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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又稱欠發達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是指經濟、科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的國家，與發達國家形成對比。在這些國家，工業基礎相對較弱，人類發展指數也相對較低。發展中國家的數量眾多，差異較大，主要分布在非洲、東亞、南亞、西亞、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等。

“發展中國家”這一概念最早在1964年的第一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上正式確立。但這一定義并未得到普遍認同，對于哪些國家應被歸為這一類別，也并無明確的共識。使用“發展中國家”這一詞匯存在一定的爭議，部分學者認為這是一個過時的概念。2015年，世界銀行宣布將逐步停止使用“發展中/發達國家”的分類，而更多地呈現各地區和收入群體的數據匯總。常見的劃分方法包括國際銀行的劃分法和聯合國的劃分法。世界銀行將全球各經濟體分為四個類別，包括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而聯合國則采用不同的標準，將發展中世界劃分為三個組別，分別是最不發達的國家、非石油出口的發展中國家，以及在20世紀70年代國民收入顯著增長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

在經濟領域，發展中國家表現出以下特征：是國際經濟新秩序構建的重要力量；擁有豐富的物產和廣泛的能源儲備；經濟發展速度較快；成為國際投資的新興地區。自21世紀初以來，中國、俄羅斯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超越了發達國家。但這些國家的社會福祉仍受發達國家的影響。在發展過程中，還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環境保護和貧困減少等挑戰。為了降低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賴，發展中國家還需要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從而實現更公正、平等和合理的國際秩序。

基本概念

“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國際用語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標志性事件是1964年召開的第一屆，從此聯合國系統內有了專門處理貿易和發展問題的常設機構，代表發展中國家力量的七十七國集團（G77）正式成立。

發展中國家，通常指經濟和工業基礎較弱、經濟發展滯后、社會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這些國家也被稱為中低收入國家、欠發達國家或不發達國家。隨著時間推移，自21世紀起，部分發展中國家實現了經濟增長。為了更準確地反映這些國家的經濟和工業發展狀況，國際社會提出了新興市場、前沿市場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等新概念，以突出這些經濟發展較為顯著的國家或經濟體。這些新概念通常用于描述具有較高經濟增長率和較大市場規模的國家或經濟體。

劃分方法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世界銀行以人均收入作為唯一標準，重新制定了國家分類體系。該體系將全球國家劃分為“低收入”“中收入”和“高收入”三大類別，其中前兩類國家被統稱為“發展中國家”。這一客觀指標迅速成為定義“發展中國家”的流行標準，推動了“發展中國家”概念在全球的普及。

聯合國的劃分方法

聯合國將發展中世界分為三組：最不發達的國家、非石油出口的發展中國家，以及20世紀70年代國民收入顯著增長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初始劃分中，全球最不發達國家有44個，非石油出口發展中國家88個，OPEC成員國13個。據聯合國2023年3月發布的《第五次聯合國最不發達國家問題會議的報告》中顯示，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有46個，這個被稱為“第四世界”的貧困群體，占據了全球約14%的人口。

世界銀行的劃分方法

世界銀行采用圖表集法，對各經濟體的國民總收入（GNI）進行計算，并以此對全球經濟體進行經濟發展水平的分組。該過程首先將各經濟體以本幣計算的人均GNI轉換為美元計算的人均GNI，然后根據當前的收入閾值，將189個世界銀行成員國和28個人口超過3萬的經濟體劃分至不同的收入分組。這種方式將全球經濟體劃分為四個類別：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通常，中、低收入國家被稱為發展中國家，而高收入國家則被稱為發達國家。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劃分方法

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推出了人類發展指數（HDI），以衡量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這是一個綜合性的指標，通過綜合考慮三個基本維度來評估國家的發展狀況。

傳統上，僅以人均收入衡量國家發展程度的做法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所打破。該指數從多個角度出發，包括預期壽命、成年人識字率以及經過購買力平價調整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等，同時評估消費者購買商品以滿足基本需求的能力。這些指標旨在全面展示國家在“人類發展”方面的進步，包括長壽、知識和物質選擇等方面。

根據計算得出的“人類發展指數”，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將各國分為三類：高人類發展指數國家、中等人類發展指數國家和低人類發展指數國家。這種分類方法意味著，一些經濟發展水平并非顯著的國家，因其“人類發展”方面的成就，被歸入高人類發展指數國家之列。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劃分方法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是全球唯一專門針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分類的國際組織。OECD根據國家或地區的收入水平，將這些發展中國家分為三類：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它將發展中和轉型中的國家和地區（包括非聯合國系統成員）根據收入水平劃分為三個主要類別：

低收入國家：1993年人均收入低于650美元的61個國家，其中包括29個最不發達國家。

中等收入國家：收入水平高于低收入國家，但未達高收入國家水平的73個國家。

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包括11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和13個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這些國家通常收入較高，工業化程度相對先進。

這158個國家和地區，涵蓋大部分欠發達國家和地區。

蘇聯和東歐經濟轉軌國家也被視為發展中世界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這些國家在歷史背景和發展任務方面具有獨特性，其轉型過程豐富了發展中國家的內涵。通常將這些國家視為一個新的國家集團，與亞非拉和中東的傳統貧困發展中國家有所區別。

基本特征

生產力水平低下

在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約有80%的人口居住在農村地區，同時超過6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然而，由于農業生產規模相對較小，機械化程度較低，這些國家的農業生產效率相較于發達國家顯著偏低。

生活相對貧困化

發展中國家在8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遠低于富裕國家，只有后者的二十分之一，這凸顯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除了少數石油輸出國，大部分欠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都大大低于發達國家。這種差距進一步放大了經濟實力的差距，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生活相對貧困化。

國內社會結構失調

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這導致了國內社會結構失調。這種貧困化不僅體現在國民平均收入水平的低下上，還體現在社會分配結構的不平等上。由于經濟實力的差距呈放大趨勢，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分化現象更加嚴重，少數富裕階層通過不公平的手段獲取了大量財富和資源，而廣大貧困人口無法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服務。

國際經濟關系的依附性

在早期的工業化國家，其現代化進程是建立在對外國和落后地區的經濟掠奪和剝削之上的。這種不公正的國際經濟關系一直延續到今天，形成了世界經濟格局的一部分，導致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和外匯流動方面對富國中心經濟的依賴日益增強。

主要矛盾

在現代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面臨與發達國家截然不同的發展難題和特殊性。這些國家經濟基礎薄弱，人口增長迅速，錯過了先發展國家的良機，在國際競爭中處于追趕者和弱者的劣勢地位。由于現代化進程受外部力量推動，在自身發展條件尚不成熟時急于求成，從而導致了各種發展目標選擇上的困惑。

經濟發展中的示范效應與超前效應

在現代化理論中，一個被多數人接受的假設是：當前先進的國家所達到的狀態，就是落后國家未來追求的目標。這些落后國家需要跟隨先進國家的腳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這種理論認為，現代化是一個普遍趨勢，每個國家都應該追求工業化和現代化，以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然而，這種理論并沒有考慮到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和經濟差異，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發展中社會參與和社會穩定的兩難選擇

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體制的現代化是其關鍵性的目標。其中，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民主參與是政治現代化的首要標志，而社會穩定則是實現現代化的必備條件。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重視政治體制的改革與完善，以實現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民主參與，并保持社會穩定。

文化發展中的價值沖突與斷裂

隨著現代化運動的推進，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文化沖突和文化發展滯后帶來的雙重挑戰。一方面，他們需要應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導致社會價值觀的混亂和模糊；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發展滯后，面對全球化、信息化等現代社會發展趨勢，他們往往感到無所適從，甚至對自身的發展方向產生迷茫和困惑。

發展目標順序選擇的復雜性

很多試圖跟隨西歐現代化腳步的國家已經發現這條路行不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由于各自不同的歷史進程、文化背景和經濟環境，在選擇發展目標順序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也可能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根據自身的國情和文化背景，制定適合自己的現代化戰略和政策。

發展模式的“趨同”與不可重復性

不僅僅是目標選擇過程中的困難，發展中國家在選擇自己的發展模式時經歷了更大的困惑，甚至走過更多的彎路。時至今日，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體會到，與其說是選擇發展模式，不如說是創造發展模式。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和困難，需要結合自身的國情和文化背景，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在這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挫折，需要進行不斷的嘗試和探索，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

主要國家

俄羅斯

2016年12月15日，俄羅斯銀行公布的通脹數據顯示，通脹率已降至5%，達到了現代俄羅斯史上的最低水平。這一水平低于其鄰國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通脹率。同時，根據俄聯邦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土耳其以及金磚國家中的南非和巴西的通脹指標也高于俄羅斯。

俄羅斯“高收入”的排名提升了振興經濟的信心。全俄生活水平研究中心主任波波科夫表示，經過20年改革發展的俄羅斯，此次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在國際銀行的年度經濟“考試成績”中，2017年俄羅斯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0743美元，排名在蘇聯地區僅次于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高收入”使俄羅斯實現人均年收入3萬美元的目標變得可行。然而，這一排名受到了一些質疑，有觀點認為世界銀行的評價偏高。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網站也發表評論指出，“高收入”只是“單科分數”，要成為“發達”國家還需關注“綜合成績”。

印度

在20世紀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印度將發展高技術視為戰略重點，致力于研究和開發計算機、原子能、航天技術等三大領域。在核能利用方面，印度取得了顯著的成果。1990年，印度已有8個運行中的核電站，此外還有6個在建設中的核電站。2007年7月，印度總統阿卜杜勒·卡拉姆在即將結束五年任期之時，為印度政府和議會設定了一項目標，即在2020年之前將印度轉變為一個發達國家。在印度議會發表離任演講時，卡拉姆表示，議會面臨著比以往更大的挑戰，特別是在人類發展和項目管理方面。他期望印度能成為一個負責任、透明、沒有腐敗的國家，人民生活美好并對國家的發展感到自豪。

中國

歷史及現狀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階段，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所以國務院于1979年8月13日確立了“出國開辦企業”政策，為中國企業的跨國投資奠定了基礎。之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關于在海外開設非貿易類企業的審批管理規定》等文件相繼發布，以及1988年國務院選取跨國經營試點企業等行為，支持和鼓勵中國企業開展對外投資。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為促進中國先進企業在全球投資區域擴張，參與國際經濟分工，十六大明確了將“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政策方針，中國經濟取得跨越式發展。在新的形勢下，中國經濟體系及金融市場逐步完善，境外投資制度體系進一步優化，依靠“出口導向型”戰略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使得中國企業具有一定程度的ODI資本優勢，所以企業需要不斷推進境外投資合作，提升國際分工地位，促進中國與東道國之間互相直接投資的雙向循環。

在21世紀初的全球GDP競賽中，中國的GDP快速上升。2005年，中國超越了英國；2008年，中國超過了德國；2010年，中國又超過了日本，上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一成就被《紐約時報》譽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里程碑，新加坡《聯合早報》則認為這是世界發展史的重要篇章。英國《金融時報》則預測，世界將逐漸適應這種新的經濟格局。

中原地區始終堅持“高質量發展”的原則，經濟總量不斷取得新突破。2020年，中國經濟突破了100萬億元；2021年，突破了110萬億元；2022年，再次突破120萬億元，登上新的臺階。然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二十大報告提出“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這為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國經濟已從快速增長階段轉變為高質量發展階段，投資、消費和需求結構正在經歷新的變化，產業結構也面臨著新的調整和改革壓力。

存在問題

學者約翰·加爾布雷斯曾提到，發展中國家有三種可以選擇的現代化路徑，其中之一是象征性現代化，如建設一流的機場、發達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項目，但這并不代表福利水平的提升。他指出，經濟發展不僅需要關注總量，更要關注質量。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中，也面臨著一些挑戰。

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投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資投資。外資在中國創造了顯著的GDP，但利益卻通過商品出口轉移到國外。有專家認為，中國雖有龐大的GDP，但實際力量并不強大，其中存在諸多隱患。具體表現在，中國經濟含金量較低，科技創新不足，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廉價勞動力和沉重環境代價。

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中指出，隨著經濟繁榮，一個曾困擾西方世界的問題也出現在中國，即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的同時，人們開始關注身份的焦慮。工資和生活成本的比較背后，反映了中國工薪階層對生活的擔憂。此外，分配不均和地區發展不平衡也是中國經濟面臨的“硬傷”。

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汽車生產和消費位居全球第一、部分大城市房價接近紐約和東京的情況下，中國容易讓人產生一種虛幻的錯覺。然而，當中國將目光投向農村和邊遠山區，以13億人口為分母，觀察各項平均數據時，感受到的則是巨大的壓力和責任。

發展展望

《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世界現代化概覽》是關于世界現代化和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年度報告。報告分析了過去300年的歷史經驗，指出21世紀發達國家大約為20個，發展中國家有100多個，而發達國家有可能降級為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也有可能升級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包括中等發達、初等發達和欠發達國家。根據報告的研究結果，預計在21世紀，將有100多個國家將全面完成第一次現代化，80多個國家將進入第二次現代化，發達國家將完成第二次現代化。

中國在2006年屬于發展中國家中的初等發達水平，處于第一次現代化的成熟期，第一次現代化已完成4/5，第二次現代化水平約為發達國家的2/5。在全世界131個國家中，中國的第二次現代化指數排名第七十位。然而，中國內地的現代化發展不平衡。北京已經達到第二次現代化的起步期，上海市和天津市處于從第一次現代化向第二次現代化的過渡期，浙江省等7個地區處于第一次現代化的成熟期，湖北等21個地區處于第一次現代化的發展期。

報告還提到，2006年中國部分地區的部分指標已經達到或接近歐洲比較發達國家的水平。北京的第二次現代化指數、城市化水平和大學普及率已經達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水平，綜合現代化指數、平均預期壽命和成人識字率接近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水平。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通過法案要求美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致力于在有美國參與的國際組織中剝奪中國享有的“發展中國家”地位。而2023年5月12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國是各方公認的最大發展中國家，美國想給中國送頂‘發達國家’的帽子，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著充分的事實依據。維護發展中國家地位是中國的合法權利。

重要地位

自發展中國家崛起以來，它們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日益突出，已成為全球事務中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在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方面，發展中國家發揮了積極作用，瓦解了原有的兩極格局，降低了戰爭風險，為世界和平作出了積極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兩極對峙格局形成，發展中國家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崛起。

在經濟領域，發展中國家具有以下特點：是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力軍；物產豐富，能源儲備廣泛分布在這些國家；經濟發展速度迅猛；成為國際投資的新熱點地區。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這些國家也面臨著一系列挑戰，如產業結構調整、環境保護和減少貧困等。在這一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致力于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爭取實現更加公正、平等和合理的國際秩序。

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和獨立，發展中國家秉持和平、中立、不結盟的原則，并倡導不結盟運動。這一運動的興起反映出，在國際舞臺上出現了獨立于兩極體系之外的力量，美蘇兩國的地位已經削弱，世界不再由少數超級大國主導。隨著時間推移，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壯大，對全球事務的影響力也逐步提高。這些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成為多極化趨勢中的關鍵一極。

趨勢發展

在20世紀8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愈發嚴重，債務總額從1981年的7519億美元激增至1991年的13500億美元。這場債務危機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包括投資減少、資金外流、人民生活水平下滑、貧困現象加劇等。據數據顯示，國際商業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凈轉移總額在1981年是凈流入360億美元，而到某一時期則變為凈流出300億美元。由于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以及初級產品價格的持續下跌，8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嚴重下滑。1980年，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額達到5586億美元，但到某一時期降至5165億美元。在8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內外債務總額急劇增長，導致財政支出和各種補貼增加，進而引發財政赤字。與此同時，工業生產停滯，農業生產下降，通貨膨脹問題加劇，使得赤字與通脹長期并存。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發展中國家普遍采取了混合經濟體制。自80年代以來，隨著發展戰略的調整，各國進行了以經濟私有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并在拉丁美洲等地掀起了私有化浪潮。改革的重點在于減少政府干預，發揮市場機制，尋求政府干預經濟的更有效途徑和方法。東亞國家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之一便是國家和市場在促進發展中的良性互動。這種互動有助于企業成長，發展商品經濟，推動市場化進程。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世紀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從80年代的3.8%提升至4.9%，人均GNP增長率也從1.5%提高至3%，年均出口增長率更是從5.8%增長至7%。然而，在前半期，由于西方國家經濟衰退、海灣戰爭、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等因素的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相對緩慢。到了后半期，由于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投資環境的改善，經濟增長速度得到了提升。但是，各地的經濟增長差距仍然較大。

為了應對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許多發展中國家在80年代開始改革外貿體制，調整匯率，取消數量限制，將限額改為關稅，并將關稅降低到統一的和合理的水平。盡管貿易改革過程中遇到了諸多困難，但實行貿易自由化國家的業績仍超過了其他國家。即使考慮到外部融資、貿易條件的變化、實際匯率的波動，以及OECD國家較快增長等因素，改革國家的GDP年增長率仍然較高。這為眾多發展中國家實施貿易自由化政策提供了鼓舞。

以墨西哥為例，該國的外貿改革始于1983年，經過多年的努力，完成了外貿體制改革。改革的核心是以自由貿易政策替代保護主義政策，尋求出口的增長和多樣化。通過降低關稅稅率、簡化進出口手續，逐步放開貿易限制，改革稅收制度，保持靈活的兌換政策，墨西哥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在世界主要出口國中，墨西哥的排名從1979年的第33位上升至1991年的第18位。1991年的出口額達到了360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總額的1.2%，出口增長率達到了17.5%，超過了世界平均增長率（7.5%）的一倍以上。同時，1991年的GDP增長率達到了5%，連續三年實現了經濟增長率超過人口增長率。

21世紀以來，中國、俄羅斯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超過了發達國家。然而，盡管經濟增長迅速，但這些國家的社會福祉仍然受到發達國家的影響。為了降低對發達國家經濟的依賴，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共同推動了經濟增長。例如，金磚國家和其他G20成員國在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也面臨著財政緊縮的挑戰。如果他們試圖模仿發達國家的經濟模式，可能會遇到問題。因此，中國認為需要創新一種新的經濟模式，以實現競爭與依賴并存的國際經濟格局。這種競爭主要體現在國際組織與機構之間，有助于推動全球經濟優化。同時，各國應保持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在全球經濟政策協調方面，G20發揮著重要作用，推動政策交流，助力一體化經濟增長模式的建立。G20各國也應積極促進國際組織間的對話與合作，通過不同戰略互相支持，實現可持續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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