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是漢末政治家劉劭所著，時間在220-236年之間，即曹丕、曹叡（）父子改革傳統選舉制度的時期，共三卷十二篇，隋唐志及四庫全書將其歸類為子集名家類，是一本杰出的人才學理論著作。在漢末魏初風云動蕩的時代背景下，人物品評風氣發生很大變化，受當權者重視個人實用價值影響，作為上層官僚的劉提出了系統總結人才學理論，對不同人的情性、才能、品格、能力進行分析和品鑒，提出了識別人才、因才施用的方法。
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十二篇，繼承先秦兩漢人才思想、人物品評理論，論述人物品鑒的難處，提出了人物識鑒的方法，構建了人物評價體系，提出了十二流業，針對識鑒誤區提出了解決方案，定人物物品鑒的重要性，關注情性，把其視為德、才的基點，分析人才各得其職、各守其位的重要性。簡言之就是，識鑒人才有二難，二難導致七謬，針對七謬提出八觀，人各有志，要把人才放在最適合的位置上。
《人物志》是兩漢以來人才品鑒學說的集大成之作，總結了人物評價的思想、標準，羅列了人物評價的客觀方法，思想內涵豐富，諸如美學思想、政治哲學思想、人才與教育測評思想、儒道名法兼綜思想等，肯定人物品鑒的重要性，關注情性，把其視為德、才的基點，認為不同情性會影響其才能的發揮。最早提出人物審美品評理論，開啟魏 晉時期人物審美品評、審美品味的先河，繼承了兩漢以來的學術思潮，影響了魏晉及以后的學術風格對后世作品的人物形象創作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不僅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人才學著作，也是世界上人力資源學著作的首創。
成書背景
成書時間
《人物志》共三卷十二篇，成書時間存疑，但王曉毅教授認為《人物志》的創作時間在220-236年之間，即曹丕、曹叡（叡）父子改革傳統選舉制度的時期，曹魏政權從察舉到九品中正人才選拔制度變遷。五涼時期敦煌人劉昞為其作注，《人物志》才得以保存流傳
時代背景
漢代的選官形式是察舉征辟，官方意識形態下的人物品評風氣是以“德、才”為中心，民間人物品評風氣是以“材、名”為中心，只有有聲譽、有名望才能當官，既重視道德、也重視個人才華，但道德評價更為重要，導致有才之人不得重用，權力集中于“名士”，是否有名望仰仗名士的點評。
漢末魏初，天下紛爭，君臣關系錯位，點評出現弄虛作假、唯權是舉風氣，一些有家國情懷的士人階層開始轉變品評之風，推崇道德節操的同時，更重視人的才性氣質。但由于外戚、宦官集團的暴力干涉，使得對個人的評價又開始轉向重名輕實。
建安時期，傳統的選拔人才方式如考察道德習性被重視個人才能取代，人才的實用價值更受統治者關注。曹魏統治者的思想由漢代重德輕才轉向重視唯才是舉，人物審美由道德向風韻轉變，東漢清議之風盛行，名士對個人才性的品鑒擴展到對政治的批判，受到當權者打壓，魏晉的時代精神為由清議轉向清談的“玄學”之風，玄風大盛。人才的辨識、培養、分類受到統治者關注，作為上層官僚的劉劭關注人物品評和人才評價，《人物志》由此誕生。
內容
第一部探究選材用人的杰出專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人才學理論著作，是分析考察士人人品、鑒識人才之方法與經驗的純理論性著作，分上中下三卷十二篇，目的是為統治者提供識人用人之術，涉及人物識鑒的理論、技術環節，以“隱性”的方式表達了對識人定名這一行為的謹慎態度。《人物志》一書不是把焦點對準被考察之人，而是把焦點對準考察行為本身。繼承先秦兩代人才思想及人物品評方法，以完整的理論框架區分和品鑒各類人物情性、才能、品格、能力，系統提出識別人才的方法。結合陰陽五行之說將以內在德行觀人和外在形貌觀人結合構建人物評價體系，吸收了當時的骨相品鑒風氣。評價人物時繼承儒家“中和”的傳統中庸之道，同時主張考察人物時需先觀察是否具有中和、平淡的氣質。
開篇 《九征》指出鑒識人才的難處，提出人的本質與性情的關系。人的內在品質表征于外在容相的現象，以五行區分人的材質，體現在五行金、木、水、火、土對應體相筋、骨、血、氣、肌，對應五性弘毅、文理、貞固、勇敢、通微，對應五常仁、義、禮、智、信，表現為五德。構建起自己的人物評價體系，指出人的資質、個性、容貌各有所出。從人物外在表現出來的神、 精、筋、骨、氣、色、儀、容、言九個方面觀察人的內在品質。
《體別》中主要體現“中庸之德”，這里的中庸不是做人做事”差不多“的意思，而是五德、九征具備，成為”圣人“，就是什么都做到最好，還指出兼材與偏材之人具備的不同品行，表明君主要學會識人用人，臣民要有自我認知。《流業》則是對人才職業進行分類，立足于政治現實，總結兩漢以前人物品鑒理論，出于政治治理需要，把人才品評為十二流業，包括清節家、法家、術家、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等，以德、法、術為分類標準，結合個人特征、能力、 優缺點、適合職位進行分析，如前三者指僅有德、法、術其中之一的材能，國體指三材皆備。
劉劭反思月旦、品評風氣，主要體現在《接識》《八觀》《七繆》中，寫出識鑒人才有二難：人才本身有復雜性，識鑒者有不同的主觀性。二難導致七謬誤區，針對七謬提出八觀，《接識》中批評人在識鑒人物時，常以自己的才識去度量他人，犯自以為是的錯誤，缺乏公度性，說明其他視角的重要性，應有多個視點的參照、多個維度的考量，心目中理想的識人之人是“兼材之人”《七繆》中總結了識鑒人物時常常出現的七個方面的謬誤，涉及察譽、接物、品質、論材等對人才的成長、發現、培養、使用理論進行論證，具有樸素唯物辯證法思想，系統總結了漢魏以來的人才學思想和理論。
在 《材理 》《流業 》《材能 》《利害 》等篇章中多次分析人才各得其職、各守其位的重要性。
思想
具有多種學術思想，是上接漢末清議下啟魏晉清談的重要過渡階段，融合儒家、名家、法家、道家等思想，由具體人事推衍到抽象玄理，開啟魏晉清談玄學的世風。
人才測評思想
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的人才測評理論，在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劉劭認識到人是可以被測評的，因為個人情性 、才質不同 ，所以能力大小 、任政情況也有所區別。受當時風氣影響，結合陰陽五行學說，認為人先有形體，后有精神，人的才與性在有了形體之后產生；在進行人才測評的過程中，運用聯系與發展的觀點，認識到身體素質與性格、性格與能力是有聯系的，應整體看待；人的才能是不斷發展的，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各不相同，認識到人成材的時間有早晚之分，要用動態發展的觀點進行測評；提出了測評的評定標準，即個人有無限發展，個人情性、才能的測評就要具體化、多元化。關注測評結果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穩定性，要反映被測者一貫的真實特征。
儒道名法兼綜思想
《人物志》兼容儒道名法各家思想，是多家思想的雜取之作。總結了漢魏以來爭論不休的才性之辨，《人物志 》中的儒家宗旨是“中庸 ”，恪守儒家傳統倫理，將中庸之道視為提高道德修養的途徑，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與德相聯系，將五常與道相結合，對儒家思想進行改造。書中引用老子學說解釋圣人中庸之德，用道家的無名來解釋儒家的中庸，出現了玄學色彩，將 “道 ”作為貫通傳統德的根本，串聯儒家倫理與道家的 “自然 ”。《人物志 》整篇在厘定名實關系問題，在隋唐志中均被列入名家，在分類的基礎上，列舉人才的特征及優劣。從人材學角度調和儒、法、道三種思想的矛盾，《流業篇 》中， “儒學 ”“法家 ”均被納入人才范疇，《材能篇 》指出“立法之能，治家之才也。“總的來說，儒道名法各家思想所占比例并不等同，根本思想還是儒家思想，只是借道家思想解釋儒家概念。
政治哲學思想
《人物志》的政治用途很明顯，就是為君主指出識才用才的途徑。書中提到：“兼德之人”，是中庸之才，可以為君；“偏雜之材”，只能為臣。這里的兼德指九征俱至，成為“圣人”才能為君；偏雜之材包括兼材與偏材，兼材指具備仁義禮智信中的一種道德準則，具備九征但不完善，偏材指具備五德或九征的一種。人為君或為臣是因為天賦的秉性，個人德性的不同導致在治理國家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君臣有別。君主的美德是“中和”“中庸”，要學會去“任人”“使人”。臣子個人的才能不同，就要量力授官，位人以才，發揮個人長處，如“清節家”掌管教育，“法家”主管刑法，在君主的領導下，長短互補。
美學思想
借鑒漢代的陰陽五行學說，劉劭把人的本體與才性、”氣“與才性相聯系，闡釋了本體、才性這類的抽象問題，關注人才品評，對人物品評由先秦以來的以品德為中心轉化為關注個人才性和審美。反映了儒家樂論中“和” 美學理念，體現在肯定儒家構建理想政治的“入世”思想，如任用賢才、推行仁政、以禮樂約束道德，最終恢復天地、人心、倫理和諧有序的理想社會。通過探討了儒家樂論的“和合”認識到個體的和諧狀態是其才性和審美呈現不同形態的基礎。《人物志》的美學思想還體現在自然平淡，一方面，借鑒陰陽五行學說，在“氣”與人和合的美學體系中實現政治與審美融合，追求政治審美和人物審美的融合與統一，另一方面，借鑒味覺美學《道德經》不爭的政治美學思想，反映個體才性與人物審美中和和政治功利與政治審美中和。
影響
《人物志》吸收儒道名法思想精華，總結了兩漢以來的骨相學說、人倫鑒識等品鑒理論，開魏晉時期人物審美品評、審美品味的先河。
《人物志》影響了魏晉南北朝之后出現的文學批評專著對文學人物形象的分析，如陸機的《文賦》、劉勰的 《文心雕龍》、鐘嶸的 《詩品》等，既有文學印象，還包含人物形象，《文心雕龍》中，將詩擬人化，把“風骨”運用到文學批評中；《詩品》中評價詩及詩人推崇“風骨”與辭采并重。
《三國演義》《水滸傳》形象創作也借鑒了劉劭 《人物志》寫作方式，即針對不同人物刻畫不同形象特征，《人物志》對于人物的點評啟發了后世小說評點中對人物形象性格描寫的分析。
《人物志》“英雄”審美形態影響了小說 《世說新語》的創作，如“雄”用于人物審美，突出人物的壯美，“英”用于突出人物的俊美，以“風骨”來描繪人物形象。
《人物志》也受到國外學者關注，如美國心理學家施萊奧克曾將《人物志》翻譯成《人類能力之研究》并出版，《人物志》不僅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人才學著作，也是世界上人力資源學著作的首創。
評價
美學家、哲學家宗白華認為《人物志》雖然是一部為政治服務的鑒人之書，但它在本質上仍表現出對更高境界的美的追求。
牟宗三評介為：是一部很有系統的妙著，品鑒的論述，我們可以叫它是‘美學的判斷’或‘欣趣的判斷’。
哲學家李澤厚《人物志》更具理論性，它明顯的服務于政治， 功利性很強，是中國古代最早系統地研究人物才能和個性的心理學著作，同時又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和哲學色彩。
學者袁濟喜評價《人物志》從“情性”出發的論人理論擺脫了兩漢時期的神學色彩，具有時代進步性，對于人性的解放、美學的獨立“至關重大”。
樸學大師章太炎評價：“后漢子書朋興，訖魏初幾百種。然其深達事理者，辨事不過《論衡》，議政不過《昌言》，方人不過《人物志》。
版本
現存抄本有兩本, 其一為由阮逸女作序的明抄本。其二為乾隆四十一年的清抄本，又名“四庫全書本”。
明代
傳播度較廣的一是明正德版本，二是明嘉靖版本。《人物志》最早的明刻本于明正德（1506-1521）發行，保留了劉劭原文和劉昞的注釋，鄭旻依據正德本于隆慶六年（1572）重刊，劉用霖據隆慶本于萬歷十二年（1584）翻刻，漢魏叢書本是程榮校明于萬歷二十年（1592）發行刊本，廣漢魏叢書本是何允中于明萬歷二十年（ 1592 ）發行的刊本，墨海金壺本則是愛新覺羅·颙琰十四年 （1809 ）發行的校刻本。明代發行本多集中于萬歷年間。
明嘉靖（1529）版本，劉昞的注釋章節損毀嚴重。萬歷五年（1577）李芮思益軒本據嘉靖版本翻刻，明萬歷十年 （1582 ）的兩京遺編本是根據思益軒本翻刻的。
清代
清朝文淵閣四庫全書抄本（乾隆四十一年 1776）是根據萬歷本翻刻而來。愛新覺羅·旻寧二三十年（1843）的錢熙祚校刊本-守山閣叢書本是根據明朝墨海金壺本刊刻，光緒五年（1879）的王謙德堂刊本-輔叢書本是根據道光年間的守山閣叢書本刊刻的。
民國
民國六年（1917）鄭國勛發行的龍溪精舍叢書本是根據清道光年間守山閣叢書本刊刻的，上海商務印書館于民國十年根據明正德刊本影印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中華書局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出版的四部備要本則依據明朝兩京遺編本翻刻。
當代
2007年-2011年，這一時期出版了《人物志》的譯注及解讀，如200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揚新平等人譯注的《人物志》；2009年，中華書局、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武漢出版社分別出版了由梁滿倉、伏俊璉、秦云俠譯注的《人物志》；2011年有陳洋編著的《人物志》全解、諸葛瑾主編的《<人物志>的智慧》出版發行。
參考資料 >