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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恒（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57年7月4日），西漢第五位皇帝，劉邦劉邦第四子，其母為薄姬。

劉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陳豨叛亂被鎮壓，劉恒被封為代王，前往代地生活，后跟母親在封地居住。漢高祖劉邦逝世后，劉邦的皇后呂雉把持朝政，獨攬大權。西漢呂雉八年（公元前180年），呂太后去世后，元老勛臣們平定“諸呂之亂”，迎立劉恒為帝。劉恒繼位后，奉行無為而治的思想，厲行節儉，減輕田租、賦役和刑獄，廢除苛刑，取消過關用傳制度，弛山澤之禁，選任賢能，又下令發展農業和工商業，使得漢朝逐漸興盛，開啟了“文景之治”。然而，他疏于軍備，恢復夷三族令，迷信鬼神，導致匈奴兵臨長安等問題。漢前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劉恒在紫微宮逝世，時年四十七歲，廟號太宗，謚號孝文皇帝，葬于霸陵。

多數學者認為劉恒在統治期間，與周鄰修睦，宣揚孝道，使得漢朝四境殷實富裕，禮義之風盛行，有利于國家的休養生息和百姓的生活安定。但也有學者對劉恒提出質疑，認為他對刑罰制度的改革存在弊端，他的統治只是按照前人之規行事，并無可稱道之處。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劉恒是漢高祖劉邦的第四子，其母為薄姬。薄姬在秦末時，原為魏王魏豹的妾。楚漢之爭初期，魏豹附漢而叛漢，被漢將韓信、曹參敗俘后被周苛所殺，薄姬也被俘獲，進入織造府。之后，劉邦在經過織造府時，看到薄姬，便將其納入后宮。漢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薄氏在河南宮內成皋臺生下劉恒。此后，薄姬便很少有機會再見到劉邦。

劉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劉邦在親征平定代地諸侯陳豨的叛亂后，冊立八歲的劉恒為代王，都于晉陽（今山西太原），后遷至中都（學界普遍認為中都位于今山西平遙一帶），此后劉恒前往代地生活。其后劉恒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間，與民休息，發展生產，恭儉作則，代地由是大安。高祖劉邦逝世后，劉邦的皇后呂雉掌握了朝政大權。她嫉恨得到高祖寵幸的妃子，便將她們都囚禁起來，不準出宮。而薄姬極少見到高祖，得以出宮，前往代地，與劉恒一起生活。

登基稱帝

西漢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呂雉逝世。忠于漢室的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人攜手平定「諸呂之亂」，鏟除了呂姓勢力，呂太后扶持的皇帝劉弘并非劉盈劉盈的兒子，不符合皇位繼承的法統，因此，眾臣商議另立新帝。在商討之后，眾人認為代王劉恒是劉邦的親子，年齡最大，為人仁孝寬厚，劉恒的母親薄姬謹慎善良，應當將劉恒立為皇帝，于是派遣使者請劉恒前往都城長安（今西安市）繼承皇位。

劉恒與薄姬進行磋商，又命人用龜甲占卜，得到大橫之象，占卜者認為大橫預示著更替，說明劉恒將成為天子，發揚光大先帝的事業。劉恒還派遣薄姬的弟弟薄昭前去長安打探情況，薄昭從長安返回后，也勸說劉恒前去繼位。于是，劉恒下定決心，乘車前往長安。

劉恒一行人抵達高陵區（今陜西省西安市高陵區）后，又派部下宋昌去長安觀察局勢。宋昌到了中渭橋（今陜西省西安市未央區渭河附近）后，丞相以下的各級官員都前來迎接，宋昌回到高陵向劉恒報告，劉恒這才繼續前進。到達渭橋后，太尉周勃率領群臣拜見劉恒，送上天子玉璽，但劉恒十分謹慎，提出到長安中的代王府邸從長計議。抵達代王府邸后，群臣請求劉恒登基稱帝，劉恒五次退讓，但大臣們一再請求，這才同意即位。隨后，劉恒命太仆夏侯嬰和東牟侯劉興居清除宮廷，自己進入紫微宮后，又命宋昌為衛將軍，管理西漢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巡行殿中，保證自己的安全。其后，劉恒選擇良辰吉日登基稱帝。

封賞功臣

劉恒繼位后，首先對鏟除呂氏勢力、擁護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進行賞賜、分封。漢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月，劉恒將周勃封為丞相，陳平封為左丞相，大將軍灌嬰加封為太尉，由此組成新的漢廷中央，對劉章劉章、襄平侯紀通、東牟侯劉興居等人也加以賞賜，跟隨劉恒入朝的官員中，有的官至列卿；此外，除了保留舊有的諸侯王之外，漢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諸侯王。

鎮壓叛亂

劉邦建立漢朝之初，將開國功臣封為諸侯，命他們分散各地，拱衛漢朝。之后，諸侯王的勢力不斷壯大，甚至威脅到了皇帝的統治。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趁劉恒巡視代地、準備討伐匈奴時，發動叛亂，調遣軍隊打算襲擊滎陽市（今河南省滎陽市）。劉恒得知后，下令停止進攻匈奴，派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率軍攻打濟北王。在陳武的鎮壓下，濟北王的軍隊被打敗，劉興居被俘。

三年后，淮南王劉長又密謀反叛，但尚未發動叛亂，就被朝廷官員發現。官員上報，稱劉長的宮室不合法度，還擅自制定法令，密謀反叛。劉恒得知后，廢除了劉長的王位，將他發配至蜀地，劉長在流放途中病死。

削弱諸侯勢力

諸侯王的接連叛亂使劉恒意識到，諸侯王勢力的不斷發展會導致中央朝廷的統治受到威脅。（）賈誼也認識到了諸侯王的威脅，向漢文帝上《治安策》，陳述諸侯王勢力的威脅，并提出解決方法，即分割諸侯王的勢力，從而加強中央集權。文帝十分欣賞賈誼的《治安策》，然而，當時他正用心于穩定政局，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形勢不允許他用激烈的方式實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構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適的時機。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齊王（）逝世，劉恒乘機把齊國分割成六個小國，由齊王的六個兒子分別繼承，又將淮南國一分為三，從而削弱了這兩個大諸侯國的勢力。此外，劉恒采用“以親制疏”的策略，擴大親子梁王劉參、張弘范劉喜的勢力范圍，從而對異姓諸侯王進行壓制。最后，劉恒強令各列侯前往自己的封邑居住，如在劉恒的命令下，齊國的列侯們離開長安，前往各自的封邑，從而受到西漢濟北、濟南市二郡的監視，齊國勢力被削弱，難以發動叛亂。但劉恒對同姓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諸侯王分權的問題依然存在，導致了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

抗擊匈奴

劉恒繼位后，為了保證邊境穩定，給北部的匈奴運送了很多禮物。但不久之后，匈奴南下進犯，攻至黃河以南，四處劫掠。于是，劉恒親自來到甘泉，征調邊境地區的官吏和騎兵抵御匈奴，又命丞相穎陰侯灌嬰率軍出擊，匈奴只得引兵退去。其后的幾年間，匈奴一直在北方蟄伏，至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再次南下劫掠，還殺死了北地郡的都尉孫印。此外，劉恒還疏于軍備，致使匈奴曾兵臨長安，火燒回中宮。劉恒得知后，派三位將軍分別駐扎在隴西縣、北地、上郡，又命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訓練軍隊，準備反擊。劉恒對此次戰事十分重視，親自慰勞士卒、賞賜官兵，還想要親自帶兵出擊匈奴，后因大臣和皇太后勸阻而作罷。做好反擊準備后，劉恒命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晉成侯董赤為內史，欒布為將軍，出兵攻打匈奴，匈奴大敗而逃。

因病逝世

劉恒在位期間以仁孝之名聞于天下，在位24年，重德治，興禮儀，勵精圖治、寬仁愛民，使西漢社會穩定，人丁興旺，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與漢景帝時期合稱“文景之治”。后元七年六月（公元前157年7月），劉恒在長安紫微宮逝世，享年四十七歲。臨終前，他下了遺詔，希望自己死后，天下百姓不必為自己長期服喪，葬禮一切從簡，后宮中夫人以下的嬪妃都遣散回家。劉恒逝世后，他的兒子劉啟繼位，是為漢景帝。群臣為劉恒上廟號為太宗，謚號孝文皇帝，將其葬于霸陵（今陜西省西安市東郊白鹿原西端）。

執政舉措

政治

廢除苛刑

劉恒繼位后，吸取了秦朝因濫用嚴刑苛法而覆滅的教訓，決定改革刑法，廢除苛政。在即位第一年，劉恒便廢除了有人被判處刑罰、其父母、妻子、兄弟同罪的規定，又認為議論朝政有利于政事進步，將議論朝政之罪廢除。其后，他于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五月廢除黥（音qíng）、劓刑（音yì）、刖（音yuè）三種殘酷的刑罰，通過赦免而減死一等時采用宮刑作為替代刑，還修訂了西漢開國功臣蕭何制定的《九章律》，從而贏得了民心。

選賢納諫

劉恒為了求賢納諫，改革了任用官吏的舊例，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以為己用。劉恒繼位的第一年，聽聞河南省太守吳氏治理地方十分出色，便將他提拔為廷尉；吳氏向劉恒推薦了洛陽市人賈誼，劉恒也將其封為博士，又破格提拔為太中大夫。在劉恒的選拔下，精通法學的張釋之、將領周亞夫等人均被提拔，成為西漢的名臣武將。此外，劉恒也善于聽取部下的建議，每次入朝時，只要有臣子遞上意見書，他都停車接受，可用者給予嘉獎，無用者也不加怪罪。郎中署長馮唐曾批評劉恒用人的缺點，劉恒聽聞后，立即改正自己的過失，還將他提拔為車騎都尉。由于劉恒求賢若渴、求諫心切，許多有識之士聚集于朝中，為西漢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德治天下

劉恒在位期間，實行以德治天下的原則。在即位之初，劉恒下令大赦天下，賜予百姓爵位、酒食，還放寬秦漢以來的“公務員禁酒令”，允許百姓隨意飲酒五日。在立太子、立皇后時，劉恒再次下令賜百姓爵位，還賜予八十歲以上的老人酒食、布帛、棉絮等。其后，劉恒又多次下令大赦天下、賞賜財物，這一撫賞制度也延續至西漢后世，并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評價。

宣揚孝道

為了籠絡、團結同姓諸侯王的勢力，制衡強大的功臣集團，劉恒在即位后，大力宣揚孝道。因母親薄姬經常患病，劉恒對母親十分關照，殷勤侍奉，甚至親嘗湯藥。此外，劉恒還大力宣揚《孝經》，設置《孝經》博士，對研究《孝經》有成就的學者給予豐厚的俸祿，以便普及孝道教育。劉恒推廣孝道的措施使中國的孝觀念深入人心，對鞏固統治起到重要作用。

經濟

重視農業

劉恒深知農業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位期間，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努力為百姓創造相對自由的生產環境。首先，劉恒在開春時率領群臣進行耕種，將耕種所得的谷物用于祭祀宗廟，以勸勉百姓勤于農事。其次，劉恒還多次下令減免田租，如在即位第二年，便下詔減免當年的一半秦漢田租，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再次下詔減免當年的一半田租，次年，更是免除了全部田租。最后，劉恒還改革了賦役制度，將百姓的徭役由一年一次改為三年一次，還將算賦由每人每年上交一百二十錢減為四十錢。劉恒對賦役的改革減輕了百姓的負擔，使得百姓有更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經過十余年的發展，農業生產水平逐漸提高，使得漢代國庫日益富足。

發展工商業

劉恒將以往延續的重農抑商改為重農寬商的政策，在重視農業發展的同時，允許工商業發展。一方面，他下令開放原歸于國家的山林川澤，允許百姓開山打獵、捕魚、砍柴等，為人民提供了較為多樣的生活來源。另一方面，劉恒改革了關卡核驗制度，以往出入關卡，需要持木符方可通過，劉恒廢除關卡驗符，使得往來的貨物可以自由運售，有利于經濟發展。

厲行節儉

劉恒在位期間，倡導勤儉節約。他在位的二十三年間，未曾擴建宮室苑，也不允許各地進獻珍貴的物品。他在生活上也注重節儉，經常穿著粗絲衣服，宮中嬪妃的衣服不得拖至地面，帷帳不得織額爾德特·文繡錦。在修建自己的墓地霸陵時，劉恒要求全部采用瓦器，不許使用金銀等裝飾，依山為陵，不修建高大的墳墓。

軍事

改革戍守制度

西漢初期，北方的匈奴時常南下進犯，士卒在邊疆日夜戍守，甚為勞苦。太子舍人晁錯上書，建議改革現有的每年更換一次戍卒之制，改為屯田守邊制度。劉恒采納了他的建議，選取北部邊疆的百姓，在北塞屯田駐守，有事作戰，無事耕田。這一改革使得內地百姓不必背井離鄉、戍守邊防，也降低了國家在軍事防御上的花費，為后世所借鑒和實行。

騎兵建設

漢高祖劉邦在位時，對匈奴的策略以妥協和讓步為主，但匈奴對邊郡的侵擾并未停止。劉恒即位后，開始對匈奴進行反擊，而進行軍事抵御的準備之一，便是訓練軍馬，進行騎兵建設。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劉恒頒布“馬復令”，下令飼養馬的百姓，可以免除家中三人的徭役，以鼓勵民間飼養軍馬，為之后戰爭中征用馬匹準備資源。次年，匈奴侵擾西漢邊郡，漢文帝派騎兵八萬余名前去迎擊，迫使匈奴退去，可見漢文帝時期的騎兵建設已初見成效。之后，這一制度延續至劉徹時期，西漢初期馬匹缺乏的局面得以改觀。

外交與民族關系

匈奴

漢高祖劉邦在對匈奴戰爭失利后，采用大臣婁敬的建議，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劉盈、呂雉繼續執行這種政策，但北部邊疆并未安寧。劉恒繼位后，實行“和主戰輔”的政策，一方面派遣使者申明“和親”的誠意，一方面，對匈奴南下侵擾的行為進行抗擊，但每次還擊僅以把匈奴逐出邊境為止，為談判和好留有余地。這一策略為漢朝休養生息提供了較為和平安定的局面，有利于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南越

漢高祖時，趙佗與漢修好，接受“南越王”封號，從此遵奉漢廷約定、向西漢稱臣，成為西漢王朝下的屬國——南越國。但呂雉當政時期，對南越實行經濟封鎖政策，致使南越國與漢交惡，南越王趙佗自號南越武帝，與漢王朝分庭抗禮，雙方一度兵戎相見。劉恒繼位后，竭力與南越修復關系，他派使者慰問南越王趙佗在河北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的家族，將趙佗的兄弟封為官員，又派人整修趙佗家族的祖墳，以爭取趙佗的好感。此外，劉恒還命中大夫陸賈為特使，攜帶劉恒的親筆信前往南越，與趙佗商討統一安邦的問題，趙佗欣然應允，去掉帝號，恢復了對漢朝的臣屬關系，南疆的社會秩序得以穩定，這也為南越地區再次贏得了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至漢武帝時期，嶺南地區的經濟文化已獲得較大發展。

歷史評價

關于劉恒的人生經歷，許多學者都進行了評價。

多數學者都對劉恒的執政舉措和人格品質進行了贊揚，如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認為，劉恒即位后，厲行節儉，與周鄰修睦，休養生息，以德化民，使得漢朝逐漸興盛，百姓生活安定，是真正的仁德之君。東漢史學家班固也在《漢書》中提出，劉恒在位期間，中國四境殷實富裕，禮義之風盛行，可見他是一代明君。學者許剛則著重分析了劉恒在位期間對孝道的宣揚和利用，認為劉恒使得孝道作為一種儒家倫理，逐漸深入人心，也有利于國家政權的穩定。

但也有一些人物對劉恒提出了批評學者張鐘銘則指出，劉恒廢除肉刑，歷代都將其頌為仁政，但劉恒改革的刑罰體系存在諸多弊端，如鞭笞之刑輕重無度，可能成為致死之刑；死刑和生刑比例失調，實際上是加重了刑罰。

墓葬

劉恒逝世后，葬于霸陵。霸陵位于西安市東郊白鹿原西端，也被稱為“江村大墓”。霸陵兩周王陵位于陵區東部，陪葬墓和其他遺存位于陵區的西、南部。霸陵地表無封土，外圍以石砌筑圍界，并設置門闕，形成陵園。霸陵為“亞”字形豎穴土木槨墓，四面各有一條墓道，墓室四周環繞有外藏坑，出土有陶俑、陶盆、瓦當、陶罐等文物。霸陵的發掘，為研究西漢帝陵制度提供了詳實的考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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