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麟似（1896年2月18日—1970年10月21日）是中國近現代教育界的代表人物，著名教育家、外交家和語言學家。他被譽為中國的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對促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厲麟似生于浙江杭州市，早年留學日本和德國，獲得耶拿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和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后，他擔任蔣介石對德外交顧問，并與蔡元培、朱家驊、陳立夫等人一同創立了國聯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中國聯合國同志會、中德文化協會等對外組織與文教組織。厲麟似是中國對德外交關系的主要推進者之一，為中國抗日軍隊的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精通德、日、英、法等六國語言，引進并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及影視作品，同時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介紹到了西方世界。在教育部任職期間，他推動了中國教育事業的改革和中歐文化交流。厲麟似還在電影行業擔任最高行政官員，對中影股份行業進行了有益的改革，提出了中國電影的分級制度，并推介了優質國產影片參加國際電影節。厲麟似是清代文豪厲鶚之后，晚清金石名家厲良玉之子，他的長子是著名外交家厲聲教。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厲麟似（1896年2月18日－1970年10月21日），原名厲家祥，字麟似，浙江省杭州市市人。1896年出生在江南書香世家，父親厲良玉是晚清金石書畫名家。厲麟似自小便受到了很好的家庭熏陶和嚴格的家庭教育，打下了十分扎實的國學功底。在杭州府中學堂就讀時，與徐志摩和郁達夫是同窗摯友。
1915年畢業于同濟大學語言科后，厲麟似赴日本上智大學留學四年，回國后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官費赴德留學生，在德國期間先后獲得了德國耶拿大學法學碩士學位與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厲麟似在德國游學達十年之久，除獲得法學與哲學學位外，他還修習了政治學、教育學、軍事學及英文、法文和俄文，并游歷了瑞士、法國、比利時、英國、荷蘭、蘇聯等歐洲各國。
在德國求學期間，他十分熱衷于向西方知識界人士介紹和傳播東方文化。他曾加入德國首個“中國學社”。該學社由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創建，致力于幫助西方人理解中國文化的內涵和意義。厲麟似曾協助學社創辦了數種漢學研究報刊，并積極參與主辦各類中國文化報告會和展覽會。
在留德的十余年間，厲麟似接觸到了很多西方的進步思想，并結識了周恩來、朱德、林語堂、陳寅恪、朱家驊等一批留德學人，同時與漢學家衛禮賢結下了深厚的交誼。甚至阿道夫·希特勒也曾對其賞識有加，并與其合影留念。厲麟似在留德期間積累的人脈，為他日后從事對德外交與中歐交流工作奠定了基礎。
文教生涯
1930年，厲麟似結束了自己14年的海外求學歷程，懷著滿腹經綸與滿腔愛國熱忱返回祖國。學成歸國的厲麟似通過蔣介石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自此開始了他在文教、外交舞臺上的職業生涯。
20世紀30年代，厲麟似曾受聘于國民政府最重要的智庫之一——國防設計委員會，任國際組專門委員，為蔣介石提供對德方面的專家意見。
此外，厲麟似還積極投身國家教育事業與文化外交事業。他分別與蔡元培、朱家驊、陶行知、陳立夫等人一同發起創立了國聯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中德文化協會、中國教育學會、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等中華民國較有影響的對外組織與文教組織。期間，他曾先后擔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副委員長、國立中央大學教授等職，并兼任電影檢查委員會常委、中國國聯同志會理事、中德學會董事等職。
1932年8月，為了積極加強中國與國聯及其各其他成員國的聯系，厲麟似代表中國政府出使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奧地利及蘇聯等歐洲八國，進行教育考察與合作，途中與各國外交部、教育部及各文教機構等代表進行了廣泛的接洽，有力地加強了中歐文教合作的紐帶。回國后，他積極投身教育建設與中歐文教事業的交流與合作，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教育事業的改革與中歐文化交流。
1933年6月，為進一步加深中國與其他國聯成員國間在文化、教育上的合作關系，厲麟似與蔡元培、張靜江、宋子文等人聯合國聯，籌備成立了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
作為蔣介石對德外交的核心人物朱家驊的“左右臂膀”及重要智囊，厲麟似與朱家驊幾經曲折，最終促成了德國前國防部長、被世人尊稱為德國“國防軍之父”的漢斯·馮·塞克特將軍的來華，并同意擔任在華德國聯邦國防軍指揮學院總顧問。塞克特首次訪華時，對中國軍事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進行了詳細考察，他臨別時曾贈送給蔣介石其個人代表作《一個軍人之思想》。該書的官方中文譯本即是由厲麟似主持翻譯的。中文版問世后，在中國國民黨軍方中廣為流傳，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參考書。
1935年5月，為敦睦中德邦交，溝通兩國文化，厲麟似與朱家驊等留德歸國著名人士，在南京市創辦了第一個代表中國官方的對德交流機構——中德文化協會。協會成員包括中德兩國政界、軍界和文化界的友好人士。協會由時任交通部長朱家驊任理事長，教育部長王世杰、德、奧、瑞三國駐華公使四人任名譽會長，時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厲麟似、德國駐華使館代表勞德士參事、德國駐滬總領事克利拜、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總顧問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等任理事。而協會的實際主要負責人則是厲麟似等中國官員。該協會主要代表中國政府接待訪華的德國團體與專家，開展中德兩國官員互訪與經貿往來，在20世紀30年代發展中德關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年，厲麟似在國內結識了時任國聯中國首席代表的顧維鈞。兩人志同道合，一見如故，遂結為知交。厲麟似也是20世紀30年代顧維鈞訴諸國聯外交，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理念的主要支持者。
1936年3月，厲麟似與顧維鈞、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舉為國聯中國分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理事。作為中華民國最有影響力的對外組織之一，國聯同志會對中國爭取國際輿論生存空間和增進各國對中國的了解，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抗戰歷程
抗戰爆發前夕，他曾受友人軍事理論家蔣百里之邀為其翻譯德國聯邦國防軍指揮學院著作，后又聽取了蔣百里的建議，舉家由南京市遷至上海市，全力助其翻譯德國軍事著作。
抗戰爆發后，厲麟似因與中國國民黨高層意見相左，而辭去國民政府職務，自此全身心投身高校教育事業。
抗戰期間，他仍以其自身的影響力，在中國國聯同志會、中德文化協會等對外組織的職務和長期以來與歐洲各國外交界、新聞界、軍政界、學界等歐方人士保持的友好關系，開展對歐國民外交工作，推進對歐宣傳，努力為中國人民抗戰創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
1937年抗戰爆發初期，厲麟似與蔡元培、胡愈之等上海市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積極組織發動文化界人士及民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作為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創始成員，厲麟似與蔡元培等聯合全國各大高校校長、教授聯合發表長篇聲明，揭露日軍蓄意毀滅中國教育機關的罪惡暴行，并組織救亡協會下設的國際宣傳委員會擴大對外宣傳，爭取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持。此外，厲麟似也被吸納到被國民政府當局法定為全市抗日救亡團體的“最高組織”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中。該組織領導和協調上海市各個社會組織和救亡團體，開展了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尤其在“八一三”淞滬會戰期間，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線作戰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上海“孤島時期”，厲麟似應友人何炳松之邀，任教于暨南大學。期間，他毅然放棄了學術研究工作，將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培養學生上，并鼓勵學生精忠報國，堅決抗日。
1942年上海全面淪陷后，厲麟似仍留在上海，與侵略者進行著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抗爭。因厲麟似是當時的社會名流，曾身居教育部要職，又曾留學日本，日本侵略者與日偽當局曾多次試圖拉攏他，并采用各種腐蝕誘惑的手段逼他出來為他們做事。日本人對厲麟似說，只要他合作，可以給他安排教育部部長或考試院院長的高位。面對威逼利誘，厲麟似不卑不亢，找出了各種理由推脫。他曾暗下決心，決不能為日本侵略者服務。他深信抗日戰爭終會勝利。厲麟似不卑不亢，非暴力不合作的態度令日本人也無可奈何。這段時期，厲麟似默默翻譯了很多日本和德國的軍事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厲麟似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響了上海市大批的文化人。教育家錢均夫、歷史學家呂思勉、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等上海文化名人都深受其影響，在面對敵人威逼利誘時表現出了老一輩知識分子的智慧與膽識。
晚年歲月
1949年上海解放后，厲麟似重新回到了文教崗位，先后擔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等職，為新中國德文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并為新中國培養出了大批高端外語人才。他于1970年10月病逝于上海，終年74歲。
1998年，厲麟似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辭典》作為近現代教育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收錄。其生平事跡等亦同時收錄于《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中外電影永遠的巨星》、《中國電影七十年》、《中國電影卅年》、《中國近現代文學藝術辭典》、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日本《現代中國研究》（日語）等辭書及文獻。
厲麟似是中華民國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語言學家，也是中國電化教育的奠基人和中歐教育文化交流的先驅。他曾參與創建聯合國中國分部，是文化界抗日代表人物，被譽為“中國甘地”，在促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主要貢獻
一、推動中國教育事業的改革與中歐文化交流
1932年，厲麟似代表國民政府赴歐洲考察教育，回國后積極投身教育建設與中歐文教事業的交流與合作，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教育事業的改革與中歐文化交流。
厲麟似回國后，受到各地教育部門和單位的熱情邀請，各處進行演講，介紹他在考察途中的所見所聞，發表考察感想。他還積極撰寫考察報告，建言中國教育改革。他回國后的演講、報告、撰文，以及隨后考察報告書的出版，對當時的教育改革與文化交流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初等教育方面，在厲麟似等人的建議下，國民政府教育部于1933年3月公布了《小學規程》，規定了小學的辦學宗旨和實施方針：培養兒童健康體格；陶冶兒童良好品性；發展兒童審美興趣；增進兒童生活知能；訓練兒童勞動習慣；啟發兒童科學思想；培養兒童互助團結之精神；養成兒童愛國愛群之觀念。同時在課程設置與教材方面，該規程將黨義改為公民訓練，增加衛生科目，并規定小學科目視地方情形，酌量分合。社會、自然、衛生三科在初小合并為常識科，勞作科、農事工藝作業，可單設一種，即以所設一種命名為某某科。其余必要作業，并入性質相似的科目之中。美術在低年級可與勞作合并，成為工作科。應有鄉土教材，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編輯，呈教育部審定。
中等教育方面，中等教育承擔著升學與就業訓練兩大任務，但原來的選科制和學分制卻導致了學生基礎知識不扎實、為高等教育輸送的人才不合格的問題；師范科、工科、農科、商科、家事科等又過于分散，辦學效益差，辦學質量低，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對各種職業人才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學校教育對各種師范人才的需要。受以厲麟似等人為主要成員的中國赴歐教育考察團的影響，1933年教育部在《中學法》、《師范學校法》、《職業學校法》的基礎上，又相繼頒布了《中學規程》、《師范學校規程》、《職業學校規程》、《職業補習學校規程》等。通過這些法規的頒布實施，教育部將普通中學、師范中學和職業中學三種學校分別設立，各司其職，從而形成了中等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普通中學的初級和高級階段取消學分制，實行學時制，在高中階段取消選修科，加強基礎課；將全國中等教育學制統一調整為“三三制”，取消允許地方實行“二四制”或“四二制”的隨機規定。此次中等教育學制的調整基本構成了現代中等教育模式。
高等教育方面，厲麟似等人的建議及國聯教育考察團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批評與建議受到重視，促成了教育部對中國大學分布集中及科系設置重復問題的解決。1933年6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國立北平大學、浙江大學、河南大學合并文法等科，同時還將山西省立法學院、教育學院合并入山西大學，從而拉開了大學合并、系科改革的序幕。1935年4月，國民政府公布學位授予法，學位分學士、碩士、博士三級，特種學科可設一級或二級。獲有碩士學位，在研究院繼續研究二年以上，或在高等學校任教三年，經審查合格都可申請授予博士學位。專修科修業二至三年，醫學專科于三年課目修畢后，須再實習一年。
以厲麟似等人為主要成員的赴歐教育考察團及其活動也促進了中歐之間的教育交流。中國赴歐洲教育考察團考察歐洲八國，內容甚為廣泛，由幼稚園以至大學，由中央教育行政，至地方最小單位之教育行政，由課堂教學以至電影教育、電子音樂教育，無不一一留意。考察團所到之處，受到各國政府、教育部門及學校熱情接待，各種教育材料也盡量提供，因此，所得考察材料頗多，主要包括教育法令、教育書報、學生成績及其他與教育有關的物品，成為可供中國教育界參考的重要資料。歐洲各國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的熱情接待、詳細介紹和中國考察團的實地考察，加深了中國對歐洲教育的直觀了解和對歐洲文化的認識。同時在考察交流過程中，歐洲各國也增加了對中國教育文化的了解。大量教育資料的獲得，也增強了中國對歐洲教育的理性認識與思考。另外，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書和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相繼出版，成為中國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據，這兩份報告書也使中國對外教育文化交流所偏重的美國取向開始向歐洲有所轉移，增強了中國同歐洲之間的教育文化交流，豐富了中國對外教育文化交流的內涵。
二、溝通德國聯邦國防軍指揮學院顧問團 發展中德關系
厲麟似是20世紀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對德外交中的重要人物。他雖從未在外交部擔任過實際職務，但卻是國民政府與德國外交關系的主要推進者之一。
作為蔣介石對德外交的核心人物朱家驊的“左右臂膀”及重要智囊，厲麟似對于德國軍事顧問團在中國的存續與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是溝通中國高層與德國軍事顧問團的橋梁人物，并與朱家驊幾經曲折，最終促成了德國前國防部長、被世人尊稱為德國“國防軍之父”的漢斯·馮·塞克特將軍的來華，并同意擔任在華德國軍事總顧問。中德關系由此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雙方在文化、經貿、軍事、外交方面的關系日益密切。1935年5月，兩國宣布外交關系由公使級升格為大使級。
三、推動國聯外交 引導國際輿論
厲麟似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國聯外交的推動者和踐行者。在20世紀30年代任職教育部期間，他積極推動中國與國聯(聯合國前身)在文教事業上的合作與互動，并主張借助國聯贏取更多國際輿論對中國人民抗日的同情與支持。
1936年3月，厲麟似與顧維鈞、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舉為國聯中國分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理事。作為中華民國最有影響力的對外組織之一，國聯同志會對中國爭取國際輿論生存空間和增進各國對中國的了解，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7月22日，國聯同志會致電日內瓦國總會、各國分會告知盧溝橋事變之經過，敦促各國政府制裁日本，以維正義而保和平，在輿論上贏得了主動權。
厲麟似有效推進了中國與國聯的文化外交，并在國聯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等國聯中國分會的創建與運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抗戰期間，他以其自身的影響力，在中國國聯同志會、中德文化協會等對外組織的職務和長期以來與歐洲各國外交界、新聞界、軍政界、學界等歐方人士保持的友好關系，開展對歐國民外交工作，推進對歐宣傳，努力為中國人民抗戰創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
四、推進中國電影行業的改革與發展
作為國民政府時期電影行業的最高行政官員之一，厲麟似積極吸收和借鑒國外最新思想與技術成果，并對我國電影行業進行了改革。他積極推行教育電影，為國產影片制定標準，抵制不良影片；他大力發展民族電影事業，為拍攝國產優質教育影片積極籌資，舉辦優良國產影片評選，并首次提出了我國電影的分級制度；他積極推介《漁光曲》、《三個摩登女性》等優質國產影片參加國際電影節，并引入了一批國外的優秀教育影片；他還與陳立夫等人一同編發行了中國第一部電影百科辭典——《中國電影年鑒（1934）》。
五、譯介研究日德軍事著作 助力抗日戰爭
1936年，厲麟似翻譯出版了德國“國防軍之父”漢斯·馮·塞克特將軍的代表作《一個軍人之思想》。該書在中國國民黨軍方中廣為流傳，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參考書。
抗戰爆發前夕，厲麟似曾受友人軍事理論家蔣百里之邀為其翻譯德國聯邦國防軍指揮學院著作，后又聽取了蔣百里的建議，舉家由南京市遷至上海市，全力助其翻譯德國軍事著作。在八年抗戰期間，厲麟似翻譯了很多日本和德國的軍事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六、領導和組織抗日救亡運動
抗戰爆發初期，厲麟似與蔡元培、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積極組織發動文化界人士及民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作為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創始成員，厲麟似與蔡元培等聯合全國各大高校校長、教授聯合發表長篇聲明，揭露日軍蓄意毀滅中國教育機關的罪惡暴行，并組織救亡協會下設的國際宣傳委員會擴大對外宣傳，爭取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持。
厲麟似也被吸納到被國民政府當局法定為全市抗日救亡團體的“最高組織”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中。該組織領導和協調上海市各個社會組織和救亡團體，開展了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尤其在“八一三”淞滬會戰期間，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線作戰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七、領導中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作為中國非暴力不合作的先驅，厲麟似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響了上海大批的文化人。教育家錢均夫、歷史學家呂思勉、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等上海文化名人都深受其影響，在面對敵人威逼利誘時表現出了老一輩知識分子的智慧與膽識。
八、創立對外組織與文教組織
厲麟似分別與蔡元培、朱家驊、陶行知、陳立夫等人一同發起創立了國聯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中德文化協會、中國教育學會、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等中華民國較有影響的對外組織與文教組織。
九、為國培養大批精英人才
上海市“孤島時期”，任教于暨南大學的厲麟似仍堅守在“孤島”，為國家努力培養抗日戰線上的文化精英。已在教育研究領域負有盛名的厲麟似，當時完全可以轉往大后方，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中繼續他的學術道路，但是為了給國家和民族培養出更多良才，他毅然放棄了學術研究工作，將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培養學生上，并鼓勵學生精忠報國，堅決抗日。解放后，在擔任上海外國語大學（現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教授期間，厲麟似為新中國培養出了大批高端外語人才。
主要觀點
關于抗戰
厲麟似認為，非暴力并不意味著向侵略者屈服和妥協，真正的強大不是來源于暴力，而是來源于非暴力，來源于內心與思想。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于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而又有別于甘地。厲麟似認為，只有當不具備暴力抗爭的能力時，才應選擇非暴力抗爭。他并不反對以武力對抗侵略者，甚至認為武力在很多情況下是非常必要的，但他始終堅持認為，文化知識界人士不宜采取暴力抗爭的方式對抗日本侵略者，而是應該避實擊虛，以長擊短，發揮文化人的優勢，用非暴力的方式迂回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抗爭。
他也認為，中國在抗日戰爭中不能孤軍奮戰，必須聯合蘇聯及英美等國的力量，若此，中國的最終勝利與日本的最終戰敗將是必然的。
關于外交
厲麟似認為，中國過去之所以在與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吃盡了苦頭，部分原因是因為過去一直缺乏一個以國際法準則為指導，能夠在國際社會上主持公道，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國際組織。他主張中國積極參與到國聯的各項事務中，并努力擴大話語權。同時要善于借助國聯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的普遍性的國際政治組織，促成中日問題的“國際化”，以引起國際社會的共同關注，并在國際講壇上揭露中日沖突的真相，贏得國際輿論對中國的同情與支持。
人物評價
厲家祥學問很好，有才干，但不是帥才。（蔣介石評）
厲博士是一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國人。（阿道夫·希特勒評）
家祥為人十分低調，從不張揚，惟有在國家和民族處于危難之際，才真正展露出他的英豪本色。可欽可佩！（顧維鈞評）
厲先生學貫中西，融會古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愛國知識分子，為我們后輩青年樹立了榜樣。他對我為人治學也多有幫助。“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用來形容厲先生再貼切不過。（錢學森評）
厲麟似博士是中國的“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以其在中國近代文化史與外交史上的地位而著稱，對于推動中國和歐洲及國際聯盟的關系，增強中歐人文紐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厲博士是連接中歐文化的一座橋梁。他在幫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哲學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并為中國帶來了大量西方的進步思想。（《中國日報》評）
上海市在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厲麟似博士是上海的一位傳奇人物。他從國際社會爭取了很多支持和資源來對抗日本的侵略行徑，為捍衛民族和國家的尊嚴不惜犧牲生命。他在上海也以救濟猶太難民而聞名。在厲博士等人的努力下，上海曾一度成為猶太難民的“避風港”。（《上海日報》評）
厲麟似雖不是如顧維鈞、顏惠慶一樣的職業外交家，但由于他在國聯與中歐文教界的影響力，及個人的學識與才干獲得了蔣介石與朱家驊等人的賞識，并成為他們在國聯外交與對德外交方面的核心智囊，使這位生長于西子湖畔，一生低調的江南文教界耆宿成為20世紀30年代民國外交舞臺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光明網評）
厲麟似在民族存亡的危難關頭，顯示出國不可侮、民不可辱的錚錚傲骨，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誘毫不動搖，寧可食不果腹，妻兒顛沛，也絕不與他們妥協合作，堪稱一代知識分子的楷模。他的翻譯研究成果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值得后世進一步研究。（中國網評）
厲麟似是上海市文化界抗日代表人物。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響了國內外大批文化精英，使其成為文化界抗日救亡的思想領袖，被譽為“中國甘地”。他的軍事研究成為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軍隊建設的重要指導依據，為中國抗日軍隊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中華網評）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戴季陶評）
世人多知麟似先生西學了得，殊不知其國學造詣亦堪稱道。（陳寅恪評）
麟似先生雖長年游學海外，卻很喜愛京劇。他思想深，見識廣博，有幸相識，獲益良多。（梅蘭芳評）
人物軼事
個人生活
厲麟似于1933年與上海名媛唐麗玲結婚，證婚人是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王世杰。厲麟似與周恩來是故交，二人曾同在歐洲留學并結下友誼。他與周恩來也是親戚。二人對于促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厲麟似與外交家顧維鈞、漢學家衛禮賢、軍事理論家蔣百里為知交，與詩人徐志摩和作家郁達夫是同窗。
厲錢兩家
厲麟似的兄長、著名醫學家厲綏之與“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是刎頸之交。他倆為同窗契友，早年曾一同就讀于清末杭州市知府林啟所創辦的求是書院，后又共赴日本求學，曾在東京弘文學院一同學習日語，同班同寢室。兩人因家世相近，情趣相投，遂結為莫逆之交。1947年，在厲家（厲麟似的兄長厲綏之）撮合下，已是美國優秀火箭專家的錢學森與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蔣方震（蔣百里）的三女兒、比他小8歲的蔣英結為夫婦，這段結合被傳為佳話。此外，厲麟似還是錢均夫的親家公蔣百里的好友，曾舉家由南京市遷至上海市，全力助其翻譯德國軍事著作。
錢均夫在擔任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校長期間，厲麟似即為該校學生。由于錢均夫與厲麟似兄長厲綏之情若手足的關系，他同厲麟似的師生關系亦相當密切且有趣。據厲麟似長子、著名外交官厲聲教回憶：“1937年到1949年期間，我們兩家同住上海，彼此常有來往。記得一次先父帶我去錢均夫老伯家探望，我記得當時他是住在上海愚園路（現江蘇路西側）的歧山村，甫至其家，當時已過不惑之年的先父竟像孩子捉迷藏般溜了進去，現在想來，不禁令人莞爾。”
1934年，錢學森赴美留學前，在赴北京市的路上途經南京市，曾暫住于厲麟似南京宅中，并與厲麟似夫人、鋼琴家唐麗玲共話古典音樂，傳為一段美談佳話。錢學森回國后，因其年少時，厲麟似曾對其多有指導和幫助，故他個人曾在舉家前往杭州市的途中專程看望了厲麟似，并向其深深鞠了一躬，以示不忘照拂之意。錢學森曾稱其“學貫中西，融會古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愛國知識分子”。
抗戰軼事
據厲麟似長子、著名外交官厲聲教在《追憶老上海的抗戰歲月》一文中回憶：“記得父親在與日本侵略者的非暴力不合作期間，常給我講愛國名將岳飛的故事，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岳母在岳飛即將走上保家衛國的戎馬生涯前在其背上刺“精忠報國”四個大字。這四字成為了岳飛終生遵奉的信條，也成為了父親的信條。”
因厲麟似曾留學日本，又是政學兩界的知名人士，日本人曾多次邀請他出來為他們做事，并許以教育部部長和考試院院長的高位，但都被厲麟似謝絕了。面對日本人開出的優厚條件，厲麟似始終沒有動搖過。他寧可食不果腹，妻兒顛沛，也絕不與日本人與日偽政府合作。懷著一顆“精忠報國”的心，厲麟似在一個個饑寒交迫的日子里，默默地在為國家燃燒著他作為一代知識分子生命的微光。
抗戰期間，厲麟似翻譯了很多日本和德國的軍事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研究，而他沒有收取任何稿酬，都是在義務地默默奉獻。這些翻譯研究成果厲麟似都沒有署名，因此他在中國近代軍事教育領域也沒有任何留名。
厲麟似曾以無私救助大量逃往上海的猶太難民而聞名。
家族成員
人物紀念
杭州故居
厲麟似的杭州故居坐落在上城區直箭道巷。這里是厲麟似出生并度過人生前十余年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后，厲家故居大部分土地及房屋被政府幾次征用和重新分配，部分劃歸當時的東南肥皂廠（后發展為東南化工廠）。厲麟似在杭州的故居仍尚存一處，即厲麟似之子、著名外交家厲聲教所居直箭道巷房屋。
南京故居
厲麟似的南京故居坐落在南京市鼓樓區頤和路20號。1930年，厲麟似從德國學成歸國后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直至1937年舉家遷居上海市前均居住于此。1934年，錢學森赴美留學前，在赴北京的路上途經南京，曾暫住在這幢二層的洋房里，并與厲麟似夫人、鋼琴家唐麗玲共話古典音樂，傳為一段美談佳話。厲麟似遷居上海后的第六年，供職于日偽政府的大漢奸胡蘭成恰在這時遭逢禍事，被囚禁在了厲麟似的這幢舊居中。此外，胡蘭成也因在當年的一次“中日懇談會”上說錯話，差點被“開刀問斬”。
上海故居
厲麟似的上海故居坐落在上海市靜安區陜西北路23號。1937年，厲麟似遷居于此時這里還屬于英美租界，又名公共租界，當時叫作西摩路，現已更名為陜西北路。厲麟似在抗戰期間所領導的轟轟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和抗日救亡運動就是在這里上演的。他曾在這里因拒絕與日本人和日偽政府合作進而妻離子散，險些全家喪命。
參考資料 >
厲麟似：杭州誕生的杰出外交家.人民網.2021-06-10
一代宗師厲麟似鮮為人知的歷史:鐘情國學的西學泰斗.抗日戰爭紀念網.2024-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