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是指四川的哥老會成員，被大家稱為袍哥，這個組織也被稱為袍哥會。袍哥會發源于清朝初期，盛行于民國時期，與青幫、洪門為當時的三大民間幫會組織。
袍哥起源于愛新覺羅·旻寧年間，在經歷興起、鼎盛、滑坡、衰亡四個階段后于新中國成立后滅亡。
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袍哥形成并有了初步發展，這一時期袍哥從“反清復明”“興漢滅滿”轉變到參加清末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辛亥革命至軍政府統治時期這是袍哥的鼎盛階段，不僅滲入到了軍閥部隊中，還占據了統治地位；防區制時期至抗日戰爭時期袍哥走向了下坡路，為中國國民黨所控制和利用；抗日戰爭至解放戰爭時期，袍哥逐漸迎來了它的衰亡，國民黨棄之如敝，共產黨鎮壓打擊，新中國成立后便徹底解散了。
在巴蜀地區的近代社會生活中，袍哥是一個牽涉面極廣的社會組織，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社會現象，在長期發展過程中，袍哥形成了其組織特點和結構，演變出許多分支。各不同的分支、派別和幫別稱為“山堂”，山堂內等級分明，而山堂之間則相互照應，將保護和接待同黨見為當然，將哥老會成員之間形成一個較嚴密的自我保護網。除此之外袍哥組織內部幫規嚴密，誰違犯規則即按律懲治，也因此有了這樣一句黑話：“三刀六個眼，自己找點點”。
袍哥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扮演著十分重要而復雜的角色，其勢力已經滲透到清代與民國時期四川省社會的各個領域，與四川的命運息息相關，對四川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有過重大的影響。同時，袍哥對川渝地區方言文化也有深遠影響。其中袍哥文化作為巴蜀近現代重要文化影響著巴蜀民眾日常生活，并成為巴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名稱由來
四川的哥老會，又稱漢留，俗稱袍哥，發源于四川。關于袍哥名稱的來源也有不同說法。有一種是指根據《詩經》中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而來，“袍”與“胞”同義，即視異姓兄弟亦如同胞，意指入會便是兄弟，當同甘共苦。還有一種說法指根據《三國演義》中而來，說在關羽降曹后還是常穿著舊袍，他說：“舊袍是我大哥劉備賜的，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舊袍。”第三種說法，就是來自于“刨哥”，“刨哥” 又源于“刨皮鬧”。所謂“刨皮鬧”“刨皮”“光棍”“皮”等，都是袍哥成員的自稱。
同樣，“漢留”這一名稱的來源也有不同的說法，一是得名于《三國演義》中關羽在曹營留舊袍之故事。間指入會者誓不事清（朝），奉漢反清廷之心；二是創自鄭成功說，相傳哥老會是清代鄭成功領導的反清復明組織“洪門”的一個分支，約在康熙帝、雍正、乾隆（1662—1795）年間，隨湖廣、閩、粵、贛移民傳入四川省。“會合賢能鄭成功，文武全才興漢留。據守臺灣省稱將領，部眾勇武抗清兵。天下英雄風云會，金臺山堂首創立。軍中誓盟結仁義，同心協力把漢留。”
起源
袍哥組織誕生于反清的秘密結社，這一組織出現時，清朝政府就下令追查其發源地，根據當時許多地方官的奏報一致認為“哥老會之起，始于四川，流于貴州省，漸及湖南省，以及東南各省”。袍哥一詞最初出現在清代愛新覺羅·旻寧年間（1821—1850），具體年代則有道光十二年（1832）和道光二十八年（1848）諸說。哥老會究竟最早出現于何時，至今尚無可靠的歷史記載。
但據學者歐陽恩良考證，早在愛新覺羅·旻寧二十一年（1841），作為哥老會別名的 ‘袍哥’即已在四川省嚕中出現。它在咸豐、同治、光緒年間得到大規模的發展。袍哥的擴散期，正是四川農村經濟加速破產，城鄉社會極度動蕩，民間秘密會黨與秘密教門廣泛融合的年代。李藍起義和太平軍入川，更使得袍哥飛速壯大，所謂“洪楊變亂，禁令已馳，而忠山哥全省”。
為此，咸豐初年曾國藩創辦湘軍時，所擬營規已明令：“禁止結盟拜會，兵勇結盟拜會、鼓眾挾制者嚴究，結拜哥老會、傳習邪教者斬。”咸豐十年（1860）左宗棠招募楚軍時，也將嚴禁軍營結拜哥老會列為“行軍五禁”。同治五年（1866）五月八日左宗棠在奏折中說：“近年江楚之間，游勇成群，往往血會盟，結拜哥老會，又號江湖會。”日本人平山周也認為：“同治平定粵匪之后，湘勇撤營，窮于衣食之途，從而組織各團體，于是哥老會始盛。”四川省的政治中心成都市，此時也遍布袍哥。
歷史發展
袍哥的歷史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袍哥的興起（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袍哥的鼎盛（辛亥革命至軍政府統治時期）、袍哥的滑坡（防區制時期至抗日戰爭）、袍哥的衰亡（抗日戰爭至解放戰爭）。
興起
“啯嚕”是四川人對于游民盜竊團伙的俗稱，是以清代入川移民中的未能安家墾地的游民為主要成員形成的武裝團伙。川江上的窮苦水手、纖夫加入啯嚕以后，由于受到當局的查拿，便沿川江順流而下，來到湖北、湖南省、貴州省等省。由于與沿途各地秘密結社組織的接觸，逐漸從移民的武裝集團演化為哥老會，在四川省的被稱為“袍哥”。
啯嚕在乾隆初年已有較大影響。如乾隆八年（1743），四川巡撫紀山奏稱：“川省數年來，有湖廣、江西省、陜西省、廣東省等省外來無業之人，學習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兇刀，肆行鄉鎮，號曰 ‘啯嚕子’。”
至清朝末年，隨著帝國主義在四川瘋狂地進行侵略掠奪，政府對四川人民無止境地殘酷盤剝，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四川袍哥從“反清復明”“興漢滅滿”發展到參加清末的反帝反封建斗爭。
此外隨著晚清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外國傳教士蜂擁而至，在中國城鄉各地紛紛建立教堂，并以此為據點，發展教徒，廣泛活動，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特權階層。傳教士想改變中國禮俗，反對敬神、祀天，兩種政治、歷史與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權力系統在相同的地域存在，必然會產生沖突。由于這些沖突的存在，引起群眾反感，轟轟烈烈的反對外國教會特權的斗爭逐步發展起來，其中四川袍哥便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
鼎盛
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后，有了一個全國性的統一革命政黨，提出了較完整的資產階級革命綱領，并且頻繁地進行武裝起義，于是各地同盟會支部、分會更重視開展會黨的工作。“早在清光緒年間，同盟會的革命黨人開始在四川進行地下革命活動。”在孫中山先生指導下，革命黨人十分注重聯系會黨袍哥，對其中較為正派且有號召力者進行宣傳教育，策動他們參加革命。四川同盟會四川同盟會會員為了武裝起義，把聯合袍哥作為重要工作。熊克武認為：“四川幫會勢很大，散布的地區也廣，這是我們必須爭取的社會力量。”他們聯合袍哥，吸收袍哥參加同盟會和同盟會會員參加袍哥組織三管齊下同時進行，成功吸收了川南著名袍哥首領佘英和川東北孝義會首領李紹伊、張百祥加入同盟會，這為辛亥革命的爆發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1911年清政府為了討好帝國主義列強，將原定由商辦的川粵漢鐵路，名義上收歸國有，實際上再次轉交列強承辦。但鐵路由中國人自辦的反帝愛國思潮已深入人心，清政府的舉動，遭到廣大民眾的強烈反對，加之先前鐵路國有所征集的股款不能全部換回，于是掀起了這場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是由資產階級立憲派發動和領導的，它加速了武昌起義的準備，為同盟會領導四川武裝大起義創造了條件。在保路運動中，資產階級立憲派和革命派聯絡袍哥組織，通過袍哥動員群眾參加保路斗爭。同時袍哥也借機取得了公開或半公開合法活動的機會。總而言之，在辛亥革命中，同盟會發動哥老會力量，四川同志軍以袍哥為主要力量進行了保路運動和光復運動。而袍哥在對革命做出貢獻時，也無處不在地滲入政界、軍界，以致出現上述“有匪皆兵，無兵不匪”的現象。
辛亥革命后四川省袍哥居功自大，稱霸一方。在1915年，袁世凱復辟以后，四川袍哥積極參加了反袁護國運動，其勢力也趁機再次擴張。當時，袍哥首領張達山高舉護國大旗，自任川西護國軍司令，發動討袁戰爭。在參加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中，四川的將領劉存厚、熊克武等曾起過巨大的作用，同時也在斗爭中增強了政治實力和軍事實力，滋長了政治野心。他們企圖利用在護國戰爭中得到的聲威，在四川建立新的獨裁統治，從而變成了四川的軍閥。
在這一時期袍哥的勢力發展到了鼎盛，不僅滲入到了軍閥部隊中，還占據了統治地位。據鄧錫侯部95軍的記載，袍哥公開在全軍合法存在，僅軍直及126師袍哥成分約占90%，673團5連114人中袍哥有90人，全軍7個團長，袍哥大爺即有6人。
滑坡
護國戰爭后到中國抗日戰爭前夕，四川省長期處于軍閥割據與混戰之中。四川軍閥防區割據，形成防區割據，即“防區制”，軍閥憑借武裝，霸占一定的地盤，在割據地區掌管政治、經濟、文化大權，形成軍閥、官僚、地主的統治。這一時期內，軍閥頭子，幾乎都是袍哥的舵把子，袍哥土匪成了各軍閥爭相羅致的對象。袍哥勢力與軍閥相結合，得到了新的發展，并且在總體上開始蛻化變質，變成了地方軍閥的附庸。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四川成為抗戰的大后方。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市，各地幫會勢力相繼進入四川省，打破了袍哥一統四川天下的局面，同時又刺激了四川袍哥的進一步發展，與青幫、洪幫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中國國民黨加強了對四川哥老會的控制和利用，以此對付地方實力派和進步力量，先后炮制成立所謂的“人民動員委員會”等組織，妄圖領導控制全國的幫會。同時，蔣介石又認為四川幫會勢力太大，除派特務密切控制外，還隨時企圖殺一做百，使袍哥更加順從他。國民政府為了社會安定，先后于民國25年（1936）、27年（1938）兩次下令解散袍哥組織，四川省政府亦發出了《懲治哥老會締盟結社條例》和《懲治哥老會實施規章》。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華北事變，中華民族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中共從民族大義出發，努力爭取幫會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7月15日中共發表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哥老會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明確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哥老會聯合和友善的態度。為徹底解除哥老會成員的后顧之憂，中共中央在《宣言》發出的第二天（7月16日），又發表了《中央關于爭取哥老會的指示》，明確指出：“目前我們對于哥老會的策略是在爭取哥老會。”在以上政策的指引下，中共對哥老會的統戰工作迅速展開，哥老會變成了政治化的組織，為中共影響下的抗日武裝力量的擴大做出了貢獻。
衰亡
四川袍哥在解放戰爭中已經走到了末期，其行為已到了十分專橫的地步，逐漸失去民心。從中國國民黨來看，其自身尚且難保，當然不會顧及這一支臨時招安的袍哥隊伍；從共產黨方面來講，袍哥畢竟是舊社會的象征，要使新政權得到擁護和保持穩定，那么就必須要取締這一非法組織。
盡管四川袍哥發展到后期為抗戰和新中國成立做過一些貢獻，但不可忽視的是有相當部分袍哥依舊作惡多端。袍哥的發跡史要歸結于做了許多危害社會的事，殺人越貨、販毒走私并由此迅速發家致富。而且袍哥的人員大都來源于市井流民或者混混，本質上就是社會的毒瘤。從袍哥總人數上來說，他們就占四川民眾的70%～80%之多，他們解決事情一般都是依據會規和義氣，沒有基本的社會規則和道理可講。四川的政治經濟等層面幾乎也被袍哥勢力所覆蓋，由此帶來的惡性循環是極其嚴重的。
毛澤東曾說過，處置袍哥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問題之一。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黨對待袍哥的態度，就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其無法處置這一批人，也解決不了這個中國的困難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先后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中共中央關于組織學習懲治反革命條例等三個文件的通知》等多個文件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匪運動，鎮壓了一大批袍哥大首領、匪首、惡霸、特務，并處決了一批首惡分子。四川省各地紛紛取締袍哥幫會組織，袍哥在新中國人民政府的鎮壓和打擊之下土崩瓦解，在中國大陸被徹底消滅了。
成員背景
據歷史學家王笛研究，參與袍哥的人不僅有當地的知識分子、軍隊人士、政府官員，還有社會底層的農民、乞丐、苦力、做小生意的人等，其組織規定參加人必須是“身家清白，己事明了”。他們“或作偵探，破彼方之秘密，或司傳達，使各方之聯絡，或任調查，明各方之消息，均于漢留有絕大補益”。這批人在反洋教和反清斗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哥老會中也包含士紳、地主，“初由不法匪類結黨橫行，續而紳富相率效尤，亦各立會名，以圖自保”。有的“紳糧”則“名為借此保家，實則廣通聲氣，以自豪察”。以至川省有“一紳、二糧、三袍哥”的說法。
到清后期，哥老會還卷入了不少知識界的成員，如灌縣崇義鎮的“艙把子”張捷先即是小學校長，他與郫縣新場總艙把張達三同稱“房謀杜斷”，都是保路同志軍首領。江津留日東斌學校學生王稚峨是“縣中哥老會掌旗大爺”。
甚至哥老會勢力已經滲入清兵之中，王閣運《湘軍志》稱：“哥老會者，本起四川省，游民相結為兄弟，約緩急必相助。軍興，而鮑超營中多四川人，相效為之，湘軍亦多者。”左宗棠也承認，“鮑超籍隸四川，而流寓湖南省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會匪亦雜廁其間”。左宗棠所部有“蜀軍十營官棄勇丁，無一不系會匪。全軍哨棄見營主，營主竭統帶，皆莫不以大哥呼之，而未聞有稱大人者，此蜀產之（深）根固蒂也”。哥老會成員背景復雜，“入會者自紳商學界、在官人役，以及勞動苦力群、不遙之徒，莫不有之。”如此廣泛的社會人脈也為它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身份證明
袍哥的名片叫“公片”和“寶札”。公片是木刻正楷字體，每個有一寸見方大小。“××堂（社或公）”三字，印（黑色）于約四寸寬、六寸長的紅色片子上（叫面光）。片子背面蓋有小型長方右邊印章，叫背靠，如有：“同撫漢族，福造必昌”八個字排成二列古篆字。寶札用一尺二寸寬、八寸高的白紙石印，外有邊子。左邊印“××山”“××水”，右邊印“××香”“××堂”的山水香堂，中印“漢留”規章制度、五倫八德，后面填上恩、承、保、引的姓名和本人出身簡歷，祖宗三代都要身家清楚、己事明白。所謂的“天穿地漏”“夾灰卷口”，就不能納入組織，由引進拜兄考查負責。還要填上排把位置，填發年、月、日，并在年、月上蓋公口印章圖記。
另有一種無字白片，并在右上角或右下角用香燒一小洞，插一匹公雞毛，叫“雞毛加火炭文書”。這是刀案的表示。上角插雞毛表示為拜兄復仇，下角插雞毛表示為兄弟伙復仇。任何一個公口凡遇上這類人和事，都要立即給路費，并派人護送到后一個碼頭，交涉清楚；否則出了事，這個公口就成賣客了。這是不能假冒的，雖無公片寶札，也必須由原始碼頭派人執公片護送前來，一站交接一站護送下去。
片子只有大、三、五上三排執事才有資格使用，六排以下無使用片子的資格。新入社的，要在圣堂舉行儀式前，用大紅紙書寫恩拜兄（大哥）、承行拜兄（三哥）、保舉拜兄（五哥）、引進拜兄（不拘排把都可以）的名字，由紅旗大管事按規定儀式進行，登上龍簿才算正式成員。
有執友公片寶札和三大憲字樣的才是真資格的袍哥弟兄，沒有全堂證件的大多是跑渾灘的龍背上（山上、綠林）的兄弟伙，因不能公開公口，以防發案后連累碼頭，但他們有一定且極為復雜的隱語，同時要經得起碼頭上執事的盤問（清下腳），行話叫作“有寶獻寶，無寶受考”。對答不上就是冒牌，輕則走不脫、清底細、查來路，重則視為清兵探子，遭黑傳（殺死）。
組織結構
袍哥即四川省哥老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其組織特點和結構，演變出許多分支如：江湖會和孝義會，江湖會出現于前，孝義會產生于后。袍哥，分為清水袍哥和渾水袍哥。“清水袍哥”一般有其他固定的收入來源，不是靠參與袍哥搞錢；“渾水袍哥”是職業袍哥，加入袍哥是解決生計問題，盡量想搞錢，所以難免做作奸犯科的事情。“清水”是瞧不起“渾水”。但據有的史料稱，哥老會還有“西會、成會、四義會、大義會、少英會等名目，各有碼頭，各有公口名片、大小圖章”。這可能又是江湖會和孝義會的各種分支。四川哥老會又分為“仁、義、禮、智、信”五堂，仁字輩最大稱太爺，信字輩最小。
入會儀式
四川袍哥接收新成員加入稱為開香堂。申請加入袍哥組織的人，必須要有“引、保、承、恩”四大拜兄認可的手續，才能舉行開香堂的儀式。儀式開始時，先由總舵把子向關羽等神像叩頭，然后由其他舵把子依排行叩頭，再由執事大哥坐在當中由大、二三五哥依排行坐，其他兄弟站立兩旁，紅旗管事宣布儀式開始后，要做五堂法事。
第一是訪山，介紹歷代講義氣如三國瓦崗軍水滸人物的英雄事跡。第二是團江，用袍哥黑話介紹五排以上的袍哥彼此認識。第三是過口宰長冠即雞公煲給新入會者滴血。第四是宣誓，參加人要當眾發誓謂兄弟如有三心二意，違規亂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第五是出山，儀式結束。儀式一般在奉神獻會的重大場合舉行開山堂，由全公口執事大哥拈香拜把。
新入會者向五排以上的拜兄一一行叩拜禮表示謝恩，然后由恩拜兄賞賜排座。在排位方面，一般新進人員均稱幺大。如果有權有勢有地位的可特殊一步登上大爺或三爺排位。這種情況叫上山插柳，否則叫插柳上山。會后還要照例給四大拜兄送禮酬謝，同時向公口繳納神底大片入會金，再由跑紅片的管事通告本碼頭各公口，經過仁義禮智信各堂口人的認可后，這樣才是真正的袍哥成員。
組織信條
袍哥組織是以封建宗法社會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信條，它所維護的道德行為是封建的道德行為，維持的社會秩序是封建的社會秩序。孫中山曾經改“八德”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作為民國以后袍哥的道德信條，但袍哥只是承認這為“外八字”。所以民國成立以后，袍哥的信條有“內八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和“外八字”（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內部結構
四川袍哥采用“內八堂”“外八堂”制度，有嚴格的等級之分。“內八堂”是哥老會公口的領導核心，主持開山堂、做方首、發會票等重大的會務。大公口按常例可設十二位大爺，分別擔任：香長：堂口最高負責人，即山主。總座：又稱舵把子、龍頭，是日常事務負責人。正印：又稱副舵把子，副龍頭，協辦堂口事務。座堂：為內八堂首席執事，掌人事升遷。盟證：堂口盟誓的監察者。陪堂：掌堂口經濟。元堂：掌堂口的印章、印信。執堂：管堂口內部事務。副堂：管交際、迎賓。禮堂：管司儀。刑堂：管執法。新一：協辦堂口臨時指派的事務，遞補以上正職的空缺，亦稱“通城幺滿”。以上除香長、盟證、總座、正印外，其余八部，分掌八堂事務。其職位由總座提名，通過香長任命。“外八堂”是由內八堂領導下的組織機構，它有十個序列，稱為十牌（也叫“十排”、“十步”）。但因為袍哥避忌四牌、七牌，故實際上只有八排。
行一，牌把大爺。分山主或社長。升到這一步，稱為“出山”。當大爺的要入會時間長，從“幺大”一步一步升上去。如果有功，也可以越級上升。還有一種有權有勢的人，或是捐了大錢的人，雖然是初入會，卻可以馬上當大爺，這叫做“一步升天”。大爺是以資格而論，在一個公口內，有多少定多少，不受數目限制。
行二，圣賢二爺。設一人，推選品端學粹、謹言慎行的人擔任。有時分管提調，有時僅為受人尊敬的閑散位置，他唯一的職務是在開會時敬神，由關羽傳承而來。
行三，燕桓侯三爺，管錢糧、人事，故內部稱為“當家”。上承舵把子旨意，下督率管事辦理事務。設二人，推選恩威并具、品學兼優的擔任。
行五，即管事，有承行、執行、紅旗、黑旗、迎賓等各類管事，分掌承上啟下、執法訊問、辦理交際、調處紛爭等職。是公口的關鍵性人物，上輔拜兄，下管拜弟，內管開山設堂、人事調遷、功過賞罰，外管迎賓赴會、訪友、解決糾紛、協調地方關系等。故有“內事不明問當家，外事不明問管事”之說。
行六，稱巡風、護律，又叫藍旗，負責偵察放哨及資格審查，還負責掌握書冊、香規、儀注，幫助管事辦理會中事務。
行八，稱紀綱，負責紀律檢查。會中有觸犯紀律的，經拜兄弟認為應受刑罰的，由其執行。
行九，稱掛牌，栽培新進，提升調補，登記會內兄弟排名。上四牌掛金牌，下四牌掛銀牌，受處分的掛黑牌。
行十，稱營門，率領大小老幺充當護衛執事，聽候指派差遣，負責傳達。
這是正規大山堂的組織結構。民國年間，袍哥開設的小山堂，許多都沒有這樣的結構，而是將香長、總座、行一集中為一人，俗稱“龍頭大爺”或“龍頭舵爺”，將盟證、禮堂、行二集中為一人，陪堂、行三集中為一人。其余內堂的人員幾乎不設。
定期大會
單刀會：每年農歷五月十三日，紀念武圣人關羽單刀過江去孫吳赴會的英雄事跡。各公口都在五月十三日舉行大會或在五月中旬選定一日舉行，以示敬仰和追念。
中元會，又稱為盂蘭會：每年農歷七月十五日或七月中旬選定一日舉行，系悼念死亡的袍哥兄弟。舉行時，在關公像下側面懸掛亡牌，其牌系用綾子裱湖著色，比較精致，中為寶頂形，左右為飛檐飄帶。寶頂下有4個墨筆楷書字“慎終追遠”，下為死者姓名，儀式簡單而隆重。
團年會：每年農歷臘月初一至二十日之間，任選一日舉行。又稱吃團年飯，實際是一年的總結會。除“開香堂”外，當家錢糧報告財務收支情況，并列單逐筆公布。紅旗管事報告新進人數、順社人數、死亡人數，以及提升調出、功過獎懲、明年執事人員等名單，張貼紅榜，并請舵把子總結全年興革事宜。
懲戒幫規
袍哥為了維護內部的團結，統一成員的行為方式，保障組織的生存和發展，協調各山堂的行動，訂立了嚴格的幫規、幫紀。其中懲戒條例被稱作“黑十條”全文為：
遇有袍哥嚴重違紀，要開“執法堂”，當著關羽舉行“神判”。最重者處極刑，受刑人自鋪紅氈，袒露上身，于紅氈中間，不能怯死，叫做“袍哥做得受得”、“光棍法，自綁自殺”。其刑稱為“三刀六個眼”，即由執法官對犯事者的心、腹、小腹連刺三刀，死后用紅氈裹尸掩埋，叫做“人死仇散，不失義氣”。也有“挖坑自跳”進行埋，或令其自殺（袍哥話叫“自己找點點”）。
歷史意義
袍哥是由當時下層社會的農民、手工業者、小商販和游民組成的社會組織，雖然有危害社會的消極方面，如聚眾打架斗毆、搶劫奪財、綁架勒索、走私販毒等，但是，也具有某些積極方面，如平時在成員之間施行互濟互助和自衛抗暴，在社會矛盾激化時，往往進行反抗統治階級的斗爭，清代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大多為幫會、教門所發動和領導。幫會在反抗外國侵略方面也做出過貢獻，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時期，洪門和袍哥等幫會曾經在推翻清王朝的斗爭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袍哥是封建社會演變下的歷史產物，具有兩重性：一是在宣揚教義、講究倫理綱常、敬老尊賢、抑強扶弱和維護社會風氣等方面曾適應當時社會的需要。但透過現象看本質，袍哥也是社會上的一股惡勢力。其成員復雜，好壞難分，處理人和事不是公正廉明。二是義利互存，甚至見利忘義。有的人以袍哥兄弟為基礎，作為上升的政治資本；有的人利用拜兄的權勢地位，對兄弟伙進行無休止的盤剝，如請會、做生、孩子滿月、為父母做壽、為祖宗超度、修房造屋、搬遷等斂財名目繁多；有的人為“講面子”“爭碼頭”而聚眾斗毆，演出許多人間悲劇，破壞社會治安秩序。袍哥既要顧及江湖義氣，又需要大量的經費開支，于是就不惜一切進行各種非法活動。如聚賭抽頭、販賣煙土、包攬詞訟、專收賄賂、暗通土匪、買賣槍支等。范紹增回憶：“過去在四川省內，無論是縣城或場鎮，到處賭場林立，有的甚至在一個很小的場鎮上，開設幾個賭場，都是大爺們搞起來的。”尤其民國后期，國大選舉時，袍哥四處控制選場，武力操縱選舉，互相火并，危害地方。凡社會上一些作奸犯科之事，大多有袍哥染指其間。因此，它又時常為反革命的野心家與軍閥官僚所利用、收買，而成為反革命的工具。
袍哥組織在新中國成立后基本上被鏟除，但是這種文化基因已經滲透到四川（包括重慶市）一代代人的血液之中，一旦社會秩序逐漸失去控制，這種袍哥文化又會卷土重來，在社會上廣泛興起。特別是袍哥的那些幫規對于后來的各個時期的黑社會組織都有較大的影響。因此研究四川袍哥的發展歷史不僅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也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
袍哥文化
袍哥文化即是一種涵蓋面大流傳廣的民間地域性亞文化體系，它既是傳統文化、民間文化因素的復合體，也是游民意識、幫會文化、江湖文化、土匪文化各文化因素的雜。袍哥文化存在于巴蜀近現代社會，與巴蜀文化相互交融，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袍哥作為巴蜀江湖幫派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發展初期，為躲避清代官府的打擊，而做出的不得已的生存選擇與生存策略，形成隱秘、復雜、規范、嚴密的江湖幫派組織，這催生了復雜、嚴密、成熟的袍哥文化。
特色習俗
四川哥老會有一套比較完整的傳會制度、結盟禮儀、隱語暗號和特有幫會信仰及習俗，它是巴蜀民俗中的一種特殊類型，是“江湖社會”之亞文化的體現。其中隱語和暗號便是其中極具特色的習俗之一。
隱語
辛亥革命前，袍哥活動尚處于秘密狀態，為了防止奸細的混入，使會內的活動不被外人知道，在彼此聯系時，有一套內部交流的規矩，包括手勢、隱語等。隱語和暗號在袍界被稱為“海底”或“江湖切口”。在開展活動的時侯，如遇有陌生人，就要先問對方的山、水、香、堂，身家底細，在清問對答中多用袍哥隱語加以試探，就叫"盤海底”。
袍哥的隱語行話是江湖切口的一種，俗稱“內盤話”“展言子”。隱語行話是一種封閉式或半封閉式的特定語符體系，而不是一般的語言。這種群體的隱語行話所掩蓋的內容，既是其秘密，又正是該群體內部的主導文化所在，可以增強凝聚力。雖然1949年解放后，袍哥被解散，但其隱語并未隨之消失，反而作為袍哥的語言文化遺產，留存于四川民眾的平常生活中，直至今日。比如。人們把“受傷”稱作“帶彩”，“出手”稱作“出馬"，“坐牢”稱作“進書房"等，都是袍哥隱語的遺存。
暗號
袍哥最常用的暗號就是“茶碗陣”。茶碗陣是袍哥之間非語言交際方式的秘密語，四川哥老會公口多設在茶館里，擺茶碗陣就成為袍哥之間的一種聯絡方式。這種習俗與中國古代“斗茶”之風有關。四川哥老會的茶碗陣與外地三合會或洪門的茶碗陣不同之處，在于四川在茶桌上大多不放茶壺只擺茶碗。袍哥相遇，不必問詢，只看擺放茶碗的式樣，便可知來人的用意了。外地來的袍哥要拜碼頭，先在茶館找個位置坐下，兩腿平放，不能翹“二郎腿”。堂官來倒茶時，客人接過茶碗以右手姆指置茶杯邊，食指置杯底，向倒茶人相迎；而以左手做成“三把半香”之形，直伸三指尖附茶杯，所謂“洪門出手不離三”，袍界一看便知其為自家人。手拿茶碗時，切忌把手掌復蓋在碗口上，這在江湖上叫做“封口”，是很不恭敬的表示。按規矩接過茶碗后，即有當地袍哥管事前來，同樣倒一碗茶，兩個茶碗相對放置，名為“仁義陣”，也叫“雙龍陣”。
文化精神
袍哥文化作為一種江湖幫會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經過巴蜀民眾的吸收、揚棄與轉化，逐漸升華為袍哥文化精神。袍哥文化精神是袍哥的性格特征與精神特質，以及袍哥文化的精神特質的正面積極反映，在其發展過程中，袍哥文化與巴蜀獨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特征，以及巴蜀民眾的世俗生活、民風、民情相融匯相交融，形成一種帶巴蜀地域特色的文化精神特質，成為巴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袍哥文化精神不僅僅存在于巴蜀近現代社會，它已經成為一種帶巴蜀地域特色的集體無意識，影響著巴蜀民眾的思維方式、心理、性格與氣質。
袍哥文化精神主要顯示為如下特征：首先，獨立、隨性、自由是袍哥文化精神的重要特征，這些精神特征即是袍哥文化作為江湖文化的重要精神；其次，是俠義、豪爽，巴蜀袍哥帶有江湖俠客扶危濟困的俠義行為特征；再次， 江湖義氣與兄弟義氣，該精神特征與袍哥文化遵循劉關張桃園異姓兄弟義氣，可以說這是袍哥文化精神特征的最重要表現。
衍生作品
袍哥器物文化、袍哥制度文化、袍哥禮儀文化、袍哥語言文化，可以說是袍哥標志性文化，使得袍哥文化成為可視聽文化，這些常成為后世袍哥題材影視劇等表現袍哥文化的重要元素，也是文學創作表現袍哥文化的重要元素。
影視作品
有關袍哥題材的巴蜀電視劇《傻兒傳奇》《紅粉舵爺》等就塑造了重情重義、為民除害、伸張正義的清水袍哥以及為非作歹的渾水袍哥。以四川袍哥范紹增為原型的電視劇《傻兒傳奇》塑造了一位俠肝義膽的清水袍哥：大竹縣青龍鎮的方紹魁，人稱方哈兒。而電視劇《紅粉舵爺》則塑造了一個讓三合縣百姓切齒的惡霸——渾水袍哥李山虎，他毫不遵循袍哥的倫理觀、價值觀，他借與三合縣縣長有“拜把子”的交情，肆意妄為，殘害婦女成性。巴蜀影視劇矚目巴蜀本土文化，對巴蜀文化的廣度與深度都有重要挖掘，而袍哥題材的巴蜀影視劇即是對巴蜀文化的廣度與深度的進一步開掘，而注目于巴蜀近現代社會民間江湖亞文化袍哥文化。該類影視劇無論在袍哥題材的選擇、袍哥人物形象的塑造，還是袍哥倫理觀價值觀的表達，都充分展示了盛行于巴蜀近現代社會的袍哥文化。
小說創作
袍哥文化作為巴蜀近現代重要文化影響著巴蜀民眾日常生活，并成為巴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袍哥文化精神更成為集體無意識，影響著巴蜀一般民眾的心理與人格特征，也影響巴蜀現當代作家及其心理與人格特征，并反映在巴蜀現當代文學中。受袍哥文化影響巴蜀現代作家寫下了諸多作品如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等長篇小說，以及不少中短篇小說《好人家》《天要亮了》等，袍哥語匯不時穿插其間；沙汀的《丁跛公》《在其香居茶館里》《替身》《巡官》《還鄉記》《淘金 記》沙汀營構的袍哥王國可看出巴蜀袍哥民間政治的邪惡與丑陋，這是民國巴蜀的獨特存在，也是沙汀現代文學江湖地域書寫的獨特表現。 不同于李人、沙汀的袍哥書寫，陽翰笙寫出 了巴蜀袍哥富革命性的一面。陽翰笙的劇作《草莽英雄》既是以袍哥參加保路運動為素材創作而成，極具濃厚的袍哥文化色彩。
代表人物
冷開泰
冷開泰（1889—1950），仁壽縣觀音寺人，其父親是棄農經商者，做絲業經紀。冷開泰10多歲時，由人指引到雙流簇橋場王少安絲行做學徒。他平時嗜賭好玩，不務正業，常偷竊絲行中的生絲貨物，被察覺后，遠逃家鄉，邁開了混跡江湖的第一步。在當巡防軍期間他得到成都新巷子袍哥羅大爺器重，受羅栽培，加入袍哥當個小老幺，后伙同綽號“老圈”的著名匪首彭氏三兄弟，龍泉驛區的曾德榮，簡陽市的段乘舟等開始了土匪生涯。1921年，32歲的冷開泰因倒賣軍火驚動政府，還搞出人命，便逃到上海市。到上海后，冷開泰如魚得水，受到青幫頭目杜月笙、黃金榮等大亨的宴請，他乘機吹噓自己在四川袍哥中的聲望。并得到了漢口洪門幫的幫主楊慶山的垂青。從此，冷開泰便成了長江沿岸赫赫有名的地頭蛇。
冷開泰的政治野心也不小，1946年春天，在成都成立袍哥組織“漢華社”；1947年競選立法委員；1949年參加“游干班”等等。1949年，蔣介石下令在成都舉辦“游擊干部培訓班”，準備反共打游擊。冷開泰乘機將各縣袍哥集中培訓。每天下課后，很多骨干分子都集中在東勝街冷開泰家喝酒，也有喝血酒、拜把子的。成都市解放后，他又暗中謀劃各地暴亂，參與制造了震驚成都的龍潭寺慘案。人民政府給冷開泰立功的機會，讓他寫信勸阻暴亂，但是被冷開泰拒絕了。最終他的罪行被揭露后，遭到了懲罰，于1950年11月10日以反革命罪被成都市人民法庭在人民公園公審后處決。
范紹增
范紹增（1894—1977），綽號“范哈兒”“大老造”，四川省大竹縣清河鄉人。自幼不喜讀書，常到茶館“聽書”，對江湖豪俠劫富濟貧心向往之。13歲就加入袍哥，終日在外游蕩，和石柱土家族自治縣陳蘭亭結為拜把兄弟。1911年大竹縣、柏林鎮一帶袍哥首領，同盟會會員張作林聚眾而起，范紹增隨之搖旗吶喊，隨機應變，受到張的賞識，收為袍哥小兄弟，并介紹加入同盟會。1913年，張作林參加“癸丑反袁”失敗，被迫率部上山，在渠、竹、達邊界一帶搶劫財物，購槍支，擴充實力，范則為張當總管事。1916年，范紹增隨張參加反袁護國戰爭。張在鄰水縣一帶活動時，被親袁川軍襲殺，范率部繼續反袁。1918年4月，受川滇黔靖國聯軍援川陜第2路軍總司令顏得基收編，任模范營營長。1923年3月楊森回川，范紹增受楊收編，任第4師第8旅旅長。此后轉而投靠劉湘，任第4師師長。
抗日戰爭爆發后，范請纓殺敵，只身趕到上海前線，任第11兵團副司令。1938年初，范紹增因支持川康整軍和揭發劉、韓勾結有功，被蔣介石委任為第88軍軍長，自募兵員抗日。1939年初，范紹增率88軍出川。1942年5月28日，范紹增率部擊斃日軍第15師團長酒井中將；5月29日，率部擊傷日軍40師團的少將旅團長河野。
抗日戰爭勝利后，范對打內戰已無興趣，遂去上海市，參加民盟、民革等組織領導的民主活動。他在滬憑幫會及川軍舊部關系，成立“益社”，自任理事長。1948年3月，中國國民黨召開“國大”，范紹增被選為國大代表。
新中國成立后，范紹增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解放軍四野50軍高參，河南省體委副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員，河南省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等職。1977年3月5日，范紹增在鄭州去世，終年83歲。
參考資料 >
城市課︱微觀成都③：消失的袍哥.百家號.2025-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