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若金（1585年-1665年），字用汝，號云密，是明末清初的政治人物和醫家。他出生于湖廣承天府潛江縣，天啟五年（1625年）中進士，歷任古田知縣、浦城縣知縣、南京吏部主事、淮海事等職。他在平定盜賊、整頓官場、防御邊疆等方面表現出色，被譽為“以正氣名聞天下”。此外，他還對醫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花費30年時間編寫了《本草述》一書，收錄了691種藥物，并闡發了神農、陶弘景本草著作的奧秘，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醫學財富。劉若金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物，他的事跡和貢獻被廣泛傳頌。
人物介紹
翻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第一千四百五十七頁，書中寫道：“劉若金（1586～1665），清潛江市人，字云密，明天啟進士。崇禎末，官至刑部尚書。尋歸隱，自號蠡園逸叟。尤精于醫學，有《本草述》”。“刑部尚書”在古時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官。當時朝廷的中央機構只有吏部、兵部、戶部、刑部、禮部、工部等六大部和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平行機構。刑部尚書相當于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還加公安部和司法部部長的一部分職權。劉若金是有史記載潛江籍古時在朝廷任職最高者之一，其所著《本草述》是現代重新校注出版的中國歷史古籍并不多見的名著之一；還有“國醫之手”的稱號。
家庭背景
顯赫的官宦家
康熙《潛江縣志》（以下簡稱《縣志》）載，劉若金的祖父劉勛（前面有傳），是明嘉靖七年（1528）舉人，他在河東運同任上留下“三歷財賄之地，無所染”的美名，入了河東名宦祠，也入潛江的鄉賢祠。他的伯父劉垓是“執政被，再起云南省學憲得士心”的名宦。
劉若金父親劉埏（yán），太學生。太學生即由府、州、縣選拔（當然也有出錢捐授的）到京城最高學府（國子監）讀書的學生。史志上沒見劉埏入仕及功名記載。后因兒子劉若金的名氣，贈封了一個“資政大夫，閩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尚書”。這種贈封是明、清時期朝廷對七品以上有政績官員的一種獎賞或恩賜，一般都是某官員的直系親屬（父、母、妻）死后，將某官員的職務加封給其直系親屬（官銜一般都是封給父親，母和妻根據官員的品級，贈封淑人、孺人等。見附件一）頭上。這只是一種虛銜，是一種光宗耀祖的虛榮譽，沒有奉祿和實際權力。
劉若金有兩個兒子。長子劉洸（guāng），舉人，沅陵縣教諭。次子劉，出仕前情況米姓據可考，《縣志》上只有他在江蘇漣水縣任知縣的記載。劉若金所著《本草述》得力于這位當知縣的兒子才得以重新刊印，并逐漸被官方所發現，被社會所認同。劉若金孫子劉效曾，清代安徽懷寧縣知縣，其宦跡不詳。
仕途功績
黎民的好知縣
劉若金雖然有較好的官宦家庭背景，但并非是天性聰慧早熟之人，他先后苦讀了近二十年，多次參加鄉試不中，到了明天啟元年（1621）才中了一舉人，此時他已三十六歲，并結婚生子了。次年進京參加會試落榜，接著劉若金回家后，又懸梁刺股，秉燭夜讀，到了天啟五年（1625），他已是四十而不惑的年齡，第二次參加會試才中了進士。
過了四十歲才步入仕途的劉若金，最早被朝廷派到福建古田縣任知縣。縣志記載：古田“海（水邊的空地）瘠邑，群盜聚叢，篁（huáng，泛指竹子）灌莽中，梗驛劫旅，人民苦之”。用現代語言簡單一點說，古田是一個離海不太遠，地勢低洼、土地貧瘠而又貧窮的縣，這里竹林灌木叢生，盜賊很多，攔路搶劫不斷發生，官辦的驛站也不能通暢，民眾的日子過得十分苦楚。
劉若金上任后，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發現古田之所以盜賊猖獗、貧窮落后，一方面是民眾不重視農耕，很多人游手好閑，另一方面是賭博成風，同時，胥吏與盜賊勾結而官府打擊不力，使其橫行囂張。于是他從強化最基層的保甲長責任抓起，鼓勵并倡導民眾種田植茶，從事農業生產，對懶惰游散者張榜示眾；同時，下令全縣禁賭，鏟除賭博窩點，嚴厲打擊賭棍、賭徒；對官府衙役與盜賊勾結者嚴加懲處。經過一段時間的整治，古田縣民風大為好轉，打牌賭博者少了，盜賊知劉若金當政，也不敢進犯古田境內，人民也安居樂業了。甘鵬云先生所著的《潛江舊聞錄》中有《劉密云尚書軼事》（以下簡稱《軼事》）一文，文中記載：“公下車，嚴甲保，禁賭窟，戒游惰，痛懲胥通盜者，盜遠遁，不敢入古田境”。還有一段老百姓對劉若金離任時的評價：“自我公來，四鄉無胥吏之跡，縣庭無敲鼓撲之聲，征斂以時，農功不擾，人有余力，歲有余贏，公德厚矣。公去誰拊（fǔ，同撫意）育我者？”民眾對劉若金這段樸實而真摯的評價，吾輩現在看后都感動不已。一個縣官讓老百姓有如此高的評價，歷史上的確不多見。
因為劉若金在古田縣政績突出，上級向朝廷奏報后，調他到經濟和自然條件稍勝一籌的浦城縣（今福建浦城縣）去任知縣。古田人民知道后，感到“如失慈父母”，堅決不同意。數萬人滯留縣衙門前，并堵塞了道路，數十日不得行。老百姓向前來督辦移交的建寧縣（今寧德市）知府哭訴道：“奪我好官去，古田人民獨非朝廷赤子乎？”太守反復安撫并解釋：“朝命也，年滿再蒞古田可耳。”劉若金臨別前，也被百姓的真誠挽留感動得潸然淚下，他說：“諸父老厚愛我，我何忍（突然）舍諸父老去，特朝命不可違耳。重來何有日”。劉若金到浦城后，治理方略亦與在古田縣一樣，三年不到政績斐然，一時輿論然，史稱劉若金為“福建省循吏第一”。
仕途多坎坷
由于劉若金在福建期間政績卓越，他被提拔到京城任吏部主事，隨后轉為郎中（正五品）。沒過多久，朝廷又將劉若金官升一級，派他出京城，任淮海地區兵備僉事（從四品，比現在的軍分區司令員職權略大）。
當時的淮海府轄區相當于今江蘇省以北的地方，治所在今揚州市。劉若金任淮海兵備僉事時，正是明朝末年的崇禎年間。這期間內有李自成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軍的“作亂”，外有金兵的不斷攻城奪地的進犯。從《縣志》和《聞錄》中得知：淮海這個地方當時也不太平，流寇十分囂張，而士卒紀律松散，驕橫跋扈，糧餉匱乏，時不時就發生兵變。劉若金到任后，從整頓軍紀開始。淘汰老弱者，清理冒領者，保留精壯者，隨后增發軍餉和更新軍械，加強對軍士的日常訓練，一下子使士氣大振，軍中形成人歡馬叫的局面。同時，他指揮廣筑堡壘，堅壁清野，增設巡邏崗哨，做到有備無患，使民心和軍心大為穩固。劉若金治軍還有一套，他喜歡在軍中物色人才，對有勇有謀者，舉薦提拔使用，并傳授其方略，這樣更讓將士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在與賊寇作戰中，劉若金整訓后的軍隊屢戰屢勝。賊寇對劉若金真是聞風喪膽，再也不敢對淮海地區進犯。
劉若金在管理地方軍務的同時，也不忘記幫助地方解決老百姓的疾苦，維護地方穩定。他認為“民所以聚之（起義），如饑鳥之求食；民所患除之，如沉之被體也”。雖然劉若金對當時農民起義認識有些片面，但他看到了淮海這一帶民眾受淮河水患太苦了，于是他組織軍民疏浚淮河，筑長堤，當地老百姓將劉若金組織開挖的河稱之為“劉公河”，所筑堤稱之為“劉兵憲堤”。
淮海這個地方自古經濟繁榮，商賈云集，同時也滋生了一批欺行霸市，奸猾豪取的害群之馬。他們平常橫行霸道，侮民斂財，干政害政，誰都不敢冒犯。劉若金知道此事后，對為首者毫不留情地予以了嚴厲打擊。對此老百拍手稱快，當時，淮海市面上的豪猾之徒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寧毒龍，莫犯劉公”。淮海地區的大治，使劉若金聲名遠揚，朝廷對他又加封一級，并給“蒙白金文綺之賜”。朝廷對劉若金的一封一賞，竟招來同僚的嫉妒，同時，那些被他嚴厲打擊過的豪強劣紳也尋機反撲，捏造事實，對劉若金進行誣陷。昏庸的崇禎不做深入的調查，就將其免職了。
退休生活
劉若金回歸故里后，杜門謝客，鉆進了一批古醫學著作中，開始了他繁雜的工作之余沒能完成的《本草述》著述工作。此時劉若金閉戶著書，還只是為排除被彈劾后胸中的苦悶，自遣而已。
崇禎十七年（1664），對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是災難的一年，恥辱的一年，也是亡命的一年。這年正月，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在西安市稱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三月十九（公歷4月25日）李自成攻占了京城。勤奮努力卻主觀臆斷的崇禎朱由檢，面對岌岌可危、風雨飄搖的明王朝，苦苦支撐了十七年后，在眾叛親離、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為了死得體面，他在故宮后面的一棵歪脖子樹上自縊身亡了，撒手將朱元璋打下并維持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江山拱手讓了出去。農歷四月二十九，李自成忙亂之中在北京宣布登基。次日，即被吳三桂和愛新覺羅·多爾袞的軍隊逼近棄城西撤。十月，順治帝順治皇帝在紫金城登基了，史稱順治元年。面對改朝換代的廝殺和生靈涂炭的苦難，劉若金對他曾經忠心效力過的明朝總還有幾分難舍和希冀。這段時間他總是心神不安地在取名為“喟然軒”的小樓徘徊，再也難安然淡定地在小樓里讀書著述了。
清順治二年（1645），雖然北方紫禁城的明王朝的皇帝不在了，但南方明王朝的郡王和一些遺老遺少及不少民眾反清復明勢力還很強勁。當年三月，朱翊鈞之孫弘光帝由鳳陽縣總兵擁立在南京稱帝，史稱弘光元年；朱元璋第九世孫朱聿健，由鎮江市總兵鄭鴻逵、南安伯鄭芝龍（鄭成功父親）、禮部尚書黃道周擁立，六月在福州市稱帝，年號為隆武，史稱隆武元年。朱聿健稱帝后，深感朝中缺人，經人推薦想起了曾在福建省任過職、對福建風土民情了如指掌且民眾口碑很好、政聲顯著的劉若金，于是將其召入朝中。
《軼事》記載：劉若金在順治二年、隆武元年（1645）進入朱聿健帳下后，最初任通政司右參議，“不數月，刑部侍郎，旋晉尚書”。也就是說劉若金是在南明朝朱聿健皇帝的尚書。同時還記載：“時戰守機宜悉鄭氏為政，閣臣至三十余人，議論紛呶（náo，說話嘮叨），國是不定。公建白不果行，遂請致仕歸”。
劉若金再次出山服務的南明朝是一個流亡而又不完整的政權政府。閣臣僅三十來人，且閣臣并沒有齊心努力，同仇敵愾共同對敵；對鞏固嶺南基地，反清復明的方略意見也很難統一，常常各懷鬼胎，勾心斗角。尤其是朝廷兵權掌握在鄭芝龍手中，鄭芝龍又是一位極會保存自已、見風使舵的老江湖。劉若金的很多很好的建議，要么遭到其他閣臣的反對，要么朱聿鍵也不重視。劉若金再次出山本想在反清復明征戰中有所作為的幻想，面對現實徹底破滅了。他在南明干了不到一年，就態度堅決地辭官回到潛江市老家了。
朱聿健本來雄心勃勃態度堅決要復明，還曾想率兵親征，但鄭芝龍常以糧餉不足而推辭。就是在這種困境下，朱聿健后來收容了李自成的20多萬殘兵，短時間保住了福建省、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收復了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等地。后來鄭芝龍看到清軍一統江山已是大勢所趨，即率部投靠了清軍，朱聿健孤掌難鳴，最后還是敗下陣了，他在逃出長汀縣途中被清軍擒殺。可悲的南明隆武帝政權只維持十五個月就垮臺了。劉若金遠見卓識也表現在：當他進入南明朝輔政一段時間后，看清了朱聿健是位扶不起的阿斗，更看清了明朝的滅亡已是勢不可擋了，于是他先行一步辭官歸隱，否則，他的老命也可能與朱聿健一樣丟在福建武夷山市山中了。
怪不得清朝末年在朝廷為官的潛江市人萬云、甘鵬云先生都曾納悶，為什么《明史》《清史稿》都沒有劉若金任尚書職的記載，到了清朝末年，史志上才有他所著《本草述》的記載。因為南明是一個短命且流亡的政權，不可能有完整系統的史志記錄，更何況劉若金還沒有等朱聿鍵倒臺他就堅決辭職歸隱了。
潛心本草學
順治三年（1646年）夏，劉若金再次辭官回到家鄉后，住進了他在縣西門二里的（現深河居委會一帶）蠡園別墅，自號“蠡園逸叟”。蠡園可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范蠡的別墅之名，這范蠡是在越國被吳國滅掉之后，隨越王勾踐在吳國臥薪嘗膽當囚徒，又輔佐越王興越而滅了吳國的越國宰相，重興越國后，他即攜絕代美女西施歸隱山野之間，最后定居于太湖之濱，留下二千多年來一直為世人仰慕的今蠡園居所。劉若金歸隱時雖然沒有攜絕世佳麗，但他自比作范蠡，要從為臣至極，變成隱居荒江野湖寂寞之濱的釣叟。潛江市西城外的劉若金蠡園別墅的確還是一個鬧市之外的風雅之地：這里有潛江人為宋朝狀元修筑的畢家山、狀元坊；有明萬歷年間的通政使劉道隆的別墅——秀野園；有四季漁歌、菱荷飄香的千畝馬昌湖；有咫尺之遙是潛江的八景之一——僧寺曉鐘；還有逶迤蟒蟒的東荊河（當時稱之為夜河）堤。竟陵的舉人吳驥踏訪蠡園主人后曾留詩一首：“兵戈間道入趨陳，追憶深恩顧才臣；留得黃冠衣故里，古來白杜托先民；蔭松息竹俱流韻，積雪鑿冰益爽神；自有龍門難望見，勞生猶作路旁塵”。
劉若金第二次歸隱已是六十高齡了。他在蠡園一住就是二十一年。朝廷的更替，時事的紛爭，讓他看破了紅塵，真切感受到自己過去所走的當官造福于百姓的那條路已徹底走不通了，同時歲月也不饒人，空有鴻鵠之志，自感力不從心。此時，他悟出了一個道道，自己在福建山區任職時，尋藥問醫為自己和百姓治病所積累的一些經驗，何不結合已有醫書進行研究，結集成一部醫書，傳世于后人，用于救死撫傷呢。懸壺濟世，這也不正是造福于老百姓的另一條蹊徑嗎，于是，他下定決心，從此再不聞不問政事，潛心于本草學研究。
劉若金這次歸隱后不問政事，潛心于本草學研究可以說到了癡迷的程度。《舊聞》記載，劉若金杜門謝客，“日夕坐臥一小樓，治方書如故”，就是自家親戚來了，也“罕見其面焉”。清順帝定鼎中原安定天下后，對前朝閣臣遺老采取了不追究并給予禮遇優待的政策，隨后經常有省、州、縣府的官員上門造訪，弄得他不勝其煩，于是又有了《舊聞》中的記載：“府縣踵門造請無虛日，公力拒之，求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
這段時期的劉若金幾乎到了“歲不出戶，足不下樓”的境地。偶爾下樓，也是一個人手提竹簍，肩扛漁竿，走到小樓屋旁的馬昌湖逸情閑釣。劉若金此時的垂釣，完全是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的情趣，更多的時候是獨釣寒江雪的意境。《舊聞》中寫道：“公終歲樓居，足不下樓者，垂三十年”。就是過去的很多朋友也很少通信往來，只有少數三五故交遺老“時通尺素而已”。他們是：益陽市的郭些庵，他與劉若金同是天啟年間的進士，曾任江西省巡撫，崇禎年間的兵部侍郎，明滅后削發為僧；衡陽市的王夫之，崇禎年間舉人，明亡后，他在衡陽舉兵起義阻止清軍，兵敗后入朱由榔朝廷，后隱居山中著述四十余年，成為我國古代著名的戴岳之一；湖北嘉魚的熊蘗（niè）庵，天啟年間進士，曾任吳江知縣，崇禎年間給事中，因朝會上直言被廷杖遣邊疆，明亡后入南明唐王朝任大學士，后離職棄家為僧；還有湖南寧鄉的陶密庵，湖北竟陵（天門市）的吳驥等。
康熙三年（1664），已是八十高齡的劉若金，經前后三十年精研細撰，終于完成了三十二卷，八十萬字的《本草述》。這年十月，竟陵（今天門）名仕吳驥慕名而來拜訪劉若金，兩人舉杯開懷暢飲，交談甚歡。最后，劉若金示意要吳驥為其《本草述》作序，兩人在相互謙恭一番后，吳驥欣然接受了其托請。次年，劉若金安詳地辭世了，享年八十一歲，葬于“縣東東沙垸（今蔡湖村東一帶），大中丞郭公都賢志銘”。
后人評價
名聲人逝后
劉若金雖然在明朝官至刑部尚書，宦跡卓越，政聲頗佳，但如前所述，并沒有入明、清“人物”史冊，只有《湖廣通志·鄉賢》《縣志》對他有很簡短的記載。現將《湖廣通志·鄉賢》全文刊錄如下：
劉若金，字用汝，潛江市人，天啟乙丑進士。初令福建古田，調浦城縣，摘奸弭盜，兩邑憚之。遷南吏部主事，轉淮海地區兵備，投劾歸里。已而優詔起用，特擢副都御史，督撫閩廣。晉兵部侍郎、刑部尚書，后以疾歸。
他雖然辭世在清朝，但他的確是明朝的人物。只是當他所著《本草述》刊印出名后，清代才將他作為名醫收錄在本朝的史志之中，并在劉若金名字前加了一個[清]字，以顯清朝之榮耀。
劉若金生前著述頗豐，詩歌、辭賦、札記等。臨終時，他曾對他的兩個兒子說：“詩文雜著，雖我微尚所寄，不可刊布人間，恐觸世所忌也”。這是一位經歷改朝換代風風雨雨后的前朝老臣的經驗之談，也是他隱居避世二十多年的心靈寫照。劉洸、劉湜遵照其父遺命，真的沒有讓劉若金的詩文傳于后世。到了康熙五年（1666），也就是劉若金逝世后的第二年，其長子劉洸籌資第一次刊印了《本草述》一書，吳驥的序最早出現在《本草述》之中。這是《本草述》最早的面世之本，沒有發行，僅限于家族內部和摯友之間傳閱，現已失傳。不過我在讀《湖北文徵》（第五卷）時，偶爾發現了他為歐陽東鳳寫的一篇悼文，題目為《祭歐陽太仆文》。在這篇三百多字的短文，字里行間看出了他深厚的文字功力。
時隔三十三年，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劉若金在江蘇漣水任知縣的次子劉湜，已有能力將隨身珍藏的《本草述》正式刊印發行了。于是，他利用其自身的人脈關系，先后請工部掌印給事中譚、嘉興市名士高佑、海昌名士陳訏（xū）、遂安名士毛際可等人為再版作序。這四篇序文都收錄在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本草述校注》一書中。譚瑄在序中寫道：《本草述》“蓋以去華務實為主，而精詳研核，以軒岐《素》《難》為之根極”，先生是當代“炎帝之功臣也”，是“醫國手”。隨后，清嘉慶十五年（1810）武進區的薛鎬又將《本草述》整理后刻印。1932年上海千頃堂書局又出了石印本，1933年上海萬有書局見此書發行甚暢，也刊印發行。1936年黃岡蘭陵堂也刻印《本草述》發行。一時間《本草述》比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還要盛行于世，真正實現了劉若金后半生立志懸壺濟世之夙愿。
劉若金的《本草述》這部醫學宏著之所以像一壇老酒愈陳愈醇香，讓致力于發揚和傳承中國中醫事業的仁人志士愛不釋手，是因為它科學實用。史書上記載，劉若金在與朋友談到他所著《本草述》實用性時曾說：吾“壯而多病，以醫藥自輔，看題處方，良用娛慰”。也就是說他在福建山區任知縣時，就依據古本草醫書上的知識，結合自己的一些病癥進行了實驗，并積累了十分豐富的臨床經驗。2005年出版的《本草述校注》一書，在其《前言》中將劉若金這部本醫學巨著的特點從五個方面進行了概括：
第一是簡約性。《本草述》全書收藥僅四百八十種左右，與現代使用的中藥品種大致吻合，而且現代《中醫學》教材中的藥物幾乎全部收錄在內，常見于其他本草書中的生僻或荒誕不經的內容則較少見，這與當時一些卷浩繁的本草書明顯不同。
第二是實用性。《本草述》每藥之下列氣味、主治、附方、修治等項，均是對臨床有直接指導作用的內容，方便實用。
第三是規整性。《本草述》對當時本草的藥物分類及編輯秩序進行了一定的調整，有助于藥物分類的規整化和條理化。
第四是科學性。《本草述》關于藥物功效主治的選擇以臨床實用為原則，不僅具有傳統醫學意義上的科學性，而且還可以為現代藥物的開發研究提供思路。
第五是探索性。《本草述》以“愚按”為標目進行藥物探討，基本是作者本人的見解，其中許多心得有獨到之處，這與一些簡單羅列諸家之說的本草書有很大區別。劉若金本人撰寫的按語在書中占有一定篇幅，也是很有特色和富有參考價值的部分。
這些校注人員，都是中國中醫藥學會的權威和專家，他們對《本草述》有如此之高的評價，這真是劉若金生前做夢和在九泉之下也都沒想到的。據《縣志》記載，他辭世后潛江市舊縣城還留下了不少遺跡，在西街（現在建設街一帶），清朝時官府為劉若金建了“賜命坊”，舊西街劉大司寇（司寇，即刑部尚書）府第前還留有“劉公井”，“鄉賢祠”里有他的牌位等。
這就是刑部尚書、國醫大師的傳奇人生。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