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江西瑞金的蘇維埃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先后管轄根據地13塊，版圖面積達40萬平方公里。鼎盛時期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擁有8萬多平方公里，近500萬人口，成立4個省級政權和60多個縣級政權。截至1934年初，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先后成立幾百個縣級蘇維埃政權。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中國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理論。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于1927年提出成立蘇維埃政權。1927年11月至1928年9月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形成蘇維埃運動高潮，中國共產黨先后在廣東和湘贛邊等建立了50多處蘇維埃政權。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簡稱一蘇大）在江西瑞金召開，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選出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大會改瑞金為“瑞京”，定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并制定國徽、國旗等標志。
1934年，因為“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隨同中央紅軍一起開始戰略轉移。長征到達陜北地區后，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1937年9月6日，正式更名為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為歷史。
從成立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更名為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共存續了五年十個月。它的創建和發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次預演，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擴大了黨的影響，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根據地建設以及后來新中國的政權建設，提供了歷史經驗，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干和組織、管理人才。
名稱
“蘇維埃”一詞的意思是“代表會議”或者“會議”，來自俄文“COBET"的漢語音譯。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黨在斯莫爾尼召開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宣布成立第一屆蘇維埃政府，即人民委員會，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國家政權。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在歐洲出現蘇維埃運動高潮。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統一中國本部為真正民主共和國”“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真正民主共和國”性質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建國思想的歷史起點。1927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要建立“工農小布爾喬亞的革命民權同盟”“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國”。10月23日，《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反對軍閥戰爭宣言》提出，“統一中國，造成新中國——工農兵勞動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中國。”囿于當時的國內外情境，中國共產黨對“新中國”的構想只是停留在照搬蘇聯的模式層面，提出“蘇維埃共和國”口號。“蘇維埃共和國”最初的設想是“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的民主共和國”，即“蘇維埃工農共和國”。
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依據中國的國情，隨著蘇區的不斷擴大，于1931年11月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稱統一了各蘇區的紅色政權。當年11月7日，也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14周年紀念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代表大會也于當日開幕。
背景
蘇維埃理論在中國傳播
蘇維埃制度是蘇聯人民在革命斗爭中創造出來的一種政權組織形式。1906年2月，列寧在《提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策略綱領》中明確了蘇維埃的性質，“工人代表蘇維埃是在群眾性政治罷工的基礎上自發產生的廣大工人群眾的非黨組織，”“蘇維埃是革命政權的萌芽。”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推動了歐洲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歐洲出現蘇維埃運動高潮，先后出現了芬蘭人民全權代表蘇維埃、德國的巴伐利亞州蘇維埃共和國和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等蘇維埃政權。為了幫助世界各國革命派建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1919年3月，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共產黨代表大會，并組建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選舉產生共產國際的領導機構執行委員會和執行局。共產主義國際的建立，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提供了保證。列寧宣布：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為期不遠了。
俄國十月革命為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理論。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研究、了解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維埃理論。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蔡和森等先進知識分子逐漸成長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先驅。1921年7月，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加入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際，并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實行國共合作前后，陳獨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論”，認為中國的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結果只能是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等到資本主義發展起來，時機成熟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共產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事。”與此同時，共產國際也不主張中國共產黨此時提出的“蘇維埃”口號。
中國蘇維埃政權早期探索
1925年11月，廣東省先后選舉成立陸豐縣和海豐縣蘇維埃政府，是中國共產黨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最早嘗試，是中國蘇維埃的開端。1927年5月，蔣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失敗。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同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總方針。隨著革命形式的繼續惡化，9月19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認識到“中央以前復興左派國民黨的估計不能實現”，從此以后，“關于組織群眾的革命斗爭”，“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自此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從“只限于宣傳蘇維埃的意義”轉為“蘇維埃實現”階段。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后建立廣州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廣州公社，因為廣州起義的失敗，雖然只存續了2天，卻開創了城市蘇維埃政權在中國的第一次實現，與海陸豐蘇維埃政府一起，揭開了中國蘇維埃革命運動的序幕。
1927年秋收起義后，從11月開始，在湘贛邊一帶先后成立了茶陵縣、馬江區工農兵政府，以及遂川縣、永新縣、寧岡、酃縣、蓮花縣等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自1927年11月到1928年9月，形成了中華蘇維埃運動的第一次高潮，中國共產黨先后建立了50余處縣、區、鄉級蘇維埃政權，其中以廣東省和湘贛邊界的蘇維埃政權規模最大。隨著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形成，特別是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后，閩、贛蘇區連成一片，成了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基本具備了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條件。
歷史
籌備
1930年1月20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提議，中國共產黨決定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將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擺上議事日程。1930年2月3日，成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任弼時擔任主席。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中央通告第六十八號），決定于1930年5月1日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大會的任務“首先要解決的是全國蘇維埃區域與中國工農紅軍之更一致的聯合行動。”2月7日，全國“蘇代會”（蘇維埃代表大會）籌委會召開會議，周恩來對會議日期、代表名額分配、會議議程和決議草案等事項作了報告。
1930年5月，經過3個月的籌備，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大會作出了為建立工農民主政權而斗爭的任務和策略，確定了中華蘇維埃十大政綱，并通過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及有關法律草案。同時，大會決定成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簡稱在“中準會”）負責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簡稱“一蘇大”）的籌備工作。為了盡早召開“一蘇大”和成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主席團決定先行成立中國工農兵會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臨時常務委員會(簡稱“中準會臨時常委會”)，具體負責籌備工作。7月30日，“中準會臨時常委會”向全國45個黨團組織、蘇維埃區域和革命團體發出選派代表來上海參加“中準會”的邀請書。
1930年9月12日，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討論了“中準會臨時常委會”的工作報告、政治宣言以及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條例，通過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準備提交“一蘇大”的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經濟法、中國工農紅軍問題決議等草案和全國蘇維埃大會的主要議程。但由于戰爭環境和多種因素的影響，在籌建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過程中，先后五次變更會議時間和地點。
成立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村召開。與會代表610人，分別來自于中央區、閩西區、湘贛區、湘鄂區、湘鄂西區、瓊崖區、贛東北區等革命根據地，以及紅軍、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工會的代表等。
“一蘇大”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后的最高政權機構。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和張國燾為副主席。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副主席為項英和張國燾。根據人民委員會的題名，人民各人民委員會委員（即各部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人民委員會的產生，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大會結束后，瑞金市改稱“瑞京”，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各級工農代表的蘇維埃制度，構建了基本的政治體制框架，創造了較為雄厚的物質基礎，不僅保障了10余萬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的日常供給和戰爭物資，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群眾生活。
中央蘇區的鞏固和壯大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加強了對各個根據地的統一指揮，推動了各根據地的政權、經濟、軍事、社會、文化、教育和黨的自身建設，在政治上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局部范圍內改變了人民被剝削、被奴役的命運，孕育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思想和根本政治制度的政體思想。在近兩年的時間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蘇維埃政權都得到進一步鞏固，工農中國工農紅軍迅速發展壯大，蘇區各項建設事業得到長足發展，蘇區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
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于1933年1月遷至江西瑞金，與蘇區中央局合并組建新的中共中央局，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全國革命的中心。至1933年春，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中央蘇區達到鼎盛時期，其范圍包括江西省的瑞金、會昌、于都、安遠、信豐、尋烏、興國、寧都、廣昌、石城、黎川，福建省的建寧、泰寧、寧化、清流、龍巖、長汀、連城、上杭、永定、歸化等贛南、閩西的廣大地區，蘇區總人口約300萬。中央蘇區的外圍，還有大約6萬平方公里的游擊區和半游擊區等。先后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江西省委、中國共產黨福建省委員會、粵贛省委、閩贛省委和贛南省委等5個省委，以及相應的省級蘇維埃政府和軍區。中央紅軍和地方紅軍隊伍共8萬余人，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擴充至約10萬人，還有赤衛隊、赤色少先隊等群眾武裝約20萬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鞏固和壯大，以及在中央蘇區的局部執政，為后來延安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領導各方面建設，積累了歷史經驗。
面對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軍民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為反“圍剿”斗爭準備了較好的群眾基礎和必要的物資條件。包括組建國民經濟部，統一完善財政稅收政策，建立獨立的金融貨幣體系，推廣先進農業生產技術，設置對外貿易機構等。蘇區的經濟建設屬于黨開創性的工作，為后來黨在各個歷史時期開展經濟建設提供了借鑒。
二蘇大的召開
1933年6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出關于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簡稱“二蘇大”）的決議。大會時間定在1933年的12月11日（廣州起義紀念日），但由于當時湘贛和湘鄂贛兩省蘇區的選舉工作沒有完成，1933年9月蔣介石又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起了第五次“圍剿”，“二蘇大”的時間被推遲到1934年的1月份。在大會籌備階段，臨時中央政府歷時4個月在瑞金沙洲壩建造了一座被稱為蘇區建筑史上奇跡的大禮堂，供召開大會使用。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沙洲壩舉行。參加大會的正式代表693名，候補代表83名，旁聽代表1500名。大會開幕當日，舉行了閱兵典禮。下午，舉行開幕式。毛澤東作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總結了蘇維埃共和國及中央政府成立兩年來的施政情況和政權建設經驗。27日，根據代表們的討論情況，毛澤東又作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報告的結論”。29日下午，因戰事緊急，大會推遲了林伯渠作的《經濟建設決議報告》時間，改由毛澤東同志向大會作《關于緊急動員的報告》。大會選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2月1日大會提前舉行閉幕式，由毛澤東致閉幕詞，并通過《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2月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等17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大會選舉張聞天為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阮嘯仙為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委任董必武為臨時最高法庭主席。“二蘇大”之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去掉“臨時”二字，正式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
戰略轉移
1933年秋，國民黨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因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蘇區的黨、政、軍一切工作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共中央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形勢、任務和作戰方針都作出了錯誤的分析和決策。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五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完全接受共產國際對世界形勢和中國革命形勢的分析，不僅將籌備召開“二蘇大”、擴大蘇維埃運動作為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措施之一，而且作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后決戰。
1934年1月，“二蘇大”召開后，雖然選舉朱德為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和王稼祥為副主席，但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軍事指揮權實際操縱在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手里。在第五次反“圍剿”過程中，中國工農紅軍在“左”傾領導指揮下，采取“單線防御”“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消極防御方針，完全陷入被動地位。1934年4月，廣昌失陷。至10月中旬，國民黨軍隊相繼進抵興國、寧都、長汀、會昌一線，“左”傾領導者考慮擺脫“圍剿”的唯一辦法，就是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被迫實行戰略轉移，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宣告失敗。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部隊從瑞金縣出發，長征開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所屬人員隨中央紅軍一起行動。同時，組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統一領導原中央蘇區留守軍民的斗爭。
從1934年至1936年10月，在長征期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要任務是擺脫敵人“追剿”，因而國家的軍事職能得到強化，經濟文化等職能則相應弱化而處于次要，甚至是輔助的位置。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三位一體，統一制訂和發布命令、指示和政策。
長征之初，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完全處于“左傾”機會主義者統治之下，大轉移并沒有周密的計劃，是在盲目指揮下開始的。中央“左”傾錯誤領導采取避戰主義的方針，機械地計劃往湘鄂西去和紅二、六軍團匯合。蔣介石在湘江以東“圍殲”紅軍計劃失敗后，在紅軍通往湘西的必經路上構筑了四道碉堡線。12月12日，中央紅軍占領湘桂邊境的通道城后，中央軍委召開臨時會議，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大多數同志的支持，紅軍自通道城改變進軍方向，轉向貴州黎平，把敵軍拋在湘西地區。通道轉兵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國工農紅軍戰略行動方向轉移的開始。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黎平、猴場召開會議，正式否決了去湘西的錯誤意見，基本上解決了紅軍長征進軍方向問題，同時確定進至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重建根據地。1935年1月，中央在遵義召開會議，在軍事上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恢復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改變了原來的被動局面。1935年1月，在遵義成立蘇維埃政權，包括遵義縣革命委員會和32個區級蘇維埃政權。中國工農紅軍離開黔北繼續長征后，蘇維埃活動被迫終止。
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布《告全體紅色戰士書》，決定停止向川北發展，在云貴川三省地區建立根據地，表明中共中央再次改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轉移去向，由原移駐四川改為立足云貴川邊界地區，并提出“赤化全貴州”的口號。同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首先進入川西北理縣，全面鋪開創建根據地工作。凡是紅軍駐扎過兩三個月的鄉、縣均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廣泛散播蘇維埃火種。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匯合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曾一度計劃以川西北為立足地，開展建立根據地的初步工作，但因敵情等原因，中央紅軍未能達到建立川西北根據地的目的。從1934年12月至1935年5月，中共中央選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立足地的大致范圍在川滇黔幾省地區，包括黔北、云貴川、川西北等，大方向均在中國的西南省區。1935年10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所屬人員隨中央紅軍一起，到達陜甘蘇區吳起街道，完成了戰略轉移任務。
從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開始到蘇維埃共和國改名時期，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各蘇區游擊隊開始糾正“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影響，由正規戰轉入游擊戰，采用多種斗爭手段與敵人進行軍事斗爭。晚期的蘇維埃運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十分薄弱，有些蘇區沒有開展這些工作。全面抗戰爆發后，隨著中共中央各項政策的調整，晚期蘇維埃運動的政策也隨之進行了調整。
戰略轉移前，中共中央在原中央蘇區設立黨的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央辦事處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賀昌任政治部主任，陳毅任中央辦事處主任。留下的部隊共三、四萬人，由陳毅率領在瑞金、會昌、于都、寧都等縣“三角區域”的基本游擊區和最后堅持陣地開展游擊作戰。從1934年10月紅軍長征開始至1937年10月，留守紅軍在江西省、廣東、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浙江、福建等八省先后開辟了13個游擊區，建立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第二次統一戰線形成后，中央分局根據中央的決定，南方八省的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走上抗日戰爭的新戰場。
向抗日民主政權轉變
1935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進駐陜西安定（現子長縣）瓦窯堡，變更對外名義，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為博古。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改國號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并正式啟用1934年1月“二蘇大”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徽和國旗。1937年1月13日，西北辦事處和中共中央一起進駐延安。為了與國民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宣布取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各級蘇維埃政府，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同年9月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后一個政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更名為“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完成歷史使命。
疆域
根據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的《地方蘇維埃政府的暫行組織條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地方政府分別與地方各級政區相對應，分為省、縣、區和鄉（市）蘇維埃政府4級。中央革命根據地所轄省級蘇維埃政府5個，縣級蘇維埃政府102個。
人口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至1933年二、三月間，隨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范圍不斷擴大，其疆域達到鼎盛，共設有江西省、福建、閩贛、粵贛等4個省，60個行政縣，占有縣城21座，總面積8.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453萬。其中江西、粵贛兩省共約240萬人，福建、閩贛兩省各約100萬人。其中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長征，中央革命根據地喪失。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地區后，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1937年9月22日，陜甘寧邊區成為中華民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面積13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50萬人。
政治
國家性質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蘇維埃政權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專政的對象是“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剝奪他們參加政權和政治上的自由權利。同時，《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實行五級代表大會制度，16歲以上的公民都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務。擴大了選民的選舉參與度。
國家標志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二蘇大”）通過《關于國旗、國徽、軍旗的決定》法令，規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旗、國徽與國旗的具體樣式、規格。
國徽
國徽的完整圖案是：在地球上插著交叉的鐮刀與錘子，右側為谷穗，左側為麥穗，架于地球圖形的兩旁和下面，地球的上方為五角星。外圓上部文字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下部文字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地球圖形為白底，輪廓經緯線為藍色，地球上的鐮刀、錘子科技為黑色，五角星為黃色。
國旗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旗為紅色底子，旗長1.6米，寬1.2米，中間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徽，旗柄為白色。
軍旗
1934年2月1日，“二蘇大”通過關于國徽、國旗和軍旗的決定，以國家法令的形式對軍旗的式樣進行規定和統一：軍旗的底子為紅色，橫為五尺，直為三尺六寸，中間為黃色交叉的鐮刀和錘子，右角上位黃色的五角星，旗柄為白色。
中央政權
中國蘇維埃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組織下開展的，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民主政權。中國共產黨在蘇維埃政權中處于領導地位，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黨對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領導和組織；二是蘇維埃政權建立后，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對蘇維埃政權的領導；三是蘇維埃政權必須堅決執行黨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定并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產生了由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彭德懷等63人為執行委員組成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和張國燾為副主席，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自此，各個革命根據地紅色政權有了統一的中央政府機構。1934年1月，在瑞金市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改選中央政府，毛澤東、項英、張國燾等均繼任主席、副主席。
權力機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由各省、中央直屬市、直屬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及紅軍所選出的代表組成。其有權制訂和修改憲法與法律，決定全國的方針政策，聽取并討論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改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大會每兩年召開一次，特殊情況下可以延期召開。必要時可以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大會大會閉幕期間，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有大會選舉產生，并對大會負責和報告工作。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由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行使其權力。主席團由25人組成，選舉毛澤東為主席，副主席2-4人。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等職責均有明確規定。
行政機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最高行政機關是人民委員會，即中央人民政府（臨時）。它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執行機關，由人民委員會主席、人民委員和工農檢查委員會主席組成，全部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從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選任。對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負責并報告工作。各人民委員部由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分別擔任領導，設副人民委員1-2人，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任。經過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毛澤東被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革命軍事委員會是國家最高軍事機關，國家保衛局是專門的肅反機關，有權對一切反革命案件進行偵察、逮捕和預審。監督國家工作人員的機關是工農檢查委員會（最初為工農檢查部）。
審計和審判機關
為了保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法律的執行，中央機構設有最高審計機關和最高審判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的審計委員會是最高審計機關，由5-9人組成，設主任、副主任各1人，委員及正、副主任均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任。最高法院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的最高審判機關，設院長1人，副院長2人，均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任。最高法院下設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及軍事法庭等，分別負責各種案件的審判工作。
地方政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統一地方行政機構的建置，實行省、縣、區、鄉四級建制。省蘇維埃代表大會是省的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召開一次，省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權力機關，省執行委員會下設勞動、土地、財政、軍事、國民經濟、糧食、教育、內務、裁判等部以及工農檢查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和國家政治保衛分局等。各縣（市）、區、鄉均設不同會期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作為各自的最高權力機關，除鄉蘇維埃代表會議不設執行委員會外，縣（市）、區執行委員會及其下屬機構的設置與其上級相仿。
監察制度和廉政建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中央蘇區建立起一套工農民主政權的監察制度，監督政府行政機關和各級干部執行黨和政府的各種法令、法規和指示，檢舉和查處黨內和政府機關中的官僚主義，貪污腐化現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設立工農監察委員會，何叔衡任工農監察委員會人民委員。1932年，蘇維埃臨時中央頒布《工農監察部的組織條例》《工農監察部控告局的組織綱要》《突擊隊的組織和工作》等法規，對各級工農監察部、控告局和突擊隊的組織、任務、工作方式做出規定。蘇維埃政府的檢察機構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工農監察部、控告局和各級檢舉委員會，其組織系統分為中央、省、縣、區四級。各級檢察機關實行雙重領導體制，各級工農監察委員會既是各級蘇維埃政府機關的組成部分，同時又接受上級工農監察委員會的命令和指示。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李維漢任書記。之后，地方各級政府的檢察組織系統逐步建立和健全，形成了以黨的檢察機構和蘇區政府檢察機構為主體的檢察組織系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廉政建設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建立民主制度，加強群眾監督。吸收工農群眾中的積極分子參加管理國家行政與各方面的活動，實行群眾對政府和工作人員的監督與批評。二是嚴格法紀，依法治政。向紅軍頒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蘇維埃大會通過《工農檢查處理問題的決議案》，規定工農檢查處是中華蘇維埃政府的一部分。有權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檢查和監督。《工農監察部的組織條例》規定，工農監察部有向各該級執行委員會建議撤換或處罰國家機關與國家企業工作人員的權利，若發現犯罪行為，有權報告法院，施以法律上的監察和裁判。蘇維埃政府還頒布《懲治貪污浪費辦法》《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等具有約束力的文件，規定不論職務高低，一律依法治罪。三是加強干部的選拔和教育。四是實行黨政分開，禁止政府機關辦企業。
法制建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制定了大量規范性法律文件，共頒布了130余部法律、法規、條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大綱為核心，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法、刑法、行政法、經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婚姻法在內的較為系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法律體系。
財政制度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陸續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財政條例》等，規定“一切國家稅收，概由國家財政機關按照臨時中央政府所頒布的稅則征收，地方政府不得自行規定稅則或征收。蘇維埃政府的稅收種類分為農業稅、商業稅、工業稅三種，但工業稅一直沒有開征，卻開征了關稅。由于各革命根據地沒有連為一體，稅收制度無法做到完全統一，各根據地開征的稅種有一定的差異。除稅收外，蘇維埃政府還有發行公債、向群眾借糧、發動干部群眾節省和捐獻等特殊的財政收入方式。財政支出主要包括軍費、生產建設、社會救濟、文教衛生事業費等方面。
1931年11月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會通過暫行稅則的決議，規定：國家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稅收是主要來源，廢除國民黨軍閥的一切農業稅丁糧、苛捐雜稅厘金等，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統一累進稅對于任何方面都是征收一種稅，征稅的原則依階級的原則解決，對于被剝削階級和最苦階層的群眾，免除納稅義務；各省政府根據當地實際情形，定出農業稅的稅率；對于商業出入口稅和工業的出廠稅暫行免稅。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設立中央財政人民委員會稅務局（簡稱中央稅務局），掌管關于各項稅收之計劃、整理和征收，兼管理工商業等級事項。各省、縣、區、市財政部下設稅務科，職責是管理商業稅、農業稅、山林稅的征收、管理、調查、登記，以及檢查和指導下級稅收賬目與工作。
經濟
基本經濟制度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和任務是摧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基礎，建立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支持革命戰爭。
為了加強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領導，毛澤東在蘇維埃中央政府系統內設立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具體組織領導國民經濟建設工作，先由中央財政部長鄧子恢兼任部長，后由林伯渠正式任國民經濟部部長，1934年全蘇二大后，吳亮平繼任部長。國民經濟部下設設計局、調查統計暨普查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社指導委員會、對外貿易局、國有企業管理局等單位。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主要工作和經濟思想，主要有六個方面：一是以革命戰爭為中心，進行一切可能和必要的經濟建設，是在一個以小生產為基礎、被敵人長期包圍和分割、處于頻繁戰爭中的農村根據地進行的經濟建設。二是把農業生產放在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三是堅持發展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經濟“同時并進”，盡可能發展國營經濟，大規模發展合作社經濟，提倡和獎勵私人經濟。四是開放根據地的對外貿易，搞活根據地經濟。五是從發展國民經濟入手增加財政收入，保障革命戰爭的供給，解決中國工農紅軍和政府工作人員的給養問題。六是動員和依靠廣大群眾參加經濟建設。
農業
臨時中央政府于1931年制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比較完整地提出了反對封建土地所有權的原則，要求將一切土地平均分配，滿足貧苦農民對擁有土地的要求，打碎了蘇區的封建生產關系，實現農民土地所有制，恢復蘇區范圍內的農業生產，改善了農民生活。蘇維埃政府把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作為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制定促進農業生產的政策、措施，組織勞動互助社、耕田隊、換工隊、耕牛站、耕牛合作社等合作組織，開展農業合作運動，集中力量發展農業生產。蘇維埃政府還大興水利、開墾荒田、改良土壤、推廣農業種植技術、植樹造林等農田基本建設。蘇維埃政府頒布《合作社暫行條例》《合作社工作綱要》《合作社標準章程》等規范性文件指導合作社運動，使合作經濟占據蘇區經濟的重要地位。
工業
中華蘇維埃各根據地幾乎沒有近代工業，蘇維埃政府在工業方面興辦各種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幫助手工業恢復和發展生產，并引導他們走向生產合作道路。對資本主義工業加以利用，使之服從于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為蘇區經濟服務。蘇區的工業分為公營工業、手工業合作社和私營工業三種形式。蘇維埃政府創辦兵工廠、被服廠等軍需工廠，并逐步發展公營的商業服務業。1933年9月，僅江西省、福建省兩省17個縣，就有各種合作社1500個，合計股金30余萬元。
商業和外貿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商業由公營、合作和私營三部分構成。公營商業由政府投資興辦和領導，歸全體民眾所有，主要有經濟公社、公賣處、公營商店、紅色飯店、旅館、糧食調劑局等；合作社商業以消費合作社和糧食合作社為主，包括各種合作商店，以及少量購買與販賣合作社等。私營商業和農村集市貿易包括資本主義商業和個體小商販兩部分，是私營商業和農民之間進行商品交換的場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對外貿易主要是在反封鎖、反奸商的斗爭中發展起來、與白色區域之間的商業貿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國家機關設立對外貿易局，各省、縣設立對外貿易公司，各重要出口地設采辦處，逐漸形成對外貿易網。中華蘇維埃政府對外貿工作進行監督和管理，制定有利于對外貿易的“稅則”，規定一切貨物除免稅品外，在邊境稅關納稅后，通行全蘇區。對外貿易的工作，促進了蘇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打破了經濟封鎖，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群眾的負擔。
金融
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在江西瑞金葉坪成立，其主要業務包括貨幣發行、代理國庫、代理政府公債及還本付息，金銀的生產，以及外國貨幣、證券或匯票管理等。同年3月，國家銀行正式營業，并建立江西、福建省兩個直屬分行，在興國、瑞金等縣設立支行，以及數十個貨幣兌換處和金銀收買處。中央蘇區以外的革命根據地銀行通過改組分別建立相對獨立的國家銀行省級分行，從而形成與紅色政權相結合的蘇維埃國家銀行體系。1932年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發行面值1元、2角、1角和5分的銀幣券紙幣，1933年增加面值5角的紙幣。中央造幣廠成立后，國家銀行鑄造面值1元的蘇區銀元，還有面值2角的銀幣和5分、1分的銅幣等其他金屬輔幣，實現了中央蘇區貨幣的統一，維護了貨幣流通體系，建立起健康的金融秩序。從1932年7月至1933年8月，臨時中央政府在蘇區范圍內募集公債，均由蘇維埃國家銀行代發。蘇維埃國家銀行還兼行商業銀行的儲蓄和發放貸款等業務，推動了蘇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工農群眾基本民生的改善。
軍事
軍事機構
1931年11月25日，根據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瑞金市葉坪鄉洋溪村成立，負責領導蘇維埃共和國中國工農紅軍的作戰和建設，是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1933年5月至1934年10月，中革軍委先后在瑞金市沙洲壩鎮烏石垅村、云石山鄉梅坑村辦公。
1934年1月22日，“二蘇大”重新選舉了中央軍委，仍以朱德為主席，周恩來和王稼祥為副主席，9月，王稼祥因病其副主席職務由項英暫代，其兼任的總政治部主任由顧作霖代理（10月以后由李富春代理）。新成立總動員武裝部，滕代遠任部長，張愛萍為總隊長。其余機構不變。
1934年10月10日，中革軍委在長征第一山下發通令，部署實行戰略轉移，長征開始。中革軍委先后設有總參謀部（后改稱總司令部）、總政治部、武裝動員部（武裝總動員部）、總經理部（總兵站供給部）、總兵站部（總兵站運輸部）、總軍醫處（總衛生部）、政治保衛局以及秘書處、撫恤委員會和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等機構。
軍事力量
主力紅軍
中國工農紅軍是中華蘇維埃革命的主要武裝力量，始建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1933年曾發展至30萬兵力，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支柱和重要保障。紅軍初創時期，中央對各地建立的革命軍隊沒有規定統一的名稱。1927年10月底，中共中央以決議的形式正式規定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名稱為“工農革命軍”。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各地紅軍正式稱為“中國工農紅軍”。
1930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頒布《中央軍委軍事工作大綱》，正式對全國中國工農紅軍的番號和活動地區作出明確規定，并頒布紅軍統一的軍制。各地紅軍分別建立正規軍團，軍團以下按“三三制”建立軍、師、團、營、連、排等建制。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將主力紅軍改編為7個軍。1933年6月，全國各地主力紅軍實行統一的編制序列，全國紅軍師一級的編制從第一師至第九十九師。之后，凡編有戰斗序列的紅軍部隊，即屬于主力紅軍的范疇。
地方武裝
中華蘇維埃運動中，各地建立了許多地方武裝，形成主力紅軍和地方武裝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地方武裝主要包括地方中國工農紅軍、工農赤衛軍和紅色少先隊（少年先鋒隊），以及從赤衛隊和少先隊兩個組織挑選編成的“紅軍預備隊”和“區特務營”等地方武裝。
軍事理論
黨指揮槍的原則
中國工農紅軍在政治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軍隊各級建立黨的組織，實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一切重大問題，必須由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不能憑個別長官的意志作決定。在紅軍內部，只能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及其領導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其他任何黨派都不能在軍中建立組織和發展成員。堅持黨指揮槍，是中國工農紅軍建軍的根本原則，也是中國工農紅軍部隊不斷成長壯大、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對工農紅軍的領導主要是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領導，并通過政治工作來實現。
三大任務
中國工農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在武裝斗爭的實踐中形成了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三大任務：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紅軍執行三大任務，主要在于處理打仗消滅敵人和另外兩項任務的關系。1929年，中共中央明確指出，紅軍的基本任務主要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紅軍不能實現三個任務，則與普通軍隊無異。
軍事和作戰思想
蘇維埃革命以人民戰爭的思想作為基本的軍事思想和軍事路線。革命戰爭是人民群眾的戰爭，必須最大限度地動員、組織和武裝群眾，才可能戰勝敵人。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系統的作戰原則：一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進”的“十六字訣“；二是積極防御的戰略指導原則，包括誘敵深入的作戰原則，集中兵力各個擊破作戰原則和打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的作戰原則等。
中國工農紅軍在執行符合中國革命戰爭的正確軍事路線的同時，也受到王明“左“傾軍事路線的干擾和影響。它在軍事上形成完整的體系，被運用于革命戰爭的實踐，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其主要表現為：進攻中的軍事冒險主義，防御時的軍事保守主義和軍事平均主義，轉移時則變成逃跑主義。
文化建設
新聞出版
中華蘇維埃政府重視新聞出版工作，臨時中央政府組建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局，張人亞任局長。各蘇維埃政府也相繼成立省出版局。由中央出版局發行部統籌圖書報刊的出版發行。之后，在中央政府總務廳下設出版處，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設出版局。中央政府開辦中央印刷廠，中央軍委開辦軍委印刷所。少共中央局、教育部等也有自己的出版機構和發行網，面向群眾發行書記報紙，中國工農紅軍戰士半價優惠供應。
蘇區發行的報紙有300多種，包括《紅色中華》《青年實話》《斗爭》《紅星》等，主要報紙的發行量在2萬份以上，大大提高了蘇區工農群眾文化水平。
文藝
蘇維埃政府重視文化文藝運動的開展，采取多種形式發展蘇區文藝運動，其中最為活躍的是革命歌謠和新戲劇活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把紅色戲劇運動的基地放在中央紅軍學校，并成立“戲劇管理委員會”，負責組織戲劇節目的創作和演出。1932年春，成立專業化的“八一劇團”，后擴建為工農劇社總社，各地也先后成立工農劇社分社、支社。1934年4月4日，工農劇社組織成立藍衫劇團學校，培養專門戲劇人才，后改名為高爾基學校，李伯釗擔任校長。蘇區先后創作了幾百部戲劇作品，代表作有話劇《我—紅軍》《戰斗的夏天》《松鼠》等優秀劇目。通訊和報告文學，在蘇區文藝運動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很強的政治鼓動性和戰斗性。
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市葉坪紅軍廣場，舉行第一屆體育運動會，駐瑞金的各機關、部隊和群眾代表近萬人參加開幕式，來自紅軍、學校以及中央政府機關和各縣市選派的運動員共160人，參加運動會。比賽項目包括兵乓球、籃球、網球、足球等，以及田徑錦標賽、友誼賽等。運動會上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赤色體育運動委員會。
教育
學校普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展教育事業，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小學校制度暫行條例》和《小學管理法大綱》，對紅色區域紅安縣列寧小學的設置情況以及與群眾的關系等，做出具體規定，普及學校教育，保障公民享有教育權。
蘇維埃大學
1933年8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召開第48次會議，決定開辦蘇維埃大學，由毛澤東、沙可夫、林伯渠、梁柏臺、潘漢年為大學委員會委員，毛澤東任校長，沙可夫為副校長。同年9月，學校正式開學，學校設在瑞金沙洲壩鎮中央大禮堂附近的黃土岡上，共有5棟茅草房。學校分普通班和特別工作班，計劃招生1500名學生。普通班為預科班，特別工作班為本科，分社土地、國民經濟、財政、工農檢察、教育、內務、勞動、司法、外交、糧食等10個專業班，學制半年。1934年4月，瞿秋白兼任蘇維埃大學校長，徐特立兼任副校長，中央決定將蘇維埃大學改名為“國立沈澤民蘇維埃大學”。蘇維埃大學是中央革命根據地（中華蘇維埃 共和國）的最高學府之一。1934年7月，蘇維埃大學與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中共中央黨校）合并。
醫療衛生
《中華蘇維埃勞動法》規定：對一切雇傭勞動者提供“免費的醫藥幫助，其家屬也同樣享受免費的醫藥幫助。”人民委員會發布《強固階級戰爭的力量實行防疫的衛生運動》訓令以及《蘇維埃暫行防疫條例》，中革軍委頒布《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三次衛生會議衛生決議案》《關于開展衛生防疫運動的訓令》等。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把衛生防疫作為醫療衛生的重點。中央內務部制定《蘇區衛生運動綱要》，增強蘇區群眾的衛生防護意識。在創建衛生管理治療機構方面，蘇區各級地方政權逐步建立衛生管理、治療機構。一方面創建衛生院、診所為群眾看病；一方面創辦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培養醫務工作者，傳授醫療衛生、防疫知識。開展群眾性衛生防疫運動，加強疫情防護。
社會
婦女權益與婚姻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規、法規，在保障婦女權益方面做出具體規定。《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規定，處于蘇維埃政權下的全部勞動者，無論性別、種族在蘇維埃法律上享有政治平等權，婦女享有同男子一樣的參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選舉細則》規定，居住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領土內的人民，年齡滿16歲以上的男女、無論宗教和性別都具備選舉選和被選舉權。《蘇維埃暫行選舉法》和《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第二十二號》中對婦女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再次確認，具體規定了婦女參選的比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規定，蘇維埃公民不分男女，同樣有平分土地的權利和平等擁有勞動報酬權；婦女在出嫁、改嫁、離婚可以帶走屬于自己的土地；對婦女在產前、產后以及哺乳期應享有的休息權利都進行了明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十大政綱》規定，改善女工待遇，增加工資，施行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封建婚姻制度是婦女遭受壓迫的直接來源，確立婚姻自由權是婦女解放的必由之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規定，確定婚姻自由為原則，廢除一切封建包辦強迫和買賣的婚姻制度。193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出臺后，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保障婦女兒童權益的三項原則，對中國婚姻制度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有關婚姻法令的制定和實施，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變革，維護了婦女的權益，對調動婦女的革命積極性，鞏固蘇維埃政權，具有重要意義。
勞動保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中央設立中央勞動人民委員會（簡稱中央勞動部），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被任命為首任中央勞動人民委員，劉少奇兼任副部長。中央勞動部下設勞動保護局、失業工人介紹局和經濟評價局，省、縣勞動部下設相應機構，監督各級蘇維埃政府執行保護工人階級各種法令的實施。中共中央先后領導制定了《勞動保護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兩部法律。蘇維埃政府的勞動保障制度在保護工人利益的同時，激發了工人的斗爭熱情和勞動熱情。但由于受“左”傾思想的影響，中央勞動部只注意保護工人的利益而不顧工廠老板的承受力，造成一些企業停業或歇業。從某些方面反而遏制了蘇區生產的發展。
郵電交通
為了適應蘇區的發展和軍事斗爭的需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發布第一號布告，決定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郵政總局，各省設立郵政管理局，統一發行郵票。縣以下設郵政分局或郵政代辦所，以瑞金市和長汀為中心，共開設6條郵政干線，同時開設其他郵路支局。保證軍需民用郵路的暢通。1932年7月，將原來的6條郵路干線擴充為15條特別快線。中華蘇維埃郵政共發行八種郵票，郵票及其它郵政收入一律上交郵政總局。電訊方面，中國共產黨 中央軍委于1932年成立瑞金通信學校，共分無線電隊、電話隊、旗語隊、司號隊等8個大隊，共培養出二三百名無線電通訊骨干。依靠繳獲的電臺和從白區過來的技術人員，建立了中央蘇區的通信網。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成立后，中央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出關于修筑橋路的第一號訓令，對修筑橋路的具體原則和開展筑路勞動競賽的辦法做出規定。并制定了修筑交通干線的計劃、線路的等級、路面寬度等。由于戰爭的影響以及勞動力的不足等因素，有關橋路的修筑計劃沒有全部完成，但也取得了很大成績，并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交通路線。對反“圍剿”戰爭和反經濟封鎖起到了重要作用。水運路線也是中央蘇區發展交通運輸事業的組成部分，通過改善巷道、增加船只，提高了水上運輸能力，使水運路線和陸運路線相互聯系，實行水陸聯運，促進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
民族工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以及發展民族語言和文化方面，也賦予少數民族平等的公民權利。將少數民族工作納入國家的內政層面，凸顯出民族事務的“內政化”特點。加強了對蘇維埃區域內少數民族各項民主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護。“一蘇大”還通過了《關于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自治區”的概念，進一步承認了少數民族的自決權。毛澤東在“二蘇大”上提出了“只有中國蘇維埃革命才能保證少數民族取得解放與建立他們自己的蘇維埃共和國與各民族間的真正和平與自由”。這一思想為后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爭取將少數民族的解放運動融入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奠定了理論基礎。
對外政策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就發表對外宣言，全面闡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對外政策，其主要內容包括：反對外國列強對中國的一切侵略和壓迫，強調國家之間不論大小一律平等；同社會主義蘇聯結盟，與世界上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結成聯合戰線反對帝國主義統治；不承認中國歷屆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一切外債，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租借土地和駐軍；沒收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銀行、工廠、礦山和交通工具；與一切國家平等建立和發展友好關系；主張和平，反對世界大戰和軍閥戰爭。這一系列的主張體現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外交原則。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宣布對日戰爭，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華族的徹底解放和獨立。同時發出《對日宣戰向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宣言》，希望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1934年6月19日，蘇維埃中央政府又發出《為國民黨出賣華北宣言》，再次揭露和聲討日本帝國主義侵占華北及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為。
歷史地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人民軍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是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首次以國家形態登上中國政治舞臺，在局部范圍內改變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剝削奴役人民的歷史；二是在經濟建設、民主法制建設、文化建設方面的成功經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積累了經驗；三是關于人權建設理論和實踐在20世紀中國人權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四是造就新中國治國安邦棟梁之才的重要基地；五是培植的革命傳統和優良作風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精神瑰寶。
毛澤東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作用主要有五點：第一，使廣大蘇區出現了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第二，統一了全國中國工農紅軍指揮，統一了全國各蘇區的政策法令；第三，造就了大批治國安邦的人才；第四，促使中國共產黨內“城市中心論”思想的轉變；第五，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運動的影響。
遺跡與紀念
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
又名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博物館，是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歷史而建立的革命類紀念館。以“人民共和國從這里走來”陳列館為主展區，包含中華蘇維埃紀念園、葉坪革命舊址群、紅井革命舊址群、“二蘇大”舊址群、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軍委舊址群、云石山革命舊址群等紅色景點。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紀念館
2023年11月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紀念館在江西瑞金舉行首日開放活動。紀念館位于瑞金沙洲壩鎮紅井革命舊址群東南側，整個紀念館共設六個展示部分，分別是：序廳、中國共產黨早期法制建設初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體系建設、中央革命根據地法制實踐、其他蘇區法制建設、傳承與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等，同時復原了“七里坪革命法庭”“馬錫五下鄉斷案”等多個場景。
臨時中央政府舊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舊址也是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會址，即位于瑞金葉坪村東側的謝氏祠堂，1961年，瑞金革命遺址（1931-1934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占地面積528平方米，1950年按原貌進行修復。
長汀縣福建省蘇維埃舊址
福建省蘇維埃舊址位于長汀縣城兆征路，原為汀州歷代考試場所。1932年3月18日在這里召開福建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福建省蘇維埃政府，并將省蘇維埃機關設在此處。舊址為庭院式土木結構民房，1978年維修復原。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在為長汀革命歷史陳列館。
中革軍委舊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舊址位于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壩鎮烏石壟村。1934年5月，中共中央將隨軍在前方指揮作戰的中革軍委遷移至瑞金市沙洲壩鎮烏石垅村辦公，1934年7月，前往云石山鄉梅坑村。新中國成立后，對中革軍委舊址群進行保護和修繕，1953年對外開放。是中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
評價
毛澤東對中央蘇區的看法和定位：中國蘇維埃區域是全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根據地，中國工農中國工農紅軍是全中國反帝國主義的主力軍。至于中央蘇區，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國蘇維埃運動的大本營。毛澤東認為，“工農共和國是一個國家，但還是一個不完全的國家。”
胡錦濤在紀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座談會上講話：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各部分紅軍的中樞指揮作用，擴大了黨的影響，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建設，以及后來新中國政權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干和組織、管理人才。
習近平在紀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九十周年座談會上講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根據地建設以及新中國的政權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培養了一大批領導骨干和組織、管理人才。
參考資料 >
紀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年座談會.央視網.2023-11-27
人民的江山——寫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90周年之際.新華網.2023-11-26
瑞金紅色政權:新中國的雛形.央視網.2023-11-26
“馬背上”的共和國.人民網.2023-11-23
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成立9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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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知識大家學丨黨史重大事件⑨.今日頭條.2024-08-28
探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的歷史淵源.黨建網.2023-12-14
黃浦少年說丨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遺址.黃浦新青年-今日頭條.2024-04-30
瑞金:中國共產黨開啟政權建設的探索.河北省政協網.2023-12-15
【黨史中的人大歷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人民民主政權的偉大開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陸豐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23-12-15
中央蘇區的創建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學習時報.2023-12-15
【黨史故事匯】“二蘇大”會:紅色政權的執政預演.澎湃新聞.2023-12-15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召開.贛南日報.2023-12-02
我軍軍旗式樣的歷史演變.中國軍網.2023-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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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紀念館舉行首日開放活動 尹弘出席.江西省人民政府.2023-11-30
國務院關于公布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3-12-02
國務院關于公布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3-12-02
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宣講家網.2023-11-30
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9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網.2023-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