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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霸陵，即江村大墓，是西漢文帝劉恒的陵寢，位于灞橋區狄寨街道江村東部的臺塬上。西漢實行同塋[yíng]異穴的帝后合葬制度，皇后竇氏的陵墓位于今灞橋區霸陵鄉溝泉村,與江村大墓同處一個大陵園中。

漢文帝延續了西漢初年“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提倡“薄葬”，明確表示自己的陵墓修建“因其山，不起墳”。霸陵修建時間約為文帝元年( 前179年)至后元七年( 前157年)，陵園東西1200米，南北860米，墓室面積達5200多平方米，整體呈東西走向，系“亞”字形豎穴木槨墓，墓室東南西北四面各有一條墓道，但陵墓地面無常見覆斗形封土。不過，由于修建得非常隱蔽，以致于后世普遍認為漢文帝陵寢位于“鳳凰嘴”，2021年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推進會宣布：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解決了西漢十一座帝陵的名位問題，其雙重陵園、帝陵居中、外藏坑環繞的結構布局，為西漢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奠定了基礎。

霸陵上承西漢早期明長陵、漢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啟中期陽陵、茂陵等帝陵規制，是西漢帝陵發展演變的關鍵環節，也是研究、探討以西漢王朝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國家陵墓制度、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展、變化的重要實物資料。2019年10月7日，霸陵（江村大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西漢帝陵。2021年，霸陵（陜西西安江村大墓）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21年陜西省六大考古發現。2023年12月6日，在霸陵發現的動物殉葬坑入選《考古Archaeology》雜志新出版的2024年第一期評選出的“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發現”。

名稱由來

關于霸陵的得名，一種看法認為當年秦穆公為彰顯自己的霸功，改灞河為灞河，并筑其宮，謂之霸城，霸陵可能因此而得名；另一看法則認為霸原是水名，即今西安市東郊由藍田縣流來入渭河的灞河。秦時，屬芷陽縣地。劉恒葬此后，改芷陽縣為霸陵縣，以水名為陵號，稱為霸陵。

歷史沿革

修建背景

西漢初年，在經歷了長期戰亂后，天下殘破，百廢待興，連天子都不能夠湊齊四匹毛色一致的馬，將相們有的只能乘牛車出門。在這種情況下，西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來恢復生產、發展經濟。漢文帝延續了這一政策，自身也推崇節儉，在位23年放棄了修筑宮殿的計劃，寵愛的慎夫人不穿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幃帳沒有繡彩色花紋，在墓葬方面，劉恒也提倡“薄葬”。

修筑歷程

中國有皇帝繼位后即開始修建陵墓的傳統，劉恒于文帝元年( 前179年）開始修建霸陵，大致在文帝三年( 前177年)，曾到霸陵視察工程進展情況，看到帝陵風水極佳，施工有條不紊，大為高興，認為如果用北山的石頭做成棺槨[guǒ]，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頭縫隙中，再用漆將石頭、麻絮黏合為一體，那任誰即使有金剛鉆也無法撬開霸陵。在一片贊同聲中，唯有中郎將張釋之持反對意見，認為如果里面有人們想要的東西，比如大量貴重陪葬品，即便是將華山秦嶺等南部山脈全部封禁，也會留有可乘之機，被人打開發掘；如果里面沒有激發人們貪欲的豐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頭棺槨也會安然無恙。

漢文帝采納了建議，在霸陵之中，只陪葬陶制品，不使用金銀銅錫等貴金屬裝飾，甚至不起高墳，一則節省民力，其次是避免高大墳冢惹人注目，引來摸金之徒。前元七年（前157年）六月初一，西漢文帝劉恒病逝，六月初八入葬霸陵。其遺詔中認為生老病死是天地萬物的自然歸宿，無需哀痛，對死亡頗為看淡，并批評當時的厚葬之風，表示要帶頭破除厚葬之風，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過三天，全國百姓三天之后必須脫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喪嫁娶，且保持霸陵山川原樣，不得有任何改動；漢文帝死后，西漢命負責宮廷警衛的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擔任總指揮之職，組織了三萬多士卒具體負責皇帝的棺槨下葬，挖掘、回填土方等事宜。

據此，學者韓佰偉推測文帝墓葬形制參考了楚元王墓，墓葬是在山體內部鑿出全墓的形制，由墓道、南北耳室、甬道、封門石、墓室等組成。此外，漢承秦制，為了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削弱地方勢力和北方匈奴力量，西漢皇帝積極奉行漢初劉邦制定的“陵邑徙民”國策。漢文帝在修建陵寢的同時，也在陵墓附近建立陵邑——霸陵邑，遷入居民為陵園修建與管理提供人力保障。

歷代毀壞

西漢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霸陵陵園東門闕發生了火災；

晉代建興元年，政府曾收繳盜掘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的金玉珍寶等，以實內府；

2001年，一個8人盜墓團伙，由唐承志、黃世民出資，糾集一批農民和無業人員在霸陵陵區的“薄太后墓”“竇皇后墓”中盜出上千件黑色裸體陶俑等文物，盡管公安機關很快將8人緝拿歸案，不過部分文物卻被倒賣走私出境。

歷代祭祀

霸陵陵前原有歷代祭祀碑群，現存11通清碑：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立陜西巡撫畢書“漢文帝霸陵碑”；清“壬戊”立“漢滿合文祭祀碑”；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御祭碑”；清“雍正元年（1723年）祭祀碑”；清“乾隆十四（1749年）年碑”；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祭祀碑”；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御祭碑”；“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祭祀碑”；背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刻的“遺愛碑”，祭祀碑系用該碑改制而成；清“愛新覺羅·颙琰二十四年（1819年）御祭碑”；清“愛新覺羅·旻寧九年（1829年）祭祀碑”；另有一通康熙年間的祭祀碑，具體年代字跡已模糊不清。

考古發掘

2002年，6件西漢黑陶俑出現在美國蘇富比拍賣行的拍賣圖錄上。即將被拍賣，經過多方努力，6件陶俑于2003年回到西安市，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對這6件陶俑的來歷展開了調查，確定是盜墓分子從江村古墓盜掘的。2006年至2017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對江村大墓區域進行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工作，發現了“亞”字形的江村大墓以及陪葬坑。

起初，一些學者認為江村大墓可能是陪葬霸陵的劉嫖墓葬。竇太主是竇皇后和劉恒的女兒，地位比較高。然而，進一步考古勘探發現，江村大墓東西墓道總長度達 250 米，從墓葬形制來講屬于頂級配置，超越了公主甚至諸侯王。于是，另外一些學者猜測江村大墓可能是漢文帝霸陵。不過，因漢文帝提倡“薄葬”，將霸陵修建得非常隱蔽，而不像其他西漢帝陵有清晰的封土。《三輔黃圖》中記載的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因山為藏，不復起墳”，為后人劃定了一片區域。自元代以后的相關記載和考證，普遍認為漢文帝霸陵在“江村大墓”以北兩公里的“鳳凰嘴”。“鳳凰嘴”有10多通明清時期的祭祀碑，另有清代乾隆陜西巡撫畢沅題銘石碑一通，上書“漢文帝霸陵”五字，因而長期以來“鳳凰嘴”被認為是劉恒陵。

2011 年，考古工作隊對“鳳凰嘴”展開了一次“大體檢”。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體檢”了半年時間，得出的結論竟是：“鳳凰嘴”這座千百年來被認為是一座帝王陵墓的山坡，竟然沒有發現任何墓葬。此處僅有十多通明清時期的石碑，且山體中并沒有人工干預的痕跡，未發現任何陵墓遺存。基本可以確定“鳳凰嘴”只是一道自然形成的黃土梁，沒有任何墓葬遺存，排除為霸陵的可能。

2021年，考古專家采用四步交叉印證一步一步揭開“霸陵之謎”，最終確認了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第一步，江村大墓平面為“亞”字形，地表無封土，墓室邊長約 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發現114座外藏坑，外圍以“石圍界”、門闕形成陵園，邊長423米，推測江村大墓規格為皇家陵墓。第二步，依據“中司空印”“車府”“器府”“等出土文物，表明江村大墓周圍外藏坑應為模仿現實官署、府庫建造，佐證了墓主人領導者身份。第三步，江村大墓與竇皇后陵共處一個大陵園內，但一人一個墓穴，正體現出漢代帝后合葬的“同塋異穴”，再次證實墓主人身份應為“帝王級”。第四步，鳳凰嘴下空空如也的“假”霸陵，反向印證真霸陵所在地實為江村大墓。至此，西漢十一帝陵的名位得以全部確定。此次發掘只是針對霸陵周圍的外葬坑，因為文物保護技術的限制，目前漢文帝陵墓不會進行發掘工作，將以保護為主。

地理環境

位置

漢文帝墓位于西安東郊白鹿原西端，具體為灞橋區狄寨街道辦江村東側，距離歷代普遍認為漢文帝霸陵所在位置“鳳凰嘴”約2100米，其東北是竇皇后陵，間距僅有800米；西南是薄太后陵，距離也不足2000米。

地形

秦漢時期，關中的氣候溫暖濕潤，為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所以秦漢均定都于關中形勝之地，西漢諸帝陵距離首都長安也不太遠，均位于渭河平原范圍內。關中平原是一個由河流階地、山前洪積扇、沖積洪積平原、古三角洲以及槽形凹地組成的地貌綜合體，霸陵所在區域白鹿原便是這樣的黃土臺原。

白鹿原南北長約25公里，東西寬約6~9公里，原面海拔600~780米，最高達803. 9米，原面東南高，西北低。東北側高出灞河240~320米，西南側高出浐河150~200米。之所以霸陵選擇原面高亢，與灞河、河河谷高差懸殊的白鹿原，一則突出皇帝生前的地位以及體現出威嚴，其次是注意隔潮防腐，以保證陵寢的地下結構以及陪葬品的安全。

氣候

霸陵陵區氣候為暖溫帶大陸性氣候，四季冷暖干濕分明，春季升溫迅速，干燥多風；夏季炎熱高濕，日照強烈；秋季溫和濕潤，時有陰雨；冬季寒冷干燥，雨雪偏少。年平均降水量780毫米，無霜期219天，年平均溫度13.3℃，平均溫差10℃。

植被

植被主要以喬木為主。陵冢上主要樹種有：松樹、柏樹、石榴樹、臭椿、柿子樹、竹子及禾本科雜草，其周圍為耕地。

水文

灞河

灞河古名灞河，春秋時秦穆公稱霸于西戎，為顯耀其武功，改滋水為霸水，后稱灞河。灞河發源于陜西省藍田縣東部華山斷塊向南傾斜的老剝蝕面上，流經灞源鎮后向西轉折，再轉向西北，進入藍田谷地，在藍田縣城藍關街道以西受白鹿原的約束，突然轉向北流，循白鹿原之東，于西安市東北納浐河，又向北注入渭河。灞河全長109公里，流域面積2, 581平方公里。灞河有四大源流，分別為清峪、流峪、峒峪和倒鉤峪。灞河的主要支流有清河、峪河、浐河等。灞河流經西安之東，東西交通必橫渡灞河。灞河渡口或灞橋之東的一塊區域，古代稱之為霸上，為長安東方戰略要地，在古代交通和軍事史上向來居于重要地位。

浐河

浐河是灞河的主要支流之一，發源于藍田縣湯峪鄉海拔2000米以上的秦嶺主脊北側，河長63.5公里，流域面積760平方公里。湯峪河是浐河的主源流，發源于秦嶺海拔2197米的紫云山南的月光石西側，流向正北。湯峪河于湯峪口流出山區，切穿白鹿原，向西北方向流，于長安區魏寨鄉與岱峪河匯流后始稱浐河。浐河的主要支流有有岱峪河、庫峪河和荊峪溝。浐河與長安關系極為密切，唐長安城的曲江池、興慶池、太液池的水，均經黃渠、龍首渠由浐河引來。

陵墓特征

陵墓布局

霸陵陵區主要由霸陵陵園、陪葬墓區、其他遺存三大部分組成，面積約25平方千米。其中霸陵陵園位于陵區東部，是整個陵區的核心部分，陪葬墓和其他遺存位于陵區的西、南部。

陵園

陵園整體呈東西向長方形，由外園墻、江村大墓、竇皇后陵、陵園內建筑遺址、外藏坑、葬墓等組成。其中，江村大墓位于陵園西部偏北，竇皇后陵位于陵園東北。建筑遺址中，3處位于江村大墓及竇皇后陵園的北側，1處位于竇皇后陵園南側。陵園內祔葬墓位于江村大墓和竇皇后陵之間。

墓葬

江村大墓（即霸陵）位于石圍界內中心位置，地表無封土，整體呈圜丘狀，石圍界四隅平均海拔分別為：東北760米、西南755米、西北752米、東南757米，墓室中心為765米。墓葬坐西向東，方向115°，為“亞”字形豎穴土壙木槨墓。墓道位于壙四邊中部，平面均呈梯形，底部為斜坡狀。東墓道長134.5米、寬9.7~40.2米；西墓道長46.7米、寬6~30.8米；北墓道長36.5、寬7. 8~31.3米；南墓道長32.7米、寬9.7~40.2米。墓道內填灰褐、紅褐色五花夯土，土質堅硬，含少量姜石。墓室平面基本呈方形，南北長約74. 5米、東西寬約71.5米、深27~30米，墓室面積達5200多平方米，深達30余米。

霸陵形制是雙重陵園。劉恒的父兄高祖長陵、劉盈漢安陵都是一個陵園，實行的是皇帝皇后同塋異穴合葬，即葬在一塊墓地里，一人修一個墓穴；在陵墓外圍再修一道陵園墻，將墓地包圍起來。漢文帝的霸陵同樣出現了雙重陵園，此外在周圍所有的外藏坑都是圍繞帝陵向心式布局，114座象征著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圍著帝陵轉了一圈，很顯然是加強中央集權的體現。

陵墓細節

外園墻

江村大墓四周未發現園墻遺跡，但有一圈用河卵石平砌的鋪石遺跡，暫名“石圍界”。整體呈東西走向，南北殘長396米、東西殘長393米、寬1. 3~1. 5米，復原長度為423米，距江村大墓墓室約160米。

陵園設施

在門闕遺址方面，霸陵只是因其陵園砌石為界，門闕均在石圍界正中外側的位置，但其規模與形制基本與西漢其它帝陵接近。以保存較好的東、北門址為例，經勘探發現，北門址由兩座東西對稱的“凸”字形夯土基址組成，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通長88、寬9.3～16.1米，中間為門道，寬1.9、進深6.2米。東門址由兩座南北對稱的 “凸”字形的夯土基址組成，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通長89.5、寬6.3～16.5米，中間為門道，寬1.5、進深6.3米。

主要遺址

竇皇后陵

竇皇后陵在今灞橋區霸陵鄉溝泉村，平地起冢，封土為陵，呈覆斗形，底邊長137-143米，頂邊長30-35米，高19.5米。陵園陵冢宏偉，陵園的西墻和南墻部分墻垣遺跡尚存，西南部有大型建筑基址，并發現有卵石路面、散水與瓦片。1966年，陜西省考古所曾在竇后陵園西垣外的“峻坂”上發掘了陪葬坑47個。陪葬坑東西排列為8行，每行少則1個，多達11個。坑的結構是：先挖土壙，多數緊貼坑壁置陶棺或條磚筑欄，少數無藏具，部分坑底留有生土二層臺。陶棺、磚欄頂部蓋回紋、幾何紋相間的薄方磚、素面方磚或陶棺等。

薄太后南陵

薄太后南陵北距霸陵4500米，位于今灞橋區狄寨鄉鮑旗寨村西北800米，封土為覆斗形，底部東西長140米、南北寬173米，底部東西長40米、南北寬55米，高24米。陵冢四周有夯土筑成的陵園垣墻，垣墻正中建有門闕。陵墓南側有清乾隆陜西巡撫畢沅所立碑石1通，上書“漢薄太后南陵”。1975年在薄太后南陵西北清理埋獸骨的從葬坑20座。此外，在從葬的條磚上，發現有“東園”戳印。“東園”系少府所屬官署，其職責是為皇帝、宗室近親“作陵內器物”，可見南陵是劉恒十分重視的工程。南陵亦有南陵邑，邑址在南陵附近。

陪葬墓

霸陵陵區共發現了2處漢代大型墓葬區，一處位于江村大墓西北3000米的馬家溝村附近，共有漢墓7座，地表可見封土的有5座；另外一處位于江村大墓西南約3900米的栗家村附近的白鹿原西側二級臺地，共發現漢墓20余座，其中4座規模較大，根據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等推斷，應屬霸陵陪葬墓，而據史料記載，在霸陵的陪葬墓有：劉恒的女兒劉嫖劉嫖與董偃的合葬墓、孝武陳皇后墓以及劉玄劉玄墓。

外藏坑

江村大墓周圍發現外藏坑114座，其中74座基本呈放射狀分布于墓室四周，東側19座、南側17座、西側18座、北側20座；每側外藏坑基本上相互平行，靠近墓室一端幾乎位于同一條直線上。墓室東西兩側的外藏坑為東西向，南北兩側為南北向。平面多為長條形，最長的可達92.3米、最短僅3米、寬1~10.4米、坑深5. 3~10. 5米；竇皇后陵封土周圍分布有13座外藏坑，其中西側8座、南側3座、北側2座。封土西側外藏坑，均為東西向，封土南北兩側的外藏坑為南北向。外藏坑平面呈長條形，最長的有54米，最短的僅5.2米，寬度2~8.3米，多在4米左右。此外，陵園內還有33座外藏坑，分別位于江村大墓東南、西南及西側；陵園以外的南、西兩側也發現了67座外藏坑。

殉葬坑

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考古隊共發掘了霸陵23座動物殉葬坑，發現動物種類共計11個屬種，包括鳥類2種和哺乳綱9種，均為珍稀野生動物，包括了“秦嶺四寶”中的三寶——金絲猴屬、大熊貓、羚牛，其中虎、亞洲貘、野牦牛、印度野牛在陜西省屬首次發現。此外，考古隊于1975年發掘殉葬坑的四周還首次發現了爬行綱龜鱉目陸龜科的靴腳陸龜、鳥類犀鳥科的地犀鳥屬。

馬來貘

亦稱亞洲貘，產于馬來西亞、蘇門答臘島和泰國，是類中最大的一種，貘在歷史上曾存在過中國，但目前已經滅絕。以往的考古發現中，除殷墟商代遺址出土的貘為骨骼外，其余均為“貘”的青銅器、壁畫、瓷器的“象物”造型。因此，霸陵出土的完整貘骨架彌足珍貴，證實了直到漢代，北方地區仍然有奇蹄類動物貘的存在，該發現為研究當時的氣候、環境和生態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印度野牛

別名印度野牛、野黃牛、白襪子、印度野牛等，分布于南亞、東南亞、中國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及普洱市等地，以其特大的身軀吸引著人們的眼球，是現存世界上體型最大的牛之一。印度野牛骸骨也是此次發掘所有坑中最大的一個動物骨架，比殷墟的“殷牛”要大得多。印度野牛在中國北方考古遺址中屬首次發現。

靴腳陸龜

位于磚欄中部，其南有塑衣式坐陶俑和陶罐各1件，象征飼養員和盛放動物食物的器皿。中國陸龜有四爪陸龜、凹甲陸龜和東南亞巧克力種三種，它們的背甲長度一般均不超過30厘米，但這次發現的陸龜背甲長度達52厘米，應為亞洲最大的陸龜，靴腳陸龜。

陶窯遺址

發現陶窯兩處共50余處座。其中一處10座位于金星村北、鹿鳴路以東的坡地上，北距江村大墓約600米。陶窯整體呈南北向“一”字排列，東西向，窯室在東，操作間在西。窯室平面路呈長方形，東西長5.7米、南北寬4.5米、間距約2米。窯室填士中包含大量的紅燒土、磚瓦殘塊；另一處位于江村大墓西部，大多位于江村周邊，共3處40余座。陶窯多由操作間、窯室組成。窯室平面有圓形、長方形兩種，圓形者直徑約2米，長方形窯室一般長5米、寬1~3米不等，內填松散紅褐色土，含牧多磚瓦殘片、紅燒土塊、草木灰等。

霸陵邑

霸陵邑在今灞河東岸田王村附近，距霸陵約5公里，秦朝時置芷陽縣，漢初依然因襲秦時地名，劉恒前元九年（前171)，在芷陽縣芷陽鄉筑霸陵，并改名。建國后，因基建，考古工作者曾在這里發現了有“芷”字陶文的陶磚、陶瓦等，表明了此地為霸陵邑無疑。霸陵邑在漢代曾盛極一時，不僅是文人墨客、達官顯貴居住的馳名之地，也是財富集中、物質股實，為長安富庶之地。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長安附近的諸陵，四方人、物輻湊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當地百姓越來越玩弄奇巧，從事商業。

出土文物

1966年，考古工作者對竇皇后陵進行勘探、發掘，共發掘了47座陪葬坑，出土了彩繪陶俑42件，陶罐和馬、羊、鶴等禽獸骨骼及谷物等；1975年在薄姬南陵縣西北清理瘞埋獸骨的從葬坑20座，發現包括大熊貓、犀牛、馬在內的動物骨骼一批。其中，以犀牛，大熊貓從葬，在中國考古發現中尚屬首次；后續又在霸陵陵區陸續采集到大量的遺物，主要有陶俑殘塊、陶器殘片及建筑材料。

銅漏壺

銅漏壺是漢代流行的計時器，這是在夜晚或陰雨天計量時間的。在景帝陽陵、武帝茂陵等帝陵陵區都發現過，但漢文帝陵園出土的特別完整，是極其珍貴的同類實物。

印章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了車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銅印，說明這些外藏坑應當是模擬官署機構，同時也是加強中央集權的體現。

鎏金車馬器

出土于南陵外藏坑的鎏金車馬器，大量運用鎏金技法，紋飾、圖像精美異常，部分構件內還有木質殘存，說明了薄太后南陵以真車隨葬，成為漢代高等級墓葬“外藏”制度的重要物證。

瓦當

考古隊根據有關文獻，對霸陵故城再次進行調查，在今謝王莊北、新寺村的高地上發現大量漢代磚瓦和“長樂未央”殘瓦當；后續在霸陵陵區出土瓦當11件，其中文字瓦當2件，殘存“樂”“央”二字；云紋瓦當8件；素面瓦當1件。

陶俑

彩繪女侍俑

彩繪陶俑女侍俑分為立俑和跽坐俑兩種比例勻稱，神態祥和，表面敷白色“胎衣”，然后用黑褐、深、土黃、大紅和粉白繪以彩飾。絳黃撲面，毛發多黑，眉目墨描，炯然有神。內衣多紅，衣裳土黃或黃白相間，衣領、袖、邊為紅、褐緣。立俑高53厘米～57厘米，跽坐俑高33厘米～35厘米。

著衣式陶俑

漢代出土的陶俑從形制上分為塑衣式陶俑和著衣式陶俑兩種類型。塑衣式陶俑是指人物形象及服飾同時塑成，并施以彩繪，上述的彩繪女侍俑便屬于此類；著衣式陶俑在隨葬時身上穿著真正的絲綢、棉麻或甲類等服飾，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昔日的衣裝已糟朽、碳化，成為今天所能看見的裸體俑，屬于最高等級皇權的專屬。大量西漢考古發現證實，著衣式陶俑使用是有嚴格限定的，極少被用于其他高等級貴族墓葬中，區別于同時期塑衣式陶俑的使用范圍。

半塑陶俑

霸陵半塑陶俑，其頸部戴一刑具“鐵鉗”，通俗地叫“刑徒俑”，這與劉啟陽陵刑徒墓地出土骸骨比對，印證了漢代帝陵修建使用犯人作為重要勞動力的歷史事實。半裸半塑的做法，很可能是漢初全塑陶俑與陽陵全裸著衣式陶俑之間的發展過渡，彌補了兩類陶俑之間發展演變的缺環，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選址研究

西漢十一帝陵圍繞在漢長安城的周圍，其中九個皇帝的帝陵均安葬在漢長安城西北的咸陽市原上，此為西漢的祖陵區，劉恒霸陵和漢宣帝的杜陵分別位于長安城南的白鹿原和杜東上。其中漢文帝為高祖劉邦的第四子，是庶出，不是嫡出，文帝將自己的陵墓安排在祖陵區之外，是為了避開昭穆制度，這似乎也是一種解釋。但觀察西漢帝陵未發現有昭穆制度的跡象，也就不能說霸陵是因昭穆制度才不入祖陵。

霸陵的陵園與其他帝陵陵園不一樣的地方在于，文帝母親薄姬的南陵也在其陵園內，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太后是漢高祖劉邦的側室、漢文帝劉恒的生母。薄氏出身低微，秦末諸侯紛起，魏豹稱王，薄氏家將她獻入魏宮；劉邦滅魏，其成為漢軍俘虜，被納入后宮，生了劉恒；而后劉恒被封為代王，薄式便跟隨劉恒在代國，劉恒繼位皇帝后，被封為太后。當時，高祖長陵已有妾妃的陪葬墓，如果薄氏入葬長陵，墓葬規模按制度需要降一等級，劉恒當然不能接受的。所以為了自己生母的陵墓按后陵等級修建，彰顯薄氏的皇太后身份，文帝將自己的陵墓安排在地勢較好的白鹿原，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則是為了加強東部的防御。西漢初，全國基本統一，但仍然有來自北方匈奴的威脅，這種威脅持續到劉徹時期才得以解決。西漢的帝陵主要集中的為北地區，尤其是高祖長陵，劉盈漢安陵的修建，設置陵邑，充實人口。以帝陵為防御屏障，抵擋匈奴長驅直入，威脅京師。文帝時期，因和親政策，北方匈奴對長安的威脅變小，而來自東方同姓諸侯和地方勢力的威脅越來越大。如文帝三年（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發兵欲攻打滎陽市，進兵長安；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劉長謀反。這一系列的同姓諸侯的反叛，均來自長安城的東部。劉恒時期國力還不足以全力應對各方的威脅，故采取防御措施是為正當。在長安城的東邊除了武關、函谷關，在無險可守，一旦函谷關被攻破，長安城再無保護屏障。文帝正是為了出于防御的考慮，將自己的帝陵安置在長安城東的白鹿原，設置陵邑，加強東部的防御。

后世影響

西漢時期

西漢文景時期上承高祖立國，下啟漢武盛世，是西漢社會的轉型時期，作為當時最重要的禮制建筑之一的帝陵，其規制也相應發生變化，文帝霸陵更是西漢帝陵制度發展演變的關鍵環節。根據考古資料，霸陵首次出現了雙重陵園、外藏坑圍繞帝陵向心式布局等重大變化，直接影響了此后西漢帝陵在封土、墓室、陵園、外藏坑等方面的規劃建設。

首先是封土方面。漢劉恒霸陵雖然不起封土，但因其墓上“稠種柏”，形成了獨特的方形林木景觀，這種情況可能影響到此后西漢帝陵的封土外形由長方形的截錐體逐漸演變為截面基本呈正方形的“覆斗狀”。其次，漢初帝陵墓室較大，高祖長陵墓室邊長140多米，劉盈漢安陵的墓室據測算應當也超過了100米，但因文帝節葬，將霸陵墓葬規模明顯縮小，這可能直接影響了西漢中期的帝陵，使其墓葬規模變小，墓室邊長也相應縮小至100米以下。第三，西漢帝陵中期以后的雙重陵園規制，以及大陵園平面呈東西長方形的形制，應當是承襲文帝霸陵而來。第四，西漢帝陵外藏坑的布局在初期相對較為凌亂，但自霸陵開始排列逐漸規整有序，特別是中期帝陵陵園外藏坑圍繞陵墓向心式布局更是與霸陵一脈相承。

魏晉時期

在葬俗方面與漢代的厚葬不同，魏晉時期統治者提倡薄葬，在墓葬形制方面，尤其是帝陵修建的時候，要體現出薄葬，由此可能就借鑒了劉恒修建自己陵墓的做法，選擇崖墓，在山體內修建墓室，或是選擇倚山。曹魏時期一改漢代厚葬制度，曹操提倡的薄葬，其陵寢高陵村發現于河南安陽安豐鄉西高穴村。墓葬平面為甲字形，隨葬器物多為陶器，與漢代同級別墓葬隨葬品相比甚微。晉朝帝陵修建的理念秉持了薄葬的理念，但在帝陵的修建上應該是借鑒了漢代陵墓的形制，鑿山為穴。社科院考古所曾考察了邙山晉帝陵南麓兩處西晉帝陵，推測一處為西晉文帝司馬昭的崇陽陵，另外一處為西司馬炎的峻陽陵。兩座大墓以山為體，規模小于漢代帝陵，但形制和霸陵的應該是有傳承性。

唐代時期

唐陵陵園制度開始于唐高祖獻陵，貞觀九年，高祖頒布《神堯遺詔》載，其服輕重，系從漢制；其兩周王陵制度，務從儉約，斟酌漢魏，以為規矩。表明了關中十八唐帝陵不管是封土為陵，還是依山為陵，均為仿照漢代的建設理念所建，在這基礎上形成了唐代獨特的帝陵修建方式。李淵逝世后，一方面唐李世民為了遵從李淵遺愿，勿勞民，另一方面也是時間較為倉促，短時間內無法修建與漢代帝陵規模一樣的陵墓。這樣的情況下，與房玄齡等大臣商議，認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最終選擇了不崇不卑的光武帝原陵制度。

昭陵是唐代帝陵依山為陵的鼻祖，且是太宗生前本人自己選擇的修建地點。太宗在生前選擇自己陵址，可能于李淵崩后修建陵墓有一定的影響，至于是如何選擇陵址，一是為了仿漢代造陵模式，既達始終，身腹親見；二是為了務從儉約，但是從實際的昭陵勘探數據來看，太宗這一做法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真正的為了節約。由此來看，太宗依據漢代遺風修建陵墓，還是仿照文帝的霸陵形制，開啟了唐代帝陵依山為陵的先河。

兩宋時期

兩宋皇陵分為宋陵和南宋皇陵，北宋皇陵位于今鞏義市，南宋皇陵位于今紹興市。鞏義皇陵號稱“七帝八陵”，整個兆域分為四個區域，加帝陵，后陵和陪葬墓有上千座墓葬。通過對宋代帝陵的發掘勘探，宋代帝陵在陵寢制度的發展史上處于徘徊的階段，與秦、漢、唐三代相比，宋代皇陵在形制上有前代的傳承，也有自己的創新，如封土為方形、開四門繼承漢代形制，且帝陵位置選擇依山為陵，這還是繼承了漢代的制度。南宋皇陵在修建時仍以鞏義皇陵為依照。

價值與意義

劉恒霸陵準確位置的確定，一是對漢代皇帝陵園以及墓葬制度研究的一個重要突破，對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展變化的深入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二是否定了鳳凰嘴為漢文帝霸陵的傳統認識，更進一步否定了西漢帝陵存在崖墓洞的推測，解決了西漢十一陵的名位問題；三是霸陵的雙重陵園、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圍繞帝陵布局等，均為西漢帝陵中最早出現；四是出土印章、封泥及其他帶字文物等的發現，證實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現實中的西漢帝國”的建設理念。

開發和保護

開發

2018年初，時任西安市灞橋區區委主要領導會同市文物局領導調研考古發掘工作，提出要充分發揮漢三陵在白鹿原文化走廊建設中的區位優勢，運用省市考古發掘的有利時機和出土文物，高標準建設漢文化中心（漢三陵保護開發）項目，大力發展灞橋區文化旅游產業。

2018年3月19日，西安市灞橋區區委、區政府兩辦正式發文，將漢文化中心（漢三陵保護開發）項目列為2018年我區10個重大項目之一，并成立了以區委常委、宣傳部長為總指揮、分管文化旅游副區長為副總指揮的項目指揮部。2018年3月28日，項目指揮部辦公室印發了《漢皇陵遺址公園建設方案》，明確了各成員單位承擔的具體工作和進度要求。

保護

薄太后陵、竇皇后陵、鳳凰嘴祭祀區現由西安市西漢帝陵保護管理中心日常管理。江村大墓因保護范圍尚未公布，暫由所在街辦組織專職文保員隊伍進行定期巡查，灞橋區文化和旅游體育局進行業務指導。

1992年4月，陜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保護范圍：霸陵重點保護區為帝陵、后陵及其碑刻為中心的39100平方米范圍；一般保護區為重點保護區外延100米；建設控制地帶為一般保護區外延100米。此外，還公布了薄太后陵和竇皇后陵保護范圍：其重點保護區均為墓冢；一般保護范圍均為重點保護區外延10米；建設控制地帶均為一般保護范圍外延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