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卑姓，姓氏之一，太和十九年，拓跋宏親自擬定條制，規定鮮卑元姓門望最高，鮮卑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同漢族頭等門閥崔、盧、鄭、王四大姓門第相當，不得授以卑官。孝文帝還選擇中原大姓女子作后宮，并分別為五個皇弟聘中原大姓女子為王妃，很多鮮卑公主也嫁給漢族高門，鮮卑、漢族互為姻親。孝文帝通過門閥制度的確立和各族的聯姻，使鮮卑貴族和漢族士人得以進一步融合。定姓族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用以辨別漢族士人和鮮卑貴族的門第高下，以恢復門閥制度。
鮮卑族由來
定姓族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用以辨別漢族士人和鮮卑貴族的門第高下，以恢復門閥制度。
歷史變革
歷史
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賜姓，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則以家與謚，官有世功，則有宦族，邑亦如之。姓則表其所由生，氏則記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至于或自所居，或以國號，或用官爵，或用事物，雖緣時不同，俱其義矣。魏氏本居朔壤，地遠俗殊，賜姓命氏，其事不一，亦如長勺、尾氏、終葵之屬也。初，司馬德宗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至劉協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為內姓焉。年世稍久，互以改易，興衰存滅，間有之矣，今舉其可知者。
變革
歷史意義
拓跋珪曾令“國”（指八國）立大師、小師，以辨宗黨，品舉人才。可是拓跋珪[guī]沒有定姓、族，所以孝
曹丕在太和十九年“制定姓族”的詔文中說：“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yìn]，混然未分”（《魏書，官氏志》）。定姓、族是拓跋貴族的長期要求，拓跋宏定姓、族正是適應他們的要求。
孝文帝“令司空穆亮、領軍將軍元儼、中護軍廣陽王嘉、尚書陸秀等詳定北人姓，務令平均。隨所了者三月一列薄帳，送門下以聞。于是升降區別矣。”所謂“詳定北人姓，務令平均”，是說“升降區別”務必符合皇姓以來代人功勞的大小。而這種區別，是為了品舉人才。一姓本來就是一族，在定姓族中，孝文帝雖然將姓與族分開，根據皇始以來代人官品高下，規定何者為姓，何者為族，但實際上只是“詳定北人姓”的高下區別。而所謂北人姓，即《官氏志》中所載一百二十姓。改姓在定姓族的次年（太和二十年）。
以勛臣八姓穆（丘穆陵）、陸（步六孤）、賀（賀賴、賀蘭）、劉（獨孤）、樓（賀樓）、于（勿忸于、萬忸[niǔ]于）、嵇（紇奚）、尉（尉遲）為例，拓跋宏說此八姓“皆太祖已降，勛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按唐時柳芳說過：“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舊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孝文帝所謂此八姓致仕，“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即應做吏部正員郎以上的官吏。定出姓族，“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以免“清濁同流，混齊一等”（《魏書》卷五十九《劉昶傳》），這就是拓跋宏的目的。
與定姓族，改姓氏同時，孝文帝曾下令“為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縣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干可聘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zī]議參軍滎陽市鄭平城女，次弟潁[yǐng]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xié]可聘廷尉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所以下這個命令，是因為“于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即勛臣八姓）及清修之門”，而元禧卻“取任城王隸戶為之”。（《魏書》卷二十一上《咸陽王禧傳》）
韓顯宗云：“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魏書》卷六十本傳）這話表明拓跋宏完成了拓跋姓在婚、宦兩個方面的變革。韓顯宗不識北方人物，因此不懂得孝文帝舉士，校其一婚一宦的意義。倒是祖李真“多識北方人物”，他看到公孫叡、公孫邃同堂兄弟二人，“叡[ruì]為封氏之生（甥），崔氏之婿，邃[suì]母雁門李氏，地望懸絕”，每每說“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兇會
集，吉兇會集，便有士庶之異。”（《魏書》卷三十三《公孫表傳》附《同始弟同慶傳》）元禧與隸戶為婚，把自己降同北方人物看不起的庶人了。拓跋宏為拓跋貴族制定婚、宦原則，舉士較其一婚一宦，正是要使拓跋貴族同北方漢族人士，在階級上結合起來。一旦漢化成功，這些貴族也就轉化成了北方新的第一流的士族。音韻學家陸法言不就是這種人物么？
下引《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景寧寺條，中原士族楊元慎和梁朝名將陳慶之的話，作為孝文帝光宅中原，移風易俗成果的總括。
楊元慎說：“我魏膺[yīng]籙受圖，定鼎嵩洛，……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并跡，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
陳慶之說：“自晉宋之來，號洛陽市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北人安可不重？”
鮮卑民族
鮮卑族，中國古代游牧民族。先世是商代東胡族的一支。秦漢時從大興安嶺一帶南遷至西刺木倫河流域。曾歸附東漢。匈奴西遷後盡有其故地，留在漠北的匈奴10多萬戶均并入鮮卑，勢力逐漸強盛。西元2世紀中葉首領檀石槐被鮮卑各部推為“大人”，建立包括宇文姓、慕容姓、拓跋姓、段、乞伏等部的軍事聯盟，分東、中、西三部，各部均置大人統領。東漢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
鮮卑以游牧為生，善騎射，所制“角端弓”為古代有名的武器。檀石槐死後鮮卑部落聯盟解體。十六國時期鮮卑的慕容、乞伏、宇文、拓跋等部都曾建立政權。特別是拓跋部於5世紀中建立北魏，統治北部中國達140余年，并竭力促使鮮卑族漢化。內遷的鮮卑人則逐漸轉向農業并與漢族融合。
隋唐以來，鮮卑已不再作為政治實體和民族實體存在，但他們的后裔卻在這兩個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國者楊、李二家都有鮮卑血統。至于兩朝的達官顯宦有很多鮮卑人--官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其他如尚書、侍郎，地方上的都督、刺史，更不勝枚舉。這不僅表明了這時北方與中原的民族融合的深度，也顯示了鮮卑人在社會重要性方面的廣度，如隋朝筑造學家宇文愷，《切韻》作者陸法言，唐初權相長孫無忌，中唐詩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元好問等，都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
民族來歷
鮮卑族是中國北方阿爾泰語系游牧民族，其族源屬東胡部落，興起于大興安嶺山脈。
部族與政權興衰：鮮卑是與烏桓同時興起的東吁王朝另支。東漢初年，活動于今興安盟科爾沁右翼中旗的鮮卑仍為匈奴役屬。隨著北匈奴勢力衰耗，鮮卑開始邊年出兵攻擊北匈奴。公元85年，鮮卑與南匈奴、西零及西域各族共擊北匈奴，迫使其中逃循。公元87年，鮮卑再次大敗北匈奴，斬殺優留單于。公元91年，東漢政府和南匈奴對北匈奴進行了致命打擊，北匈奴西遷。鮮卑趁勢占據了漠北地區，留在漠北的匈奴十余萬落并入鮮卑。鮮卑自此強盛起來。
公元2世紀中葉，鮮卑民族中涌現出一位勇健而有智略的首領——檀石槐。鮮卑在檀石槐帶領下大斷壯大，統一了鮮卑諸部，建牙帳于高柳（今陽高縣）北三百余里的彈汗山（今商都縣附近）仇水（今東洋河）。隨后，檀石槐率部北拒丁零，東敗扶余國，西擊烏孫，南擾漢邊、盡據匈奴故地，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軍事部聯盟。但聯盟隨檀石槐的死而瓦解，繼起的是不斷強大的拓跋鮮卑。
族稱族源
鮮卑”作為一個部落集團的名稱，約始見于東漢。鮮卑一名，有學者認為鮮卑即“犀毗”，亦稱“師比“，指胡人的帶鉤而言。此帶鉤初出自東吁王朝，戰國時傳入趙國等。《史記·匈奴傳·索隱》引張晏言指出：“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郭落”為獸之義，“鮮卑”意為瑞祥或神，合之為瑞獸或神獸。東胡人以鹿等瑞獸狀鑄鏤帶鉤上，即所謂“鮮卑郭落帶”，譯言瑞獸帶或神獸帶。知春秋戰國時，東胡已有鮮卑之名，東漢以前復以鮮卑名山或名族。另有學者認為此帶鉤名與作為民族實體的鮮卑不能混為一談。另外，有的學者還認為鮮卑族稱系由其部落酋長之名轉化而來。鮮卑為滿語Sabi（意即吉祥）的譯音，原為此部落酋長，后以其名為族稱。
關于鮮卑的起源目前尚無一致看法。東漢人應奉上劉志書云：“秦筑長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以為號。”東漢服虔則云：“東胡，烏桓之先，后為鮮卑。”又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亦云：“鮮卑，東胡別種。”晉代王沈《魏書》、司馬彪《續漢書》等均說明，鮮卑與東胡有密切的淵源關系。東胡部落聯盟（或民族）被匈奴擊破后，鮮卑從中分離出來。那末，鮮卑在加入東胡部落聯盟前，又從何族發展來的呢？或謂鮮卑先世似與九夷中的白夷有關，屬于東夷北支系統。從拓跋鮮卑稱東部鮮卑為白部，氐人稱慕容姓鮮卑為白虜，均可印證此點。《晉書·慕容廆載記》提到慕容氏的祖先“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指出：“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秦漢乏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為號。”都說明東部鮮卑是北夷（或東夷、東北夷）的一支，很可能是《竹書紀年》所記九夷中的白夷，留下了尚白的習俗，故被沿稱為白部或白虜。但據東漢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說明鮮卑由東胡上溯，其先當為山戎，而后融合于東胡。《逸周書·王會篇》云：“東胡黃，山戎戎菽。”山戎亦稱北戎、無終、代戎，戎人的一支，春秋初曾分布于今山西省太原市至河北省玉田縣西北無終山一帶。主要在今河北省北部、遼寧省西南部、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三者交插地。山戎與東胡相鄰，《史記·匈奴傳》云：“唐虞以上有山戎、、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未提及東吁王朝，也許山戎為東胡之先，系鮮卑源流之一。春秋時，齊桓公曾北伐山戎。東胡、山戎時期，鮮卑之稱當已存在，只是東胡強盛，與燕、匈奴爭鋒而聲譽大著，其余諸部名號不顯而已。也許在東胡聯盟集團內部，仍以各自名號相稱，亦未可知。戰國前后，東胡勢盛，山戎可能去名號而入于東胡部落聯盟。東胡是一個包括許多不同族屬和名號的大小部落的聯盟（一說為民族）。秦漢間，匈奴“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民人”當指東胡王所在本部，而非后來的烏桓和鮮卑，故稱鮮卑為東胡之別種或余支。由于鮮卑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部落集團，族源也出現多元現象。從上述可知，最初的鮮卑部落可能是源于山戎和東夷北支的白夷等。根據各部落發源地區和同其它部落融合情況，大致可分為東部鮮卑和北部鮮卑，后又在兩者基礎上演化出西部鮮卑。東部鮮卑起源于內蒙古自治區東部的鮮卑山，即今科爾沁右翼中旗西哈勒古河附近的大罕山，亦即遼東塞外之鮮卑山，大興安嶺東側的淺山區和廣漠草原地帶，與其西南面的阿魯科爾沁右翼中旗西北140里之烏桓山遙遙相應。北部鮮卑在大鮮卑山，即今大興安嶺北段。
鮮卑分布在烏桓之北，兩者均受匈奴役屬，與漢朝保持時戰時和關系。隨著烏桓的南遷，鮮卑也不斷南移填補其故地。公元前121（劉徹元狩二年）、前119（四年），霍去病兩次擊敗匈奴左賢王、徙烏桓于上谷郡等五郡塞外，原分布在鮮卑山的鮮卑族隨之向西南遷至烏桓故地西拉木倫河（今西拉木倫河）流域，而分布在大鮮卑山的拓跋鮮卑先祖不久也南遷至大澤，即呼倫貝爾草原一帶。東漢初，烏桓由五郡塞外南遷，鮮卑則南遷至五郡塞外。東漢劉肇永元年間（公元89—105），北匈奴為漢朝與烏孫、丁零、烏桓、鮮卑等擊敗，被迫西遷，于是鮮卑大規模成扇形南遷西徙，進至匈奴故地。留在漠北的10余萬落匈奴余眾，亦自號鮮卑，于是鮮卑諸部崛起于我國北方。
文化遺跡
北魏在佛教發展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拓跋濬的支持下，曇曜大和尚通過開鑿四大石窟、改革僧官制度、新設寺戶和撰譯佛教典籍等實踐活動，不僅實現了他“弘教護法”的愿望，而且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這些在中國佛教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拓跋燾的滅佛運動，寺院及僧侶受到沖擊，許多僧人被殺，有的被迫還俗。北魏興安元年（452），文成帝即位，他將太武帝滅佛的一切措施全部廢除，同時推行恢復發展佛教的措施以便復興佛法，曇曜奉詔進京協助文成帝制定具體措施。當時“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后奉以師禮。”現存云岡石窟的第16--20窟便是在曇曜主持下開鑿的，通常稱為“曇曜五窟”。在北魏立國之前，鮮卑族的祖先就曾有鑿石為廟的風俗習慣，“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于烏洛侯國西北。”拓跋濬為擴大王權影響，令臣民萬世景仰膜拜，特別命令曇曜在雕鑿佛像時，都要模仿鮮卑族的歷代帝王畫石像。故此，大規模地開鑿云岡石窟，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給帝王畫石像，鑿成的曇曜五窟從16口20窟依次代表的是拓跋力微、拓跋珪、拓跋燾、文成帝和文成帝以后未來世的拓跋諸帝。管理寺院的僧官體制，從佛教初傳時期的東漢末年就已經開始建立。從東漢到魏晉十六國只是僧官制度的初步萌芽時期。
直到北魏立國之后，僧官制度才正式創立。設立了專門掌管佛教事務的機構——昭玄寺，負責全權管理整個國家的佛教事務，從而使昭玄寺取代以前掌管僧尼事務的鴻臚寺的職能，具有獨立享有掌管佛教事務的權力，提高了寺院的自主自決和自我管理的權力。昭玄寺的設立是北魏佛教寺院地位凸顯的一個重要標志。從而使得北魏的僧眾事務管理機構形成了一個由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完善的管理體系。
參考資料 >
陳鵬:北魏分定姓族與郡姓體制.騰訊網.2024-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