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遠帖》是東晉書法家王珣所書寫的一封信札，紙本，行書，5行共47字，縱25.1厘米，橫17.2厘米，現(xiàn)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伯遠帖》是作者給親友伯遠書寫的一通信札，為行書早期的典范之作，表達了王珣對親友病況的擔憂以及天各一方的惆悵。該帖用筆精熟，疏朗飄逸。起筆多順露直入，行筆中端多按筆，收筆則提按結合，轉折處大多方正剛勁，停頓自然。筆畫中還較多地保存了楷書筆意和隸書韻味。結字扁方為主，縱扁、大小、正斜相兼，在依其本字之形的基礎上，隨情隨勢而極盡變化之能事。或縱或扁，或正或斜，或密或疏，或收或放，形成不同的姿態(tài)。章法布局靈動。
《伯遠帖》北宋時曾入宣和內府，錄于《宣和書譜》，后流落民間，明代時為董其昌所收藏，明末在新安吳新宇處，后歸吳廷，清代經(jīng)安歧等人收藏。該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進入內府，經(jīng)乾隆品題，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并藏在養(yǎng)心殿西暖閣內的盡間，乾隆御書匾額“三希堂”。1911年至1924年，《伯遠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貴妃所居的壽康宮，1924年溥儀出宮之時，懿皇貴妃將這兩件名帖偷偷攜帶出宮，后流散在外，幾經(jīng)輾轉后為收藏家郭葆昌所得。1950年周恩來總理指示將《伯遠帖》《中秋帖》購回，交故宮博物院收藏。《伯遠帖》曾公開展覽，并已影印出版。
《伯遠帖》是學術界公認唯一傳世的晉朝名家法書真跡，與《快雪時晴帖》《中秋帖》并稱為“中華十大傳世名帖”之首的“三希帖”，?亦被列為“天下十大行書”的第四位。2015年9月，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為建院90周年推出“《石渠寶笈》特展”上，《伯遠帖》為重要展品之一。2025年9月30日，在百年守護——從紫禁城到故宮博物院”展覽上，《伯遠帖》為重要展品之一。
創(chuàng)作背景
中國書法到東晉時代，因特定的時代背景和復雜的歷史原因給其發(fā)展帶來便利。在各種藝術門類中，書法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謂列于前茅。書體流變已完全成熟，書法發(fā)展進入自覺階段，書法創(chuàng)作和理論研究成果豐碩，時代書風、書家群體各呈風采，這是書法史的第一個輝煌時期。在當時百花爭妍、五彩斑斕的書法盛世，以瑯琊王氏家族為首的書法成就又可謂其頂峰的代表。然而因種種原因，王氏真跡未能流傳下來，最為可信的只有王珣的《伯遠帖》了。因此《伯遠帖》常被后世看作通向永遠動人心脾的“神韻蕭散”晉代書風的不可多得之至徑。
王珣出身于東晉王氏豪族，是東晉政治家、書法家王導之孫，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以才學文章深受司馬曜司馬曜器重，歷任左仆射，加正虜將軍，并領太子詹事，官至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后因病而卒，終年五十二歲，謚獻穆。《宣和書譜》載：“珣三世以能書稱，家范世學。珣之草圣亦有傳焉。”他從小耳濡目染練習書法，深受王氏眾人書法風格的影響并有自己的風格。東晉孝武帝在位期間（372年—396年），謝玄、謝安都是當時的權臣，王珣作為謝氏家族的女婿，頗受庇佑，仕途一帆風順。但后來由于一些矛盾，導致兩家不和，王謝二族交惡。王珣由于得到司馬曜的寵愛，所以依然歷任要職。一天，執(zhí)掌朝政的謝安下令要把王珣調到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實際上是想把他趕出都城南京，王珣堅持不去。因心中十分郁悶，就寫信給當時任臨海（今浙江臺州）太守的堂兄王穆（字伯遠），向他傾訴自己心中憤懣和不滿。這就是傳承至今的《伯遠帖》的由來。
作品內容
原文內容
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yè)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yōu)游。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伯遠帖》是作者給親友伯遠書寫的一通信札，短短5行47個字，表達了王珣對親友病況的擔憂以及天各一方的惆悵。
題跋、鈐印與繪畫
卷首上方，為愛新覺羅·弘歷收藏時所鈐印章“內府圖書”；下方，是乾隆皇帝所蓋御用閑章“游六藝圃”。
卷前引首，有乾隆皇帝御書四個大字“江左風華”。御筆上方，有一乾隆印璽，“乾隆御筆”。江左風華”左側，有乾隆皇帝御用閑章“觀書為樂”印。
卷前，有乾隆皇帝御題：““唐人真跡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繭紙家風信堪并美！幾余清賞亦臨池一助也。御識。””旁邊，鈐蓋乾隆御用印璽二方，“乾隆宸翰”“涵虛朗鑒”。
《伯遠帖》前隔水，有乾隆御書：“家學世范，張旭有傳，宣和書譜”12字。下面，有三方御用印璽，“乾隆宸翰”“幾暇臨池”“耽書是宿緣”。字上，有愛新覺羅·弘歷晚年之時，經(jīng)常御用之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隨后，有乾隆御筆題識：“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節(jié)二跡并藏養(yǎng)心殿溫室中，顏曰：‘三希堂’，御筆又識”御題上，鈐蓋御用二璽，“乾”“隆”。
《伯遠帖》后隔水，有明董其昌跋。后面，有乾隆皇帝御筆所繪枯枝文石。并且，有乾隆皇帝御筆題識：“王珣帖與其昌跋，皆可寶玩，即裝池側理，亦光潤堪愛，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長春書屋御識。”題識上，鈐蓋御用印璽一方，“幾暇怡情”。后面，有御用印璽一方，“墨云”。
卷尾，有愛新覺羅·弘歷敕董邦達繪圖、董邦達跋記，以及沈德潛書“三希堂歌”。卷后，有童其昌、王肯堂題記。本幅前后，有古半印二，漫漶模糊，不可辨識。
清代之時，所鈐寶璽，主要包括：“乾隆鑒賞”“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養(yǎng)心殿鑒藏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御賞”“石渠寶笈”“內府書畫之寶”“神怡性靈”“研露”等諸璽，以及“郭氏觶齋秘笈之印”“范陽郭氏珍藏書畫”等。
藝術鑒賞
用筆
從用筆上看，《伯遠帖》有三處頗可注意：一是中鋒、側鋒交替運用，如一行“遠”字，走之旁先用側鋒寫出粗細對比強烈的弧線，再用中鋒拖出平捺，既優(yōu)美又平正；“袁”部的橫、豎、撇、點則中鋒、側鋒交替，有玉樹臨風之態(tài)。二是圓轉、方折隨宜施用，如“從”字右部，六折之間，筆畫都呈優(yōu)美弧形，共同造就一種俊雅的風貌。三是弱化起、收筆的動作，強化行筆的過程。這是此帖用筆最為顯著的特色，也是魏晉筆法的典型代表。如“申”“別”二字之長豎、“不”字之上橫，筆鋒順勢入紙，自然帶出筆肚的力量，再提筆出紙，將字的筆力分散擴展于線條的中段，似差翅亞目掠水般輕巧。
《伯遠帖》用筆精熟，疏朗飄逸。起筆多順露直入，行筆中端多按筆，收筆則提按結合，轉折處大多方正剛勁，行筆遒勁，停頓自然。筆畫中還較多地保存了楷書筆意和隸書韻味，顯示出嚴謹與瀟灑古淡共生之趣。特別是露鋒起筆和一些轉折之筆棱角分明。通篇行筆粗細方圓結合，自然流暢，氣勢連貫，牽絲映帶清晰，俊麗秀雅，體現(xiàn)了東晉時代行書藝術走向成熟形態(tài)的豐富面貌。
王珣書寫《伯遠帖》時，所用的工具當為硬毫小筆。凡有書寫經(jīng)驗的皆知，小筆蓄墨少，書寫多字數(shù)時需要多次蘸墨。《伯遠帖》中凡兩次著墨的地方，黑色都明顯地更濃黑一些，如第一行的“珣頓首”、第二行的“從”、第三行的“優(yōu)游”“始獲”第四行的“別”“如”“昨”“永”第五行的“遠隔嶺嶠”。孫過庭《書譜序》云：“一字乃終篇之準”。《伯遠帖》第一個字“珣”及稍后書寫的“頓首”，這3個字與其它字相較，用筆明顯粗重，字形也偏大，顯得很有分量具有統(tǒng)領全篇的作用。把《伯遠帖》中的書法與存世唐摹王羲之的書法相比較，從中可尋覓到王羲之書法的一些氣息。此帖中的“從”“獲”“別”等字用筆沒有起筆收筆，也無牽絲引帶，與存世唐摹王羲之早期書法《姨母帖》中的“遘”“摧”“剝”等字相比較，就有數(shù)筆較為接近。《伯遠帖》中的“永”字，與王羲之《蘭亭序》中的“永”字相類比，也寫得更為瀟灑。
結體
從結體上看，《伯遠帖》最大的特色在于字內疏與密的交替變奏。或左密而右疏，如“珣”“期”“始”等字；或左疏而右密，如“頓”“獲”“隔”等字；或中間密而四邊疏，如“遠”“寶”“意”等字；或部件密而組合疏，如“勝”“昨”“嶺”等字；又有“群”“申”等字由主筆伸長造成的上下疏朗，“志”“永”等字由筆畫分散造成的整字散開，等等。這種疏與密的變奏，在整體微向右上傾斜的字勢中，形成一種錯落的動感，如群鶴游天，又似靜水當風，在動與靜的和諧中，包藏著無盡的韻致。從字的大形上看，帖中字大多呈方形，透出一種穩(wěn)重雍容的氣質，偶有“群”“寶”等部件上下排布的字，呈長方形，帶來一絲活潑的氣息。
《伯遠帖》結字扁方為主，縱扁、大小、正斜相兼，在依其本字之形的基礎上，隨情隨勢而極盡變化之能事。或縱或扁，或正或斜，或密或疏，或收或放，形成不同的姿態(tài)。如獨體字與上下結構的字體態(tài)修長緊密，有清瘦之感；左右結構的字通過疏密的變化產生開張的扁橫之勢；部分字形，以傾斜取勢，或左低右高，向右傾斜，或左展右收，重心偏左向左傾斜。帖中，還有部分字形，有意以傾斜取勢，字的重心偏左，字體微向左派，顯得十分險峻卻又非常平衡穩(wěn)定如“遠”字，中心左傾，但實右下而虛左上，“辶”平捺左移且向上挑出，加上撇的支柱作用，使字形斜而還正生動多姿。“嶺”字，上合下開，呈三角形態(tài)勢，“令”和“頁”彼此向對方傾斜，相互依附，得靜中寓動之妙。其它如“游”等字，也都采用了穩(wěn)中求險的結字處理方式。
章法
《伯遠帖》章法布局靈動，一掃均勻板滯的習氣。字形態(tài)勢，順其自然，而又通篇和諧，渾然一體，有如天成。每行字距有遠有近，有疏有密，每個字都有動態(tài)表情，或顧盼、或俯仰，整體章法是“字里金生，行間玉潤”。姜白石云：“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之真態(tài)。”此帖除首行“頓首”二字上下連筆之外，其余字字獨立，字形有大有小，疏密有致，每個字的結構安排很有特點，通過點畫與點畫之間的疏密、向背、主從、斂縱、虛實等多方面的辯證關系的處理，使字的體態(tài)神情變化多方，生動活潑，給人一種意氣飛揚的感覺。
作品地位
《伯遠帖》是現(xiàn)今學術界公認唯一傳世的晉朝名家法書真跡，與《快雪時晴帖》《中秋帖》并稱為“中華十大傳世名帖”之首的“三希帖”，?亦被列為“天下十大行書”的第四位。
流傳與著錄
流傳
《伯遠帖》原藏北宋內府，錄于《宣和書譜》，后流入民間。明、清兩代由董其昌、吳新宇、安歧等遞藏。該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進入內府，經(jīng)乾隆品題，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并藏在養(yǎng)心殿西暖閣內的盡間，乾隆御書匾額“三希堂”。乾隆十二年又精選內府所藏魏晉唐宋元明書家134家真跡，包括三希在內，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閱古樓”，把上述刻石嵌在樓內墻上，拓本流傳以示臨池之模范。三希原件仍藏在養(yǎng)心殿三希堂。
1911年至1924年，《伯遠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貴妃所居的壽康宮，1924年溥儀出宮之時，敬懿皇貴妃將此帖偷偷攜帶出宮，后流散在外，幾經(jīng)輾轉后為收藏家郭葆昌所得。郭葆昌去世后，兩件名帖歸他的兒子郭昭俊所有。1949年，郭昭俊攜此二帖赴中國香港經(jīng)商，由于經(jīng)濟困難，以此二帖質押，向銀行貸款。按照慣例，如貸款到期，郭昭俊無力歸還，此稀世珍寶將被銀行拍賣。當時，許多外國商人蠢蠢欲動，覬覦珍寶，國寶面臨著流失海外的風險。得知消息的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務必將國寶追回。最終，經(jīng)多方交涉，國家毅然決定用50萬港元重金購回兩件珍貴的法帖，交故宮博物院收藏。曾經(jīng)公開展覽，并已影印出版。
著錄
《宣和書譜》《畫禪室隨筆》《書畫記》《平生壯觀》《墨緣匯觀》《式古堂書畫匯考》《佩文齋書畫譜》《石渠寶笈·初編》《古書畫過眼錄》等書著錄。
后世影響
《伯遠帖》是一件簡札，是王珣懷著痛切心情與人傾訴所作，書寫保持了書法家的自然、隨意狀態(tài)，同時它成了后人效仿的范本，對于王珣而言，當時只是一種把握表現(xiàn)形式的機會而已，而對后人來說，這種偶然把握住的機會，僅此一篇卻成為中國書法史上不可忽視的里程碑，它奠定了王珣在書法史上的地位，也樹立了與眾不同的風格，其書法藝術和文物歷史價值難以估量。
重要展覽
2015年9月，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為建院90周年推出“《石渠寶笈》特展”上，《伯遠帖》為重要展品之一。
2025年9月30日，在百年守護——從紫禁城到故宮博物院”展覽上，《伯遠帖》為重要展品之一。
作品評價
王帖惟余伯遠真，非摹是寫最精神。臨窗映日分明見，轉折毫芒墨若新。（現(xiàn)代·書畫家啟功評）
《伯遠帖》其書法，雖為行書，卻有隸書遺意，結體在扁長之間。個別字如‘勝’、‘實’、‘獲’、‘群’等，與王羲之《姨母帖》的唐摹善本中的書字頗為類似，兩帖風格亦極相近。書勢微向左傾斜，為的是取得險峻端莊的藝術效果，這是王珣書法獨具的特色。如果將晉朝陸機《平復帖》與《伯遠帖》比較，則《平復帖》以隸草而變古樸，而《伯遠帖》只是當時行書中未脫隸法遺意者，盡管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不如‘二王’父子的創(chuàng)新書法。（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單國強評）
瀟灑古淡，東晉風流，宛然在眼。（明董其昌評）
如升初日、如清風、如云、如霞、如煙、如煙、如幽林曲同。（清姚鼐評）
《伯遠帖》之書法，無論是章法還是結體、用筆，都透出一種疏淡的氣息。這種氣息并非來自刻意的營造，而是出于不經(jīng)意的行筆之間，如“申”字的長豎，起筆高昂，切削而下，至鋪毫下墜，變化于無形之中。而這種疏淡的氣息并非來自旁人的闡釋，而是直接呈現(xiàn)于原帖之中；在少數(shù)幾個字的濃重中，其余字的疏透氣息自然托出；在部分部件的密結中，其余部件的疏朗造型顯而易見；在筆畫中段的結實中，首尾用筆的疏露形態(tài)顯現(xiàn)無遺。于是，《伯遠帖》書法的韻致便如“淡煙疏雨落花天”的景致，直直地撲入觀者的眼睛，毫不吝嗇地展露自身。（北京日報評）
作者簡介
王珣（350-401），字元琳，小字法護，瑯琊臨沂（今臨沂市）人。東晉丞相王導之孫、中領軍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故《宣和書譜》中說他家三世善書。《晉書》中說王珣“以才學文章見昵于帝”，年輕時曾任主簿（因身材矮小癥，時人呢稱其“短簿”），后封為東亭侯，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官至尚書令。王珣善書，精行、草。據(jù)《宣和書譜》所載，當時內府收藏其兩件墨跡：行書《伯遠帖》和草書《三月帖》，可惜只有《伯遠帖》保存下來。
爭議事件
古人書札的妙處在書法，亦在文章。晉文書札向來號為難讀，錢鍾書先生論王羲之《雜帖》說：“六朝法帖，有煞費解處。此等太半為今日所謂‘便條’‘字條’，當時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讀之，卻常苦思而尚未通。”啟功先生論晉人書信也說：“晉人書札多難句讀。”所幸《伯遠帖》為行書真跡，沒有鉤摹刻拓的殘損，也少有難以辨識的文字。所以，各家在文字釋讀上差異較小。啟功先生將其內容釋讀為：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yè)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yōu)游，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其中，在“寶”和“疇”二字之后加注說“此字潦草”。“疇”字各家無疑義，惟“寶”字，程建新在《再讀〈伯遠帖〉》一文中釋為“實”字。從構形上看，“寶”字“從宀從王從貝”，“缶”標音；“實”字“從宀從貫”，二字形態(tài)的區(qū)別在“王缶”和“毌”的寫法上。將該字放大，可知中部左側為“王”的形態(tài)，如果釋讀為“實”，按照草書的寫法，那么中間左邊部分上面兩筆便是點畫，將其當作點畫顯得虛浮，與全帖整體用筆的老到不相符。所以，將其釋為“寶”字更合適。
另一處有爭議的地方是“伯遠勝業(yè)情期群從之寶”的斷句問題。爭議主要集中在是從“勝業(yè)”后斷開還是從“情期”后斷開。從“勝業(yè)”后斷者如程建新，主張將“勝業(yè)”理解為“美好的事業(yè)”；從“情期”后斷者如趙志清，主張將“勝業(yè)情期”理解為“事業(yè)成功與深情高誼”。“情期”一詞，《梁書·何點傳》中有“昔在布衣，情期早著”句，《魏書·宗欽傳》中有“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句，《南史·王曇首傳》中有“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句，其中“情期”都作情誼講，此處亦當作情誼來理解。“勝業(yè)”一詞，《論語義疏》中有“靈公不慕勝業(yè)，唯知問于軍陳之事”句，《高僧傳》中有“參懷勝業(yè)者，日月彌朗”句，泛指成功的事業(yè)，此處亦然。所以“勝業(yè)”與“情期”相應，是指事業(yè)和情誼兩個方面，與下文的“群從之寶”相連，文理就十分順暢了。而且“伯遠”為名，自“勝業(yè)情期”始，四字一句，文意相屬，氣韻相接。將“情期”斷在下一句，則有破句之嫌。
趙志清在《也論王珣〈伯遠帖〉》一文中，對此帖字詞的解釋較為切當，其譯文曰：“珣頓首頓首。伯遠足下，您的事業(yè)成功與深情高誼，都可作為兄弟們的榜樣。我因患痼疾，無意仕宦，而是志在悠游山林。最近卻被外任為豫章太守，不能遂我所愿了。回想離別如同昨日一樣，卻再也一去不復返了。如今你我遠隔五嶺，卻不能輕易相見了。”董邦達曾受愛新覺羅·弘歷之命繪《林下蕭散之致》圖，圖中壁立千仞、畢倚虹無垠，一老翁背河而立，扭頭望向遠處的水面，若有所思。圖后董邦達題記曰：“謹按札中有‘志在優(yōu)游’及‘遠隔嶺嶠’語，輒仿佛情景，作林下蕭散之致。”賞帖之余，觀董氏畫，帖中人物心思、境況便如在目前。
參考資料 >
【王珣行書伯遠帖】.故宮博物院.2025-10-16
書法欣賞與臨創(chuàng)之《伯遠帖》.濱海文旅發(fā)布.2023-12-12
[東晉]王珣行書《伯遠帖》. 儀隴縣文化館.2023-12-12
伯遠帖，不遠行.內蒙古黨史.2023-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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