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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石魯（1919年12月13日-1982年8月25日），原名馮亞珩，字永康市。出生于中國仁壽縣文公鄉的馮姓大家族，祖籍江西省景德鎮市，中國當代畫家，“長安畫派”的創始人之一、領軍人物，被譽為“東方的文森特·梵高”。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陜西省美術家協會主席、陜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陜西省國畫院名譽院長、中國畫研究院院委等職。

少年時代的石魯就酷愛繪畫，經常偷偷鉆進藏書樓摹畫臨帖。1934年，石魯進入成都市的“東方美術專科學校”學習中國畫，在校期間臨摹了大量的傳統水墨畫，同時也接觸了一些西畫表現方法。1940年，石魯到達延安市，進入陜北公學學習，并將名字“馮亞珩”改為“石魯”。1942年11月7日，石魯與西工團同事、演員閔力生結婚。后于1955年-1956年間出訪印度、埃及，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產生了深刻反思。1958年石魯年創建并主持美協西安分會國畫創作研究室。提出了“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傳統”的創新原則，并積極倡導“成家立業”、“獨特風格”。1959年，接受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命題，赴北京創作《轉戰陜北》，后于次年為人民大會堂陜西廳創作《延河飲馬》。1961年，石魯相繼創作出《東方欲曉》《南泥灣途中》等作品，藝術風格趨于成熟，于當年年底在南京、上海市等地巡回展覽，因反響強烈而被稱為“長安畫派”的崛起。

1964年，石魯因作品《轉戰陜北》中將毛主席以背影的方式表現而被指摘，其首部個人畫集《石魯作品選集》因此被查封，加之患有嚴重的肝病，石魯的身體和精神遭遇了雙重打擊后精神失常，而被關入了精神病院。同年石魯帶病創作巨幅國畫《東渡》。1979年12月，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石魯書畫展”。1982年，石魯被發現患有胃癌，于當年8月25日在陜西省人民醫院逝世，享年63歲。

石魯擅長繪人物、山水、花鳥，其早期畫風偏寫實，畫作主要描繪革命歷史和黃土高原的風情，后期畫風奇崛勁健，常以華山、荷花為題，筆力縱恣雄豪。在石魯的繪畫中，色彩的選擇與呈現更多地表現出一種時代的精神性特征和強烈的個人化傾向。除繪畫作品外，石魯著有理論著作《石魯學畫錄》、電影劇本《暴風中的雄鷹》等。2023年5月，石魯被列入“1911年后已故書畫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其作品一律不準出境。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石魯原名馮亞珩，1919年12月13日出生于仁壽縣一個大族家，他的祖上來自江西景德鎮，因販西紅花遷到四川。祖父為清代秀才，當時的馮家有著上千頃土地和上百名佃戶，有著藏書十余萬冊的藏書樓，是當地的第一大戶。在祖父當家的大家族里，馮亞珩在家族同輩中排行老九，所以他晚年的印章中有“馮門九子”。

1925年六歲在家讀私塾，接受了一系列古文化教育，少年時代的石魯酷愛繪畫，經常偷偷鉆進藏書樓摹畫臨帖，希望也能像二哥馮建吳一樣去學畫畫。1934年下半年，在石魯的一再要求和二哥馮建吳的幫助下，石魯走出了松林灣馮家大院，進入二哥在成都創辦的“東方美術專科學校”學習中國畫，石魯臨摹了大量的傳統水墨畫，同時也接觸了一些西畫表現方法，為后來的創作打下了良好基礎。在新思想、新知識影響下，開始閱讀魯迅、巴金等人的新文學作品，并崇尚石濤、八大山人的繪畫風格，萌發獨辟蹊徑的藝術觀。1936年夏，利用學校組織去峨眉山寫生的機會，石魯創造了一種新的格調，用西畫的技巧和中國畫結合”畫了30多幅作品。1937年石魯從“東方美專”國畫系畢業，回到家鄉仁壽縣文公鄉縣立中心小學任美術教員。“七七事變”后，石魯組織學生宣傳抗日救亡活動。

1938年年初，石魯離開家鄉重返成都求學，借讀于華西協和大學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學習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在這里，石魯并沒有接觸到救亡圖存之路，于是退學，決心奔赴延安參加抗日。為得到一筆路費，他同意母親提出與張艾如完婚便可拿到下學期學費的條件。成親三日后便離家出走，從綿竹買了輛舊自行車只身騎赴陜西。到達西安后，在七賢莊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短暫逗留，被介紹到三原縣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學習。三個月后被派到宜川第二戰區民族革命大學前鋒劇團工作，任戲劇宣傳股長。他自編自導宣傳抗日的活報劇，還承擔了舞美和道具。12月，在劇團黨組織安排下秘密前往延安。

革命史詩

1940年年初到達延安市，進入陜西公學學習。開始系統閱讀馬列主義書籍，由于善于思考、善于爭論，被推舉為馬列主義課代表。并在陜北公學的業余劇團擔任舞美和化裝，后又任陜北公學學生會的宣傳委員。9月，西北文藝工作團成立，石魯進入該團工作。為了致敬“石濤”和“魯迅”，表達其崇高的藝術理想和精神信仰，他改名石魯。

1942年，與西工團同事、演員閔力生結婚。1943年參加中央黨校三部整風運動，之后留在黨校創作黨史連環畫。1944年石魯調入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美術工作委員會工作，從事美術創作和普及宣傳工作。以民間“拉洋片”的形式創作說唱展示相結合的連畫。

1945年石魯開始創作木刻版畫，創作《群英會》《改造西洋景》等版畫作品。1946年7月6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8月調回西工團工作，任宣傳組長，并參加轉戰陜北戰爭。同年冬，次子石子在轉移中病歿于黃河邊上。1948年4月，延安市收復后調延安群眾日報社，主編《群眾畫報》。創作木刻版畫《胡匪劫后》《民主評議會》等。1949年年初，石魯調任延安大學文藝系美術班主任工作。7月，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中國美術家協會執行委員。會后回到西安市，調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創作部工作，并隨文協遷居西安。創作木刻版畫《妯娌倆》《說理》《打倒封建》等作品。自1940年起的10年間，石魯創作了許多反映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木刻版畫作品及其他多種形式的藝術作品。

時代禮贊

新中國成立后，石魯隨陜甘寧邊區文協遷往西安，在藝術上，他開啟了對中國畫的研究與探索。1950年石魯赴青海藏族自治區寫生，畫有大量藏族風情人物速寫和彩墨畫稿。這一年他開始創作中國畫，作品有《偵察》《變工隊》《剪羊毛》《巡山放哨》等作品。同年９月，他出席西北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西北文聯常委，并代表美術工作者做題為《如何開展西北人民美術運動》的發言。1951年石魯當選西北美術工作者協會副主任。同年，兼任西北畫報社社長。1952年石魯多次去陜南、甘肅省、青海省等地寫生。創作版畫《蘭新路上》、中國畫《移山》等作品。1953年7月，小兒子石果出生。9月，石魯赴北京出席第二屆全國文代會，同年，創作《王同志來了》《幸福婚姻》等中國畫作品。1954年西北美協撤銷，成立中國美術家協會西安分會，石魯當選美協西安分會副主席、陜西省政協委員，主持協會的創作領導工作。創作《古長城外》等國畫作品，成為20世紀50年代前期代表作品。并撰寫電影文學劇本《暴風雨中的雄鷹》（1957年由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成故事片，傳并被國家電影事業局列為優秀電影）。

1955年7月，石魯赴印度參加世界博覽會并負責中國館總體美術設計工作，期間畫有大量的寫生，主要有《天竺古風》《戴紅頭巾的趕車人》《印度舞》《印度人家》等。1956年８月，剛從印度寫生歸來的石魯和趙望云二人組成一個代表團赴埃及參加同際藝術會議。根據周總理的囑托，石魯和趙望云首先拜訪了愛好東方繪畫藝術的埃及女畫家吐瑪德，據說她是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的侄女。她邀請石魯為自己畫像。石魯以嫻熟的中國人物畫技巧，僅用了二十多分鐘，就準確、傳神地畫出了這位麗人特有的氣質和風姿，吐瑪德十分驚喜，事后對石魯的畫技贊不絕口。會后他們又在開羅等地進行了訪問寫生，歷時三個月，石魯畫了大量的表現埃及風光的作品，其中的《沙漠之舟》后來成了他的代表作品，并且用此次的寫生作品在開羅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展覽，與國際朋友進行藝術交流。歸國后，他們在北京和兩安舉辦了“趙望云、石魯埃及寫生畫展”，其中展出石魯的作品三十多幅。

1957年多次赴陜南陜北地區山區農村寫生，指導基層群眾美術工作。創作了《高山放牧》等國畫作品。1958年創建并主持美協西安分會國畫創作研究室。提出了"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傳統"的創新原則，并積極倡導"成家立業"、"獨特風格"。創作了《背礦》等國畫作品。《趙望云石魯埃及寫生選畫集》由長安美術出版社出版。同年到商洛市、渭北、志丹縣等地采訪，收集電影劇本《劉志丹Ⅰ》的素材。

藝術高峰

1959年，適逢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石魯接受了以毛澤東主席轉戰陜北為題材的中國畫命題創作任務后，赴北京創作出的巨幅國畫《轉戰陜北》奠定了他在美術界的地位。當時石魯被抽調到北京，住在齊白石舊居進行創作。他不斷地構思、修改，力圖達到最完美的境界。《轉戰陜北》打破了中國傳統繪畫中人物畫和山水畫的界限。用大江大河的氣勢展現人的磊落，“人亦山水，山水即人”。在國畫藝術上開始形成自己特有的風格。這一時期，陜西省一批中青年美術工作者在石魯的帶動培育下，互相切磋，共同探討，創作了一大批具有鮮明民族風格、時代精神和西北地方特色的新國畫。

1960年年初，石魯為人民大會堂陜西廳創作巨幅國畫《延河飲馬》。七月出席第三屆全國文代會，當選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創作了《高原放牧》《太白山巔》《延河歸牧》《禹門逆流》等作品。1961年石魯去延安、秦嶺等地寫生。創作《東方欲曉》《南泥灣途中》《赤巖映碧流》《寶塔葵花》《山花幽潭》《秦嶺山麓》等一系列代表作品，顯露藝術風格的急驟變化和趨于成熟。同年10月１日，石魯組織的“美協西安分會中國畫研究室習作展”在北京展出，畫展引起美術界廣泛關注。年底由全國美協撥專款，石魯率數位畫家赴南京、上海市、杭州市巡回展覽，各地反響強烈，被稱為“長安畫派”的崛起。南方巡展歸來后，石魯創作《月下蘇州》《江山城廓圖》《東海之濱》《樹大成蔭》等作品。1962年11月，石魯出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在新會區召開的重點分會會議，其間創作國畫《家家都在花叢中》《南國之晨》《葵蔭道上》。同年創作《秋收》《種瓜得瓜》等作品，寫下大量藝術札記《談感受》《生活·藝術散記》《雜感》等。1963年年初，石魯肝炎病發住院治療，出院后轉到常寧宮干部療養院療養，期間撰寫理論著作《學畫錄》。提出《為生活而畫則畫活"、"以神造形"、"求筆墨當歸于性情，歸于意志"等一系列美學觀點。從習作展作品中編選《國畫選》，由長安美術出版社出版。石魯在60年代初創作了一大批中華山河新風土人情的經典之作，與一批革命歷史主題畫一道，筑起了他的第二座藝術高峰。

艱難創作

1964年4月，石魯赴陜北吳堡黃河渡口體驗生活，另創作人物習作《黃河船夫》《插麥人》《養牛老人》，帶病創作巨幅革命歷史畫《東渡》。卻因為在作品《轉戰陜北》中將毛主席以背影的方式表現，被指將偉大領袖置于“走投無路”“懸崖勒馬”之境，該幅作品也從中國革命博物館陳列中被摘下。因小說《劉志丹Ⅰ》被批為反黨事件，被迫中止電影劇本《劉志丹》的創作。同時，剛剛發行的第一本個人畫集《石魯作品選集》也因《轉戰陜北》而被查封。1965年年初，石魯赴陜南安康寫生，創作了《蠶鄉童年》等國畫作品。７月出席在京召開的中國美術家協會重點分會創作座談會，明確表示不同意"有人說我們方向有問題"的說法。因患有嚴重的肝病，石魯的身體和精神遭遇了雙重打擊后，突然患精神分裂癥，后被關入了精神病院治療。

“文革”爆發后，石魯在醫院中被原單位"文革小組"強迫提前出院，接受批斗。期間精神病復發，開始偷偷寫詩，斥責“新權貴”。他曾兩次逃離，又被抓回，回“牛棚”后，查出所謂攻擊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的反詩，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1970年之后，經歷人生起起伏伏的石魯重新拿起畫筆，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這階段他的繪畫題材大多是華山、黃河、花卉和動物，詩書畫印結合等，基本屬于傳統文人畫形態。1970年1月，岳母李潤卿病逝，被特準回家辦喪事。之后石魯拒回"牛棚".夏初，被省“斗批改”領導小組以“現行反革命罪”上報省政法小組，要求逮捕并判處死刑。當時石魯精神病加劇，在家閉門加改印度、埃及寫生作品《海邊的土瑪德》《趕車人》《林中少女》等，并創作《美典神》《花卉昆蟲長卷》等。11月，石魯第二次被送進精神病院。后因精神病院的證明，省政法小組未批準死刑，暫擱此案。

1971年6月，石魯出院回家后，在狹小、陰暗的蘆屋中，重新開始寫字作畫，創作了《雞語圖》《與世無爭》《滿屋秋風》《貓虎鎮宅圖》及書法《風流千載》等。一邊多方申訴冤案，一邊在家養病，石魯體力開始有所恢復，書畫創作的數量逐漸增多，后期藝術風格的特點趨于明確，同時寫了大量詩詞。《華山之雄》《黃河兩岸渡春秋》《夜風曉雨濕山花》《華岳松風》等是他后期風格的代表作，書法作品有《書道為風，暮墨寫之》《大風吹宇宙，紅日照高山》等，期間也創作了《玄武圖》（即《龜蛇圖》），對此他說：“蛇動、龜靜，執一不動中的動，為天下式。大巧若拙即此。”

1973年年初，石魯被聘為陜西省美術創作組顧問，輔導創作。為外貿出口作書畫，創作了《峨眉積雪圖》等國畫作品，《天高為極，大莽為侖》等書法作品。1974年，石魯在全國性"批黑線回潮"討比黑畫"運動中，再被列為重點對象，遭受批判。在西安市舉辦“黑畫展”和千人批判大會，被指控為“野怪亂黑總代表”。

1975年石魯患肺結核，在病中寫作了大量詩詞。創作了《蘭宜乎瘦土》等國畫作品，《平生慣惹千夫氣，兩手勤澆萬木春》等書法作品。同年7月，石魯被勒令遷居陜南山區，經醫生證明，家屬申訴，未能執行。“四人幫”覆滅后，石魯仍得不到平反。為賀“四人幫"垮臺，他抱病創作《花逢時雨俏》《春到人問》等書畫作品。石魯因平反冤案的努力受阻，病情惡化，家屬和友人直接向中央申訴。1978年1月，文化部派專人來陜西省調查，并護送赴京，進行搶救治療。石魯病情好轉后，接受了陜西廣播電視臺采訪攝制專題片，并作《青春者長松》《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書畫。11月21日，陜西省委審干領導小組正式行文，作出"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審查結論。

晚年生活

1979年2月石魯出院后返回西安市，參加美協陜西分會的重組工作。３月又赴北京市出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痛斥對藝術家的迫害。回西安后石魯病情復發，入陜西省人民醫院急救。同年，在陜西省美術家代表大會上缺席，當選美協陜西分會主席、陜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12月，由中國美術家協會、美協陜西分會聯合舉辦的“石魯書畫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展出各時期作品230余件，畫展引起強烈反響。隨后在西安、重慶市、南京、長沙市等地巡展。石魯在住院治療期間修改《學畫錄》，后發表于《文藝研究》1981年第1期。

1981年石魯的身體每況愈下，但在《答美國友人問》中說道：“我常常書寫‘藝道方長’的字，我的藝術道路還長著呢！是人民生活使我走上了藝術的道路……（病）治好后，還要繼續走向生活，走向民間。我最感興趣的是到生活中去。”這一年，石魯在剛剛成立的陜西國畫院還為陜西南部賑災畫了一張大幅《荷花圖》，遺憾的是，這竟成了他的封筆之作。同年當選中國書畫研究院院長，陜西省人大常委。

1982年年初，石魯發現胃癌，病情急劇惡化，經多方搶救無效于8月25日下午病逝，終年六十三歲。9月15日，在西安人民劇院為石魯舉行追悼大會，骨灰安放于西安烈士陵園。

家庭生活

社會任職

主要作品

繪畫作品

主要代表作品

1959年，石魯創作了《轉戰陜北》，奠定了他在美術界的地位。《轉戰陜北》有兩個成功點：一是填補繪畫史上的空白，歷史上有人畫綿延繾綣的江南山水，有人畫雄偉磅礴的北方山水，但是黃土高原似乎沒人愿意呈現，這與傳統的文人志趣有很大關系，石魯的畫上沒有一棵樹，一棵草，他只用黃土便成功地營造出恢弘的歷史場景，讓觀者心潮澎湃。畫面符合石魯一貫的用墨主張——“畫有筆墨則活”，其筆墨扛鼎有力，凝練拙辣。墨線勾勒，粗中見細，色彩交疊，大筆擦，將黃土高原的渾厚沉雄、崇高偉大展現得淋漓盡致。人物在構圖中比例雖小，但卻在視覺最中心點，這樣的視覺中心點是藝術家精心營造的色彩點，毛主席巍然屹立在山坡上，給人以指點江山、氣吞山河之氣勢，似那千溝萬壑之中駐扎著千軍萬馬，只等時機成熟響天震地。主席遙視遠方，更使有限畫面呈現出無限壯闊之感，給觀者足夠大的想象空間。創作這樣的作品，須有一定的歷史、文化素養、家國情懷才能把偉大人物的胸襟氣魄融于廣袤山水之間，營造出醇厚深遠的意境。

《轉戰陜北》在中原地區美術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它完全打破了中國傳統繪畫中人物畫和山水畫的區別，是石魯“人亦山水，山水即人”理念的一種詮釋。石魯以宏大磅礴的氣勢，表現了他記憶中的毛澤東從容轉戰陜北黃土高原的情景。這一紀念碑式的驚人構圖，聯想恢弘而奇特，畫面色彩輝煌而壯麗，刀劈斧砍一般的色塊結構，顯示出無窮的力量，壯美的詩畫抒情性給人以無窮的想象空間，可謂美術史上的不朽之作。如果說石魯的早期創作，是以寫實性的主題情節取勝的話，那么《轉戰陜北》則是一大轉折，他不再借鑒西方繪畫的光影描寫，開始走向表現詩意的畫境。他同時期的作品還有為人民大會堂陜西廳創作的《延河飲馬》。這幅革命歷史主題的巨作是以沒骨水墨表現的山水畫，卻更像一首含蓄細膩的抒情詩——以豪放為基調，兼以抒情婉約的浪漫主義美學境界。

編劇作品

專著畫集

書籍作品

創作風格

繪畫風格

石魯是20世紀中國書畫領域的革新家。他早年學習中國傳統繪畫，進入創作期以后，藝術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40年代和50年代，以比較寫實的通俗人物故事畫宣傳社會革命，代表作有木刻版畫《打倒封建》和彩墨畫《長城內外》。第二階段60年代，一方面以敘事、抒情、象征手法結合的巨幅歷史畫《轉戰陜北》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以《南泥灣途中》等一批新花鳥畫成為“長安畫派”較有影響力的畫家。第三階段70年代，他以花鳥大寫意為主，創作了一批極具個性化的詩、書、畫、印，具有強烈的主觀表現性，以強力提按的用筆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構成了對傳統書畫的變革，成為書畫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的藝術家。

石魯在山水、人物、花鳥、書法、印章、詩詞、文學、藝術理論等方面充滿鮮明的個性，體現出強烈的時代感和前瞻性。其早期畫風偏于寫實，用筆堅實謹嚴，偏愛革命題材；后期畫風奇崛勁健，常以華山、荷花為題，筆力縱恣雄豪。石魯的藝術風格和藝術理論對當今中原地區畫壇的多種風格和表現方法，如革命歷史畫、鄉土表現主義、新文人畫、實驗水墨畫等，都起到直接的影響或間接的啟迪。

在藝術上，石魯刻意求新，他藐視任何成法，不愿跟在別人后頭亦步亦趨。即便對于他一生最為崇敬的石濤，他也只是追隨其神韻而不僅僅摹擬其筆法，出現在他筆下的山水，沒有一幅是擬石濤的筆法所作，但卻又有很多地方帶有石濤縱橫姿肆的神韻。石魯在70年代作了很多的動物畫，有驢、有貓、有鴨、有虎等等，往往寥寥數筆就已神態畢現，而且最為可貴的是都只帶有書法的金石味，而沒有韻味。是“寫”出來的動物畫，和中原地區任何動物畫家的風格都不相同，這些，都是他的一種特立獨行。石魯說過：“顏師古當觀其變，師其創造之心可也。至于陳法當識之為具。至于技術，則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無所不師。”這一觀點，和石濤和尚的“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的觀點是相印證的。石魯認為:“畫之結體，則以抽象而具體化，如觀書體真、草、隸、篆以悟畫，觀其屋漏痕、墻裂痕、骷髏痕、亂柴紋、卷云紋、解索紋、劈斧痕、披麻紋、彈窩、礬頭等等，而創各種筆法。”

石魯為代表的“長安畫派”的繪畫題材以山水、人物為主，兼及花鳥；作品多描繪西北，特別是陜西省地區的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其中尤鐘情于陜北高原的山山水水；在創作手法上，致力于中國畫的繼承與創新，提出“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藝術主張。石魯是“長安畫派”的一面鮮明的旗幟，他特立獨行的思考精神，使得其在繪畫、書法、篆刻、詩詞等方面獨具一格。他在生活中發現創作靈感，在傳統中尋找創新資源，從而使新中國的畫壇有了新的文化建樹和研究課題。

書法風格

石魯的字學過顏真卿，也學過何紹基，但得力最多的還是北碑。但石魯并不一味地臨帖，而是讀帖多于臨帖，反復揣摩古人的筆意，最終追求斷簡殘碑、金文瓦當的那種金石味、殘缺感，使多種字體融為一家，并移之入畫。他的字體多變，既有魏碑的方正渾厚，又有《天發神讖碑》的犀利奇詭，也有何紹基的寬厚凝重，但更多的是得力于黃瓢的瘦硬勁挺，寫出的字體猶如鐵劃銀鉤一般結屈盤繞，大大小小，濃濃淡淡，變化無端，圭角極多，鋒芒畢露，字體又常常隨畫面的風格和構圖而多變，奇、險、峭、崛，以至使人難以辨識。石魯的書法，早期并未形成自己的風貌，所以，那一時期畫上以窮款為多。但到70年代，他獨特的字體風格已經形成，所以畫面上的長款多了，有很多畫上的長題已成了畫面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給畫面增色不少。

風格轉變

1939年奔赴延安參加抗日斗爭后，石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他原有的藝術知識相結合，從而走向了革命藝術家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現實主義的藝術道路。早在延安時期，石魯就畫了大量的速寫，這些速寫多用寫實的手法表現，人物形象以短促細密的線條組成，注意到造型的準確性，同時也突出了明顯的光影效果，在風格上讓人想到倫勃朗·范賴恩的銅版畫。石魯在延安也創作了一批版畫，比如《群英會》（1946）、《劫后》（1948）、《說理》（1949）等。在這些版畫作品中，造型的寫實性與現實主義特征是顯而易見的。《劫后》表現的是延安軍民收復延安后的情景。殘垣斷壁、滿目瘡的村子中彎腰收拾的老奶奶形象，既表現出延安遭到敵人肆虐后的慘狀，也表現出延安軍民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是典型的革命題材作品。由于條件所限，在20世紀40年代，石魯多以鉛筆寫生和版畫的形式進行創作，用色極少。至于色彩方面的探索則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才有大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段時間內，石魯的作品延續了先前的寫實畫風。1950年創作的《變工隊》《剪羊毛》《藏文教員》《巡山放哨》《煮奶茶》《偵查》等，都是描繪在祖國西北邊疆人民生活的作品，活潑生動。在語言上，石魯基本遵循客觀對象的色彩規律和造型特點，以線面結合的手法真實描繪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生活的新氣象，質樸而感人。在色彩上，除了少數作品有主觀的成分，絕大多數作品按照寫實的要求一絲不茍地將光影和冷暖色的關系表現出來。比如《偵查》中牧民和解放軍戰士皮膚的色彩、光影下冷暖色的變化、主體人物和背景的色彩關系等。1952年所創作的《幸福婚姻》兼具寫實手法和年畫兩方面的特點，因為這件作品屬于宣傳畫的性質，因此畫家在創作時充分注意到普通群眾的欣賞習慣和審美情趣，除了在塑造上照顧到了寫實性之外，同時還在色彩上給予單純化，去除了寫實色彩的過渡性調子，使得畫面更加明亮艷麗。這也說明石魯即使在遵循寫實原則的作品中，也隱含了色彩上的主觀性。

石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寫實性繪畫中，還有一大部分寫生作品。這些充滿質樸的現實主義氣息的作品，反映了這一時期人民的日常生活，體現出強烈的時代精神。從語言上看，石魯的寫生作品屬于徐蔣體系，造型的塊面感以及對光影的強調，給予畫面空間的穩定性和色彩的厚重感。

從語言上來看，石魯將傳統筆墨融入寫生對象或寫實性創作，是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從這一時期開始，石魯的筆墨語言開始走向成熟，同時，他也更加熟練地將現代的色彩方法與筆墨進行融合，盡管還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探索性質，但確已開創了有別于過去的新風。有感于傳統筆墨的不足，從50年代末開始，石魯決心加強傳統筆墨語言的錘煉，開始有意識地臨摹傳統，在60年代所臨摹的傳統畫家中，有龔賢、董苑、羅聘、石濤等，尤以石濤的為多。關于傳統筆墨理論，石魯有自己的看法，他曾說：“余觀虛谷畫梅，作方直交格形，何也？蓋取其剛直、堅貞、方正之性為筆意也，攝其雪壓冰封之態為筆理也，借其裂痕方格交叉之紋為筆法也，達其氣韻生動之美為筆趣也。故識筆墨當為畫之主、客交織之生命線。”石魯看到了書法的重要性，他說：“……我們把書法、把筆法叫基礎，這就是最重要的基礎，其他都是條件。比如說，以書法入畫，達到書畫同源；以文字入畫，以詩入畫，以印入畫，等等。所有這些，它都達到了在藝術上比一般工匠畫、摹寫畫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的境地。”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以神造型”的概念。在20世紀60年代的寫生和創作中，寫實性語言逐漸讓位于寫意性的筆墨，更接近于傳統的減筆畫。盡管他描寫的還是他所熟悉的農民，但無論是造型還是語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書寫性的筆墨在描繪這些對象時，不在乎具體造型的準確與否，而是注意其神韻的是否突出，比如在一件描繪青年農民的作品中，人物臉部以朱砂平涂而成，只在口鼻耳處施以淡墨，頭發以濃墨草草寫成，十分簡略，畫中題道：“淡分法此用于青年及喜光潤者可乎？”另一件描繪青年女子的寫生以墨線勾勒頭部，胭脂色勾勒上身，同時簡略地做些皴擦，但卻神態完足。石魯在落款中題道：“濃妝淡抹總相宜，石魯寫。”還有一件描繪老人的作品中，石魯以寥寥幾筆就勾畫出一位戴布帽眼鏡、胡須稀疏的老人形象。畫家在落款中寫道：“逸筆草草不求形似，傳神寫照唯在筆意也。”可見，在這些作品中，石魯已經十分強調其“寫”的性質了。

石魯的寫意觀念雖然很受石濤等傳統大師的影響，但一直抱有自己的認識：“畫有筆墨則思想活，無筆墨則思想死。畫有我之思想，則有我之筆墨；畫無我之思想，則徒做古人和自然之筆墨奴隸矣。故，但仿某家筆墨乃無筆墨之驗也，若既有我之思想情意則有筆墨也。”他非常重視繪畫過程中的“思想情意”，將傳統筆墨轉換為現代畫家的筆墨，將傳統的繪畫思想轉換為現代畫家胸中的思想情感。因為石魯在面對傳統時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在汲取傳統的同時保持著鮮明的個性，因此，有些創作被批評為“野、怪、亂、黑”，“遠不見馬夏，近不見四王”，但這恰恰是他此后轉換語言和色彩體系的內在條件，只有擺脫了強大傳統的束縛，他才有可能在上述兩個體系中獨創出自己的面目。

20世紀60年代是石魯從寫實性語言轉向寫意性語言的重要轉折期，其創作在造型和色彩兩個領域都有明顯的變化，繪畫語言的寫意性和色彩的精神性愈加突出起來。1960年創作的《延河之畔》，1961年創作的《黃土高原》《逆流過禹門》《華岳晨輝》，1962年創作的《赤霞映碧流》《秋收》《黃河源下長流水》《陜北秋色》等作品，大量運用了純度很高的紅色，完全改變了傳統山水畫淺色的面貌。紅色系列的大膽使用，不但讓石魯這一時期的水畫形成了極為獨特的個人特征，而且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這種時代精神可以看作是石魯個人情感的抒懷和表現。《延河之畔》遠景中的寶塔山以大紅渲染，鮮艷奪目，與近景河畔汲水的人物形成強烈對比，近處的濃墨與遠處的紅色形成巨大的張力，同時也恰當地描繪出夕陽照耀下延河與寶塔山的景象。《赤霞映碧流》的用色更加大膽，以墨色、綠色與大紅構成畫面的色彩框架，令人炫目不已。這么強烈的色彩對比用濃墨穿插其中，穩定了畫面結構，真可謂險之又險。

1964年，石魯創作了《東渡》一作。這件作品的題材來自解放戰爭時期的歷史事件，題材是現實的，但在整體創作中卻大大偏離了現實主義的原則。這件作品以俯視的角度來描繪人物，構圖較之于《轉戰陜北》更為奇特險峻。除了語言上的寫意性明顯之外，色彩的取向也發生了大的變化。領袖人物立于船頭，以墨繪出頭發與衣服，臉部以赭石、紅色染出，再勾畫出五官。領袖身邊的軍人以淡墨畫出。在他們的身后是奮力搖櫓的船工們，他們赤裸上身，分列船的兩邊，前俯后仰地劃槳。石魯在描繪這些船工時，用了石、朱砂以及混合出的褐色，使得畫面充滿一股陽剛之氣和英雄氣概。然而，正是這種突破常規的色彩和造型，使這幅畫遭遇厄運，被批評為“丑化領袖形象，丑化勞動人民”，“形式主義，把船工畫得像剝了皮，血淋淋的，船身也像燒焦似的，不準送往北京展”。這件事情對石魯打擊很大，也是其后來產生精神疾病的原因之一。1965年冬，石魯被確診為妄想型精神分裂癥。

后世紀念

為了對石魯及其藝術進行系統、深入和長期的整理、研究，國家博物館于2012年9月21日成立“石魯藝術研究中心”。

2019年12月10日上午10時由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辦的“藝道長青——石魯百年藝術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西大廳開幕。展覽位于國家博物館南1、南2展廳，展期2個月。此次展覽通過近400件石魯先生經典作品以及相關的史料、文獻和圖片，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深度展示石魯藝術歷程，以及石魯與中國時代語境以及現代書畫藝術發展脈絡的關系，是迄今為止最全面、最完整的石魯先生藝術回顧展。

2023年5月，根據《國家文物局關于頒布1911年后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石魯被列入“1911年后已故書畫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其作品一律不準出境。

人物評價

石魯是個大才、全才。在當代藝壇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同時具有形象思維和理論思維的敏銳，同時在詩、書、畫、印的綜合成就上達到如此的高度，于繪畫這一部分又同時在人物、山水、花鳥這幾大類均取得突破。（著名藝術評論家劉曦林評）

石魯的畫，大都是在靈感的沖動中畫出來的，沖動一過，畫也就結束了——沖動不是什么時候都有的，而且即使有了，也不會持久。所以，統觀他的畫作品，我們只能說，石魯留下的是一個個精彩的“碎片”。（劉墨評）

“石魯是中國近現代藝術史中最重要的藝術大師之一，是‘長安畫派’的創始人和靈魂核心。他本著‘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藝術理念，在藝術實踐和藝術理論方面均做出了富有探索性的試驗，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中國美術史留下了豐厚的藝術遺產。”（中國美術家協會兼職副主席徐里評）

“石魯的一生，活得剛毅倔強，他活得有聲有色，他活得有愛有恨，他活得光彩奪目，這一切的一切，似乎轉眼即逝，但他又在我們眼前，永不消失。”（作家李建彤在《永不消失—憶石魯》中評）

“石魯是中原地區20世紀最杰出的藝術大師之一。”（中國新聞網評）

“我認識他不是因為藝術，我也不大懂藝術。我卻懂人，我就是認識他這個人，他是個好人，正直的人，在政治上有見地的人……”（徐行評）

“石魯一生都渴望自由，藝術就是他的自由的形式和表現，他后期作品中有一種高度緊張的情緒，一種和現實不和諧的點、線、面。那跌宕不平、蒼渴奇崛的筆墨和生澀凝重、斬釘截鐵的書法，正反映著他在現實中的不自由，他企望以藝術中的大變法、大自由來反抗現實給予他的迫害。石魯的偉大和悲壯，就在于他一生中無論遇到多少艱難挫折，都不改其志、執著的追求的大真大實、至情至感的理想境界。”（著名評論家殷雙喜評）

“石魯是中國美術史上頂天立地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國美術史上的一座豐碑。”（青海衛視評）

“石魯，這位極具創新精神的藝術家的一生是跌宕且悲壯的。他的作品中始終充滿著對自我精神的表達，也始終充滿著對現有階段的不斷突破。他從一個對封建家庭的反叛者，到一個投身革命圣地、以美術為武器來革命的戰士。又從一個新風格的波特蘭開拓者隊，升華為與現實命運相抗爭的藝術殉道者。他以自己并不長的藝術人生，在20世紀的中國美術史上，譜下了一曲英雄史詩般的恢弘贊歌。”（《北京青年報》評）

我對石魯既短促又悠長的一生的理解，仍然認為他對藝術以至人生的意義，是持永不止息的探索態度的。（王朝聞評）

“石魯是20世紀中國畫壇開宗立派的巨匠，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培養的革命文藝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中國文化報》評）

參考資料 >

“永不消失”的石魯.www.rmhb.com.cn.2024-04-24

石魯年表.陜西日報.2024-03-12

石魯.陜西省圖書館.2024-04-24

陳傳席:石魯有第一流的素質第二流的才情.新浪收藏.2024-04-24

藝術大師石魯第三批書畫作品捐贈儀式在京舉行.人民網.2024-04-24

“怪才”石魯獨愛黃土地--書畫--人民網.人民網.2022-02-15

石魯百年.北京青年報.2024-03-12

上億元作品下落不明石魯家屬發聲明追索遺作.觀察者網.2024-03-12

“長安畫派”創建人國畫巨匠石魯先生作品欣賞.人民論壇網 .2024-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