。
釋義
“離堅白”即堅、白兩種屬性相互分離。這是《公孫龍子·堅白論》中的一個重要命題，也是公孫龍整個學說的基石，公孫龍對這一命題的論證主要借助于一塊堅白石來進行。就堅白石而言，其具有堅硬和白色兩種屬性。石頭是個別，既屬于堅硬物質一類，也屬于白色物質一類。堅與白屬于一般，一般寓于個別之中。石與堅或白各是對立面的統一，堅白石的堅、白兩種屬性都存在于石頭之中，即所謂的“堅白域于石”“堅白相盈”。然而公孫龍卻強調個別與一般對立面的矛盾，認為堅只是堅，白只是白。有不被任何物質所決定的堅（“不定其所堅”），也有不被任何物質所決定的白（“不定其所白”）。因此堅、白與石是分離的，堅與白也是相互分離的，這就叫“離堅白”。
命題出處
“同異”“堅白”是先秦諸子學潮中的一個熱門話題，其爭論雙方主要是名家和墨家，而儒、道、法三家也都對此有過記載和評判。然而，有關“堅白”的討論，春秋末期的史料已無傳世，戰國中期的具體資料也僅有零星保存在《墨子》和《莊子》等書中。根據《墨子》記載，墨家關于“堅白”問題所持的是“盈堅白”觀點，即認為堅、白二屬性共存于一石之中，“無（撫）堅得白，必相盈也”，撫摸堅石的同時即可得白石。墨家“盈堅白”的觀點主要是針對“離堅白”這一思辨命題提出的。據相關學者的考證，戰國中期名家的代表人物惠子曾對“堅白”論進行過較為深入的探討，但其具體觀點及闡述過程至今已無文獻記載。目前有關“離堅白”觀點的系統闡述，則主要見于公孫龍所著的《公孫龍子·堅白論》一文，其具體內容如下表所示。
代表人物
公孫龍（公元前330年—前250年，一說前242年），亦稱“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傳說字子秉，趙國人（今邯鄲市），是戰國末期哲學家，名家代表人物。
公孫龍生活的時代大致與平原君、孔穿、鄒衍等人同時，稍晚于惠子。作為當時著名的“辯士”，其在趙國平原君的門下做門客約有二十余年，并曾擔任過趙惠文王、趙孝成王的相國。公孫龍反對諸侯間兼并戰爭，批評諸侯虛有偃兵之名而無兼愛之實，曾先后說趙惠王以兼愛，說燕昭王以偃兵。晚年，齊國使臣鄒衍經過趙國，平原君讓其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公孫龍由是遂詘，后不知所終。
公孫龍以論“白馬非馬”著稱于時，又持“堅白石相離”說，被稱為“離堅白”學派的主要代表，對先秦名學的發展有很大貢獻。公孫龍的著作，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有十四篇，但如今傳世本只有六篇，分別為《跡府》《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和《名實論》。其中《跡府》是后人為公孫龍編寫的傳略，其他五篇據學者考證都是公孫龍本人的作品，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材料。
“離”的內涵
第一層內涵
“離”的第一層內涵是：“堅”與“白”雖然是相離的，但二者仍共存于石頭之中。即公孫龍說的：“于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于石。”具體的堅白石屬于本體的存在“一”，“堅”和“白”則是石的兩個屬性“二”，它們存在于具體的石之中。由于眼和手是兩個功能不同的感覺器官，其感知事物的具體結果也有所不同。當用手去觸摸堅白石的時候，得到的只是“堅”的感覺；當用眼去看時，得到的只是“白”的感覺。因此，由不同感官感知石而獲得的感覺是相互分離的，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堅”與“白”相互分離。這里的“離”就是“藏”，隱藏的意思，正如日升則月落，月升則日落一樣。
第二層內涵
“離”的第二層內涵是：不僅“堅”與“白”相離，而且“堅”與“白”二者也可以與“石”分離。公孫龍認為，白色并不僅僅限定在石頭這一具體事物上（“物白焉，不定其所白”），與其他事物同樣有聯系，如白羊座、白馬等。同樣的，堅硬這一屬性也并不固定在某一具體事物中（物堅焉，不定其所堅），除石頭之外，還有許多堅硬之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堅”與“白”可以脫離石頭而存在，因而“堅”、“白”與“石”相離。同時，由于“堅”、“白”都不固定在某一具體事物上，因而也就談不上有何必然的聯系，故“堅”、“白”相離。
歷史批判
先秦諸子對于“離堅白”思想雖有部分肯定，但整體上而言還是持否定態度。例如《莊子·天下》篇便說公孫龍等人“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認為他們縱然口才了得，能勝人之口，卻不能服人之心，徒勞而無功。
韓非子立足于 “聽言觀行”視角，對名家諸子的 “堅白”等主張斷然否定，視其為 “妄發之說”。同時聲稱：“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把 “堅白”等名辯行為和國家憲令的關系類同于水火。因此當法家思想被秦朝所采納后，有關“堅白”問題的討論也隨之中斷。
秦漢以后，“離堅白”等名辯思想繼續受到后世學者的評判。司馬談對包括 “離堅白”在內的名家學說的評判較為全面，在批評其 “苛察繳繞” “專決于名”的談辯特點時，也肯定了名家諸子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的名辯主張之積極意義。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則將公孫龍在內的名家諸子視作詭辯之徒，他的這一觀點隨著《漢書》影響的擴大，對后世學者產生了深遠影響：“離堅白”等名家主張被徹底否定，并被貼上“詭辯”的標簽，蘊藏在其中的論證方法也隨之被掩蓋。
馮友蘭則認為，公孫龍的離堅白看到了作為事物屬性的一般，是某一類事物所共有，就這一點來說他是正確的。但公孫龍因此得出結論說，一般可以脫離個別而獨立存在，就是把一般和個別割裂開來，成為客觀唯心主義。
關聯學派
名家作為一個學派，并非有著共同的社會主義或經濟主張，而僅僅在于他們都以“名”作為研究對象，并以此與其他學派相區別。在名家內部，由于觀點不同又形成若干派別。馮友蘭先生曾將名家分為兩派，一是“合同異”派,，強調“同”，一是“離堅白”派， 強調“異”。
合同異派
合同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惠子。這一派注意到事物的普遍聯系和不斷發展，認為事物的差別只是相對于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而言，主張一切現實差異都只有相對的意義，提出人們在認識中應該否定差異的界限，直至承認一切對立都為無條件的同一，“畢異”的本是“畢同”的。該派思想主要反映在《莊子·天下》篇“歷物之意”十條中，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將“大同”和“小同”各歸為一類，如視動物為“大同”，則視獸類為“小同”。把這種“大同”（動物）和“小同”（獸類）之間的同異關系，稱為“小同異”，反映了事物種屬關系之間的同異。
離堅白派
離堅白派又稱“公孫龍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孫龍，此外還有桓團、魏牟等人。這一派注意到事物和名稱的差異、獨立和穩定，強調不同名實的不同質的規定性和發展的中斷性。他們認為，萬物都是各自獨立、互不相同的，甚至一物之中的各種屬性也是互不相關的，因而否定了事物和概念之間的相互聯系。該派的辯題除了“白馬非馬”和“離堅白”外，還有“雞三足”“火不熱”和“狗非犬”等。
關聯概念
盈堅白
針對公孫龍學派所提的“離堅白”，后期墨家提出了“盈堅白”（又稱“同堅白”）這一論題。在《墨經》中，后期墨家先給“盈”下了一個定義：“盈，莫不有也。”據學者考證，“盈”有兩種意義：一是“滿”；一是“涵”，意思是幾種屬性同處一物體，密合無間。后期墨家便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堅白相盈”“堅白不相外”的命題，認為堅白石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所謂“堅白相盈”，意思是說石頭的堅質和白色是互相包含滲透的，二者都是石頭的屬性，因此無論對一塊石頭進行怎樣分割，堅和白這兩種屬性都是無法分離的。如果堅和白可以相離，那么它們就一定會處于不同的場所，即“異處不相盈”，這就是“相排”“相外”了。
合同異
“合同異”是戰國時期惠子學派的基本主張，即強調事物之間的同一性，與“離堅白”相對。《莊子·天下》記載了惠施“歷物十事”，其中第五事稱：“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大同”即大類，“小同”即小類。“小同異”指大小不同的兩類事物是等同的；“畢同畢異”即完全相同或完全相異，“大同異”是說相互區別的萬事萬物又是相互聯系、相互轉化的，現象上是“畢異”，實質上是“畢同”。無論“小同異”，還是“大同異”，本質上是說對立的東西是同一的，是“合異為同”的，因而這一論題被稱為“合同異”。“合同異”強調事物和認識都是變化不定的，不同的東西異中有同，萬物相互聯系，相互轉化，如高與低、大與小等不同的方面，其差別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而相互聯系，互相同一則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合同異”基本上概括了“歷物十事”的共同特征，因此馮友蘭也用其來概括惠子哲學思想的基本傾向。
白馬非馬
“白馬非馬”最早由戰國時齊國稷下學宮辯士兒說提出，但其具體論述則無史料留存。而公孫龍則在《公孫龍子·白馬論》這篇文章中，則對這一命題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論證。其中主要觀點是：“馬”這一名是只命形不命色的；“白馬”這一名是既命形又命色的，二者有區別，所以“白馬非馬”。其次， “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可致與不可致不同，所以“白馬非馬”。最后，公孫龍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明“馬”“白”以及“白馬”的不同。其認為，“馬”這個一般只是所有馬所共有的性質，其中并沒有顏色的性質，馬就是馬，如此而已。“白馬”的一般則是一切馬所共有的性質又加上“白”的性質，所以“白馬非馬”。“白馬非馬”的辯論對于先秦名學的發展起了較大的促進作用，至東晉時期，該命題仍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已很少有人真正理解。
相關著作
《公孫龍子》
《公孫龍子》又稱《守白論》，是戰國末期名家代表人物公孫龍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記載該書共十四篇，但如今僅存有六篇，根據明正統道藏本，六篇次序為《跡府》《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和《名實論》，共一千九百余字。
學界普遍認為，《跡府》是后人匯集公孫龍的生平言行寫成的傳略，其余五篇是公孫龍對其名辯理論的記載，包括了公孫龍學派重要的論題和論據，代表公孫龍的理論學說，也是研究公孫龍名辯思想的主要材料。《名實論》是《公孫龍子》邏輯思想的綱領性篇章，提出了“名以謂實”的思想，以“正名實”思想為中心論題，闡述了邏輯學的基本規律；《指物論》則是《名實論》的理論延伸，為“正名實”思想提供了認識論方面的理論基礎，即事物和屬性的關系問題或“個別”與“一般”的關系問題；《通變論》中提出了“二無一”的的分類原則，體現了公孫龍思想的方法論；《白馬論》《堅白論》則是公孫龍的邏輯思想的運用和發揮的兩個具體辯題，《白馬論》全篇主旨在于證明“白馬非馬”這一命題，涉及了形式邏輯“概念論”的基本問題，《堅白論》是《白馬論》中的觀點進一步發揮，是辨別概念與感覺的不同。從唐朝至今，注解《公孫龍子》者數十家，主要有成玄英、王應麟、謝希深、宋濂、楊慎、傅山、陳澧、孫詒讓等人，今人有譚戒甫《公孫龍子形名發微》、王啟湘《公孫龍子校詮》、伍非百《公孫龍子發微》、龐樸《公孫龍子研究》等。
影響
公孫龍及其學術思想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首先是對于墨家的影響。針對公孫龍的“離堅白”論點，后期墨家站在常識的角度上提出了一種完全相反的觀點，即“堅白相盈”，認為堅硬和白色兩種屬性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并存于一塊石頭之中。除“離堅白”外，后期墨家與離堅白派還經常就其他問題進行討論，其有些命題的思想甚至與離堅白派相近，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后期墨家與離堅白派是相互影響的。
其次，在先秦邏輯史上，自孔子提出 “必也正名乎” 的 “正名”要求之后，先秦諸子紛紛圍繞如何實現 “正名”這一時代主題而相互爭鳴。而在《堅白論》中，公孫龍對于“離堅白”的探討一定程度上則推動了先秦時期對于“正名”這一問題的探索。另外，從公孫龍對“離堅白”的論證中可以看出，在事物與屬性的關系問題上，在個別與一般的關系問題上，在概念、判斷等思維形式的性質問題上，公孫龍都觸及到了事物的矛盾運動，并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其開拓了邏輯學的領域，在中國邏輯發展史上做出了一定貢獻。
最后，“離堅白”及其同類命題對于當時的文學活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戰國后期楚國辭賦作家宋玉所創作的《風賦》《對楚王問》《釣賦》《御賦》等作品中，可明顯地看出宋玉對“離堅白”思想的接受與運用，展現出了其“好辯”性格，與對事物的對立性與統一性的認識。
評價
對于“離堅白”，荀子的評價為“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其雖然承認 “堅白”等主張的辯察性，但他卻視該類主張有違于 “禮”，因此主張禁止。
漢代的王充主要從國家治亂的角度對“離堅白”進行評價，其認為公孫龍的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于治”，雖然對于治國毫無益處，但也具有 “析言剖辭”的名辯價值。
唐朝的法琳對“離堅白”則給予了嚴厲的批評，其在《破邪論》卷上中稱：“昔公孫龍著 《堅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對公孫龍的堅白之論表現出很強的憤恨之情。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所編的《中國古代哲學史》一書認為，公孫龍對于“堅白”的論證詳細探討了認知過程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對提高人們抽象思維水平，增強認知的邏輯性，有著重要的貢獻。其缺點則在于沒有將這一名辯命題與日常生活做出必要的區分，忽視了人們感知過程中的綜合能力。
郭橋（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則認為，“離堅白”的論證展現了公孫龍辨名析理的嫻熟技能。《堅白論》的宗旨在于闡述不同名之間的相離關系，為闡述這一主張，他采用不同的方法，對 “堅”“白”“石”等相對具體的名乃至抽象的、一般意義上的 “名”進行分析。這些不同側面的分析，展現了公孫龍辨名析理的嫻熟技能以及名家談辯所具有的一個顯著特征，即著力于對名本身進行分析。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