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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三世（George III，1738年6月4日－1820年1月29日），原名喬治·威廉·弗雷德里克（George William Frederick），是英國漢諾威王國王朝的第三位君主、漢諾威王朝第二位君主喬治二世的長孫，也是第一位出生于英國的國王，于1760年10月至1820年1月期間在位，是在維多利亞女王以前，英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喬治三世在英國長大，父親是威爾士親王弗雷德里克（Frederick），母親是奧古斯塔公主（Princess Augusta）。由于威爾士親王的早逝，根據英國王位繼承法，喬治三世被祖父喬治二世確立為王儲。1760年10月，喬治三世在其祖父喬治二世逝世后繼承了王位，成為漢諾威王朝中的第一個真正的“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從小受其母親的影響，長大后一心想要恢復國王的個人權力。政治上，他企圖對抗責任內閣制，重新強化國王權力，而18世紀上半葉的王政復興思潮也為喬治三世復興王權提供了一定基礎。在統治初期，他一心想摧毀輝格黨的統治。1761年起，他開始瓦解輝格黨勢力，逐步操控內閣。1763年英國結束了七年戰爭戰勝了法國，后在反法同盟時期戰勝了拿破侖·波拿巴，但1783年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被迫承認“美國獨立”。1780年，國王的個人統治在“戈登暴亂”后最終宣告失敗。失去實權的國王反而擁有了較為輕松的晚年生活，他開始研究植物學。

從1788年開始，喬治三世因病，精神開始出現異常，民眾逐漸產生出對國王的同情，依然尊重、愛戴他。在英國人眼中，不再專權攝政的喬治三世是一個正直善良的人，也是一位好國王。1820年1月，喬治三世帶著“真正的國王之夢”去世，享年82歲。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738年6月4日，喬治三世出生于英國倫敦的諾福克郡府。他的父親是威爾士親王弗雷德里克（Frederick），母親是來自德意志肖邦薩克斯-戈薩（Saxe-Gotha)的奧古斯塔公主（Princess Augusta）。由于威爾士親王弗雷德里克和當時的國王喬治二世的關系并不融洽，以至于威爾士親王和妻子被國王驅逐出了王宮。喬治三世比預產期早出生了兩個月，大家都認為他并不能活得長久，所以在喬治出生的同一天獲得圣詹姆斯教區牧師的施洗。1738年7月4日，牛津市主教又為喬治三世進行了公開洗禮，其教父母分別為瑞典國王兼薩克森-哥達（Saxe-Gotha）公爵，以及普魯士王后。

由于英國和西班牙之間一直存在這貿易摩擦，所以在1739年英國與西班牙之間爆發了“詹金斯耳之戰”。戰爭爆發一年后，英國又被卷入了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當時的首相沃爾波爾不愿也無法領導英國將戰爭進行下去，宣布辭職。經過一系列的戰爭后英國內閣首相的大權最終轉移到了國務大臣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手中。

1751年，威爾士親王弗雷德里克去世，喬治三世成為法定繼承人。喬治三世從小受父母及其私人教師約翰·布特（John Bute）的影響，思想意識中有了王權復興的萌芽，對祖父即喬治二世的“遇事推諉”等政策以及輝格黨對英國的統治感到不滿，這也為其即位后對輝格黨的大清洗埋下了伏筆。

1756年，在喬治三世十八歲生日時受賞賜可以住進圣詹姆斯宮，但在其母親的勸說下拒絕了這個賞賜。也是在這一年英國與法國之間因對印度與北美殖民地的爭奪導致兩國的矛盾越來越激烈，從而爆發了從1756年打到1763年的“七年戰爭”，這場戰爭也是英國爭奪世界霸權的一次決定性戰爭。

登基與婚姻

1760年，喬治二世去世，喬治三世登上王位，成為大不列顛島和愛爾蘭國王。喬治三世以英國人的身份向議會發表了就職演說，淡化了自己與德國漢諾威的關系。

喬治三世幾乎在反對輝格黨專權的保皇主義以及愛國主義情緒的高漲中登上了王位。登位之初，英法之間的七年戰爭尚未結束，內閣受控于小威廉·皮特與紐卡斯公爵建立的輝格黨。然而從小在英國長大的喬治三世經常被其母親教導要做一個掌握權利的真正國王，所以他對輝格黨的掌權感到不滿。他將首相視作國王意志的傳達者，想要改變內閣僅僅只是名義上的“國王的臣仆”之稱。

喬治三世秉持“恢復王權”的思想，，實現王權的集中，于是開始組建“國王之友”派。當時由于輝格黨的長期執政使得英國長期處于連年戰爭的狀態，招致當時的貴族地主和資產階級的不滿，進一步增加了支持國王的力量。18世紀上半葉的王政復興思潮也為喬治三世復興王權提供了話語基礎，一些失勢的保王黨和托利黨貴族發表言論或著書立說表達對輝格黨的不滿，希望借助君主的力量改變這種局面。

1761年，喬治三世與德國公爵的女兒夏洛特（Charlotte）在圣詹姆斯宮皇家禮拜堂結婚。喬治三世還為其妻子夠買了白金漢宮作家庭住宅之用，在那里舉行了許多宮廷活動。喬治三世與夏洛特公主之間生育了十五個孩子（九子六女），但只有十三個孩子活到了成年。

統治初期

喬治三世即位之初，在凈化政治、復興王權的思想驅使下，想要摧毀輝格黨的統治，建立一個忠于君主的“國王之友”政府。然而此時喬治三世面對著由輝格黨兩大派（皮特派和紐卡斯爾派）聯合控制的內閣，再加上當時的英國正卷入與法國爭霸的七年戰爭之中。因此這時英國的國內政局穩定尤為重要。所以喬治采取步步為營、逐個擊破的方式來摧毀輝格黨的優勢局面。

1761年，喬治三世任命自己的私人教師布特為內閣國務大臣。這時輝格黨內部在戰爭政策上出現了分歧：財政大臣紐卡斯爾公爵主張進行和平外交，而國務大臣皮特則主張通過戰爭來開拓英國的海外市場。新晉的國務大臣布特入閣后便宣布來了自己反戰的立場，與紐卡斯爾公爵形成聯合。最后孤立無援的皮特于同年10月5日辭職。雖然紐卡斯公爵與布特都贊成停止對外戰爭，但兩人對何時停止戰爭產生了分歧。由于國王喬治三世對布特的支持，使得內閣多數成員為討好國王都站到了布特這邊。1762年5月，紐卡斯爾公爵因受到排擠辭去了財政大臣的職位。之后布特被任命為內閣首相，布特內閣成立，標志著輝格黨的優勢開始終結，也是喬治三世確立個人統治的第一步。

之后喬治三世為了控制議會兩院，將貴族冊封權和官職任命權用到了極致。喬治三世開始不斷冊封自己的親信為貴族，安排他們進入上議院，根據自己的喜好任命官員，在下議院培植忠君勢力。喬治三世通過對政府及議會兩院的控制，初步建立起了個人的統治，在議會中造成了一個“國王之友”派。內閣中少數存在的輝格黨人士在思想上也開始向“國王之友”派轉化。之后，內閣中多為忠君且無黨派的貴族，以及一些主張強化王權的托利黨貴族，在這一階段，輝格黨失去了對內閣的控制。

1763年，喬治三世代表英國和漢諾威王朝與法國、西班牙簽訂了結束七年戰爭的《巴黎和約》，標志著英國在歐洲以外全球霸權的開端。由于長期戰爭國內財政不堪重負，為了彌補財政虧空，首相布特不斷開征新稅，結果引發了英國各界不滿。尤其是開征“蘋果酒稅”(Cider Tax)時，全國性抗議浪潮達到頂峰，各界人士發起抗議，議會中的輝格黨也開始反擊，抨擊政府稅收政策。盡管《巴黎和約》的簽訂體現了他在外交上的能力。但這暴露了布特內閣缺乏內政問題上的處理經驗，終于在1763年4月布特迫于壓力，辭去了首相一職，布特內閣就此垮臺。

布特政府的垮臺是喬治三世個人統治的一次挫敗，這也讓喬治三世認識到，內閣首相必須要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并受到議會的支持。因此在內閣首相的人選問題上，喬治三世須得拋棄黨派偏見，支持愿意根據君主意愿的人出任首相，并在輝格黨派中尋找盟友。

在1763年-1766年間，喬治三世先后遴選輝格黨貴族喬治·格倫維爾(George Grenville)和羅金漢擔任首相。最終喬治·格倫維爾(George Grenville)憑借其豐富的從政經驗、在布特政府中國務大臣的職位以及對布特稅收政策的支持，贏得了喬治的信任，成為內閣首相，組建內閣。然而格倫維爾內閣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面。內政方面，議員約翰·威爾克斯(John Wilkes)借助《蘇格蘭人報》(North Briton)攻擊王權及“國王之友”政府，再加上輝格黨人的推波助瀾,引起了全國性的抗議浪潮，這也最終造成了威爾克斯事件以及“圣喬治廣場屠殺”，使得人們開始反感王權的濫用，也開始關注制度層面的缺陷和漏洞。。外交方面,為應對戰爭帶來的財政虧空及公債增長，政府開始變相向北美殖民地征稅來緩解英國內部的財政危機。1763年出臺了《糖稅法》(Sugar Act)，準備對美洲?食糖貿易征稅，殖民地人們認為糖稅違反了“無代表權不納稅”的精神，是暴政的前奏。但女王陛下政府不做退讓。之后又通過了《駐軍法》準備向北美派駐1.2萬軍隊，以防法國以及美洲原住民的威脅，還以駐軍費為由增加了《印花稅法》（Stamp Act），結果引發了殖民地的抗議和聯合抵制。最終由于議會中查爾斯·沃森-文特沃斯等反對派的活躍，促成格倫維爾政府垮臺，于1765年輝格黨中的紐卡斯爾派的新領導人羅金漢奉命組閣，為擴大政權基礎，邀請在輝格黨中影響較大的前首相皮特入閣，但皮特因不愿在內閣中處于從屬地位而拒絕。羅金對北美殖民地采取懷柔政策，廢除了《印花稅法》,但這一舉措引起政府分裂。喬治三世這時意識到羅金漢派力量薄弱，無法建立一個穩定而有效的政府。為解決內閣的分裂局面，喬治三世被迫與皮特派舉行了一次有關組建新政府的談判。1766年7月,喬治三世與皮特達成組閣協議，羅金漢政府被迫解散。

由于皮特的黨派觀念較為淡薄，他期望組建一個只看個人能力以及是否忠于君王的“超黨派”政府。于是皮特內閣成為了一個涵蓋不同政治觀點者的混合體。由于內閣中這種大雜燴式且無法彌合的分裂，加上皮特身體健康的惡化，使得皮特從1767年3月起就回到巴斯的寓所休養，很少參加內閣會議，幾乎退出了政治舞臺。最后因為對來自北美殖民地的商品征收進口稅的《進口稅法》的提出，導致了內閣的公開分裂。政府的分裂最終促使皮特于1768年10月辭職，反對《進口稅法》的格拉夫頓奉命上臺組閣。但格拉夫頓內閣其實只是一個過渡政府，此前攻擊王權的議員威爾克斯因為在1768年的大選中的反君主及反政府的言論，其多次被逐出下議院并被罰款和監禁。然而在上議院中皮特大力支持威爾克斯，斥責政府濫用權利侵害公民自由。不愿背負惡名的格拉夫頓于1770年1月宣布辭職。

在喬治三世繼位后的十年里，他雖一直追求建立穩定而持久的忠君政府，但每屆政府都是“短命”政府。直到18世紀70年代初，諾斯勛爵（Lord North）（腓特烈·諾斯，Frederick North）憑借其自身的親和力、辯駁能力，溫和的性格以及其處理經濟事務的才能再加上他尊重王權，獲得了喬治三世的信任，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國王之友”政府，主要成員是由一些反對政黨政治、擁護王權的托利黨人或議會下院的一些獨立成員以及低級官員組成。還有相關記載寫道：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始于諾斯勛爵被任命為首相。

統治中期

諾斯政府成立后，喬治三世給予了最大的支持，甚至將君主的官職任命權交予其支配，。諾斯清楚明白君主才是真正的首相這樣的實事，與喬治三世結成了同盟，君主利用個人的影響力以及特權支持首相，首相及其領導的內閣也堅定貫徹君主意志。也正因如此，道格拉斯·諾思領導的“國王之友”政府維持了12年之久。

在諾斯政府執政的12年中，前五年推行的是一種緩和政策。在政治方面，釋放了監禁中的威爾克斯，并于1774年允許威爾克斯再次當選議員進入下院，平息了一些激進派的不滿。經濟方面，政府推行財政平衡政策，土地稅保持不變，對奢侈品開征新稅，以逐步縮減高額的公債。外交方面，執行對歐洲的不干涉政策，為緩和與北美殖民地的關系，廢除了《進口稅法》，僅保留象征性的茶稅，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北美局勢。

但18世紀70年中后期，北美獨立浪潮興起，其引發的戰爭也導致了國內政治危機，最終使喬治三世的個人專政統治未能長久。1773年底，發生在波士頓的傾茶案(The Boston Tea Party)，使得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矛盾迅即激化。喬治三世力促諾斯政府采取強硬措施進行鎮壓。諾斯政府不顧輝格黨的反對，對北美地區采取高壓政策，派出軍隊鎮壓“茶黨”，引發了面對面的武裝沖突。隨著大陸會議的召開及《獨立宣言》的發布，北美走向了與英國對抗并謀求獨立的道路。

面對北美時局英國議會內部產生了分歧，多數人與喬治三世一致，認為英國應當訴諸武力，但查爾斯·沃森-文特沃斯、皮特等輝格黨人則反對對北美的高壓政策。然而輝格黨政治家攻擊政府、反對戰爭的言論開始侵蝕諾斯政府的根基。隨著1777年10月英軍在薩拉托加戰役中的慘敗，使得內閣及議會中的反政府力量開始抬頭，不少議員放棄了對政府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1778年諾斯勛爵提出了辭職，但由于喬治三世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繼續推進對北美地區的戰爭政策被喬治三世拒絕了。最后在君主的支持下，諾斯政府搖搖欲墜地又堅持了幾年。

為解決北美戰爭中的兵員枯竭的問題，1778年，英國議會通過了《羅馬天主教解放法》規定天主教徒只須簡單向國王宣誓效忠即可參軍。然而這項法案引起新教徒的不滿，各地成立了多個以廢除該法為目標的“新教聯合會”(Protestant Association)，喬治·戈登成為倫敦地區聯合會的領導人。

1779年，英國約克郡鄉紳、地主等各階層向議會提交了一份請愿書，請求限制王權，反對王權的過度擴張，抵制王權對政府及議會的影響力。一年后這次的請愿活動波及到了全國，有24個郡舉行了類似的請愿運動。這也意味著原本鄉紳這支傳統上支持王權的力量在這時也加入到了反對派的行列中，大大動搖了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

北美戰爭一再扭轉英國國內政局，1780年初，除了最保守的“國王之友”外，幾乎所有的政治勢力都站到了君主及其政府的對立面。1780年6月2日戈登在倫敦的圣喬治廣場集結了6萬名支持者，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請愿活動,他們向威斯敏斯特宮挺進。由于議會在是否接受請愿書的問題上一直拖延不決，于是請愿活動很快演變成一場社會下層參加的暴亂。為了平定暴亂政府和議會暫時彌合了分歧，調動軍隊成功平定暴亂。但這場暴亂的發生反映出倫敦下層民眾對政府政策的不滿，民心的喪失加速了諾斯政府的垮臺。

北美戰爭的失敗最終給了諾斯政府最后一擊。1781年11月，英軍主力在約克鎮敗降的消息傳到國內，英國國內的各社會階層都極為震驚。最終因喬治三世拒絕停止戰爭，導致英軍在北美戰爭中全面潰敗。這也使得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失去了社會基礎。1782年3月18日，諾斯辭職，諾斯政府正式垮臺，喬治三世任命羅金漢上臺組閣。至此喬治三世的個人統治開始宣告結束。

1780年的“戈登暴亂”，公然反對議會1778年通過的法案，也說明了喬治三世的復辟野心的失效，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優勢在逐步顯現，同樣，預示著此后君主從英國政治舞臺的退出。此后，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巴黎和約》的簽署，使英屬北美殖民地獨立成為美國，同時使得失去美國的喬治國王的威望進一步被動搖。

大權旁落

1782年諾斯政府垮臺后，喬治三世只能任命輝格黨人組織內閣。3月，喬治三世任命羅漢金以及謝爾本聯合組建內閣，由羅金漢占主導地位。幾個月后查爾斯·沃森-文特沃斯去世，謝爾本成為內閣首相，這引起輝格黨中其他派系的不滿。1783年，謝爾本政府因通過談判締結的英美停戰的《巴黎和約》引發了下議院的爭論，并最終造成內閣垮臺。隨后喬治三世任命波蘭特公爵組閣，但實權卻在輝格黨政治家福克斯和諾斯勛爵的手中。

1783年12月，波蘭特內閣政府提出《印度法》（Indian Bill）草案，要限制東印度公司的權力，要將公司屬地的管治權及殖民地官員的任命權，由東印度公司轉移到女王陛下政府任命的委員會手中。但人們發現這個委員會中大多都是福克斯派和諾斯派的人，其中還有諾斯的兒子，這樣任人唯親的舉措引起大家的不滿。當法案提交上議院表決時，喬治三世公開反對。最終《印度法》在君主的強硬表態下被上議院否決。18日，在福克斯、諾斯還未做出反應時，喬治三世便宣布解散內閣。幾天后任命小威廉·皮特組建內閣。以小威廉·皮特為首的托利黨上臺，標志著喬治三世的后期統治開始。對于喬治三世來說，他仍然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來任命政府大臣，議會與王權仍然實現了合作，這些都使英國政治獲得了較長時間的穩定。小皮特上臺后，喬治三世雖仍處于王位卻已不再實權于內閣，他的政治壓力也減輕了許多，得以開展更多其他領域的活動。比如在農業上鼓勵人們進行技術革新以提高糧食產量；更加頻繁地參與各種公共活動與民眾交流；利用閑暇時間陪伴自己的子女等。

美國戰爭以及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激進思潮讓持有保守主義立場的女王陛下政府感到危機，加之拿破侖·波拿巴上臺后，其沖擊到英國建立起來的歐洲均勢體系，1793-1807年之間，喬治三世雖仍處于王位，但已不再實際掌控內閣，此時，內閣以小威廉·皮特為首，在此期間同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王國等歐洲國家組織了三次反法聯盟，對法國提出挑戰。在七次反法聯盟后，英國在特拉法爾加戰役中取得巨大勝利，1813年，英國的維多利亞戰役，俄普奧聯軍的萊比錫會戰都給法國造成重創，1815年，法蘭西第一帝國瓦解，拿破侖·波拿巴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爾巴島。1815年6月18日，反法聯軍同法國在滑鐵盧進行決戰，隨后，反法聯軍終于擊敗拿破侖·波拿巴。

1783年之后，喬治三世的政治影響力逐漸下降，但他卻日益受到國內民眾的愛戴。以王室為中心的儀式、慶典、節日等公眾活動廣泛流行，國王喬治成為不列顛民族的象征和民眾愛國熱情的焦點。《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倫敦國王學院”）在倫敦劇院上演多達90場以上，并且在19世紀初被越來越多的英國人視為國歌。1786年之后，喬治三世在媒體中的形象被更多地描繪成一位親切而樸素的鄉間農民。1789年以后，喬治三世則日益被報紙刻畫為圣喬治、約翰牛，被看作國家的守護者和象征。

病痛與去世

大權旁落后，喬治三世日子就比較清閑，開始研究植物學。只是，自喬治三世1788年生過一場大病后，他的身體狀態便每況愈下，精神狀態也出現了異常，王后將國王轉移到倫敦郊區的小鎮進行療養。在小鎮里，喬治三世雖一度恢復了的神智，但也很難像正常人一樣生活，更不能做一個國王。后來的研究人員從喬治三世伴隨疾病而出現的脈搏過速、嚴重皮疹、兩眼充血、兩腳浮腫以及尿呈紅色等癥狀的分析，認為國王得的是一種罕見的卟啉病。1810年，喬治三世開始出現精神錯亂，已經不適合統治國家了，于是從1811年開始，喬治三世的長子，也就是后來的喬治四世擔任攝政王，處理相關事務。1820年，由于病情加重，喬治三世在該年1月29日最終離世，享年82歲。

施政舉措

政治

加強王權

喬治三世即位后，為實現王權的集中，打擊輝格黨的勢力，組建了一個忠君愛國的“國王之友”政府，想要將權力從輝格黨手中強行轉移到“國王之友”政府的手上。18世紀60年代，喬治三世先后任命自己的親信布特伯爵、羅金漢侯爵等人組成新的執政班子，不斷削弱輝格黨的勢力，強化王權。但他的措施招致了輝格黨人的反擊，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威爾克斯事件”。威爾克斯事件的發生使得人們反感于王權的濫用，開始關注制度層面的缺陷和漏洞，被視作英國議會改革運動的開端。

殖民政策

自1764年起，為了緩解英國國內的財政危機，喬治三世先后向美征收糖稅和印花稅，遭到反抗。1766年，議會廢除了對北美的征稅法案，但1767年后，英國又以《湯森德法》對北美玻璃、茶葉、顏料等征稅，又引起新一輪的抗議。喬治三世卻主導以強硬的態度和政策認為北美都是反叛的臣民，應該對他們的思想進行徹底摧毀。但因為政府和議會因此產生分歧，道格拉斯·諾思采取了懷柔政策，廢除《湯森德法》只保留茶葉稅，北美抗議風暴暫時得以平息。

在1773年波士頓傾茶案后，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矛盾迅速激化，喬治三世依然讓諾斯政府采取強硬措施，認為：“事情已成定局，殖民地或者臣服于我們或者戰勝我們。對于我們來說，或者是征服他們，或者是完全放任他們，把他們當外國人看待”。最后，諾斯政府不顧輝格黨的反對，派遣軍隊鎮壓，對北美采取了高壓的政策，也導致北美的武裝突擊。

外交

喬治三世是第一位生長在英格蘭共和國地漢諾威國王，這種英格蘭的情感歸屬也使他抱有反漢諾威的情緒。這種英格蘭的情感歸屬使得喬治三世對英國外交產生了重大影響。

漢諾威王朝初期，英國的外部形勢并不樂觀，在這一時期的英國幾乎沒有盟友，昔日的朋友奧地利和荷蘭也因之前托利黨的背叛而心存不滿；西班牙也由于英國的不交好行為而懷恨在心；法國也在支持詹姆士黨。

在1760年喬治三世繼位后，七年戰爭仍在進行，喬治三世認為應該盡快結束戰爭，在布特擔任首相后，喬治三世讓其貫徹這一意圖。戰后，英法之間的競爭并未就此結束，布特想要緩解雙方的關系，但這一想法很難實現。在喬治·格倫維爾擔任首相后，這一時期他們將爭取更多盟友作為英國外交的首要任務。但這一想法變得不易執行，英國的最后一位盟友——普魯士王國也因為利益問題離開英國。在七年戰爭后期，英國沒有顧及普魯士的感受而與法國單方面簽訂了和約，而且在簽訂和約時也未顧及普方利益，這讓腓特烈大帝對布特感到痛恨并長期指責喬治三世。加之，這一時期普魯士的外交目的是避免戰爭，因此，腓特烈二世想要避免卷入英法之間的沖突。此外，英普補助金問題也成為雙方關系改善的阻礙，七年戰爭中到1761年，英國都向普魯士提供補助金，前四年中，英國每年向普魯士提供67萬英鎊補助，這也加大了英國國內的債務，在和平時期，大英不再向其他歐洲國家提供補助，以至于俾斯麥后來說：“英國的外交政策是在歐洲尋找肯用自己的身軀維護英國的傻瓜。”直到1766年，英國都未能在歐洲找到盟友，喬治三世也有向奧地利重新尋求合作，但七年戰爭中，奧地利作為法國的同盟，加之喬治三世曾反對奧地利皇帝擴大在德意志的權力并聯合其他德意志邦國加以抵制，以及戰爭結束后英國對奧地利地緣價值并不大，這使得英奧難以建立聯盟。此外，英國也在七年戰爭之后爭取和俄羅斯的聯盟，但由于補助金問題，也使得聯盟未能建立。由于長期以來，英極法之間的沖突一直是歐洲國際關系學的主要內容，但在18世紀70年代后，俄、普、奧逐漸成為歐洲外交的主要勢力。

18世紀60年代北美殖民地局勢的不樂觀，使得英國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美洲。1770年，馬爾維納斯群島爆發危機，這也是七年戰爭以及獨立戰爭之間，英法最為激烈的一次戰爭沖突。事件起源是英國與西班牙的爭執，長期以來，在福克蘭西部的英國殖民者和東部的西班牙殖民者是不相往來的。但在1767年以后，雙方就福克蘭的主權問題產生爭執，西班牙要求拔除英國在埃格蒙特港的圓木堡壘并驅逐英國的殖民者，這時，西班牙得到法國支持，1769年福克蘭局勢惡化。而在1770年，西班牙兩艘戰艦登陸艾格蒙特港后，事件愈演愈烈，這一沖突在傳到歐洲后，引發了英國與法、西之間的嚴重對抗。英國諾斯公爵被迫介入到外交事務中，他接受了法國要求，開始私下談判，最終提出：”西班牙為驅逐英國人進行道歉，并恢復英國在馬爾維納斯群島西部地區的地位，作為回報，英國將在以后放棄埃格蒙特港。”法國答應了這一要求，在諾極斯和喬治三世的聯合下，英國內閣也接受了諾斯的這一提案。在1783年，小威廉·皮特擔任首相后，因為托利黨的和平傳統，加之工業革命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外交政策發生了改變：外交應該服從于經濟發展，服從于對外貿的需要。開始緩和對外關系。但由于法國依然在威脅均勢體系，小皮特對法放棄了緩和政策，在1788年的荷蘭事件后，英國重新尋找盟友的目標實現，其影響力也開始恢復。

經濟

對外商業政策

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喬治三世時期的英國，在對外商業政策中已經融入了自由貿易的思想，卻始終沒有放棄重商主義的宗旨，在東西方的對外商業政策進行了區別對待。

喬治三世在位期間，對北美殖民地采用寬容的統治模式，只要英國人的經濟利益不受威脅，就允許當地人保持自己的習俗和文化。而作為商業帝國，殖民地領土其實相較于商業成本和利潤，顯得并沒有很重要，故而英國不愿意耗費大量資金在獲得領地之上，并且喬治三世認為既然北美殖民地已看作為遙遠地區的英國公民，北美就應該同樣負擔起英國的債務，所以向殖民地征稅是理所應當的。因此，在北美殖民地人民進行反抗時，喬治三世倍感吃驚和憤怒。

北美獨立后給英國統治者敲響了警鐘。英國開始重申對外商業政策的目的。1792年喬治三世以為乾隆皇帝祝壽之名，派出訪華使團。使團經過多方考察，確信英國自身的經濟發展遠超中國，并且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成為國內的貿易支柱。使團回國后，堅定了英國開拓中國這個龐大市場的決心。最初的開拓方式是以自由貿易方式為主，但自由貿易在工業革命的英國和小農自給自足的中國之間是一種不平衡的交易，英國也無法扭轉這種貿易逆差，最后采用以軍事手段為威懾，用不正當貿易來達到商業的巨額利潤的目的，對中國的商業政策采用的則是貿易和殖民并行。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不僅是英國重要的原料產地和產品銷售市場，還是英國通向中國貿易的橋頭堡，所以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一直沒有放松。

財政情況

七年戰爭使得英國的財政負擔加重，公債激增，1762年，國債已高達1.41億英鎊，每年利息負擔為470萬英鎊。為解決財政負擔，喬治三世同意通過增加稅收的方式解決。這項舉措激起了民眾的不滿。在北美殖民地增加了“印花稅”等，在國內是對蘋果酒和梨酒進行稅收。之后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重，1784年英國國債達到2.43億英鎊，年利息達900萬英鎊，政府每年財政赤字高達200萬英鎊。喬治三世統治后期，大權旁落至”改革者“小威廉·皮特手中。為解決財政問題，政府設立了專門的償債基金，政府每年從收入中劃出100萬磅用于還債，1786年-1793年英國公債減少了1000萬磅。為了增加政府收入，政府通過立法和減少商品進口稅的方式打擊走私。這些舉措極大地改善了英國國內地財政負擔。喬治三世統治后期政治影響力雖有所下降，但他本人為促進英國農業改良，不僅在溫莎直接從事新型農業的經營，在克佑建立了丘園，還為英國引進了美利奴羊，大大提高了英國的羊毛產量。

軍事

七年戰爭的結束

喬治三世繼任國王后希望能盡快結束皮特內閣的七年戰爭，布特繼任首相后，打算拋開盟友與法國單獨和談，但是遭到了法方的拒絕，法方認為當時的形勢對法國有利。布特被迫向西班牙進行宣戰，英國戰艦很快戰勝西班牙，不僅奪得了哈瓦那，也攻占了馬尼拉。迫于形勢，法國被迫接受和談，1763年，英法簽訂了《巴黎和約》。七年戰爭是英法爭奪海外殖民地的高潮，改變了英法在全球殖民體系的地位。英國大獲全勝，獲利最多。在北美也獲得了絕對的主導權。在印度，英國成為大部分土地的統治者。在西印度群島，英國新獲得多米尼加共和國、格林納達、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和多巴哥島。在非洲，英國獲得塞內加爾據點。一個重商主義的、世界范圍的殖民帝國已經初具雛形。

美國獨立戰爭

1773年在波士頓傾茶案后，喬治三世決意繼續采用戰爭的方法解決問題，1775年4月，女王陛下政府讓蓋奇將軍鎮壓北美的“叛亂”，中部殖民地代表約翰·迪金森起草了《橄欖枝請愿書》，請求國王處理好殖民地的不滿情緒以恢復大英帝國的和平。但是喬治拒絕了請愿書，宣布北美處于叛亂狀態，隨即派兵2.5萬到北美鎮壓起義。1777年10月殖民地軍隊在薩拉托加號航空母艦打敗英軍，法國決定與美建立同盟關系，而后，西班牙打算利用英國與殖民地矛盾撈取利益，重獲直布羅陀海峽，1779年與法國簽訂《阿蘭惠斯條約》，西班牙加入戰爭。而后，荷蘭也加入戰爭，英國在對北美殖民地作戰同時還要派戰艦到大西洋、北海、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抵御法、西、荷三國的進攻，作戰能力被大大削弱。為了切斷北美殖民地的軍需供應以及打擊法西荷同盟，英國實行海上封鎖，常常攔截、搜查中立國船只，直接影響到俄羅斯等中立國利益，由丹麥、瑞典、荷蘭等國組建的“武裝中立同盟”使得英國在外交上更處孤立狀態，也相當程度上動搖了英國海上的壟斷地位。1781年10月，查爾斯·康沃利斯率領7000名英軍在約克鎮向美法聯軍投降，盡管喬治三世堅持戰爭，但遭到英國民眾的強烈反對，國內輿論紛紛認為喬治三世的干預是英國在北美失利的主要原因，因此，喬治三世擴張王權的努力也失敗了。

反法同盟作戰

1782年4月，美、英、法、西代表在巴黎召開會議，盟國內部矛盾開始浮現。英國為離間分化美法同盟，力圖與交戰國單獨議和，同時美國為掙脫法國的控制，直接與英國談判。1783年9月，美英正式簽訂《英美凡爾賽和約》。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后，歐洲均勢體系受到沖擊。1793年2月1日，英法海底隧道兩國再次進入戰爭，反法同盟拉開帷幕。然而由于反法同盟內部的勾心斗角使得前六次反法聯盟均以失敗告終。英國統治階層為抵御革命在國內的傳播，國王喬治三世被視作傳統與自由的守護者，是凝聚抵抗法國入侵人心的象征。所以1805年（第三次反法聯盟期間），英國在特拉法爾加戰役中取得巨大勝利。1813年，英國的維多利亞戰役，俄普奧聯軍的萊比錫會戰都給法國造成重創，1814年，拿破侖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爾巴島，法蘭西第一帝國瓦解，恢復了歐洲的均勢體系。1815年6月18日，反法聯軍同法軍在滑鐵盧進行決戰，隨后，反法聯軍徹底擊敗了拿破侖。

文化與藝術

喬治三世是一位藝術贊助者，計劃成立國家藝術學院，委托托馬斯·阿恩赫詹姆斯·湯姆森創作《統治吧，不列塔尼亞》。而1768年，在喬治三世的倡議和協助下皇家美術學院（英國皇家藝術協會）的成立，藝術家約書亞·雷諾茲擔任皇家美術學院的第一位院長并被喬治三世封為架子鼓。藝術家們經過專業訓練，提升了專業水準，讓英國藝術能夠與歐洲大陸藝術相抗衡。此外，喬治三世為自己塑造了一種形象，這種形象巧妙的將儀式的恢弘同家庭生活結合起來。1780年以前，喬治三世的品味是世界主義式的，他喜好新古典主義設計和法國以及意大利大師，在翻修白金漢宮時，他和宮廷畫家本杰明·韋斯特說：“想辦法使他們在自己看來是國際化的。”在遷居到溫莎古堡后，他的審美發生轉變，他讓本杰明·韋斯特繪制一系列大幅壁畫來彰顯英國真實和神話的歷史，這一時期的風格是哥特式復興的體現。

人物爭議

晚年病癥

關于國王晚年的病癥，醫生、歷史學家中各有看法，爭論不休，總體上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國王的病屬于心理學的范疇，另一派則認為是一種罕見的內科疾病。維多利亞時代一位史學家約翰·赫尼基·杰西在1867年出版的喬治三世傳記中指出：國王是個瘋子。這一結論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都被認為是歷史真相。1941年一名叫做古特馬赫的醫生撰寫的《美國最后一位國王：他的精神病行為的解釋》讓這一觀點得到了進一步的佐證。而20世紀60年代的兩位英國精神病學家伊妲·麥卡爾平和理查德·亨特則在《喬治三世和一種卟啉癥》提出新的醫學依據。他們認為，從伴隨疾病而出現的癥狀上，如脈搏過速、嚴重皮疹、兩眼充血、兩腳浮腫等等來看，為喬治三世應該是得的罕見的卟啉病，這是卟啉新陳代謝混亂而引起的疾病，在新陳代謝過程中，血液的紅色素可以導致大腦的神經系統中毒，這些情況也符合喬治三世的病情。但是因為病痛的反復發作，國王在晚年時期近乎受盡了折磨。在1788年到1801年間再次患病后，1810年喬治變得永久精神錯亂。在他統治的最后十年里，他因為不適合統治，他的長子，也就是后來的喬治四世，從1811年開始擔任攝政王。

對憲政的破壞

喬治三世自1760年繼任英王以來，便利用王室恩惠與官員任免權，通過影響議會選舉、建立“國王之友”內閣等不斷加強王權，從而造成了延續近半個世紀的“輝格優勢終結的開始”。因而在整個19世紀及20世紀初，即輝格派歷史學主宰英國歷史學界的時代，喬治三世受到持續的貶低和批評，被指責破壞了英國憲政，企圖建立個人專制統治；同樣，英屬北美殖民地的失去也歸咎于喬治三世的災難性政策和頑固的性格。對此最為經典的論斷當為輝格派史學家喬治·特里維廉（G.M.Trevelyan）在其《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中所寫：“喬治三世固執地恢復王權的做法，打破了自光榮革命以來英國憲政的平穩發展，使首相淪為國王的工具，內閣貶為‘國王的仆從’。”

隨著英國修正派歷史學的興起，自20世紀上半葉以來，人們開始對喬治三世的刻板評價開始質疑。以劉易斯·納米爾（Lewis Namier）為首的史學家們對喬治三世即位初期的政治狀況進行重新考察。他們認為，1760年之前英國的王權并未真正失去，只是因為前兩任國王較少親自參與政事而已，所以喬治三世并未過分加強王權與破壞憲政。

與美國獨立戰爭的關系

在喬治三世對北美殖民地的統治中，引起爭議的事情是喬治三世對諾斯勛爵12年的議會支持。喬治三世對議會的支持和他自身倔強的性格，使得他為失去北美13洲殖民地背負罵名。但從當時的商業政策的角度來看，北美殖民地的獨立是有其合理性和可預見性的。英國基于在北美殖民地的商業投資和回報的權衡，英國自始至終都沒有積極地企圖在政治上控制北美，這也是北美能夠獨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物關系

家庭關系

王朝世系

人物軼事

在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英國的工業革命正在進行，又恰逢愛新覺羅·弘歷生日，喬治三世派喬治·馬戛爾尼勛爵為首的團隊來華，為乾隆賀壽。馬戛爾尼在1793年6月21日抵達中國，并在八月初十（9月14日）在避暑山莊覲見愛新覺羅·弘歷，參加了萬壽慶典。

在此次訪華中，喬治三世讓使者轉交了兩封信函，一封是提出希望兩方友好往來，派遣常駐使者來庇護僑民。另一封則是寫下了想要同清代互通商貿的愿望，并寫下了具體條款，例如開放寧波市、舟山市、天津市、廣州市一地或多地為貿易口岸；按照俄羅斯的方式在北京設立英國倉庫，在京駐設大使館；允許英國商船出入廣州與澳門水道，減免貨稅等等。針對這些要求，愛新覺羅·弘歷以從未開過先例，不和體制為由拒絕了喬治三世。并寫下了兩道為后人所熟知的“致英王敕書”，第一道中一段為：“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并不貴重。爾國王此次赍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并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第二道中有一段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這兩段內容曾被引用為愛新覺羅·弘歷與清廷對西方產物不感興趣，進而表現得固步自封的證據，然而，近年來的學者們對此說法提出疑慮，珍娜·維雷-漢科在文章《18世紀晚期的中國和西方技術》中表明，不少西方人都記錄了乾隆和當時許多中國人對西方產物感興趣的史實。美國漢學家何偉亞也在《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團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也認為乾隆并非是拒絕西方產物、技術，而是因為使團對贈予的禮物進行了過分的夸耀，因此遭到了乾隆的回擊。

不過，可以知道的是，英國通過1793年的這次訪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清代的實際情況，也影響了其日后的對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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