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爾頓（英文：Terry Eagleton），男，1943年出生于英國泰瑞·伊格頓索爾福德，畢業于劍橋大學。現任蘭卡斯特大學英國文學杰出教授，英國著名的文學家、批評家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家。
1961年，伊格爾頓進入劍橋大學，畢業后留校擔任助理研究員。 1969年，伊格爾頓轉入牛津大學任教，并長期擔任牛津大學凱瑟琳學院沃頓英文和文學理論講座教授 ，曾于1983年到中國講學。 2001年開始進入曼徹斯特大學工作，7 年后遭遇曼切斯特大學的裁員而離開，轉投位于海濱小鎮的蘭開斯特大學，并于2009年秋把主戰場移到他不太喜歡的美國，開始在圣母瑪利亞大學的一個五年客座。此后，長任蘭開斯特大學英國文學特聘教授。
伊格爾頓一生著述無數，最具代表性的兩部文學理論著作是《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和《理論之后》。伊格爾頓在當代西方美學界、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界有相當廣泛的影響，被稱為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三巨頭之一。
人生經歷
早期經歷
伊格爾頓出生在一個愛爾蘭裔的工人階級天主教家庭，有著高爾韋郡的血統。他的母親的家族對愛爾蘭共和主義懷有強烈的同情。他曾在當地的一所加爾默羅修道院擔任祭壇男孩，負責陪同新修女宣誓，這一角色也在他的回憶錄《守門人》（2002年）的標題中提到。
教育經歷
伊格爾頓在索爾福德的一所羅馬天主教文法學校德拉薩爾學院接受教育。
1961年，他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英語，并以一等榮譽畢業。他后來將自己的本科經歷描述為“浪費時間”。
1964年，他轉到劍橋大學耶穌學院，成為該學院自18世紀以來最年輕的研究員和博士生。他的導師是雷蒙德·威廉姆斯。在這一時期，他的社會主義信念開始扎根，他編輯了一份名為《傾斜》的激進天主教左派期刊。
工作經歷
1969年，他轉到牛津大學，成為沃德姆學院（1969-1989年）、林克爾學院（1989-1993年）和圣凱瑟琳學院的研究員和導師，1992年成為托馬斯·沃頓英語教授。
伊格爾頓已出版美學理論、文學批評著作十多種。這些著作可大體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理論來分析和評價英美一些作家的作品，其中他的老師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的問題框架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如《莎士比亞與社會：莎士比亞戲劇論文集》《旅居國外和旅居國外的作家》《力量的神話：對勃朗特姐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以及《克拉莉薩的被污：塞繆爾·理查森的作品中的文體、性行為和階級斗爭》。
第二類主要是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和文藝理論，并用他的“新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去分析評論西方現當代各種美學和文學理論批評流派。這些著作包括：《批評與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瓦爾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評》《文學理論引論》《批評的作用：從觀察家到后結構主義》和《審美意識形態》等。這些著作在當代西方美學界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界都有相當廣泛的影響，以至于有人把他和美國的詹姆遜、德國的尤爾根·哈貝馬斯并稱為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三巨頭。
在伊格爾頓的批評思想中，有著三個重要的理論維度或者說話語背景，它們在他的思想中以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的方式交叉并置。它們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英國本土的文化研究傳統和當代西方從精神分析學到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可以說為他的批評和分析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英國本土的文化研究傳統則為他提供了基本的問題視角，而當代西方的各種理論思潮則在一定程度上為他提供了多樣的分析方法。
伊格爾頓是一個自覺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為《文學原理引論》的中譯本所寫的序言中，談到了他從事美學與文學批評的“馬克思主義”背景。他說，馬克思主義從60年代以來之所以能在西方社會復興，就是因為新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對經典馬克思主義作了新的闡釋。
“這里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即喬治·盧卡契、葛蘭西、瓦爾特·本雅明、西奧多·阿多爾諾、赫伯特·馬爾庫塞和薩特這類思想家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中國讀者容易認識的一種理論，或者說中國讀者很難承認它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它們確實是一批令人鼓舞的、內容豐富的作品，這批作品試圖超越‘文化’、‘意識’、‘基瘡和‘上層建筑’等不適當的或機械的概念，用更高超的方式去思辯。更重要的是，它無情而徹底地反對用機械宿命論來解釋馬克思主義，強調人類意識、行為、道德價值和生活經驗的中心地位。
因此它特別適合一些唯物主義的美學，這種美學一方面可以對傳統文學批評中過于狹隘的形式主義的考慮進行挑戰，另一方面也可以對宿命論的馬克思主義中那些有時片面陳舊的準則進行挑戰。”他還提出，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文化、藝術，都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是一個不能簡單地運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解釋的階段，必須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才能把它運用于這一新的現實，才能建立起新的馬克思主義的美學與文學理論。
在美學理論上，英國有著悠久的經驗主義傳統，重視從心理學方面對個體的審美經驗進行研究；到19、20世紀，這一研究演變為更廣泛的文化研究，強調在社會生活的總體性基礎上把研究對象如文學作品置于一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加以分析，從而形成了具有英國本土特色的文化研究，如較早的利維斯就把文學批評既看作是文化批評也看作是社會批評，而較近的威廉斯則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強調應從動態的角度去理解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生成，由此而提出了所謂的“文化唯物主義”。
作為威廉斯的學生，伊格爾頓的美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都深深打上了這種“文化唯物主義”的印記。譬如他出版于1967年并題獻給威廉斯的《莎士比亞與社會》，其書名就顯露出“文化與社會”的視野和方法；書中試圖打破個體與社會、自發生活與社會結構之間的界限的做法顯然來自威廉斯。屬于這一階段的主要著作還有《放逐與僑居》，《作為語言的身體》和《權力的神話》等。不過，這一系列著作也顯示出伊格爾頓在“文化與社會”框架內進行的富有個性的拓展。
首先，他表現出濃重的天主教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表現出更高的政治熱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一開始就走著一條文化-政治的路線；
第二，注重英國現代批評史和英國文學實踐的批評研究，提供了扎實的“文化與社會”的個案分析和實證文本，從理論和實踐上豐富和拓展了“文化唯物主義”；
第三，突出表現了與歐陸以及美國不同的理論與實證并重的英國文化批判傳統；
第四，這一階段的許多論題成為他后來反復研究的內容，例如英國傳統的“文化”概念以及“英文研究”傳統，而且與威廉斯“文化唯物主義”的承續、反撥、批判和對話關系在這一時期初露端倪，后者一直是伊格爾頓建構自己的“文化政治批評”所借取的重要的理論資源。此外，一種獨具風格的論戰文體已經凸顯出來，并逐漸成為伊格爾頓批評理論的的主要成分。
就當代西方的其他各種理論資源而言，對伊格爾頓所產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尤其是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的理論為伊格爾頓修正和綜合上述兩種傾向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1976年，伊格爾頓出版了《批評與意識形態》和《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兩部代表作，引起非常大的震動和反響，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對他的老師威廉斯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激烈批判。
二是對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清理和闡述。
他試圖在摒棄盧卡奇、考德威爾以及威廉斯等各種品牌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同時，嘗試一種非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而此時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被適時引入英國思想界，激起新一代左派知識分子的熱情回應，形成70年代中期與整個歐陸相呼應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繁榮時期。阿爾都塞思想的主題是剔除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各種“非科學”因素，倡導反人本主義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
毫無疑問，阿爾都塞的思想激發了英國左派知識分子的“理論”興趣，使他們一方面可以有力地駁斥經濟決定論和機械反映論，另一方面擺脫自由人文主義、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束縛。新的理論視角使伊格爾頓在《批評與意識形態》的開篇部分首先與威廉斯的“社會主義人文主義”劃清界限，伊格爾頓承認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具啟發性和最精到的社會主義批評實績”，對威廉斯在缺乏學術制度支持和理論資源的情況下進行的幾乎是單槍匹馬的理論努力表示理解和贊賞，但是對威廉斯作品中的唯心主義認識論、經驗主義方法論、有機主義美學和改良主義政治觀提出了尖銳批評，甚至說威廉斯頂多是個利維斯主義左派。
當然，《批評與意識形態》的重點不在批判，而在建構唯物主義文學理論的基本范疇，用理論概念表述文學構成與意識形態組合之間的關系結構，提出了兼顧一般生產方式（經濟）和文學生產方式以及諸多意識形態成分（整體、作者、審美）的批評方法。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中，他認為，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提出了一種關于文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的更為細致的說明，他的貢獻在于對藝術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作了結構性的探索，指出了意識形態本身具有的結構上的連貫性，“正因為它具有這種相對的連貫性，它才能成為科學分析的對象。”
“科學的批評應該力求依據意識形態的結構闡明文學作品；文學作品既是這種結構的一部分，又以它的藝術改變了這種結構。科學的文學批評應該尋找出使文學作品受制于意識形態而又與它保持距離的原則。”應該強調的是，“意識形態”不僅是《批評與意識形態》和《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里的中心范疇，而且是伊格爾頓整個批評話語中的關鍵詞。他1991年和1994年出版的《意識形態導論》和《意識形態讀本》，充分表明了他對這個范疇的高度重視，這與宣告“意識形態的終結”的某些理論圈子形成鮮明的對照。
隨著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興盛，伊格爾頓又開始在這一語境中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價值。伊格爾頓以具有“震驚”效果的《瓦爾特·本雅明》一書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不過這次“震驚”主要是因為他的“自我革命”或他在《序言》中所說的“自己思想的發展”。
這是一部激情噴發、恣肆揮灑、充滿理論張力和話語快感的杰作，與《批評與意識形態》中的那種謹嚴細密的文體形成明顯的對照；其根本動力來自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理與瓦爾特·本雅明的歷史哲學和后結構主義的反形而上學理論的狂歡式的結合，這種結合為突破英國批評無所作為、陳陳相因局面的努力帶來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伊格爾頓把本雅明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中對17世紀悲苦劇或巴羅克寓言的研究與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和利維斯關于17世紀英國詩歌的觀點進行了對照，指出了“偉大的傳統”對“有機性”的膜拜與17世紀英國意識形態的親緣關系。他設想，如果把本雅明讀解“悲苦劇”的方法用于《失樂園》，將會超出艾略特和利維斯的形式主義，把詩作的革命源頭放在激烈動蕩的表意實踐之中，放在歷史的“惡的一面”。
伊格爾頓還從貝爾托特·布萊希特的史詩劇中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文化理論與文化實踐之間的關系，越來越重視藝術的政治作用。繼《瓦爾特·本雅明》之后，伊格爾頓連續出版了《克拉麗莎的被污》、《文學理論引論》和《批評的功能》等重要著作，進一步從理論思辨向政治實踐、從文學批評向文化理論轉移。《文學理論引論》對20世紀西方文論的主要流派作了精辟的簡介和“概論”，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對“英文研究”傳統所作的深刻的社會政治剖析和對理論研究史中意識形態主導作用的研究。在《批評的功能》中，伊格爾頓進一步強調批評的社會功能和政治作用，通過對英國現代批評史的回顧，發現“批評”一開始就是“文化的”和“政治的”，是反對專制政權的“公共領域”的重要部分。
《批評的功能》最后指出，當代批評的功能其實就是它的“傳統”功能，即政治批判功能：“現代批評是在反對專制政權的斗爭中產生的，除非現在把它的未來確定為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斗爭，否則它可能毫無前途。”這些著作中出現的文化政治“轉向”、“發展”或更高意義上的“回歸”——對學院派批評家的社會角色的界定，對文學批評的社會功能的強調，對“文化研究”方法的立場以及對學科界限的超越，表明伊格爾頓基本完成了他的“文化政治批評方法”的建構。
概括而言：
（1）這種方法堅持批評應看到諸多層面互相疊合、互相闡發的整個文化視野。文化是社會的全部關系和整個生活方式；
（2）因此，文化在本質上是實踐，是生產，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解釋文化，而是為了實踐地改造和建設文化；
（3）就文化是更為精神性的所謂“情感結構”或意義象征系統或價值體系而言，不能用文化解釋一切，相反只能利用一切資料和方法來解釋文化；
（4）“文化”范疇一如既往地是利益、價值和政治權力激烈斗爭的場所，是矛盾和問題本身，而不是調和乃至解決問題的辦法，文化不是高高在上、不著邊際的“能指”，而是具體的、實在的、與我們的日常感覺緊緊聯系著的很實在的問題，是政治現實問題；
（5）文化政治批評只有一個目的，讓“批評”在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或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即使不發揮關鍵的作用，也要發揮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介入作用。為此，它向所有的話語開放，以借助更有效的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行了最徹底的多元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伊格爾頓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更嫻熟地運用文化政治批評方法來剖析和批判后現代主義。《刨根問底》《民族主義：反諷與獻身》《理論的意味》《后現代主義幻象》以及《文化的觀念》表達了伊格爾頓面對后現代主義時所持的基本立場在他看來，后現代主義在認識論上是片面的、簡單的、絕對化的，是形而上學的翻版；在政治上是怯弱的、不負責的，甚至是反動的。
后現代主義把政治問題和權力關系完全置于語言和性的范疇，在遠離現實權力關系的飛地里進行“顛覆”活動，異想天開地把嬉戲和快感看做文化變革的最佳形式。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后現代主義政治中有一種反動的傾向，把市場看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形式。他甚至憂慮后現代主義的“歷史終結”情緒會引向新的法西斯主義。總之，伊格爾頓對后現代主義的態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是他也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與后現代主義進行批判式對話的可能性。此外，伊格爾頓還把女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看作兩塊很有希望的批判和抵抗后現代主義的陣地。
伊格爾頓在90年代出版的兩部重要著作是《美學意識形態》和《希斯克利夫，或愛爾蘭大饑荒》。《美學意識形態》是他用意識形態理論剖析現代“美學”、集哲學、美學、政治學和社會學于一體的恢宏大氣之作。在他看來，整個西方現代美學史是一部意識形態話語史和政治反應史。現代美學的興起和發展，是資產階級反對專制主義、建構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的結果。
而且，從夏夫茲伯里到伯克、伊曼努爾·康德、席勒、約翰·費希特、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阿圖爾·叔本華、弗里德里希·尼采、海德格爾以至后現代主義，他們在美學理論上的不同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各自的歷史條件和意識形態差異。《希斯克利夫，或愛爾蘭大饑荒》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伊格爾頓文化政治批評方法的魅力。
在這里，讀者很難區分什么是文學文本，什么是歷史敘述，什么是審美再現，什么是政治闡發，什么是批評，什么是修辭。這時，理論與創作之間的傳統界限已經被歷史與現在之間的強烈震蕩所擊碎。
2001年，伊格爾頓離開牛津大學，成為曼徹斯特大學的約翰·愛德華·泰勒英語教授。
伊格爾頓成為了所謂的“新無神論”（New Atheism）的堅決批評者。2006年10月，他在《倫敦書評》上發表了一篇評論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的迷思》的文章。
伊格爾頓開始質疑道金斯的方法和理解，并在2008年4月在耶魯大學發表了特里講座，題為《信仰和原教旨主義：理查德·道金斯的信仰是否是救贖所必需的？》，這是他在《倫敦書評》中開始的批評的延續。
2007年，離開曼徹斯特大學，進入蘭開斯特大學；他的被裁可以解釋為經濟危機的影響。
2007年底，伊格爾頓在他的著作《意識形態》的引言中對馬丁·埃米斯進行了批評，引起了英國媒體的廣泛轉載。這篇文章在英國文學界引起了轟動。伊格爾頓在《衛報》上為自己對馬丁和金斯利·埃米斯的評論進行了辯護，聲稱在媒體的轟動中，爭論的主要焦點——埃米斯的言論和觀點——已經被忽略了。
2009年秋，進入圣母瑪利亞大學，任五年客座。
著作名言
《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由于知識分子不需要像砌磚工那樣勞作，他們就可以認為他們自身以及他們的思想是獨立于社會其他部分而存在的，而這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意識形態理論
理論淵源
盧卡奇：使意識形態問題從單純的認識論問題開始轉變為階級主體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塑造問題。
葛蘭西：西方革命的核心應是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爭取問題。
法蘭克福學派：“人的解放”過程主要就是對意識形態進行揭露與批判。
阿爾都塞：意識形態是個體與其真實的生存狀態的想象性關系的再現。
英國新左派和文化研究思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題圍繞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展開，并不要求變資本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制度。
伊格爾頓對意識形態的歸納
1. 指社會特定團體的的信仰和觀念，或者這些信仰和觀念的生產，它是在一定社會利益刺激下形成的思想形式或具有行動導向功能的話語。
2. 指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權利的生產所形成的思想觀念。
3. 是必不可少的中介，通過這一中介個體可以感知它所存在的世界并且成為個體和社會結構的聯系。
意識形態的六大特征
1. 統一性：意識形態賦予可能內涵巨大差異的群體或階級以一致性。
2. 行動取向性：意識形態是一整套以行動為取向的信念。
3. 合理化：意識形態是社會利益的合理化。
4. 合法化：意識形態是賦予統治以合法性的必要手段。
5. 普遍化：自身局部利益→所有階級普遍利益，暫時利益→永恒利益。
6. 自然化：意識形態將歷史看成是“第二自然”。
意識形態生產中的六個范疇
1. 一般生產方式：指一定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它不僅構成社會存在的基礎，而且是其他生產，特別是藝術生產的前提。
2. 文學生產方式：文學生產力和社會關系在特定社會組合形態中的統一。
3. 一般意識形態：是社會中用以維持社會結構的各種社會觀念的整體，任何社會形勢都需要有自己的一般意識形態以維護其存在。
4. 作者意識形態：作者意識形態是社會一般意識形態在個人身上的獨特體現。
5. 審美意識形態：它包含審美的功能、意義、和價值的意識形態判斷等。
6. Text 文本：文本是上述各種因素在多元決定的狀況之下進行生產的產品。
文化理論
文化重新認識
從歷史演變的角度看，文化從表示物質性的過程逐步演變為比喻性地指代精神生活的東西。
從人類學的角度看，文化“既暗示著規范，又暗示著‘自然生長’”。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文化所做的事，從我們宗派主義的政治自我中蒸餾出我們共同的人性，從理性中贖回精神，從永恒中獲取暫時性，從多樣性中采集一致性。
文化危機
目前的世界文化正處于一個在空洞的普遍性和狹窄的排他性、全球市場力量的無政府狀態和反抗這些力量的地方差異的時尚之間掙扎的世界。
文化戰爭
隨著全球化和商品化的發展，文化出現了很多分化和整合，并且在分化和整合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難以調和的矛盾，這些矛盾通過文化戰爭表現出來。
文化與自然
自然與文化的存在是辯證統一的，文化不是簡單的代替自然，反倒是以既必須又多余的方式補充自然，我們并非生就是文化的存在，也不是自足的自然地存在，而是具有這樣的無助的物理性質的造物：如果我們要生存下去，那么文化就是一種需要。
外部鏈接
參考資料 >
伊格爾頓:當代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2024-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